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发展中医的“第二个春天”来临了，在中央“56号文件”的推动下，要求在全国各省市通过考试选聘一批中医人员进入全民所有制医院。我当时正患急性肺炎，但依然带病去参加考试，终于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我就又回到了南京市中医院。

进院以后，最初分配到内科，不久又被调到科教科，分管全院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我当时的要求是不脱离临床，兼职业务管理工作。十多年来，经历了中医科研从起步到发展的艰辛历程，针对当时中医界对科研普遍重视不够及科研能力薄弱的现象，深入调研后，悉心撰写了论文《中医临床人员的科研意识淡化倾向与对策》，发表于《中医药研究》，后又被《中国中医药报》转载，在业界引起一定反响。随后，经过院部决定，率先在我院制订了促进科研工作发展的一系列规定，激励了临床医师的科研热情，提高了他们的科研能力，对改变中医科研落后的现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此期间，克服人少事繁等各种困难，坚持负责编辑院刊《医学资料汇编》，从组稿改稿，到编辑出版，12年共出版了11期，约300万字，汇集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料，并从中协助院领导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医人才。

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医院确定我为傅宗翰院长的学生和助手，成为傅老学术团队的成员，后正式拜师作为其学术传承人，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傅老潜心研究岐黄之术，治学态度严谨，治学方法常有与人不同之处，他的一言一行、一方一药，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由于傅老为人正直，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常给学生们一种无形的压力。然而，他对年轻人却是爱护有加，非常关注我们学术上的成长和进步，常常与学生们互动进行学术探讨，而且以其自身为榜样，鼓励学生们开阔视野，积极进取。傅老给学生们传授学术经验常常是点到而止，促使他们独立探索，从不压制学生们的学术见解，也不要求形式上的刻意模仿，而是鼓励深刻领悟，灵活变通，开拓创新，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教益。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在20世纪80～90年代整理撰写了数十篇论文，不仅有临床经验总结，也有理论探讨研究，并积极参与国内学术交流。我分别于1981年、1987年和1991年被评为主治中医师、副主任中医师和主任中医师以及南京中医药大学附院兼职教授。

从事医教研工作50年，临床上在传承恩师学术经验的基础上，领悟开拓，探索多种内科疑难病的诊治和理论研究，有较多的体会和收获，先后撰写了《疑难病的中医辨证思路和方法初探》与《中医治疗疑难病的方法探讨》等论文，并负责编辑出版了《中医疑难病方药手册》（常务副主编），为疑难病的中医诊治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方法和经验，为探索建立中医疑难病的理论体系创造条件。在对结缔组织病的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做了大胆的探索，尤其对干燥综合征的诊治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总结大量病例的基础上，与恩师共同撰写了论著《干燥综合征初探》及《干燥综合征辨证分型规律探讨》，初步奠定了中医认识干燥综合征的理论框架和该病的诊治规律，并首次提出“燥毒症”的病名，制定了“燥毒清”经验方，在业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和广大患者的好评，全国各地前来求治者络绎不绝，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干燥综合征的中医诊治与理论研究》专著，书中对中医传统燥证理论和干燥综合征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研究，创立和发展了“邪毒致燥论”、“气虚致燥论”和“血瘀致燥论”，治疗上突破了单纯“滋阴润燥”的理论局限，拓展和创立了该病的一系列治疗法则，得到了业内同道的首肯和共识，并多次被引用。该书出版以后，极受广大该病患者的赞誉。此外我还主编及参编专著7部，发表论文60余篇。

本人曾被推举担任中医药学会名医学术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中医学会理事、中医多学科学会理事、江苏省中医痛证学术研究会主任委员、南京市中医学会副会长、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南京自然医学会副会长及名誉会长、江苏省卫生技术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南京市卫技高级职称评委会中医组组长等职。获各级科技进步奖12项，并被授予“南京市六五期间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从1995年起连续被遴选为第二、三、四、五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师承制导师、师承博士研究生导师、第四批师承优秀指导老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