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爱中医的:蒋戈利的中医多维创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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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容超越型思维是爱中医的正道

客观而论,中西医同为维护人类生命健康,防治疾病的知识体系和生命科学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与潮流日益强盛的当今时代,不可能永久地各自独立存在和发展。这既有违人们对完整医疗服务的需要,也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中西医从理论到实践、从医学到医疗的汇通融合”,既是世界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西医学各自发展、共同走出困境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和多元文化长期“共存互鉴”的必然结果。我们坚信,人类医学的服务对象与特性、宗旨,就是中西医药学会通融合的最大和最基本的公约数。

为此,笔者在人文整体思维范式的指导下,基于人性良知良能的人生信念和现实务实求是的创新精神,以“突破传统思维禁锢,消解医学汇通壁垒,融合中西医学精华,构建人文整体医学”为信念与目标,提出并创建了“包容超越型”人类医学发展观念[4]。基于医学哲学的高度映照,邃密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解渊源,追溯中医核心理论的构建历程与中医药2000多年的传扬历史。笔者发现,包容超越思维乃是“忠爱”中医药的思想法宝,是中医药学赖以形成、发展与创新精进的恒持正道。

(一)中医理论根基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容纳与运用

《医学三字经》:“医之初,本岐黄,论大略,分阴阳。”“分阴阳”放在最前面,昭示着“阴阳理念”是中医药学的理论根基,自古以来就是中医药学认识生命、辨识疾病、防治病痛、保健养生的核心理论。中华“传统文化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根基——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的来源是阴阳家邹衍的天人合一思想”[5],阴阳失调致病说是中医学最为核心的标志性理论。阴阳的平衡是相对的,只存在动态的平衡,却没有绝对的、永久的平衡。人体的生理过程体现出阴阳的不断此消彼长,也就是有盛有衰,当然这是在一定限度内实现的。在中医看来,人只有在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才能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若是遇到外界致病因素的影响,造成人体阴盛于阳,或者是阳盛于阴,就可能生病,这即是中医说的“阴阳失调”。《内经》记载:“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即是善于诊断的医生要观察人的气色,通过把脉,首先要区别是阴证还是阳证。《内经》的治病原则即是“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就是使人体的阴阳保持相对的和谐与平衡(《素问·至真要大论》)。

中医抓住了阴阳,再把人体的心肝脾肺肾五脏与金木水火土五行配合。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史上,《易传》解决了“使天能成立的基本道理(法则)是阴与阳;使地能成立的基本道理(法则)是柔与刚;使人能成立的基本道理(法则)是仁与义。”在原始五行说的基础上,思孟学派把五行发展为仁义礼智信,应用于伦理学的领域,邹衍把思孟学派的伦理学的五行发展为人类社会历史领域里的五德终始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五行的要害是阴阳,从而掌握了开启五行之门的钥匙。而《内经》把阴阳五行发展为中医学领域里与人体心肝脾肺肾五脏相结合,成为治病的一门学问。

把阴阳五行学说具体到了人体,形成了医学理论,就创造了中医。这是中医药学对中华传统文化阴阳五行学说的包容与发展。

(二)包容超越型思维驱动着中医药学的创新与发展

1.包容超越型思维源自中华文化的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是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体,兼容诸子百家,即主要是阴阳、道、法、名、墨、农、兵等家,以及佛教与道教思想精华于一体而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它源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以孔子为代表的、以儒学为主体,包容道、法、墨、名、阴阳、兵、农等各家的科学文化精华。实际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综合的创新。再加上后来历史的发展,吸收了佛教、道教思想,成为一个极富包容特性与优势的文化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如果只强调某一个方面都是有问题的,因为整体大于局部之和。以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为指导来进行研究,这比局部研究要好得多,深刻得多。

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范式,也是一种辩证、包容的思维方式。这一富于海纳百川精神、包容胸怀的思维范式,把人与宇宙视为一个整体,构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并大大地提升了《易》的地位。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易》。《易传》的乾、坤两卦,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目的,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顺应自然的发展,自我强盛。“厚德载物”的精神,就是一种极大的包容精神。即使西方的文化,你进来,我都能容纳,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造成我们自己的文化,例如我们把外来的佛教改造成中国的佛教——禅宗。

以上所述,便是笔者经多年寻觅,才有幸发现并竭力倡行的“包容超越型思维”的中华传统文化渊源,也正是这一贯穿于中医药形成、成长始终的思维模式,赋予了中医药学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引领中医药学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书写了非凡的学科历史,铸就了辉煌的医学成就。

2.包容超越型思维铸就了中医药的辉煌历史

纵观五千年古今中医药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窥视“包容超越型思维”所铸就的中医药辉煌成就和非凡历史。

(1)铸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文化核心价值

其中获得学界公认、最具特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价值及意义[6],主要有:

天人合一:也称“天人相应”“天人和谐”,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观念,也是儒家文化思想的基本观点,揭示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促成了中医整体观念的逐渐形成、发展和完善。强调人体自身和人与环境的统一与和谐,人与天地相应,人的生、老、病、死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所以,看病要看整体,要看气候、地域和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以人为本:包括人本思想、人性思想和人文思想。它不仅是中医药文化的轴心,而且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黄帝内经》提出:“天覆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均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气质和精神品质的具体体现。

大医精诚、医乃仁术:也可表述为“仁和精诚”“仁心仁术”“精诚专一”等,是从医疗职业道德层面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凝练。儒家的仁善伦理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嵌入了医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内化为“发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的从医动机。

(2)铸就了中国传统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

我们可以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代中医药的主要发展情况,追溯包容超越型思维引领下所造就的非凡历史[7]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期,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了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恢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达到了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时期,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有力地促进了医药卫生方面的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大明朝时期,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如此一来,形成了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古代中医药文化及文明,为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

(3)奠定了越挫越勇的传统医学奇迹

经过了与近现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出现了中西汇通融合的探索,促使传统医学逐渐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