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

虽然来找母亲看病的人很多，好多人对母亲甚至推崇到迷信的程度，但我小时候对此不以为然。

我尊崇的是西医，这来自父亲的影响。父亲在大学教书，信奉科学，追赶时代潮流，总是能最先获知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为此兴奋不已。我为父亲描绘的科学蓝图所吸引，相信科学能无限地解决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如果说科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仅仅是时间问题。

西医就是科学在医学界的首席代表。

父亲对我说，在青霉素发明前，每到春季，病死的孩子扔在郊外，比草捆子都多。看看如今的人口增长率，就是西医保障的结果。过去，人们对男人最担心的是“车前马后”，对女人最担心的是“产前产后”，如今西医的手术将这个问题解决得令中医望尘莫及。西医难道不够伟大吗？我认同父亲的说法。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逛医院。医院可称作科技博览会，各种检测手段之高超令人吃惊。我在省医院看到什么“肌电”“射线”之类的大型仪器，已觉得够登峰造极了，可到了北京的医院，人家医生一挥手就是“去做个基因检测”。其检验报告单上没有一个汉字，密密麻麻的全是英文字母、数字符号，配以彩色基因图谱。我看不懂，可还是久久地看，这些尖端科技真是太有震慑力了，我怎能不被它震慑得五体投地呢？

西医院高大、亮丽，先不说能不能治好病，光挨个设备过一遍，便死而无憾了，因为你可以通过片子、屏幕等亲眼看到置你于死地的肿瘤、病毒的形象。西医直接治病，直接用刀切割肿瘤，用射线杀“病”……而且各种报告单在你手里攥着，让你死也死得心里明白。

我曾在一套现代化手术室的候诊间等候一位专家。护士一会儿告诉我：“正在打洞。”一会儿说：“在造隧道。”一会儿又说：“开始搭桥。”我觉得这个医学专家是个地地道道的工程兵，正在修建新的铁路干线。

相比之下，说中医怎么原始都不过分。中医没什么设备，一些老中医甚至就在三尺蓬屋里给人看病，设备就是三根手指头。母亲就讲“拎着三根手指走天下”。母亲的诊室就是在家里。后来她病了，躺在床上也给人摸脉。

中医的这种简便性使母亲常在深更半夜被人用车接走，潜入医院，给脑炎的病人敷药，给中风的病人扎针，给要死的人诊脉……

中医的治疗手段不过是针灸针、刮痧板、火罐之类，更多的医生连这些也不用，仅用廉价的草药。一位中医曾告诉我，每一地所生长的草药就足以治疗当地的绝大多数疾病了。

母亲虽然没什么设备，但看的病却不少，除了不正骨，不开刀，她什么病都治，不分科，不分男女，什么样人都有，什么病都有。经常有刚出生几天的婴儿被抱到母亲这儿来，或抽、或烧、或将死。母亲拿一根细细的针灸针，扎扎手，扎扎脚，扎扎肚子，往嘴里抹点药，头上敷点药，孩子就好了。母亲看婴儿不摸脉，是看手，看手指上的血管和掌纹等。有时她看过婴儿的掌纹后会轻轻叹口气，我就知道这孩子是智障。

如今，看人们治疗银屑病、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病非请专家不可，我就感到奇怪，医生就是医生，还分什么专家？专家的含义是不是单项分高于普通医生，综合分低于普通医生？可我小时候看母亲治这类病都是平常病，也是手到病除的病。看如今专家治银屑病，告诉患者绝不可沾酒。我就想到母亲治这病恰是服用药酒，只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时药稍贵。记得母亲有一次开了药方，再三劝一位中年妇女说，她15岁的女儿得的病得抓紧治，一定不要疼惜12元钱，把药抓了给孩子吃。后来那个孩子死了，母亲很奇怪，一打听，那母亲果然是舍不得12元钱，没给孩子吃药。

中医治病缺少设备和手段，这是我小时候看到的中医的缺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看病不是越来越简便，而是越来越复杂。过去医生可以背着药箱出诊，现在是救护车拉着病人到医院就诊。因为在家里已经看不了病了，便是救护车里的仪器、设备也不少。现在的医生离不了仪器，所说的大医院含义就是拥有大量仪器。走好几个城市的医院只是为了确诊已属正常。我这样看病时就自嘲说，与其说是用仪器给我检病，不如说是我检阅机器。尤为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同样的检测设备，每到一个医院便出一种检测结果，这诊断也就不一样，所以好多人就一路看过去，一直看到北京、上海为止。这病看得是不是够麻烦、够复杂？这医疗成本有多大？普通老百姓能这么看病么？

小医院为了生存，就会几个医生集资买一台仪器，然后尽一切可能让病人用上这仪器，这台仪器赚的钱只有投资的人才能分成。于是，一个机器一个“坑”，病人到医院躲得了这个“坑”，但躲不了那个“坑”，都是坑钱的。

物极必反。看病太复杂了，有时反倒使我怀念起母亲那“三根手指走天下”的中医气概了。这使我意识到，诊断方式简单也是中医的长处，让医生走天下总比让病人走天下要好。

从前给皇上看病的设备也是三根手指头，与百姓看病无异，皇上治病喝的也是中药汤。所以，百姓有羡慕皇上荣华富贵的，却没有在治病上羡慕皇上有什么特殊的。但在没有了皇上的今天，却因治病的复杂程度将人重新划分出等级来，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有一部分反对中医的人就是出于看人家在西餐厅吃饭而不甘心自己在小饭铺吃面的心理。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医疗上的不平等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有人认为医疗本身具有的趋高性是现存问题的症结，都想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可我认为，人们真正需要的是最好的建议，需要信得过的医生朋友。从母亲的行医实践中我总结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