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

鸦片战争的发生及失败，对中国社会，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心理上，都产生了极大的震颤。恰恰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即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的河南祥符决口，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的江苏桃源决口，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的河南中牟决口。这三次黄河漫决，受灾地区主要为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波及山东、湖北、江西等地，这些地区大都离鸦片战争的战区不远。因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不能不给战祸造成的社会震动更增添了几分动荡不安。

在中国历史上，黄河曾孕育了中华文明，也带给了人们数不尽的灾难。到了晚清时期，黄河“愈治愈坏”。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对黄河一贯采取“有防无治”的方针，如道光初年河道总督张井在一个奏折中所说的：“历年以来，当伏秋大汛，司河各官，率皆仓皇奔走，抢救不遑。及至水落霜清，则以现在可保无虞，不复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至河底日高，清水不能畅出，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河底之下，惟仗岁请金钱，将黄河抬于至高之处。”以至造成河身堤身竞相争高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是随着吏治的败坏，河工积弊层出不穷，官员们将巨额治河经费挥霍贪污，“防弊之法有尽，而舞弊之事无穷”。结果便是《清史稿》所说的，“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本文将要叙述的鸦片战争爆发后的连续三年黄河大决口，不过是道光朝河患较为突出的表现而已。

一、1841年的河南祥符决口

1841年夏，正当英国侵略军肆虐闽、浙之际，黄河在祥符县（今属开封）上汛三十一堡决口。据8月7日（六月二十一日）上谕，河道总督文冲曾于数日前上奏：“本年入夏以来，黄河来源甚旺，各厅纷纷报险，所有下南厅祥符上汛三十一堡，滩水已过堤顶，漫塌二十余丈。”这个奏折没有提具体决口日期。曾国藩在一封家信中曾说：“黄河于六月十四日开口。汴梁四面水围，幸不淹城。”但署理河南巡抚鄂顺安在奏折中则称：“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祥符汛三十一堡漫口，省城猝被水围，其非常之险，层见叠出。”两个材料所记决口日期略有出入，当以鄂顺安奏折较可靠。

这里都提到了水围河南省城开封之事。事实上，冲出决口的黄水曾包围开封达八个月之久，这在我国灾荒史上也可说是极为罕见的。赵钧《过来语》记：“六月初八日，黄河水盛涨。至十六日，水绕河南省垣，城不倾者只有数版。城内外被水淹毙者，不知凡几。”《清代七百名人传》中《邹鸣鹤传》云：“是年六月，河决祥符上汛三十一堡，省城猝被水围。（署开封知府邹）鸣鹤露宿城上七十昼夜，随同巡抚牛鉴等竭力修防。省城形如釜底，堤高于城，河水冲决，势如建瓴……堵御八月之久，城赖以全。”一份专门奏报此事之折片称：“臣于七月二十二日到省，正至急至危之时，即驻宿城关，督率官民日夜防守。目击浪若山排，声如雷吼。城身厚才逾丈，居然迎溜以为堤，而狂澜攻不停时，甚于登陴而御敌。民间惶恐颠连之状，呼号惨怛之音，非独耳目不忍见闻，并非语言所能殚述。所赖官绅士庶不避艰危，凡可御水之柴草砖石无不购运如流，凡力能做工之弁役兵民无不驰驱恐后，始能抢修稳固，化险为平。至霜降以后，水势虽见消减，而凌汛旋又届期，复经署开封府邹鸣鹤会同兰仪同知张承恩等先事预防，所有冲顶之处，皆密排逼凌木椿，冒寒守御，城身幸未被冰击撞。迨上游解冻，即据驰报，万锦滩骤然长水，又须加倍严防。计自上年六月望后至本年二月初旬，共阅八月之久，大溜一日未经离城，即一日不敢稍懈……伏查此次省城被水，实出非常，为二百年来所未有。”此折原件残缺，作者不详，但据奏折内容推断，似为替代文冲任东河河道总督之朱襄所上。

原来的河督文冲，先是被朝廷革去职务，后来又“枷示河干”。堂堂的总督竟被枷号示众，这可以说是极大的羞辱了，但对于文冲来说，却实在是罪有应得。据记载，文冲任河督时，与河南巡抚牛鉴“同在一省”，却“久不相能”，专搞摩擦，且“视河工为儿戏，饮酒作乐，厅官禀报置不问，至有大决”，可见文冲实为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责任者。待河决之后，文冲又荒唐地主张暂缓堵筑决口，放弃开封，迁省会于洛阳。文冲的这个错误主张遭到清廷特意派往河南“督办东河大工”的大学士王鼎、通政使慧成等人的抵制，才未实现。《清史稿》记载此次争论情况说：“（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决祥符，大溜全掣，水围省城。河督文冲请照睢工漫口，暂缓堵筑。遣大学士王鼎、通政使慧成勘议。文冲又请迁省治，上命同豫抚牛鉴勘议……八月，鉴言节逾白露，水势渐落，城垣可无虞，自未便轻议迁移。鼎等言：河流随时变迁，自古迄无上策，然断无决而不塞、塞而不速之理。如文冲言，俟一二年再塞，且引睢工为证。查黄水经安徽汇洪泽，宣泄不及，则高堰危，淮扬尽成巨浸。况新河所经，须更筑新堤，工费均难数计。即幸而集事，而此一二年之久，数十州县亿万生灵流离，岂堪设想。且睢工漫口与此不同。河臣所奏，断不可行。”如果真按文冲的意见去办，千万群众将葬身鱼腹，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前往江苏赴按察使之任的李星沅，路过河南时，在日记中亦云：文冲“妄请迁省洛阳，听其泛滥，以顺水性，罪不容于死矣！约伤人口至三四万，费国帑须千百万，一枷示何足蔽辜？汴人欲得其肉而食之，恶状可想！”

在这场争论中，河南巡抚牛鉴站在正确的一方。但有的材料把牛鉴描写成与群众同甘苦、同洪水作搏击的人物，却也大谬不然。事实上，河决之后，牛鉴见“水势直冲省城”，只是“长跪请命”，祈求上天保佑，并未积极组织抗洪斗争。水围开封之后，牛鉴一味注意“力卫省城”，不及其他。虽上谕曾强调“省城固为紧要，亦不可顾此失彼，著牛鉴多集人夫料物，设法分疏溜水，抢护堤工缺口”，但牛鉴等仍以“正河业经断流，护堤决口，势难抢筑”为借口，“专议卫省城，兴筑水坝，以资抵御”。对省城以外的救灾事宜，根本不予置理。结果，省城虽获保全，但河南各属一片汪洋，且“下游各处间被淹浸，又兼江水盛涨，江宁、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均有被灾地方”。

河决祥符后之水势趋向，据江南河道总督麟庆奏：“黄河大溜，直奔河南省垣西北城角，分流为二，汇向东南，下注至距省十余里之苏村口；又分南北两股，其北股溜止三分，南股溜有七分，计经行之处，河南、安徽两省共五府二十三州县，被灾轻重不等。”8月23日（七月初七日）上谕亦云：“现在水势，口门下分为两股，一绕省城西南下注，一由东南而行，均至归德、陈州两府属归入江境等情，是江苏、安徽两省漫溢淹没之处，定已不少。”因为河南属江苏、安徽之上游，黄河在河南决口，全黄之水汇集洪泽湖，又四处漫溢，故“三省之荡析离居不堪设想”。而且漫决若在秋成之后，老百姓尚“糊口有资”，此次漫在夏间，“远近饥民，更难绥辑”。安徽巡抚程矞采报告此次灾情称：“据查豫省黄河漫水，灌入亳州涡河，复由鹿邑归并入淮，以致各属被灾较广，小民荡析离居。”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家书中亦云：“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封建统治者深恐流民众多，激化阶级矛盾，一面宣布缓征或蠲免灾区地丁钱粮，一面设法将“无业游民”招募入军，以便控制。

这时，在鸦片战争中坚持反侵略斗争的林则徐，正好因受到一部分投降势力的排挤，被道光帝“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极力请求将林则徐暂留河南协助治河救灾，得到朝廷允准。林则徐在遣戍途中自扬州“折回东河”，于9月30日（八月十六日）到达开封。他亲自在祥符六堡河工，往返筹划指挥，受到灾民的热烈欢迎，他们交口称赞：“林公之来也，汴梁百姓无不庆幸，咸知公有经济才，其在河上昼夜勤劳，一切事宜，在在资其赞画。”在东河工次，林则徐赋诗描述此次水灾之惨状：“尺书来汛汴堤秋，叹息滔滔注六州（原注：时豫省之开、归、陈，皖省之凤、颍、泗六属被淹）。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谁输决塞宣房费，况值军储仰屋愁，江海澄清定河日，忧时频倚仲宣楼。”另诗中还有“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户皆哭声”之句。这些诗句，既反映了这次水灾的严重程度，也抒发了一位关心民瘼的正直封建官吏的忧时之情。

二、1842年的江苏桃源决口

在鸦片战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清朝政府在军费支出十分浩繁的情况下，好不容易筹措了五百余万两银子，几经周折，一直到1842年4月3日（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才总算把上年的祥符决口堵合。但仅仅过了四个多月，黄河又在江苏桃源（今属泗阳）县北崔镇汛决口。

这一年，江苏由夏入秋，亢旱甚久。一部分地区由于上年黄水泛滥的积水未消，另一部分地区则因久旱缺雨，所以麦秋“合计通省约收五分有余”，歉收本已十分严重。不料到8月22日（七月十七日），黄河突于桃源县北崔镇汛决口一百九十余丈。与此同时，徐州府附近之铜山、萧县，亦因“水势涌猛，闸河不能容纳，直过埝顶，致将铜山境内半步店埝工冲刷缺口”。所以这一年江苏黄水漫溢，实有二处，正如本年岁末两江总督耆英、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折所云：“本年入夏以来，黄水异涨，桃源县北岸扬工长堤漫溢，萧县地方亦因启放天然闸座等处，以致该二县沿河低洼田地均被淹浸。”只是由于决口处已处黄河下游，距入海口不远，故遭漫水淹浸面积较少。曾国藩在一封家信中估计，“黄河决口百九十余丈，在江南桃源县之北，为患较去年河南不过三分之一”。

河决桃源之后，清廷将南河河道总督麟庆革职，命吏部左侍郎潘锡恩接任。潘上疏报告水情云：“黄河自桃北崔镇汛、萧家庄北决口，穿运河，坏遥堤，归入六塘河东注。正河自扬工以下断流，去清口约有六七十里之远，回空漕船，阻于宿迁以上。”一个恰好途经灾区的官僚太常寺少卿李湘棻向朝廷报告说：“臣行至宿迁县，知桃源县桃北厅扬工下萧家庄漫成口岸。路遇被水灾民询称 ‘今岁异涨陡发，实历年所未有’。臣缘堤而行，察看北岸水痕，大半高及堤顶，全仗子堰拦御，情形危险至极。源南岸王工晤河臣麟庆，据称：‘漫溢口门已有百余丈，水头横冲中河，向东北由六塘河、海州一带归海。彼处旧有河形，大滔趋赴，势若建瓴，当不致十分泛滥。惟运河淤垫，急宜挑浚。'”

麟庆所说黄水漫溢后，因流入“旧有河形”，故“不致十分泛滥”，显然带有讳饰之意。事实上，这一年的桃源决口，虽较上年祥符决口为轻，但仍然带给当地人民以极大的灾难。河决后不久，一个上谕即引用程矞采的奏疏，称桃源、萧县一带“庐舍被淹，居民迁徙”。程矞采在另外两个奏折中还说：“窃照桃源、萧县二县，本年或因扬工漫溢，或因开放闸河水势过大，以致田亩庐舍均被浸没，居民迁徙，栖食两无。”“据宿州扬斯熙禀称：上游黄水来源甚旺，自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逐渐加长，睢河、北股河不能容纳，漫溢出槽，西北、东北二乡沿河一带，水深二三尺不等。在田秋粮尽被淹浸，驿路亦被淹没。”户部尚书敬徵、工部尚书廖鸿荃会奏此次黄水漫溢造成的灾情，计桃源县境内有“秋禾多被淹没，庐舍亦间有冲塌，情形较重，成灾九分”者共17图，有“因黄水汇归六塘等河，并无堤埝捍御，禾稼亦被淹损，情形次重，成灾七分”者共11图。沭阳县境内有“始因缺雨，继遭黄水漾漫，秋禾无获”者共9镇12堡。清河、安东、海城等县，“亦因先旱，复被淹浸，秋禾间有损伤，以致收成歉薄”。又据淮安府知府曹联桂报告：“桃源县应需抚恤户口一万五百一十六户，内大口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二口，小口九千一百八十八口。”从以上这些数字看，这次黄河决口所造成的灾区面积，并不很小，受灾人口也有相当数量；再加上春夏之旱，苏南的苏州、松江二府属又因秋雨连绵，“秋禾被水歉收”，以致形成了江苏全省性的灾祲。这一年，正是因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在南京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地人民既目睹了民族的屈辱，又身受着天灾的侵袭，在这种双重打击之下，物质生活和精神心理都受到何等严重的摧残，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1843年的河南中牟决口

继上二年黄河漫决之后，1843年7月末，黄河又在河南中牟县下汛九堡漫口，造成连续三年黄水年年决口的严重状况。

这一年夏秋之间，河南省大雨连朝，淫霖不绝。黄水盛涨，大溜涌进，于7月末“将中牟下汛八堡新埽，先后全行蛰塌”。正当防河官兵集料抢补的时候，不料大溜“忽下卸至九堡无工之处。正值风雨大作，鼓溜南击，浪高堤顶数尺，人力难施，堤身顿时过水，全溜南趋，口门塌宽一百余丈”。由于这一带“土性沙松”，又正“值大汛河水盛涨之际”，所以口门不断扩大，数日后“刷宽至二百余丈”。至9月8日（闰七月十五日）的上谕中，则称“现在口门塌宽至三百六十余丈”, “下游州县”被灾情形，“较之上次祥符漫口，情形更为宽广”。

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始则将河道总督慧成革职留任，接着又正式“革任”，并像对待前任河督文冲一样，“枷号河干，以示惩儆”。河督一职，派原库伦办事大臣钟祥接任，并命礼部尚书麟魁、工部尚书廖鸿荃“督办河工”。但工程进展缓慢，第二年整整一年，“黄流未复故道”。1844年5月4日（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的上谕谈及河工情况时称：“上年中牟漫口，特派麟魁、廖鸿荃会同钟祥、鄂顺安，督率道将厅营办理大工，宜如何激发天良，妥筹速办，于春水未旺以前，赶紧堵筑。乃毫无把握，临事迁延。将次合龙之际，被风蛰失五占，以致水势日增，挽回无术，现在坝工暂行缓办，上年被淹各处，一时未能涸复。”同年8月29日（七月十六日）上谕又云：“中牟漫口后，一年以来，未能堵合，三省灾黎，流离失所。”直至1845年2月2日（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始告正式合龙。

这种情况，自然要给沿河人民带来更大的苦难。黄河决口后不久的一个上谕就指出：“此次漫口，大溜下注，所历各州县地方……比二十一年被水较宽，灾亦较重。”前引材料中所说的“三省灾黎”，主要是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在这些地区，被黄水漫淹而衣食无着、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的，在在皆是。

就河南本省而言，河南巡抚鄂顺安于12月3日（十月十二日）奏称：“豫省本年夏秋大雨频仍，兼之黄河及各处支河屡次盛涨泛溢，滨河及低洼各州县村庄均被淹渍，并有雨中带雹及飞蝗停落之处。”大面积的水灾，再加上局部地区的震灾和蝗灾，势孤力单、脆弱无力的小农经济，还能有什么抗拒能力？据鄂顺安后来的两次奏报，中牟漫口后，共有16个州县“地亩被淹”。其中“被灾最重”的有中牟、祥符、通许3县及阳武（今属原阳）的一部分；“被灾次重”的有陈留（今属开封）、杞县、淮宁（今淮阳）、西华、沈丘、太康、扶沟等7县；“被灾较轻”的有尉氏、项城、鹿邑、睢州（今睢县）等4州县。另有郑州等10州县虽被水较轻，考城（今属兰考）等23州县虽只是局部地区有“被水、被雹、被蝗”之处，但也都造成了歉收。而在那些重灾区和次重灾区，不少地方是颗粒无收的。

安徽的灾情，同河南几乎是不相上下。中牟决口后，清政府就在上谕中指出：“皖省自上次河决祥符，所有被灾州县，元气至今未复。本年漫水，建瓴直下，太和、阜阳、颍上以及滨淮各州县地方，或房屋塌卸，或田亩淹没，情形较前更重。”在另一个上谕中又说：“河南中牟漫水，皖省地处下游，被淹必广。现据查明，顶冲之太和县，通境被灾；分注之亳州（今亳县）及滨淮十余州县，洼地淹入水中。”安徽巡抚程矞采也于10月23日（九月初一日）奏称：“本年豫省中牟汛九堡漫水决堤，大溜南趋，皖境下游之颍州、凤阳、泗州三府州属，均被漫淹。兼闰之七月上中二旬，凤、泗二属雨水过多，淮、黄同时并涨，宣泄不及，被淹地方较广……现在节逾寒露，水未消退，秋成失望。”这一年，安徽全省因灾蠲缓额赋之地区达37州县。

江苏在这一年开始时，遇到了像上年一样的严重春旱，二麦“收成大为减色”。江苏是鸦片战争中受战祸最烈的地区之一，又连年遭水，“情形尤为困苦”。但到了秋后，又阴雨连绵，加之上游“黄水来源不绝”，结果不少地方“山水、坝水下注，湖河漫溢，低洼田亩被淹”。也有些地方，“或因雨泽愆期，禾棉不能畅发，继被暴风大雾，均多摧折受伤”。据统计，沭阳及上年黄河决口之桃源县，不少田地都“成灾八分”（即只有二分收成），其余上元（今属南京）等53州县，虽“勘不成灾”（按清制，收成不足五分者才算“成灾”，五分收成以上只能算“歉收”），但均“收成减色”。由于雨水多漫，并累及盐场亦均歉收。兼理盐政之署两江总督璧昌奏称：“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湾、草堰、刘庄、伍佑、新兴、庙湾十一场，因本年夏间亢晴日久，禾草受伤，继因秋后雨多，海潮上涌，坝水下注，又被漫淹，收成均属歉薄，内惟新兴场情形稍轻。又海州分司所属板浦、中正、临兴三场，先因黄水下注，嗣因秋雨过多，池、井、滩、荡皆被淹浸，以致秋收歉薄。”

河决中牟，不仅往南影响苏皖，往北甚至影响到直隶。一个名叫德顺的主管盐政的官员（具体职务不详）在奏折中说：“奴才前于本年闰七月间因豫省中牟黄河漫口，漳河、沁河、卫河同时并涨，以致南运河各引地冲没店厂、盐包、房屋、骡马、器具，阻隔水陆运道，其直隶附近南运河并永定河之各引地口岸，亦因之堤决漫口。”这个材料，颇能说明此次决口影响之广。

以上叙述的鸦片战争爆发后连续三年的黄河大决口，造成的危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在当时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且所伤的元气，在很长时间里都未能恢复。一直到十年之后，即1851年2月20日（咸丰元年正月二十日），朝廷根据陕西布政使王懿德的奏疏，还发布了这样一道谕旨：“王懿德奏，由京启程，行至河南，见祥符至中牟一带，地宽六十余里，长逾数倍，地皆不毛，居民无养生之路等语。河南自道光二十一年及二十三年，两次黄河漫溢，膏腴之地，均被沙压，村庄庐舍，荡然无存，迄今已及十年。何以被灾穷民，仍在沙窝搭棚栖止，形容枯槁，凋敝如前？”上谕中这个“何以”问得很好，但封建统治阶级自己恐怕永远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回答。无情的黄水，把“膏腴之地”变成“地皆不毛”，但时隔十年，老百姓仍“凋敝如前”，这难道仅仅是老天爷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