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辨证论治源流

整体观和取象比类是中医学形成之初业已确立的一种直观、便捷、有效的认知思维方法，这在《黄帝内经》中已反复表述与强调，但辨证论治方法的具体表达与应用则是首见于东汉时期的张仲景。

关于辨证论治的由来，山东张效霞教授认为张仲景所提出“随证治之”的实质就是辨证论治，但必须强调的是其“辨××病脉证”辨出来的是“病机”，而不是什么“证”或“方证相应”。这种解读，与本文所说以病机分析为核心的辨证论治是治病求本的一种实现方法类似，此正是不少研究者所忽略的。

后世医家，如宋·陈无择《三因方》提出“因病以辨证，随证以施治”；金·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则重视病机，相机施方，属于病机辨证；元·朱丹溪将中医学概括为“脉因证治”；明·张景岳《景岳全书》谓之“诊病施治”，总结出阴阳为纲，表里、虚实、寒热为变的辨证方法，使中医诊治疾病的思路流程更加简洁明了；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提出“因病施治”；明·周之干《慎斋遗书》认为“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而设“辨证施治”一节；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崩漏》中有“辨证论治，仿佛已备”之语；清·徐灵胎《伤寒类方》则有“见症施治”之称；清·章虚谷《医门棒喝》首提“辨证施治”。由此可见，在古代文献中的辨证论治思想有症、证、病的不同表述，今人往往解释为古人常用的通假字所致，其实，如果立足于治病求本理念，则无须纠结于三者本意的异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许多名老中医如任应秋、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将辨证论治的地位上升到是中医最主要特色的高度，并取得基本的共识，但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对证的标准化、规范化及其本质的研究广泛开展，加上近年来老一批名医渐次仙逝，原本已达共识的基本概念内涵又再次陷入混用、滥用之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