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派如何看待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的研究中，很自然地涉及洋务运动同维新变法运动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颇为复杂的问题。要得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细致深入的探究。其中之一，我以为不妨看看历史的当事人即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有一些什么样的认识和评论。

维新派承认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的一定的历史地位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经回顾了我国学习西方、推行变法的历史过程。他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余年，这个阶段中“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第二个阶段是自同治初到中法战争的二十余年，这个阶段中曾国藩等“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变法之事，于是荜路开山矣”。第三个阶段是自中法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的十年，这个阶段中“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但人们所学之“西法”，仍“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直到甲午战争失败，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才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 “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

梁启超的这段叙述，把洋务运动看作在学习西方过程中经历的两个历史阶段，肯定了它在推行变法中的“荜路开山”的历史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洋务运动对于自己从事的维新事业的先驱作用。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因为他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并没有忘记指出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

即使在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他们也仍然时常以肯定甚至赞赏的态度和口吻，谈起像郭嵩焘、曾纪泽这些人在传播西学中所起的作用。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说：“湘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湖南时务学堂缘起》说得更详细一些：“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尤垢，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也讲过类似的话：“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这些大致相仿的言论，正说明这是维新派的共同认识。

事实上，维新派最早接触和获得的关于西学的知识，大都正是来自洋务派人物主持翻译出版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可以把洋务派称作维新人士的启蒙老师。维新派自己不仅不讳言这一点，反而常常提起它。梁启超在他撰写的《康有为传》中指出，他的老师在青年时代，“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直至康有为离乡出游京师，始在沪上“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在《三十自述》中，梁启超讲到自己的经历时又说：开始，他求学只是“日治帖括”，后来又致力于“训诂词章”，除此之外，不知天地间“更有所谓学也”；直到十八岁入京应试，“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像康、梁这样的经历，显然具有典型的意义，基本上代表了大多数维新人士所走过的治学道路和思想发展的过程。

正因为这样，维新派对江南制造局、同文馆等翻译出版西学著作一事，尽管因其“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缺乏社会政治方面的内容，而颇觉不能满足，但对其草创之功，是并不抹杀的。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就指出：“海禁既开，外侮日亟，曾文正开府江南，创制造局，首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同时同文馆及西士之设教会于中国者，相继译录，至今二十余年，可读之书，略三百种。”

可以这样说，维新派在评论洋务运动的时候，是充满着历史感的。用谭嗣同的话来说，叫作“惩末流之失，遂谓创始者之非，何异因噎废食、惩羹吹齑乎！”这句话他分别在《致欧阳中鹄书》和《报贝元徵书》里反复说过两遍，可见并非信笔所书，而是反映着对于洋务运动的一种客观态度。

维新派抨击洋务运动“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所谓历史感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维新派并不因为承认洋务运动的一定历史地位而放松对它的指责和批判。当问题从历史拉回到现实的时候，维新派毫不含糊地指出，洋务运动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运动，是一种对于国家民族非徒无益、反而有害的历史活动。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一书》中说：“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轮船铁舰之用，不睹其变，反以蔽奸。”“至于奸蠹丛生，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变之为愈矣。”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说：“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国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也。”“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又指出：“中兴以后，讲求洋务，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

严复在《原强》和《救亡决论》等文章中说：“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四也，轮船招商局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总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夫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此行百里者，所以半九十里也。”

唐才常在《尊新》《尊专》等文章中说：“中国之创新政求新法也，费五十年之时日，掷万亿兆之金钱，购恒河沙数之枪械，然而北胁于俄，南挫于法，东困于日，何也？”“中国数十年来，同文、方言、武备等馆，次第举行，衿杂拉，风雨鳞萃。而临变仓卒，不获一器一人之用。”

这些就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总的评价。

如果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实际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那么，在理论上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是在戊戌变法时期由维新派来完成的。

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不是偶然的，既不是由于主持其事的洋务派缺乏应有的能力和魄力，也不是由于他们没有推行新政的必要的权势和地位。问题在于洋务运动在指导思想上就是完全错误的。这不是一条能够真正挽救民族危亡、促使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只能是“经划屡年，一无所成”。用维新派的话来说，叫作“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维新派从哪些方面去论证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性呢？

首先，洋务派只知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着意于兴矿利、筑铁路、整商务、练海军，不仅避而不谈政治的改革，反而强调封建政治的“大经大法，不可轻改”。维新派指出，这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像这样“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

其次，由于封建政治已经十分窳败，积弊甚深，因此，即使那些枝枝节节的洋务措施，也都是“务其名而不务其实”, “徒为具文”，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谭嗣同慨叹说：中国讲了几十年的洋务，其实“何曾有洋务？亦岂有能讲之者？”不仅如此，腐朽的旧势力为了达到一己之私利，总是要“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练兵则可以拥军自重，购械则可以中饱自肥，开矿则可以串弊贪渎，通商则可以抑勒朘削。结果，如梁启超所说：“如是则练兵反不如不练……开矿反不如不开……通商反不如不通”, “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总之，是“百举俱废”, “犹治丝而棼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最后，维新派强调指出，尽管洋务派同封建顽固派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但在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个问题上，二者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讲区别，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维新派声称，中国社会已是这样的衰敝危殆，任何“补漏缝缺之谋”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再立堂构”——按照他们的纲领实行维新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总之，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虚掷了数十年极可宝贵的大好时光，白白浪费了千百亿艰难筹划的国家资财，结果，“利未一见，弊已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为了堵塞那些利用洋务运动的失败来反对变法维新、反对改革的守旧势力之口，维新派明确地要人们区分和划清洋务运动同维新运动的界限。康有为指出，洋务运动只是“变事”而不是“变法”。当光绪召见他的时候，他又针对着社会上所谓“过去几年中国已经有了一些改革”的说法，告诉光绪说：“根据我的意见，中国不仅没有改革，而且所已经做的，恰恰是我所劝你不要做的那些事。”严复也说，洋务派不过是一些“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的人。他们这些话，主要是要人们了解，洋务运动的失败不是变法、维新、改革事业的过错，因为洋务运动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变法、维新、改革。

维新派认为封建性和买办性是洋务运动的致命病根

梁启超曾概括地指出，洋务运动“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这里涉及了两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前者指出了洋务运动的封建性，后者指出了洋务运动的买办性。

在维新派看来，洋务运动的封建性，主要表现在新、旧关系的处置失宜上；洋务运动的买办性，则主要表现在中、外关系的处置失宜上。

维新派指出，洋务运动“不务除旧而言布新”, “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按照这个原则，其结果，“累朝蠹政，不忍割弃”，腐朽的封建政治既一仍其旧，其他方面的举措也就只能空有其名，无补于实。在这种情况下，像办厂、开矿、筑路、练兵等事，“泰西行之而富强”者，一引到中国这块封建土壤上来，就不免“有淮橘为枳之叹”了。谭嗣同曾具体列举用封建主义的一套老办法去办新式机器工厂造成了怎样的结果：“嗣同尝往来各省机器局，见所谓总办，非道即府，问其得道府之由，上之挟万无一用之举业，弋科目而驯致之；否则入赀财而货取之，营荐举而巧攫之。中国辨士论官，固自不出此，何怪于算学制造了不省悟，则以下诸官属之懵然昏然，又不待言。即或一二奇材异能之士杂其中，夫谁知而听之！”靠这么一批人而能够办好工厂，岂不是成了怪事？

自己办不好，便“不得已而用西人主其事”。维新派认为，“当急则治标之时”，适当地“借材异域”，聘用一些外国技术人员是可以的、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一则洋务派对外国人的话奉命唯谨，言听计从，“于西人之言，辄深信谨奉，而不敢一致疑也”。二则洋务派事事依赖外国，“练兵而将帅之才，必取于彼焉；置械而船舰枪炮之值，必归于彼焉；通轮船铁路而内地之商务，彼得流通焉；开矿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兴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无不仰给之于彼”。三则洋务派并不是把聘用外国人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有计划地逐步培养我国自己的人才来取而代之，而是把依靠外国人办洋务当作一种长远的方针。维新派批评说：洋务运动“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这样，中国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主之权，而成为处处仰洋人之鼻息行事了。

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的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从多方面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惯于侵略欺凌我国的列强，从根本上说来，是乐于中国保持“弱也，愚也”的状况的，因为正是这种状况有利于他们在中国操大权沾大利。“自西人言之，则其为中国谋者十之一，自为谋者十之九”，把侵略者的意见和谋划当作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实在未免是南辕而北辙。况且，中国自己不振作，不奋起，那么，“西人竭诚忠事与否，已不可信，见我无知无识，安坐束手，以受指挥，而听愚弄，彼亦何为不遂愚弄之乎？”自己不图自振、自强、自立，就只好任人摆布，受人欺凌。怨天尤人是无济于事的。

维新派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采取区别对待的分析态度

任何历史活动都是人的活动。对于历史事件的评论自然也离不开对于从事这一活动的历史人物的评论。

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倡导和推行洋务运动的那些洋务派代表人物不是抱着笼统的、一概而论的简单看法，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分析的态度。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态度，当然，他们所肯定的或否定的，未必都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对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维新派较多地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康有为在保国会的一次演说中说：“曾文正与洋人共事，乃始少知其故，开制造局译书，置同文馆、方言馆、招商局……实为绝异之事。”《上海强学会章程》中也说：“曾文正公开制造局，以译书为根，得其本矣。”特别是对于左宗棠，维新派是抱有一定的尊重态度的。谭嗣同在《上欧阳中鹄书》中颇为激赏左宗棠在请造轮船的奏疏中的如下一句话：“彼既巧，我不能安于拙；彼既有，我不能傲以无。”这里的“彼”自然是指列强，“我”则指中国。谭嗣同不仅对此发出了“善夫！”的赞叹，认为此论道出了真正足以长民族志气的心声，而且指出“傲之一字，遂足以亡天下而有余”，因此也正是切中时弊的呼唤。

对于文祥、沈葆桢、丁日昌以及前面提到的郭嵩焘、曾纪泽等，维新派则认为他们不失为封建官僚中“稍明时局”、有一定见识和抱负的人。但是同时也指出，即使是这些封建官僚中的佼佼者，由于他们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也不可能做出像样的历史贡献和成绩。

对于李鸿章，维新派虽然也肯定了他在洋务运动中的某些作用，但更多的则是责难和否定。谭嗣同曾说：“到天津，见机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炮台等，他如唐山之煤矿，漠河之金矿，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此在他人，能举其一，功即不细，合肥兼综其长，夫亦人杰。惜晚节不终，弥增悼叹。”这里对李鸿章的一些赞誉的话，显然主要是针对他举办的一些洋务企业而言的；一谈到李鸿章主持的军事活动和外交活动，谭嗣同立即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尤其是对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中日谈判中奴颜婢膝的卖国丑态，他更是大加抨击，甚至称之为“彼全无心肝者”。谭嗣同还指出，在李鸿章实际主持下的中国政局，“日暮途穷，百政废弛，诚足恶矣”。而之所以造成这种局势，固然有种种主客观原因，不能只责备李鸿章一个人，但李鸿章之成为历史罪人，却也并非偶然，正好说明“贪位恋权之足以丧身如此，徒枉其才而已”。

维新派对张之洞的评价，更能说明这种分析态度。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等曾对张之洞一力推荐，认为张之洞和其他一些在中法、甲午中日战争中力主抗战、立有功绩的人，“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建议朝廷“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谭嗣同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但当维新运动深入开展，新旧斗争渐趋激烈之际，张之洞从表面支持变法维新，一变而公然压制湖南的改革活动，多方干涉《时务报》对维新思想的宣传，直至发表以攻击维新运动为目的的《劝学篇》之后，维新派对张之洞的认识也就深了一层，明确地把他归入顽固守旧势力一流，并指出他在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中，是“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纲常名教之虚文”, “以乱天下者”。但即使如此，维新派仍然承认张之洞是“大臣中之最贤而有闻于时者”，并不完全抹杀他的一定的历史作用。只是到了张之洞以卑劣手段残酷血腥地镇压了自立军起义之后，维新派才以极大的义愤揭露张之洞“甘心为那拉后死党”“背主卖国，不忠不义”“诛杀无辜，屠戮忠贞”的罪行。

维新派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地评论洋务派的活动和功过，还进一步分析了洋务派一事无成甚至在政治上每况愈下的思想根源在于缺乏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维新派指出，洋务派平素也常以“爱国”相标榜，但在爱国、爱名、爱身三者之间，放在最重要地位的还是“爱身”，也就是爱一己之私利。“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维新派认为，没有坚定的爱国信念，没有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是谈不上实行改革的。

以上我们简略地介绍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一些主要认识。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尽管维新派同洋务派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派别，但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认识，毕竟也只是反映戊戌维新运动这个变革时代的一种社会意识，因此仍然不能作为我们确切判断和评价洋务运动的根本依据。资产阶级维新派并不掌握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们的意见又不免受到现实斗争中所激发的各种情绪的强烈影响，因此，客观和深刻都是难以做到的。但无论如何，前面介绍的维新派的种种认识，终究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洋务运动同维新运动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