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与义和团运动

近年来，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有了明显的深入。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和政治活动的分析与探究得到了加强。就以人物的评论来说，以往谈得很少甚至从未论及的一些统治阶级成员，从慈禧、光绪开始，包括载漪、李秉衡、袁世凯、毓贤、盛宣怀、董福祥、聂士成、罗荣光、寿山、杨儒、章高元，一直到并非当权人物、只是跟统治阶级有某些关联的珍妃、赛金花等人，都在这几年的报刊上得到了被专文评述的机会。这自然是一个颇能鼓舞人的现象。

上面这一串名单，当然没有包括曾经活动于义和团运动这个历史舞台上的统治阶级中的所有重要人物。也就是说，还有一些人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本文将要着重讨论的荣禄，就是这些人物中间的一个。

一个待解的谜

义和团运动时期，荣禄“入枢密，又将大兵”，正是身兼将相，权倾文武，处于炙手可热的当权地位。作为慈禧太后最为宠信倚畀的心腹近臣，这时他恰好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阶段。

荣禄，字仲华，号略园，瓜尔佳氏，正白旗满洲人。他沉浮宦海数十年，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窥时度势，倾轧攀附，逐渐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集团之列。戊戌维新运动中，慈禧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牢牢控制了京师及近畿的军事实力。凭借这个武力作为后盾，慈禧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密谋，扼杀了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变法运动。政变后不到两个月，荣禄便升任军机大臣，接着又“晋文渊阁大学士”,1990年，“转文华殿大学士”。同时，慈禧“尽以兵权委之”，让荣禄管理兵部事务，“开幕府，设关防，立北洋军务公所”，建立武卫五大军（武卫左军，武卫右军，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中军），均归荣禄一人节制。因此，当义和团运动酝酿和开始发展的阶段，清政府中主持日常政务的不是别人，正是荣禄和另一个协办大学士刚毅。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自戊戌以后，（刚）毅与荣禄枋政，拟于共和。荣禄主兵，而毅喜言利。”连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向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所做的报告中也强调：“根据所有那些同我们保持联系的人所作的说明，荣禄现在是中国政府中掌权的人物。”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荣禄却没有出头露面，没有站在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公开亮相。在这一出历史活剧的前台，我们几乎很难看到荣禄的身影。这种状况，同荣禄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所握有的政治权力，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甚至可以说是出乎常规的。

从1900年4月初开始，正当义和团在各地迅猛发展，并开始大规模进入封建统治中心京津地区的时候，荣禄突然“病手足”, “不能动转”，请假养疴。一病就是两个多月。

1900年6月6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十），政治形势的发展愈来愈严重，义和团斗争的高涨和帝国主义列强军事威胁的迫近，使清政府面临着两种势力的双重挑战。于是，荣禄终于不得不销假视事。不几天，恰好赶上慈禧连续四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对义和团的剿、抚和对列强的和、战事宜。在会上，“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争得不可开交。有的哭泣，有的狂怒，有的詈骂，有的抗辩，闹得沸反盈天，简直失去了王公大臣们平日惯有的体统和常态。荣禄参加了所有这些会议，但从当事人所记的日记或笔记中，我们却几乎没有看到荣禄讲过一句话。他意味深长地保持了沉默。

前面提到，荣禄是清政府中手握兵符的实权人物，而且他自己也“自负知兵”。但又一次令人惊奇的是，不论是同外国侵略者还是同义和团的多次军事交锋中，至少从表面上看来，荣禄差不多是置身事外的。李超琼《庚子传信录》说：“时专设军务处，以徐桐、崇绮等主军事。”《恽毓鼎庚子日记》也记：“（六月二十日）派端王、庆王、徐相、崇公充军务处大臣。”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则说：“以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总之，专管军事的大学士荣禄却不参与军事决策和指挥。6月21日，清廷发布关于加强京师城防事宜的上谕，也把守城之责交给载勋、载澜而不是委之于总统“武卫五大军”的荣禄。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前，清廷颁给荣禄的谕旨极少，只有6月6日（即荣禄销假视事的当天）的一件上谕专门责成荣禄，对不服劝谕解散的义和团民，“分饬董福祥、宋庆、马玉崑等，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但此诏下后不久，清廷已经确定了“抚团”方针，所以这个谕旨也就形同具文了。

究竟怎样来合理解释荣禄的这种异乎寻常的举措，我们暂且放到以后再说。这里要说的是：正是荣禄的这种令人难以捉摸而略带暧昧的表现，使人们（从事件发生的当时一直到今天）对他的真实政治态度，对他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活动及所起的作用，存在着截然相反的反映和评论。有的把荣禄看作与载漪、刚毅一样“纵团”的“罪魁祸首”，另一些人则认为荣禄是与许景澄、袁昶一样坚持“剿团”的“中流砥柱”，还有的则批评荣禄在主剿派和主抚派之间首鼠两端、前后矛盾。

有相当一批材料是持第一种看法的。当义和团运动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中外日报》上就发表过一篇题为《戊己间训政诸王大臣论略》的文章，其中说：“荣禄、刚毅并以夤缘贵显，得至大官……大抵荣险而巧，刚悍而愎，每欲举大事，荣阴谋于室，刚公言于朝。荣起于但贪富贵，刚出于有所憾恨，此其显殊；至其同为国贼，同酿国祸，则二人之所共谋，虽及没世，不能别也。”佚名《综论义和团》中也说：荣禄“虽竭力保护使馆，实则构乱之罪魁也。彼盖欲乘此乱机，张其权力……诽外人，主废立，重拳匪，皆由荣主谋，故罪魁祸首皆荣为之。惟狡猾异常，故西人亦为其朦蔽，不列名罪魁”。这篇文章的另一处还说，董福祥向洋人开仗，是荣禄发的令，“观此则荣禄之罪魁恶首明矣”。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也认为：“禄内主拳匪附载漪，而外为激昂，称七上书争之不能得，颇扬言自解，世或多信之。”佐原笃介等所辑之《拳事杂记》中，曾经引用一篇名为《记客谈某中堂事》的短文，虽然没有指名，但令人一眼就能明白是指荣禄的，其中写道：“及排外议起，某中堂主持最先，事败则外人又以其罪并归刚毅，亦不及某中堂……与端邸尤至密，大阿哥之立也，实某中堂一人主谋……而是时义和团适起京师，因力保可用于太后之前。至五月二十日，遂奉命督兵亲攻使馆，闻聂军在天津，方痛剿匪，则大不怿。”以上这些说法，由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董福祥致荣禄的一封信件而得到了加强。在这封信中，董福祥为自己遭到革职处分而愤愤不平，说：“祥辱隶麾旄，忝总师戎，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钧谕，嘱攻各国，祥以事关重大，疑迟未决。承中堂驱策，不敢不奉命惟谨。后又承钧谕，及面嘱累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承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是武夫，无所知识，但恃中堂而为犬马之奔走耳……夫祥于中堂，其力不可谓不尽矣。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则祥冒死从之；中堂欲抚拳民，则祥荐李来中；中堂欲攻外国，则祥拼命死斗。而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董福祥不但是荣禄的部下，而且二人原有深交，甚至有材料称荣、董二人曾“结为兄弟”。这封以董福祥名义所写的信件，言之凿凿，自然有很大的说服力。何况，这种说法还可以得到以下事实的印证：当开始议和的时候，清廷根据李鸿章等的一再请求，曾正式发布谕旨，同意加派荣禄为议和大臣，但这个任命遭到了各国公使的拒绝。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正式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由于荣禄的军队参与了围攻使馆的战斗，故不能接受荣禄的议和全权代表资格。在列强的反对下，清廷不得不撤回了成命。看来，把荣禄看作“主抚派”的代表人物，似乎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支持第二种说法的材料更多。孙葆田《荣文忠公神道碑》称：“（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畿南，公屡请剿乱党，保护各国使馆。”俞樾《荣文忠公墓志铭》中说：“山左乱民，恃其拳勇，阑入京师，启衅外邦，焚杀平民，攻围使馆，公屡言于朝，请剿乱党，勿替邦交，而一时强宗悍将，横行恣睢，几使公无从置喙，公亦数濒于危。卒赖公言，稍全大局。”荣禄《行状》中也有大体相类的记载。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说：“初，两宫尚驻跸湖园，荣文忠闻拳众毁路事，亟赴园密奏，谓 ‘宜急剿勿失’。孝钦大惊，立命驾回宫，仅降旨命聂士成保护铁路，而于剿拳大计，迟回不决，荣知不能用其言，引疾请开缺，孝钦不许。”书中还提到，由于荣禄同意各公使调洋兵入卫使馆，刚毅深为不满，“尝语人曰：‘不知仲华是何居心！’荣性沉毅，虽撄众谤，犹以维护使馆自任。厥后使团不谅，几以罪魁视之。乱后相见，词意漠然，则荣所不及也”。这位龙顾山人为此作诗赞曰：“独排众议纳西师，早料来朝打劫棋。危谤绯衣君不避，怪他海燕尚猜疑。”此外，陈夔龙《梦蕉亭杂记》、《高枬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等，也都有荣禄反对端、刚，力主剿团的叙述。这样一种看法也在外国人所写或所编的材料中得到反映。佐原笃介等所辑的《拳事杂记》及《拳乱纪闻》中，就有这样一些记载：“京友来函云：……现在枢臣中惟荣中堂尚立意主剿。”“团匪初起时，荣相颇深忧之。五月十九日，建议召李傅相以议和，召袁慰帅以剿团，擘画周详，颇足钦佩。”“（五月十一日）北京访事来电云：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剿除……当定议时，只荣相、礼王不以为然，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余如庆王，端王，刚相，启、赵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中堂则默然无语。”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在1900年8月6日发给索尔兹伯理的一封信中也说：“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中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作为这一种说法的有力佐证的，是荣禄本人在事件当时（1900年7月18日）写给他正在当四川总督的叔叔奎俊的一封家书。在信中，荣禄不但深责载漪、载勋、载澜、董福祥等“误事”“各怀心意”“不成事体”，而且详述自己在病假期间，“曾七上禀片，皆以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为辞，以及销假后坚持反对抚团、竭力保护使馆的情形。叔侄之间，无所不谈，家书也不同于一般官样文章，字里行间毕竟有较多的真情的流露。因此，说荣禄是坚主剿团的，显然也有充足的理由。

大概是由于对这两种互相矛盾、根本对立的看法难以判断的缘故吧，于是出来了第三种说法。有的说，荣禄本来是赞成排外的，后来“见事不顺，又持两端”。有的恰好相反，认为“荣中堂初无攻西之意，嗣见廷意已决，端、庄势盛，遂亦同声附和。其致聂士成电音，始谕剿匪，后谕抚匪，聂进退维谷，不知所从”。总之，是说荣禄见风使舵，按照现在的流行术语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风派”。

对于荣禄在义和团运动中政治态度的以上三种不同看法，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7年出版中国史学会所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时，在该书所附《有关义和团人物简表》中，编辑者对荣禄是这样写的：“庚子义和团事起，载漪等称其术，欲倚以排外，荣禄和之。”这显然是第一种看法的继续。廖一中在《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一文中，把荣禄与奕劻、袁昶、许景澄、李鸿章、刘坤一等并列，称之为“坚持对内镇压、对外求和”的一个政治集团；李德征、丁凤麟在《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一文中，提到“以荣禄、袁昶、许景澄为代表的主和派”：这显然与前述第二种看法是相一致的。1964年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的编者，在一个按语中指出，“关于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亦有反复”，则是赞成前面提到的第三种说法的了。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呢？

荣禄与清政府的剿抚政策

围绕着对待义和团的政策，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展开过尖锐复杂的冲突和斗争，其激烈程度，直闹到诛戮大臣、杀人流血的地步。如果不是在抽象意义上而只是做一种实际的表述，那么用“你死我活”来形容这场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作为主持日常政务的中枢重臣荣禄，绝不可能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置身于斗争旋涡之外，更不可能对这场斗争漠然置之。既然在关于荣禄对义和团主剿、主抚的态度上说法莫衷一是，我们只好着力探寻荣禄当时的实际活动，以检验和判断所有这些说法的是非真伪。

荣禄在给他叔叔奎俊的信中，当谈到他力主剿团的立场时，特别强调了他病假期间“曾七上禀片”这件事。不但如此，他在给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八督抚的电报以及致袁世凯的信函中，也反复说过自己虽然“请假六十余日”，但“身在斗室而心在直庐”，曾于“病中数上封事”和“假内仍上奏片七次”的话。前面提到，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否定荣禄对义和团持“主剿”的态度，首先也是否定他七次上书的真实性，认为这是他“扬言自解”以欺骗世人的。那么，我们不妨首先来讨论一下荣禄病假期间是否真有“七上禀片”这回事。

这件事，除荣禄本人再三谈起外，还见于继昌的《拳变纪略》：“时都中有传闻该匪（按：指义和团）猖獗情形，毁电杆，拆铁路，因命提督聂士成派队弹压，保护路工。匪众竟敢伤聂军，聂军亦伤拳众。军机大臣荣禄，适在假中，七上章请剿。旨责以不得孟浪从事。盖枢臣中刚毅、启秀、赵舒翘均力主解散，剿恐激变。”继昌这时正任军机章京，恰好是接触和经手处理机密文书的岗位，荣禄有没有“七上禀片”，继昌应该是一清二楚的。如果此事根本属子虚乌有，他似乎不至于盲目地跟着荣禄瞎说。

不过，荣禄的七次奏折，具体内容如何，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不得而知。直到去年（按：指1984年），我们看到了一个题为《荣相国事实纪略》的抄本，才有了较为确切的了解。这本材料讲到了荣禄“由五月初一至初七日连递奏片七次之实在情形”，可惜这是个残本，前面几次奏折的内容已付阙如。从该材料转述的后面几次折片的简要内容看，恰好同《荣禄集》卷三的《高碑店以北电线铁路焚毁片》《京师严查保甲缉匪安良片》《涿州拳众占城竖旗可否进剿片》《再奏涿州拳众占城竖旗可否进剿片》的内容相同。《荣禄集》卷三共收八个折片，上奏时间自五月初二到五月初八（5月29日至6月4日）。从数量来说，只比“七上禀片”多一件；从时间上说，只比《荣相国事实纪略》所记顺延一天。我们推想，《荣禄集》卷三的内容，应该正是荣禄“七上禀片”的原文。至于多出一件，也许是其中某一次在正折之外另加一附片，这在当时是很普通的事。日期后延一天，也完全可能是由于所记系写折与递折时间的不同而产生的歧异。

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那么，荣禄的坚主剿团的立场，就是明白无误的了。因为在这些折片中，荣禄确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清廷对义和团“严办”, “立置重典，决不宽贷”, “切实剿办”, “就地正法，以昭炯戒”, “欲消弭外衅，必须赶紧肃清畿辅，是为要著”, “相机进剿”，等等。这证明荣禄自称“七上禀片”的内容“皆以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说的确实是真话。

在这段时间里，荣禄对义和团一直主张“严加剿办”的态度，还可以从他签署的另外一些文件中得到证实。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中，保留了荣禄拍发给直隶总督裕禄及其属下的五份电报，其中除1900年6月7日（五月十一日，即荣禄销假的次日）的一份电报，除要求裕禄派员将“毛瑟有箭枪子二百万粒”急速解京备用外，其余的都是布置和商议镇压义和团的。4月6日（三月初七），大概在荣禄请病假的前夕，他致电裕禄，要求“迅速饬查”定兴白河沟等处的义和团活动，“以息乱萌”。5月29日（五月初二）、5月31日（五月初四）、6月6日（五月初十），当他正在病假期间时，他还接二连三地致电裕禄和聂士成，指令他们发兵对义和团“堵御、弹压”, “迎护铁路，保护洋人”。当然，所用的语言还是相当克制的，那是因为清廷一再有“不得孟浪从事”一类的告诫，并不是荣禄不想“痛剿”。

包士杰辑《拳时上谕》中，有《杂录》一卷，其中保存了荣禄致法国主教樊国梁的一封信。信中称“敝恙尚未大愈，一时不能出门，至为焦灼”，可见此信亦为病假期间所写。在这封信里，他表示对定兴等处义和团运动，“闻之惋恨殊深”，并担保一定要“知照直隶总督添派重兵”, “将滋事匪徒严拿重惩，务绝根株”。联系到他的一贯“剿团”立场，显然不能把这封信看作出于应付的外交辞令。

等到6月6日销假以后，荣禄在清政府剿抚决策的激烈辩论中，虽然没有赤膊上阵，与载漪、刚毅等人公开对抗，但却从来没有改变或放弃过对义和团的主剿立场。

这一点，可以从荣禄同其他主剿派的关系中得到清晰的说明。

聂士成是武将中的坚决主剿派。据聂士成的幕僚汪声玲在《枕戈偶录》中回忆，当聂士成在5月30日（五月初三）接到电旨，只令其保护铁路而“不及剿匪事”时，颇感苦闷。汪声铃向聂士成劝解说：“公力主剿，荣相已代奏请矣，今旨责保护路线，上意可知已。”这个事实说明，聂士成关于“主剿”的奏折，是通过荣禄代递的。通常，代递奏折者必须对奏折内容负有责任，如果荣禄不赞成“主剿”，当然也就不会为之代递。

袁昶、许景澄是文臣中的坚决主剿派。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中多次提到，他和许景澄或面见荣禄，或通过荣禄的亲信幕僚樊云，要求荣禄向清廷“代奏”关于“剿团”的建议，或促请荣禄代筹“感佛（指慈禧）、阻端（指载漪）、助庆（指奕劻）之法”。著名的袁、许剿团三奏疏的第一疏就是认为，义和团之所以不能迅速剿灭，“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提出只有给荣禄“以便宜从事，俾一事权”, “不使稍有掣肘”, “准其格杀勿论”，才能消灭根株，立见功效。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只有荣禄才是能够真正彻底扑灭义和团运动的铁腕人物。可以想象，袁昶、许景澄如果不是充分了解荣禄与自己的政治态度一致，是绝不会对荣禄如此寄予厚望、如此深信不疑的。

当慈禧在载漪、刚毅等的压力下决定诛戮袁昶、许景澄以及立山、联元、徐用仪等五大臣时，荣禄明白无误地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高枬日记》称：“袁、许将被难，荣相跪求不允。下而约庆王同上。庆曰：‘我与若等耳，你求不行，我安能行者？如不获已，非徐（桐）、崇（绮）一言不可。’荣以嘱崇，慨然许之。求徐，徐曰：‘我不上去，我看此等人，杀得愈多愈好。'”关于这件事，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也有记载：“七月初三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荣禄微争，太后笑。禄未起，太后曰：‘若敢抗旨耶？’不许，天下冤之。”这一段记载字数不多，但写得十分生动形象，也很有分寸。寥寥数语，简直把当时的情形刻画得使读者如临其境。荣禄虽反对杀袁、许，甚至跪求不起，但只是“微争”；慈禧虽不允所请，甚至责问荣禄是否想“抗旨”，但诘责的话是笑着说的。这样一些微妙的表情和神态意味着什么，下面我们将稍做一点分析。李希圣在同书中还讲到荣禄反对杀徐用仪等人的情形：“是日（七月十七日）杀徐用仪、立山、联元……荣禄方入对，知将杀用仪等，至殿门，与徐桐约俱请，桐曰：‘吾尝劾用仪，今岂肯为之请？且诛内奸以清朝列，何请为！’色甚厉。至前，太后袖出诏，禄顿首曰：‘祖宗时不轻杀大臣，今诛之太骤，罪不明。臣亦见奕劻，奕劻言不可。’太后曰：‘奕劻喜与他人事耶？为我谢奕劻，行将及若矣！'”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也谈到荣禄谏阻杀徐用仪等人的经过，据说，荣禄知道消息后，曾“碰头吁恳”，不允；又欲邀徐桐等挽回，亦遭拒绝。荣禄连叹：“奈何！奈何！”废然而返。

从上面这些形象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荣禄不同于袁昶、许景澄等人的某些特点。尽管他们之间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荣禄毕竟要比袁、许“成熟”得多或者说“圆通”得多。他对他们的遭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也做了一定的救援，但他只是“微争”，绝不犯颜死谏，一旦慈禧“不允”时，他也只是徒唤奈何而已。这种态度不仅表现在对袁、许等人身上，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他和聂士成的关系的例子。前面讲到，聂士成的剿团主张，是得到荣禄的支持的。可是，当聂士成因为剿团而引起载漪等人的不满，聂军在天津紫竹林租界与洋兵激战十昼夜，伤亡惨重，却得不到任何军事支援时，荣禄竟坐视不理。聂士成无奈，只得派自己的亲信幕僚汪声玲赶往京师，“绕至荣相府请见”。不料荣禄竟拒不接谈，只是派一个兵弁传言说：“端王、庄王众口一词，中堂亦无可如何。此间耳目多，直言恐得祸。”叫他有什么话，由兵弁转达即可。过了两天，荣禄派人告诉汪声玲，嘱聂士成“振刷精神”，表示“如有意外，当以身任之，不会受屈云云”。可见，荣禄并不改变对聂士成的支持，但在行动上却十分谨慎地避免因此与载漪等对抗。

即小可以见大。在清政府讨论剿抚、和战的决策时，荣禄尽管并不改变自己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一贯态度，但当得知在一个短时间内载漪等一派已得到慈禧的支持时，他就暂时地把自己的主张收起来，不使自己与主抚派处于公开对抗的地位。这一点，正可以用来解释荣禄在四次御前会议上一言不发、保持沉默的缘由。也正是由于这同一个原因，慈禧虽然在一个短时间内曾与荣禄在政策性见解上产生了分歧，但终究并不失去对荣禄的宠信。

暂时的沉默显然不同于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私底下，荣禄仍然坚持他的“剿团”立场。袁昶在日记中谈到，6月16日御前会议散值后，他又找到奕劻、载漪和荣禄，申言“招抚拳会”之非，并声称：“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听了这些话，三人的反映是各不相同的：载漪“甚怒”，亦劻“神色沮丧，无所言”，荣禄则“韪之云：非我所能做主”。一面表示赞成，一面表示无能为力，这确确实实是荣禄当时的真实态度。胡思敬在《驴背集》中评论清政府关于剿抚决策的争论时，认为当时奕劻、荣禄、王文韶是“恶匪党而不敢直言”，这个评论也可以说是大体公允的。

荣禄与围攻使馆事件

把荣禄视作端、刚一派的人物，最主要的一条根据是说荣禄主张并主持了围攻使馆的战事。在前面的材料里已经引述了若干这方面的议论，为了说明这类说法流传范围之广，这里再补充一点资料。《拳乱纪闻》引用当时的新闻电讯，在讲到6月20日开始甘军与使馆洋兵开仗时，即说：“闻是役系荣中堂发令，饬董军开仗。”这大概是这类说法的最早记载。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说：“（五月）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东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大臣。”还说，侍讲学士朱祖谋曾详细向荣禄讲了不应围攻使馆的理由，力主罢兵，但荣禄拒绝向慈禧和光绪传达。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这里不一一详列。

但是，这些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荣禄自始至终都是反对围攻使馆、与洋兵开仗的。在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之前，荣禄念念不忘的是“剿团”；在所谓“宣战”之后，荣禄念念不忘的是“和洋”，而“和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保护使馆。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有必要对围攻使馆事件的发生经过做一点历史的回顾。

史学界对围攻使馆事件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义和团发动和领导的反帝斗争行动，反映了义和团顽强抗击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个事件是慈禧及其一伙为了实现废帝立储的夙愿所策划的新阴谋。也就是说，前一种意见认为围攻使馆事件的发动者是义和团，后一种意见则认为这一事件的策划者是慈禧和端、刚等人。

事实究竟怎样呢？

在清廷正式确定围攻使馆之前大约一个星期，就有一部分义和团民自发地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发动了冲击。其起因是由于各国公使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迫清政府同意先行调京的四百余名洋兵在使馆区及其周围进行武装挑衅，随意枪杀中国居民，激起群众义愤。刘福姚《庚子纪闻》云：“各国夷人目义和为拳匪，本谓朝廷剿办不力，各调兵至津欲入京助剿。先以保护夷馆为名，各以兵数十入城，朝廷许之。各国共约四百余人。既入，并不专护使馆，时登城放枪，或游行街市，往往伤人。于是民兵交愤，欲与为难。”6月12日（五月十六日）晨，“红巾过御河桥，使馆兵击以铳，皆应手毙，误伤一汲水者”。这件事显然成为一根导火线，使群众积郁已久的怒火立即爆发出来。第二天，就发生了团民进攻东交民巷的事情。袁昶在6月15日（五月十九日）致奕劻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十七日……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数千人，焚烧海岱门内及堂子胡同、灯市口各教堂，火光烛天，一片声喊杀。旋攻东交民巷各洋馆，洋兵用破车架叠，把断要路，放枪立毙数人。”在6月18日（五月二十二日）他与许景澄同上的奏疏中又说：“乃自本月十六、七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盗兵辇毂之下，焚毁教堂，攻击各使馆，纵横恣肆，放火杀人，震惊宫阙，实属罪大恶极，万不可赦。”

从上面的记载看来，围攻使馆一事最早发生在6月13日，这距清政府正式做出围攻使馆决定的6月18日还有五天时间。这时，既没有任何封建统治阶级成员的插手，也没有任何官军的参与，事件的自发性质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义和团对使馆区的自发进攻，却无疑对封建统治集团中主剿、主抚两派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主剿派，如上引袁昶的奏折和函件中所表露的那样，感到极大的震惊，认为这是个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件，一方面说明了义和团的“罪大恶极”，一方面也十分担心会引起国际干涉的严重后果。而主抚派则觉得可以利用这一形势，进一步煽风点火，掀起排外仇外情绪，以达到自己政治小集团的一派私利。就在这个时候，载漪的某些夹袋人物就开始制造围攻使馆的舆论。李超琼在《庚子传信录》中记：“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必至衔璧舆榇，斯下策矣。载漪大喜曰：此公论也。”显然，载漪和曾廉等不过是在唱一出双簧。曾廉等请载漪“代奏”，载漪赞曾廉等所言为“公论”，似乎真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其实“公论”无非是出于载漪私下的授意。袁昶在6月17日（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就有“闻端郡王力主战局，有密寄饬高密攻打各林牙馆之说”的记载。可见，不论是由于当事者有意散布还是出自人们的辗转传闻，载漪等决心把围攻使馆确定为清廷的正式决策，已是人尽皆知了。

但是，至少到6月16日（五月二十日），朝廷的正式态度还是以团民之围攻使馆为一种不法行为，并公开宣布政府的责任是要“实力保护使馆”。这一天，有这样一道明发谕旨：“近因民教寻仇，讹言四起，匪徒乘乱，烧抢迭出。所有各国使馆，理应认真保护。著荣禄速派武卫中军得力队伍，即日前往东交民巷一带，将各使馆实力保护，不得稍有疏虞。”这是荣禄接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使馆问题的正式谕旨，这个上谕不是叫荣禄去围攻使馆，而是命令他对使馆“实力保护”。

两天以后，即6月18日（五月二十二日），在第三次御前会议上，载漪正式提出“请攻使馆”的倡议。经过激烈的斗争，在慈禧的支持下，终于通过了围攻使馆的决策。接着“6月20日下午四点三十分钟左右，义和团和中国兵开始了对公使馆的攻击”。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围攻使馆绝非出于荣禄的主谋，它是由载漪等人利用义和团的自发行动，有计划地加以煽动和策划而导演起来的。

关于围攻使馆的争论，是与对义和团的剿抚及对列强的和战问题的讨论一起进行的。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在关于剿抚、和战决策的四次御前会议上，荣禄一面在思想上对内主剿、对外主和，一面却在正式场合暂时保持沉默，避免与载漪一派公开对抗。在是否围攻使馆问题上，他显然也采取了同一态度。材料表明，当载漪等一力主张围攻使馆，并对包括平素不太敢直抒己见的王文韶在内的反对者大肆咆哮，斥责阻攻使馆的意见为“误国之言”时，荣禄依然是默不作声。甚至当光绪亲自同荣禄说，“我兵全不可恃，事宜审慎，好在兵权全在你手”，暗示（不如说是乞求）荣禄出面阻止围攻使馆一事时，他还是不置一词，不肯做出明确的反应。但是，在会下，荣禄对袁昶所说攻使馆将“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的话，则毫不含糊地深表赞同，只是同时声明“非我所能做主”而已，袁昶、许景澄等对荣禄的这种态度是很理解的。许景澄在写给樊云的信中就说：“至董军一层，还请中堂通筹，揣略相亦有说不出的苦。”这里所谓“董军一层”，是指当时拟调董福祥军队去阻挡洋兵进京，而许景澄等深知“董骄蹇已极，不受节制，素持联拳灭洋之说”，恐怕董军前往，事情闹大，故要请荣禄“通筹”，设法取消此议。下句“略相”即指荣禄（荣禄号略园）“亦有说不出的苦”者，知道荣禄明明反对同洋人决裂，但却不能公开表示也。

荣禄在致李鸿章、刘坤一等东南八督抚的电报及致袁世凯的信函中，都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反对围攻使馆的态度：“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争，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同时，他也表示，自己虽曾“婉转其词力陈之”，但却“竟不能挽回一二”。这里的“婉转”二字，同反对杀袁、许时“微争”二字一样，用得很有分寸，确切地表明了荣禄当时的思想和行动。

像荣禄这样一种思想状况，说他会亲自前往督阵，甚至说他与董福祥各率一路队伍，对使馆区前后夹击，“荣自某门而进”，显然是不合情理和不可思议的。这要比传说中所谓刚毅赤膊率队去攻打西什库教堂更加难以令人相信。

这里着重讨论的是围攻使馆开始前后荣禄的态度和表现。战斗打响以后，荣禄认定“现惟有力图补救之一法”，便利用自己的地位，让围攻使馆的清军“不可力攻”，以便“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当时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董福祥曾经向荣禄借巨炮以攻使馆。荣禄笑笑说：“炮固在，不断吾头不可得也。”还有一次，武卫军炮队队长张怀芝得到炮击使馆的命令，便去请示荣禄。荣禄沉吟半晌后，回答说：“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张怀芝心领神会，回去便彻夜发炮，但“隆隆者皆空炮”，荣禄颇为高兴，夸奖说：“好小子有出息！”且不必深究这些故事的真假，故事不胫而走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荣禄当时对使馆持明攻暗保的态度，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连被围在使馆区中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朴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于1900年7月16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闻人言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西什库教堂），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

其实，在正式围攻使馆之后，仅仅过了很短一段时间（至多只有四五天），荣禄“力保使馆”的方针就已经由暗到明，变得合法化了。因为慈禧很快就觉察到一味听信载漪、刚毅等是一个错误，同洋主子彻底翻脸，其后果毕竟是应该认真考虑的。于是，她立即重新把自己的信任放到了荣禄身上。胡思敬《驴背集》有如下一段描写：“时方盛暑，兵匪骸骼载道，炮声隆隆，日夜不绝，子弹落宫禁中，屋瓦皆震。太后顾大阿哥曰：汝父误我！从荣禄计，令总署章京舒文，手白旗诣使馆说和，言用兵非朝廷之意，皆奸民所为。今护汝返国，保无他。奸民我自治之。止外兵勿进，和好自在也。”

6月25日（五月二十九日），慈禧决定停攻使馆，并命荣禄亲自到使馆与各国驻华使节谈判和局。上面材料中提到派总署章京文瑞“诣使馆说和”就发生在此时。按照荣禄的指示，文瑞在御河桥端悬挂白旗，树立“奉旨停战，保护使馆”的木牌。同时，荣禄一面以前线军情紧急，不断将团民和董福祥的士兵调赴天津助战，以减少围攻使馆的兵力；一面派武卫中军在使馆周围巡逻，约束甘军士兵的进攻。可以说在保护使馆安全的问题上，荣禄真是费尽心机。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天津陷落，清廷“乃议停攻使馆，荣禄潜遣使慰劳，且载瓜果遗之”，并以总理衙门名义致函各国公使，“言拳匪势盛，各国援兵皆败回，请诸使挈眷迁总署暂避，政府任保护”。被拒。7月19日（六月二十三日），据载，荣禄又以“有总理衙门关防充分证明的公函，把中国皇帝致英国女王和其他国家元首的电报原文通知了五国使节（美、俄、日三国公使，德代办及我本人）。这些电报的主要意思大致是相同的——呼吁各国帮助中国摆脱它所处的困境”。同时，劝告各国驻华使节“动身前往天津”暂避，中国政府派兵保护，确保安全。亦遭拒绝。第二天，总理衙门又照会各国使馆，说“已接奉上谕提及天气炎热，指示将各国使馆或许未得供应的一些西瓜和其他蔬菜送给我们（按：指英使馆）。这些东西及时送到了使馆街的法国哨所”。随后还继续送大米和面粉。慈禧、荣禄等向各国驻华使节“频送秋波”，以表达其友好姿态和结束战争的意愿，当然不会被列强所轻易接受。因为，这个时候帝国主义的联合干涉武装，在占领天津之后，正在继续进犯北京，只有用军事力量压服清朝政府，才能取得更大的侵略权益。但是，各国公使毕竟还是收下了慈禧和荣禄送来的礼物，作为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欣赏的一种表示。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致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说：“拒绝接受朝廷的这批礼物，是更符合我们本来的情绪的，但是，采取这一行动将不符合我们既定的政策，即不做任何可能使 ‘温和派’感到为难的事情，而 ‘温和派’似乎正获得某些权势。”窦纳乐所说的“温和派”，最具体和最直接的代表人物，指的自然正是荣禄。

总之，在荣禄的建议和慈禧的允准下，由荣禄直接主持，一面同使馆里的各国使节信使往还，一面不断向使馆馈送水果、菜蔬等，出现了一个不战不和、亦战亦和的奇怪局面。至于实际的军事斗争，则是时断时续，这是清朝政府中载漪一派、荣禄一派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和影响的结果。由于这后一段情况，各种资料的记载并没有什么歧异，为大家所公认，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不必多费笔墨了。

关于围攻使馆的问题，最后我们不能不引用大家熟悉的慈禧所讲的一段话：“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这里所说的“他们”，自然是指端、刚等人。慈禧是怎样和通过谁来牵制“他们”，使他们不能“尽意”地闹呢？又是怎样“处处都留着余地”的呢？关键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荣禄。慈禧所说的“留着余地”，也就是荣禄所说的“作将来转圜地步”。荣禄在围攻使馆事件中所做的一切，为慈禧渡过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政治难关起了关键的作用。

荣禄与东南互保

自从慈禧在各种矛盾冲突的复杂形势下，同意端、刚等人的意见，正式做出开战的决策，并于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发布“宣战”诏书以后，却碰到了中央和地方两股势力或暗或明、或软或硬的阻拒。

在中央，荣禄虽未曾激烈反对，却明显地表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并在实际上多方面进行着“设法转圜”“竭力维持”“以全和好”的努力。而在地方，以刘坤一、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为代表，则正式上疏反对“轻构外衅”，指责朝廷“信其邪术以保国”之谬妄，甚至在下面公开声称“宣战”诏书系“矫诏”“伪诏”，拒绝遵奉。为了同帝国主义“曲全和好”，他们直接与列强进行了订立《东南互保章程》的谈判。

荣禄同东南督抚之间，不仅就其活动内容来说是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而且在实际上双方也有密切的联系，有共同的磋商。可以说，荣禄直接插手和促成了“东南互保”的实现。《庚子诗鉴》中甚至两次提到，“互保之约，东南诸帅实取决于荣文忠”,“东南各省有订约互保之举，阴取决于文忠”。不能说这个说法毫无根据。

这里需要说远一点，先回顾一下荣禄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关系。《荣文忠公神道碑》有这样一段记载：“公先后与文文忠、宝文靖、左文襄、李文正诸公游，各以忠诚相砥砺。至是，诸公皆徂谢，独合肥李公与公为国家柱石臣，而李公历任疆圻，公在政府，不立崖岸，于中外利弊，独洞见本源，力持大体，不为众说所淆。”这个材料表明，荣禄与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有密切的往还，并且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而当文祥、宝鋆、左宗棠等一批早期洋务派健将相继“徂谢”之后，荣禄与李鸿章就一在“政府”，一在“疆圻”，互相呼应，同“为国家柱石臣”了。

荣禄与李鸿章不仅在政治上有共同的思想，而且在私交方面也有很深的关系。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的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问题：“李鸿章之自日本归也，失势居萧寺中，宾客皆引去。荣禄新用事，将五大军，贵幸倾天下，大从车骑过之曰：‘两宫方隙，君之所知也，即有变，吾不知死所矣。’因泣下。鸿章笑曰：‘君何忧之甚也？太后方向君，君何虑？’禄曰：‘太后春秋高，吾任重，祸之所集也。太后百岁后，吾宁能为鱼肉耶？’鸿章良久，乃言曰：‘君何不早自为计，太后方盛时，君徐自引避，何求不得，安用涕泣乎？’禄颔之，遂结欢而去。鸿章起督广东，荣禄饯之，剧饮大欢，解貂裘而别。及鸿章以直隶总督内召，太后意不测，荣禄私报鸿章，鸿章谢病不行，免，故德禄尤深。”

两个老于世故的官僚，敢在私底下议论慈禧身后之事，多少使人感到有点怀疑。但这个材料至少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荣禄与李鸿章是可以畅叙心曲直言无隐的莫逆之交。

以这样的关系，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们又同处在一种复杂微妙的境遇之中，自然会一起研究对策，一起谋划行动。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庚子诗鉴》在谈到荣禄与“东南互保”的关系时，曾讲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荣禄与东南各省督抚讨论“订约互保之举”的“往复电文”，都是通过光禄寺卿郭某与山东巡抚袁世凯“辗转代达”的，并称“此事外间罕有知者”。究竟荣禄与东南督抚之间有些什么电文，其详细内容如何，现在尚未发现具体的材料。《荣禄集》中所收荣禄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八督抚的一份电报，以及致袁世凯的三封信件，虽然十分鲜明地表示力主剿团、反对“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并对端、刚等人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责难之意，但却并无一字涉及“东南互保”，只是含糊地说：“时局如此，无可如何，沿江沿海，势必戒严。尚希密为布置，各尽其心。”这种说法，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东南互保”的一种隐晦的支持，但毕竟是闪烁其词，含义也相当笼统。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荣禄一定有比这些材料更为明确、更为直截了当地赞同“东南互保”的表示，这从帝国主义方面的某些文件中可以得到确定的证明。

1900年6月29日，英国驻沪代总领事霍必澜在致索尔兹伯理的一份电报中写道：“从可靠方面得到下述消息，并且刘坤一总督和上海道台的谈话证实了它的大致内容：总督通过山东巡抚收到了6月20日的一道密旨……李鸿章收到了荣禄6月21日的信，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视。李鸿章同长江总督一起，已同意不再承认北京政府。”他又写道：“我有一份该密旨的副本。他所用的词句是暧昧不明的，但我认为瑞王在6月21日前后可能篡夺了朝廷的权力。据说，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们合作，并反对端王。”

这一段材料十分重要，因为它说明了很多关键性的问题：第一，当6月20日（应为21日）清廷发布“宣战”诏书后，荣禄在第二天（或当天）就向李鸿章发信，告诉他对这个谕旨不必“予以重视”。接着李鸿章等就在下面公然散布“宣战”诏书是“矫诏”“伪诏”，这中间存在着显然的联系。而“矫诏”说正是推行“东南互保”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第二，仅仅在“宣战”诏书发布后一个星期左右，“荣禄正企图同汉族总督们合作，并反对端王”的情报就传到了英国外交官的耳中，说明这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第三，上面这些消息是得到刘坤一等的正式证实的，因此，其可靠程度不容怀疑。

过了几天，霍必澜收到了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说，根据张之洞提供的消息，“荣禄报导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个简单的消息所包含的内容却并不少。它说明，荣禄将北京的政治形势向李鸿章、刘坤一，同时也向张之洞等及时地进行“报导”。可见，他同东南督抚之间的联系不仅密切，而且频繁、广泛。所谓“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显然说明荣禄认为载漪等不仅不代表政府，而且他们的暂时得势只不过意味着政府陷于瘫痪而已。这与他告诉李鸿章不必对“宣战”诏书“予以重视”完全是同一个意思。

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师沦陷，慈禧出逃。形势又急剧地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但是，荣禄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之间的政治联系与配合，却并没有就此中断。

正是在荣禄的建议下，清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议和大臣。李鸿章北上时机的选择，也是与荣禄密谋而决定的。这在前面所引的材料中已经说过了。

李鸿章在北京议和期间，荣禄也经过在保定等地的短期滞留以后，终于获准赶赴西安行在，重新到了慈禧的身边。刘坤一、张之洞则留在长江南岸，与李鸿章、奕劻“会商办理”议和事宜。荣禄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之间的政治联盟，从原来一北一南、一内（中央）一外（地方）遥相呼应，略微改变了形式，成为一在西安流亡政府的中枢、一在沦陷首都的会议桌旁的互相配合，如果加上留居东南“襄赞策划”的刘、张，则成为西、北、南三角联盟。俞樾《荣文忠公神道碑》说：“两宫之西狩也，各国索戎首甚亟，公力陈安危所系，请早定大计，以安宗社。罪人既得，外论始平。公与两全权大臣往复函商，以定和议。人知庆邸与李文忠之榰柱于外，不知由公之斡旋于内也。”这个材料里所说的奕劻、李鸿章“榰柱于外”，荣禄“斡旋于内”，相当形象地说明了荣禄与李鸿章等人之间在议和过程中的紧密配合，以及荣禄在这个时期的态度和作用。

释疑

经过前面的叙述，荣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真实政治态度和具体活动，可以说是比较清楚了。但是，要使人完全信服，还需要回答几个读者可能提出的疑问。

问题之一是：本文所叙述的荣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态度和表现，符合荣禄一贯的思想和性格吗？

是的。不但符合，而且可以说正是荣禄其人全部思想和性格的逻辑表现。荣禄在戊戌变法时期，作为慈禧的得力工具，残酷地镇压了维新运动，因此，人们常常把他划入顽固派的行列。其实，荣禄的思想和作为，同徐桐、刚毅、载漪等所谓的顽固派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一定要把他划入某一个政治派别，那他可以称作后党中的洋务派。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他同洋务派代表人物的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事实上，他自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一直热衷于洋务事业。他最着力的是进行军事改革，令军队“练习洋枪以佐骑射”，并以洋操训练新式军队；主张“参酌中外兵制，设立武备特科”；提倡设立武备学堂。同时，他在经济上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科学技术，建立商会、学会，发展工商业；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改书堂为学堂，教学内容中西并重。这些主张，正是当时洋务派思想的最基本的内容。一直到他临终时，他在遗折中还念念不忘地向慈禧建议：“新政之当举者，必以实力推行；成宪之当遵者，毋以群言淆惑。善求因革之宜，驯致富强之效。”这些词句，也仍然不脱洋务派的口吻。

大家都知道，洋务派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基本态度是“剿团、和洋”，那么，荣禄在这个时期内，同样抱有这样的主张和立场，又有什么奇怪呢？相反，如果他突然与载漪、刚毅（谁都知道荣禄与刚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站到了一起，岂不是反倒令人难以索解了吗？

不过，荣禄同一般洋务派又略有一点不同。他的“剿团、和洋”主张虽是一贯的，但当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决策过程中激烈斗争之际，他有一个短时间表现了沉默的态度，并没有公开站出来充当主剿派的一面旗帜（按照他的地位和政治影响，是可以成为这样的旗帜的）。这种表现，又是与他的一贯性格分不开的。

关于荣禄的性格，当时人对他有很多描写。好听一点的，说他“素持重”；不好听一点的，则说他“猾巧而多忌”, “狡猾异常”, “险而巧”, “善为诡言”与“巧诈”, “内主阴谋，外博时望”。说法不同，意思却都差不多：阴险、圆滑、机诈，城府甚深。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是绝不会像袁昶、许景澄那样，明明知道有杀身之祸，还去冒死直谏的。特别是当他看到自己的靠山慈禧在一时冲动之下，做出了与自己的看法相左的决定，他更不会去据理力争，而宁肯保持暂时的沉默。他认定，必要的等待（甚至可以说是退让）是有益的，一味蛮干反而于事无补。这可以拿他自己的话来做证。当有人“蒿目感愤”写了一封反对端、刚等“抚团、攻洋”做法的奏疏准备上递时，荣禄劝阻说：“君言诚正，然吾辈叨居迩列，徒效龙比，于事何益。意不若居中图补救也。”事实证明，荣禄的这种态度，对他们这一政治派别来讲，确实取得了极好的效果。这种“苦心”，也为后来终于回过味来的慈禧所承认。在荣禄逝世后慈禧专门发布的懿旨中，就特别强调了他“竭力尽心，调和中外”的功劳，并且意味深长地说：“翊赞纶扉，适在时事艰难之日，尽心经画，献纳周详，有为中外所不及知者。”这就是暗指当时荣禄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的表现了。

问题之二是：如果说荣禄一直是主张“剿团、和洋”的，那么，怎样来解释本文开头引过的董福祥的那封信呢？难道董福祥在信中所说的一切全都是假的吗？

我们觉得，与其说董福祥在信中所写的都是假的，不如更准确地说，那封以董福祥的名义所写的信很可能是伪造的。理由有三：第一，荣禄主张“剿团、和洋”，是有一系列事实为根据的，这些事实前面已经一一列举了，而那封所谓董福祥的信中所讲到的事，却没有任何事实为证明。信中所谈之事，与目前保存的当时原始文件中所反映的荣禄的真实思想和态度，完全是矛盾的，根本无法统一起来，因而是不可信的。第二，信的内容和口气，也有颇多不合情理之处。从文字看，信应写于董福祥被革职和荣禄重新掌握实权之后。在议和中，帝国主义认为董福祥“是最恶劣的罪犯之一”，不断要求处以死刑，清政府在私下向列强“琢磨”说：董福祥手握重兵，且“素为陕、甘两省汉、回所倾服，设办理稍涉操切，深恐激而生变，后患无穷”，要求列强谅解清廷苦衷，稍于宽缓。而公开的理由则是说他“围攻使馆，系由该革王（按：指端王）等指使”，董福祥只是被动的执行者，因而“格外从宽”，只予革职处分。这显然是有意给他一个台阶下，说明他的责任只是执行了端王的错误命令，对于一个军事指挥官来说，这也许是最好的开脱借口了。在这种情况下，董福祥再鲁莽，也绝不会自己授人以柄，硬要说义和团首领李来中是由他推荐给荣禄的，围攻使馆时他曾“拼命死斗”。那样岂不是把好不容易开脱了的罪责重新由自己加到自己头上吗？再者，信中居然说甘军“有欲得中堂之首者”，则简直是要以荣禄的性命相威胁了。试问，一个革了职的提督能够对一个正手握大权的军机大臣用这样的口气讲话吗？董福祥即便再骄横跋扈，恐怕也难以如此吧！《庚辛纪事》甚至绘声绘色地说，荣禄得到此信后，“急送五十万金，将士赏赉有差，董乃已”。如果荣禄真的这样做，岂不是等于不打自招，坐实了董福祥的指责是确有其事吗？以荣禄之“巧诈”“狡险”，又岂肯干这样痕迹毕露的蠢事呢？第三，从历史上看，荣禄与董福祥确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不少材料谈到，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荣禄与董福祥之间由于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云：“又闻董福祥召对后，即统全军驻永定门，摩拳擦掌，预备与洋兵开仗。荣相檄令调驻南苑。董云：从前受中堂节制，此时我面奉谕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荣相已退值，再递膳牌请独对，以太后朱谕出示之，始允撤兵。”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董福祥带武卫后军，归荣相节制。讵载漪暗相结纳，引为己用，福祥亦以灭洋自任。荣相再三戒饬，竟不听命。”佚名《庸扰录》云：“闻荣禄曾力阻董军入京，谓其必至肇事。而端王谓董军来后，可夺西人之气，决计召令来京。遂有十五日之变（按：指杀杉山彬事）。”这些大都是当时人所写的日记，其内容却与那封所谓的董福祥书信中“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的说法完全抵牾。这些都足以说明，所谓董福祥致荣禄信函的真实性是极为可疑的。

问题之三是：如果本文的分析成立的话，那又怎样解释各帝国主义国家拒绝荣禄出任议和全权大臣一事呢？

不错，当清廷正式任命荣禄为议和全权大臣时，遭到了列强的拒绝。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一些报纸上（尤其是沪上某些外国人所办报纸）关于荣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存在着一些分歧的评论，其中有一些是指责荣禄“纵拳”肇祸的；另一是因为荣禄所统辖的武卫军参与了围攻使馆的战斗。有这样两个因素，有关各国政府不同意把他作为谈判对手，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帝国主义各国从来没有把荣禄列入“惩凶”对象的名单之中。这一点，只要看一看英国公使萨道义向本国政府报告所谓“惩凶”谈判经过的外交文件，就可以清楚了。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张之洞与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的一次谈话来作为佐证。在那次谈话中，张之洞特别“询问各国对荣禄抱有什么意见”，并代替荣禄辩解说：武卫军参与攻击使馆，并非荣禄的责任，一则因为武卫军中也有义和团，二则是董福祥不接受荣禄的约束所致。法磊斯对此回答说：“上海报纸指责荣禄，正像它们指责很多中国高级官员一样，但我们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正式消息。”言外之意，报纸上对荣禄的指责，并不代表各国政府的意向。官方并没有提出对荣禄的任何惩办要求。这恰好说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把荣禄与载漪、刚毅等所谓“首祸大臣”同样看待。

问题之四是：根据本文所说荣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态度和表现，应该怎样评价荣禄在这一事件中的历史作用呢？

荣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主张并在实际上指挥一些官军镇压和屠杀义和团。这种镇压和屠杀，不仅发生在清廷确定“招抚”团民之前，而且还继续到“招抚”团民之后。有材料说，荣禄曾指使武卫中军对围攻使馆的义和团“猛烈开火”，从背后进行阴险而残酷的屠杀。还有材料说，荣禄等曾与“各统兵大臣，皆设密法收抚团众。有不受抚者，均遣至各处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一炮休矣，升天矣”。可以说，荣禄与袁世凯一样，是双手沾满了义和团鲜血的刽子手。这一历史罪恶，荣禄是难辞其责的。另一方面，荣禄的所作所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载漪、刚毅一派人的胡作非为，多少减弱了这一帮昏庸愚妄的顽固大臣对当时局势所造成的混乱和消极后果。对这一方面，也是应该给予恰当评价的。这两个方面互相纠合在一起，不太容易分开，但却又是必须分开的，因为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讲到荣禄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还不能不提到一件事：荣禄直接统辖的武卫中军，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表现了极坏的纪律，他们乘京师局势混乱动荡之机，大肆掠杀奸淫，无恶不作，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武卫军，如虎狼，谁其将者荣中堂！”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群众给荣禄所做的恰当的鉴定。关于这一点，也有人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释。有的说，荣禄根本不是“知兵人才”，因此，他所统率的军队纪律荡然，正是他领导军队无能的表现。有的说，荣禄未始不想整饬军纪，但在那种复杂情势下已经失去了控制的能力。《荣相国事实纪略》则特别强调，武卫中军招募成军才年余，统领张俊接任不久即告病亡，继任的恩祥“暂权其任”，不及训练，即开兵端，以致弄得无可收拾。但是，不管人们对荣禄做怎样的辩解，作为武卫五大军的最高统领，无论如何是要对这支军队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恶劣表现负直接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