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现实生活的呼唤
如果真正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估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科学的发展状况，谁都无法否认，这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0年来，历史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辉煌的成就。不论是发表的论文和出版著作的数量，还是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扩展；不论是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学术争鸣气氛的逐步形成；不论是大量新史料的发掘整理，还是对某些重大史实的考订纠谬，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性的进展。应该说，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那么，又应该怎样来看待前几年一度颇为流行的关于“史学危机”的呼喊呢？我以为，在一片热闹的呼喊声中，大家对“危机”这个词所指的含义是很不一样的。很多同志，出于一个学术工作者的严肃的责任心，不满足于史学研究已有的成绩，对史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其中的某些状况感到不满，感到不安，甚至感到焦虑，认为史学研究还很不适应飞速前进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同现实生活的结合不够紧密，没有能充分发挥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理应起到的作用。这种想法无疑是积极的，合理的。但毋庸讳言，也确有一些人，他们所说的“史学危机”，是指史学研究从理论到方法都过于“正统”，没有或太少突破马克思主义的“框框”，认为如果不脱离或摒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史学研究就只能走进死胡同，陷入“危机”。
后面这种意见，在史学界显然只占极少数，但却正是前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一种反映。1989年7月13日，纽约的《中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到前几年中国理论界的状况，说：“那时候，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词汇新鲜，谁写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 ‘优秀’的理论家。”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在有些人的理论文章或文艺作品中，一笔抹杀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力否定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民族性格，似乎以往的历史，包括近现代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历史，全都是一大堆错误的堆积。很有点奇怪也很有点可笑的是，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却竟是在“爱国”的旗号下招摇过市的。爱国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不是正好针锋相对的吗？但有的人就是有这种本事，能把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理由是：他们忧国忧民，充满着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横看竖看，觉得中国历史一团漆黑，中华民族一无是处，只有“彻底否定”，别无出路。否定以后又怎么办呢？那自然只有全面接受西方“蔚蓝色的海洋文化”，并且连“政治也要学西方”了。
我孤陋寡闻，似乎还没有听到哪一位认真研究历史的同志赞成这种荒唐的呓语。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胡说八道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史学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科学活动，消除这些错误舆论的影响。
不是有人十分反感对历史文化采取分析的态度，认为“批判地继承”就是可恶的中庸之道、折中主义吗？可惜的是，客观历史本身就是复杂的，既有“是”，又有“非”；既有“善”，又有“恶”；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有这些，并不因为某些人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有所改变。一些丑恶的、落后的或者过时了的观念、心理、制度、习惯之类，至今作为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人们精神上的“因袭的重担”，仍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作用；也有一些民族传统美德，经过改造、丰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历史文化或者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痛快则痛快矣，无奈谁也没有本事真正做到。史学工作者的一个责无旁贷的任务，只好是耐下心来，如鲁迅所说，对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传统历史文化，细致地“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否则，“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最近，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强调，应该重视对广大青年进行国情教育，包括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等等。只有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比较深切、比较实际的了解，才能够真正懂得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也才能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投入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作为史学工作者，理所当然地能够对国情的研究和宣传做出更多的贡献。
在四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面临着或者将会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新的挑战。回答挑战，克服矛盾，解决问题，我们的事业便不断前进。在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中，不论是属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或者其他什么领域，在研究对策的过程中，总是毫无例外地既要考虑其现实状况的一面，又要考虑其历史状况的一面。就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历史科学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是有着最为广阔的用武之地。过去并不是现实生活没有对历史科学提出各种迫切的要求，没有呼唤过历史科学对现实生活进行积极参与，倒是我们史学工作者自己应该对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和兴趣。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过去4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工作中，史学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