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一种不愉快的知觉和感受的经历，常与已有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伴随存在。IASP的这一定义包括以下几个内涵：①疼痛包括躯体感觉和情感体验，两者同等重要；②疼痛是一种主观感受，并可在刺激消除后，伴随可察觉的周围损伤，遗留相应的情感反应；③组织损伤与疼痛反应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组织损伤并不是疼痛发生的必需条件，也不是足够的条件。心理学家强调，被简单地归纳在“痛”的标题下面的，并不只是一个特定的感觉，而是包含了若干不同性质的感觉和情感经验。由于在刺激开始到知觉形成过程中心理变量的介入，痛的可塑性和多变性要远远超过原先所能想象的程度。在痛觉的形成、维持、演变和调节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心理因素的广泛影响。因此，疼痛心理学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阐明疼痛现象与心理因素的关系以及作用规律，对于理解疼痛过程和提高临床疼痛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疼痛的理解是依据笛卡尔的二元论：疼痛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它反映了外来伤害性刺激的强度。其核心内容是：疼痛的强度直接反映了组织损伤或感觉刺激的性质和程度即个体疼痛程度与组织病变的程度相一致。组织中的疼痛受体通过痛觉纤维和痛觉通路投射到大脑的疼痛中枢，与电话系统相类似，如果电话线被切断，通话就不得不中止。根据这一理论，只要去除病因或通过药物或手术阻断痛觉传导通路就可以消除疼痛。同时期的另一理论是加强理论，即总和理论，它认为当刺激强度增大到某一阈值时便可引发疼痛。但是它们无法解释临床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没有组织损伤的疼痛或轻微组织损伤却报告有剧烈的疼痛、根据客观检查结果推测的疼痛程度与事实却不相符或同样程度的损伤造成的个体之间疼痛强度的差异，以及组织损伤程度相同的病人给予相同治疗疗效却相去甚远等。

早在20世纪初期，环境因素对痛觉形成的影响就已为人们所熟知。20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心理因素对躯体疾病的影响。根据临床观察，精神病患者疼痛的发生率很高，提示心理障碍可能是疼痛的原因之一。以后又逐渐发现，痛感知的形成依赖于复杂的神经网络交互作用，组织损伤所产生的神经冲动受到包括非伤害刺激激活的上行传递系统以及各种环境和认知因素所激活的下行抑制系统等中枢多个系统的调节。闸门控制理论（gate control theory，GCT）就是在感觉交互作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GCT的核心内容是在脊髓各个节段的背角都存在一个“闸门”，当机械、温度或伤害性刺激激活外周各种感受器时，一系列传入冲动进入脊髓，而某一瞬间允许何种信息上传是由“闸门”来控制的，并且某种冲动能否成功通过“闸门”一方面取决于刺激的强度和部位，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大脑高级中枢的下行冲动的调制。它使人们产生了重新认识包括心理过程的疼痛生理机制的浓厚兴趣，成为当代疼痛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不久以后，Mlzackhe和Casey提出了大脑存在感知识别系统、情绪影响系统和伤害性刺激处理系统，这三种特殊系统参与伤害性刺激处理过程，从而使痛觉体验从未受损的感觉传递观点上升到了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机制上。

从20世纪70年代起出现了三种心理学理论即：“操作式”学习机制（“操作性”式条件反射）、“应答式”学习机制（经典条件反射），以及社会学习机制（社会学习理论）。在操作式条件反射公式中，疼痛的行为学表现而非疼痛本身处于核心地位。个体的痛行为会因某些因素而得到加强如经济上的补偿、逃避责任、获得别人的关心等。“应答式”学习机制即个体对刺激产生的被动反应，应答有其特定的刺激，并且在刺激足够时，应答会自动地发生，比如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它们因为形成了条件反射而在用药之前或进入化疗室之前就感到恶心。社会学习机制即所谓的观察性学习，是指产生何种痛感觉取决于我们所见到事物，也就是说个体所产生的新的行为反应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获得的。

80年代以后，认知因素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通过研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患者对自身病情的态度、自我效能、预期、应对策略以及医疗保障等会影响其对疼痛的感受强度、活动情况、躯体功能障碍的程度以及治疗的效果。生理心理学家还研究了疼痛产生和维持过程心理和生理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有肌力、心血管活动以及自主觉醒状态的改变，并提出了生物反馈技术和放松训练等治疗措施。

影响痛觉的心理学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人格特征、既往经验、情绪和注意等。

研究表明，女性痛阈较男性低，她们更易辨认疼痛，而且疼痛耐受性比较差；女性表现出比男性更为经常、更为严重和更长时间的疼痛，而且更易体验出疼痛的反复。研究进一步发现：男性更多的关注于身体方面的刺激，而女性则更敏感于精神方面的刺激如出现恐惧和焦虑等感受；女性受暗示敏感性要显著高于男性；女性比男性更感性，也更容易在认知背景上强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女性更易产生共情即对他人疼痛的“感同身受”。这可能与遗传、生理性激素、环境和教育等因素有关。

疼痛在老年人中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与中青年相比较，老年患者的痛相关情绪和痛行为显著减少，老年疼痛患者对于焦虑、挫折、愤怒和恐惧的评分都非常低。对于儿童，有人发现儿童和青少年经常发生慢性疼痛，尤其是12岁女孩中疼痛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更高，并且种类更多。

与疼痛相关情绪有很多种，主要是不愉快的及负面的如焦虑、抑郁、害怕、愤怒、挫折等。研究涉及较多的是焦虑和抑郁。

焦虑可以引起痛觉加重、身体的损伤危害性增大、增加对身体健康的威胁以及延长疼痛体验时程并且可以影响机体生理过程，增加其他医疗并发症的风险，甚至可以降低疼痛阈值以致患者对任何感觉都会产生疼痛。

研究表明，40%~50%的慢性患者都伴随抑郁症状，慢性疼痛与抑郁之间有相关性这一点已经确定，但这一关系的性质仍不明了，对于抑郁与疼痛之间的因果关系仍存在广泛的争议。

临床资料表明，疼痛和焦虑／抑郁状态具有很强的共病性，即焦虑／抑郁症的患者，他们的慢性疼痛发病率显著增加；反之亦然。然而，给予具有抑郁倾向的人以外来的伤害性刺激，他们的主观疼痛感觉不仅不会增强，甚至反而减低。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有抑郁情绪的大鼠，即使在合并慢性痛的情况下，其对于外界刺激的敏感性也是下降的。这种矛盾的现象提示，慢性疼痛患者的自觉疼痛症状与机体对外来伤害性刺激的感受可能是两种具有很大差别的过程。但是产生这种差别的内在机制目前还处在研究阶段。

疼痛可能会与既往习以为常的经历所伴随的感受保存下来，新的经历总会将其拿出来比较。特别是个体早期的生活经验，对于疼痛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动物实验表明，在出生后隔离喂养的狗或猿，将它们的脚放在麻醉剂中，它们以后会产生疼痛丧失的感觉。与之相反，手术时没有麻醉与有麻醉的孩子相比，前者在多年后仍会对外周疼痛的刺激十分敏感，这可用于解释在童年时经常被虐待或性侵害的病人对疼痛的反应，这也形成了在纯粹心理条件下疼痛产生的解释模型。

心理生理学的一个普遍规律即是高度集中和持续的注意能使一种感觉特别清晰而其他感觉变得模糊乃至完全抑制。对疼痛过度关注时，会使其加重，而当分散或转移注意力时，疼痛的感觉就会减轻。许多试验研究证明，朗读紧张的故事、看有趣的电影、听音乐等都能使疼痛减轻。音乐疗法还具有辅助镇痛作用，巴尔的摩市圣阿格尼斯医院冠状动脉护理部主任雷蒙巴尔说：“听半小时的音乐相当于服用10mg的镇静剂。”

许多研究表明人格改变可以使疼痛加重和持续。其余研究则表明慢性疼痛患者可表现出一系列人格方面的问题。慢性疼痛患者情绪稳定性差、易激动、焦虑、紧张、敏感，有一定的个性偏差。疼痛患者有一定的个性基础，性格内向、不稳定、神经质者对疼痛较为敏感。也有研究发现神经质和外向性与疼痛强度无关，神经质本身与即刻疼痛、不愉快感有关，对延伸的痛情绪影响最大。另外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倾向于更频繁地表达他们的疼痛。

暗示对痛觉有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已为安慰剂效应的观察和研究所证明。70年以前，早期的科学家就提出“心态和暗示与痛感觉可以相互影响”。目前研究已经证明，期望机制是安慰剂作用（尤其是安慰剂镇痛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疼痛背景下，期待引起安慰剂效应的神经机制研究的表明，对疼痛减轻的积极期待能够抑制疼痛传递通路，激活内源性阿片能使神经系统起到镇痛作用。

催眠暗示是一种特殊状态下的暗示。在暗催眠状态下给予适当的暗示，受试者对伤害性刺激的作用有尖锐的触觉或强烈的热觉，但坚持不感到痛，甚至有些病人可以在深度催眠状态下未经麻醉完成大型外科手术。催眠镇痛并不是简单的注意力分散单独起的作用，可能是由于控制疼痛感觉皮质的调节起作用或催眠使脊髓抑制功能增强。

文化因素对疼痛的体验的影响在许多研究中被证实。与痛感知有关的文化因素包括对疼痛的描述、痛引发的反应、非专业的自我止痛措施以及医疗卫生系统的认识等。如19世纪就有人提出，不同种族其痛阈不同，妇女、白人和富人比非洲人、犯人和美国土著对痛更敏感。黑人较白人更多地抱怨疼痛，更容易引起生理或心理上的障碍。

疼痛是一种复杂的不愉快的情感体验，通常与组织损伤、炎症和疾病过程有关。由于疼痛是主观的和个体化的，因而在本质上是心理性的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Bonica就强调心理学在疼痛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心理因素在个体疼痛经验和表达中是一重要的病因。对各心理学派的研究表明：心理分析已辉煌不再，已被排斥于当代心理学主流之外；行为主义正在衰落，并且许多过去是行为学的东西已变成认知行为；尽管神经科学整体上正在日益辉煌，但还没有进入主流心理学；而发展最快和最引人注目的是认知心理学。

认知过程包括影响个体认识和改造世界方法的信仰和设想。对疼痛的认知可以通过影响情绪和行为发挥重要作用。在疼痛感知的整个过程中，认知因素都可以直接影响患者对疼痛的反应。认知因素能够直接影响疼痛相关的生理反应，主要包括增加交感神经系统紧张性、促进阿片肽（内啡肽）释放和增强肌紧张度。

自我效能是指患者对自己应对疼痛的能力的评价，它表明个体的自信程度。它包括了两种成分即观念预期（效能预期）和结果预期。观念预期是指相信自己能够圆满完成某一行为而导致某一结果的发生。而结果预期指个体对一定行为导致某种结果的估计。研究表明，观念预期可以减轻抑郁、消除应激、缓解疼痛、降低残疾程度，并且可以调节结果预期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例如：患者对于某种行为缓解疼痛效果的信任程度可以影响他们完成该行为能力的信心，而后者又会直接影响这一行为的进一步实施。

灾难感或灾难化思考是指病人对于自己的病情和现状抱着极其悲观的态度，而这种情绪状态对于痛感觉和躯体功能状态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灾难化思考的人常过分关注疼痛，很难应用适应策略包括分心或注意力转移。有证据表明病人的灾难化思考倾向与疼痛的剧烈程度和疼痛所致的悲伤呈正相关。

应对方式可以影响疼痛的感觉、处理疼痛及耐受疼痛的能力及活动水平。主动应对或积极的疼痛应对被认为是适应性的，可以降低疼痛强度、增加耐受性、缓解抑郁程度以及减轻残疾的水平。而被动应对或消极的疼痛应对被认为是适应不良，会伴随显著的灾难感，它可以导致疼痛加剧甚至抑郁情绪的出现。

迄今为止，研究者已建立了五种疼痛应对模型，即认知-行为模型、针对问题／情绪的应对模型、积极／消极应对模型、恐惧回避模型以及接受模型。

应对策略问卷（CSQ）是检测认知-行为模型最好的工具。CSQ所测量的各种指标中，疼痛灾难化对疼痛转归的预测效果最好。研究表明，疼痛灾难化得分高的患者其疼痛、心理应激和躯体残疾程度都相对较高。

通过“应对方式目录（WCCL）”进行评测，它将应对方式分为针对问题的应对即通过改变环境来解决问题和针对情绪的应对即为了控制特定环境下的情绪。已经证实，情绪应对的使用频率与抑郁和躯体残疾的程度正相关。

评价该模型的代表性工具是Vanderbilt疼痛控制量表（VPMI），它将应对策略划分为消极和积极两类。研究表明，消极应对对疼痛转归产生负面影响，如疼痛加剧、抑郁和躯体残疾。WCCL和VPMI主要用于关节炎痛研究。

恐惧回避程度的工具是坦帕氏运动恐惧量表（TSK），广泛应用于慢性痛的研究，如慢性腰痛或颈痛。研究表明，TSK高分患者其疼痛和残疾程度更高，并且更难于执行一些躯体动作如屈伸或上举运动。

其核心思想是，接受疼痛并愿意在疼痛背景下过有意义的生活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慢性疼痛接受问卷（CPAQ）专门用于评估这种接受性：一方面愿意体验疼痛，另一方面愿意参加正常活动。研究发现，CPAQ得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疼痛、抑郁以及治疗效果的变异性。

七情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变化，是机体的精神情感因素。一般情况下，七情是人体对客观外界事物不同的反应，属于正常的精神活动，并不致病。只有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了人体的耐受范围，或因先天禀赋不足，继由七情诱发，才能影响人的生理，造成气机逆乱、气血阴阳失调以及脏腑功能紊乱，导致疼痛的发作。如《杂病源流犀烛·心病源流》认为，七情除“喜之气能散外，余皆足令心气郁结而为心痛也”。《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若五脏内动，伤以七情，则其气痞结聚于中脘，气与血相搏，发为疼痛。”

人体是以脏腑经络为中心，气血为根本的有机整体。五脏与七情变化相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即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五脏气血盛衰是七情变化的基础，七情又反过来影响五脏气血。《灵枢·本神》：“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不同的情志刺激可以对脏腑产生不同的影响。如郁怒伤肝，则诸筋弛纵，痛连胸胁等；忧思伤脾，脾胃相表里，脾伤则胃气不行，出现脘腹胀满疼痛、纳呆等症状。

情志的异常变化可影响全身气机升降失常，气血功能紊乱，导致疼痛发生。《素问·举痛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过度愤怒可令肝气上冲，气机上逆，疏泄失职，壅滞不通出现头面疼痛；喜则气缓，心气涣散，推动无力，血行滞涩，出现胸膺疼痛；思则气结，气结则气滞血瘀，出现胃脘、腹部疼痛等；悲则气消，宣肃失常，通调失司，而出现饮停喘满而痛；恐则气下，精气下陷，清窍失养，发为头部疼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