四年理论学习课结束，正当进入最后一年毕业临床实习的关键时刻，1962年6月下旬的某一天，学校召开紧急会议，突然宣布学校停办的决定。师生们一片哗然，这意味着苦读四年，同学们的理想即将化为泡影，老师们的辛劳也将付诸东流。为了给医院预留部分后备人才，学校决定留下十名同学继续完成实习，其方针是“自带口粮，自费实习，自谋出路”（当时称之为“三自”方针），而我却在预留名单之外。后来，还是傅老师的极力推荐才留下我参与自费实习。虽然如此，而我却格外珍惜这样的机会，留在傅老身边随他门诊、查房、会诊。直至1963年经过严格的考试，终于取得了毕业文凭，这张得来不易的文凭，就其“含金量”而言，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块“铁牌”，而这也预示着，下一步即将要跨越更加艰难的就业门坎。好在我精神上有着“圆梦”的理想支撑，再难的坎咬着牙也要迈过去。

当时公立医院人员编制控制极严，由于在校的学习成绩优异和实习期间的良好表现，我被留在医院作为“编外”人员（也就是临时工），参与了病区和门诊的临床工作，既算实习医生，也算工作人员，所谓工资也就是基本生活费。如此过了约两个年头，后来又因为政府有文件规定，编外人员不能再聘用，必须离岗，二话没说，我脱下工作服就离开了，后来按照国家政策，这段时间还是计为正式工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