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伤寒论》的病因与病种、辨病与辨证

《伤寒论》自从与《金匮要略》分编以后，成为专讲外感疾病的书。其所载的外感病因和病种方面，远远没有全部包括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和多种疫疠杂气的为病，主要是讲风、寒二邪所引起的“中风”（伤风）和“伤寒”（狭义的）二证（大流行时，亦当为疫疠）。虽然开头还提出温病和风温，末尾又附有霍乱一病，但关于温病的认识，仍然着眼于“伏气”成温，只言在新感风邪之后，又经误汗，才诱发成为风温者。霍乱一病，则讲了与伤寒互相转化的机制和可能。《伤寒论》中所讲的病因，主要是六淫中的风、寒二邪。其病种亦当是中风和伤寒两种。实际如下所述，只能称为二证。

既然《伤寒论》中的病因和病种很狭窄，那么，为什么论述的条文就有397（或398）之多，制方又有113之数呢（实际上遗缺一方）？我们又怎样用《伤寒论》指导自己开阔思路，更好地将其理法思想运用于临床的辨证施治中呢？这个问题将在后边的六经和六气理论中得到解决。

《伤寒论》一书既讲辨证，也讲辨病，而且以辨病统率着辨证。六经为病的纲领证，实际就是辨病，例如六经病变开头就有“太阳之为病”“阳明之为病”等语，以下则直称为“太阳病”“阳明病”等等。而每经病变中的“中风”“伤寒”等才是辨证，所以我们就有“太阳病中风证”或“太阳病伤寒证”等称谓。这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方法是科学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法则，因此，上述的病种，实际上只能认为是证种或证型；其病因也只能认为是外因，内因则在于六经生理上的变化。虽说是辨病，但也必须因证识病，即通过一切疾病所反映的证候来认识疾病。这里也有一定的机理存在，绝不是什么牵强或臆测，更不是中医不知辨病，而只是认识比较粗浅，方法不够先进。当然，说中医长于辨证，这是对的，《伤寒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人们通常把《伤寒论》的疾病归类方法称为“六经分证”，然而就其纲领来说，倒不如称为“六经分病”更为恰当。论中提出的“并病”与“合病”，即是两经或三经的疾病相并与相合，又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但必须说明，中医的辨病之中又必须包含辨证，而且是以辨证为先决条件的，这才能得出结论。即使如此，其辨病仍是以人体生理结构的划分和基本性能的不同反应为根本依据的。

这里再顺便提一下，仲景在《伤寒论》中主要讲风、寒二邪的病因和由此而产生的中风和伤寒两个病证，难道就忽略了六淫之中暑、湿、燥、火，以及疫疠等邪的致病吗？不然。第一，他在《金匮要略》中就已提出了痉、湿、暍等病证，可能由于当时流行较少而总结不够系统和详尽。但他也同样把这些病证按六经来划分，均以六经为纲。第二，在六经为纲的各类病证中，实际就反映了六淫之气的不同性质及其复杂变化。据此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以识别不同的外邪致病。第三，古人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寒为杀厉之气，故而为病最多，轻易感人，属常见多发病之类。因此仲景即全面阐述、系统分析，这也是可能的。

古人对温病的认识，除了时序不和、岁气乖违、火热等邪致病而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伏气”为病的基础之上的。即《素问·生气通天论》和《阴阳应象大论》里所说的“冬伤于寒，春必温病”；《金匮真言论》又说，“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反过来也可说是“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或“春多温病”。这里前者是讲致病的外因，后者是讲致病的内因，总的是指夏至前广义的一般温病（主要是春温），它是由于正虚寒邪内伏而发生，故称为“伏气温病”。至于风温一病的发生，固然有的是风热之邪新感所致。但大多则认为是寒邪先伏而成温于内（所谓郁而化热），风邪后感而诱发于外，这就是所谓新感引动伏邪为病，其病因又增加了风的内容。

综上所观，《伤寒论》中虽提及了温病和风温，但仍不出伤寒和中风病因的范畴。因此，对温病和风温，仅在前边太阳病中一提，后即不再加以论述，实际是统属于中风和伤寒两个病证之中，而作为一种热化了的变证来看待，包括在整个《伤寒论》的六经为病之中。至于伏气温病的问题，则当在另篇讨论，这里就不再多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