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历史观的发展

鲁迅，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在和敌人的斗争中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硕的思想遗产。鲁迅的战斗的投枪始终是指向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的，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一直十分重视历史的剖析，努力去“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把对于历史的认识、研究、引证、分析当作推进现实斗争的犀利武器。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正因如此，在鲁迅整个思想遗产中间，他的历史观点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而研究鲁迅的历史观点，也就成为总结其思想遗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的革命的一生，经历了从“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的深刻的转变，也就是经历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深刻转变。这种转变在思想上的映现，便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与这个转变相适应，鲁迅的历史观点也就不能不经历了从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不同阶段。早期的鲁迅，他的历史观点时时闪烁着理智与战斗的光辉，同时也明显地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那时候他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还存在着种种“偏颇”之处，特别是对于人民群众以及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和决定性还没有明确的认识。纠正这“偏颇”并使他的历史观点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这样，对鲁迅历史观的探究，便具有了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作为思想遗产的重要的一部分，供我们分析、学习、借鉴；另一方面，我们从鲁迅历史观的发展中，可以更具体地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巨大威力。

历史——“人肉的筵宴”

1918年，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吃人’! ”

我们记得，戊戌维新时代当康有为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抨击封建制度时，敌对阵营方面“咸以康为病狂”；辛亥革命时代当孙中山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制度时，敌对阵营方面也都以“中风病狂相视”。当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虽然已经经过了两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封建朝廷也已换上了“民国”的商标，但“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因此，对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封建势力是必定会使用故技，指为狂人狂语的，但是，它其实却是对封建历史的极其清醒的认识和极其深刻的揭露。

鲁迅自己曾说过：《狂人日记》的写作是意在暴露封建的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的。他透过“仁义道德”等封建礼教看出历史的“吃人”的本质：“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读着这些，我们不由得深深地感觉到：作为封建阶级的逆子、贰臣，鲁迅对于他那“熟识的本阶级”的“反戈一击”，能够多么沉重地击中要害，能够多么无情地揭开那黑暗王国的阴森的帷幕呵！

在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历史中，劳动人民一直生活在封建统治的重压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拥有着最大部分的土地，掌握着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国家权力机关，而历代的劳动群众，就在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野蛮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把备受封建压迫的农民叫作“无数万成群的奴隶”，而把封建地主阶级叫作农民的“吃人的仇敌”。历史进入了近代，封建社会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束缚在人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不仅没有被打断，反而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结合在一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墙脚。鲁迅的关于从古到今的历史无非是大小不绝的人肉筵宴这个思想，充满了激进的反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战斗精神。在其中，包含着对封建制度的愤怒鞭挞，对苦难人民的深厚同情，对推翻黑暗现实的强烈期望！

鲁迅差不多用了全部力量，在他的作品中“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竭力加以抨击。他揭破统治阶级对于历史的伪造，指出“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统治阶级竭力宣传中国历史似乎“向来就很好的”，这其实却是极大的欺骗。整部中国历史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太平盛世”，所有的“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统治者们凭借这刀与火，把被压迫的人民的血肉廉耻当馒头似的吞噬，而无拳无勇的人民，只得“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在纷乱奔逐中将生命当作阔人们的人肉筵宴的佳肴。

除了“刀与火”的物质力量外，帮助安排这人肉筵宴的还有封建传统的旧学说、旧习惯、旧思想——封建主义的精神武器。“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

在这些话里，鲁迅喷发着对于黑暗的封建统治的巨大怒火，也表现了鲁迅在思想上的无畏的勇敢。他揭露掌握着“刀与火”的统治者们的凶暴，其实却是对于他们的蔑视；他宁愿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其实却是对传统观念的决裂。

鲁迅对于统治者、压迫者的憎恶和愤恨，是建立在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劳苦人民的同情和爱之上的。1934年，他以极其悲愤的心情写过以下的话：“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这种思想，这种感情，是在他早期就一直存在的。1925年，他曾说过：“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在《灯下漫笔》那篇著名的文章里，鲁迅认为，从人民的处境来看，整个中国历史可以直截了当地归结为两种时代的交替，那就是：

第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第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热切地期待着苦难的中国人民能够挣脱这奴隶的命运，因此，他要求，不论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抑或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应一并埋葬，“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早期的鲁迅并不知道所谓“第三样时代”应该是或者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创造第三样时代”的呼喊，正好充分地表明了他早期历史观点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他并不只是将自己的同情之泪廉价地洒向已经逝去的时代，而是迫切地要求着对于黑暗现实的根本改造。在《灯下漫笔》一文的最后，是以这样的句子结束的：“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就在写这文章的同一年，鲁迅曾在和许广平的通信中，把古旧的中国社会比作“一只黑色的染缸”。他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他还说：“这种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

打破漆黑的染缸，掀掉吃人的筵宴，创造第三样时代！——这就是早期的鲁迅通过历史分析而得出的现实革命结论。

但是，前面说过，早期的鲁迅还并不是阶级论者。作为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根本方法，任何人不掌握阶级分析方法便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历史做出种种片面的乃至错误的结论，即使像鲁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和激进的革命家，也不例外。

对于几千年“吃人”历史的揭露，鲁迅的批判的锋芒首先和主要是指向压迫者与剥削者的。但是，封建统治的黑暗的担子太沉重了，他看到了强者吞噬弱者，但却看不到弱者对于强者的反抗、斗争，而是过多地看到了弱者的所谓“卑怯”。1925年6月所作的《杂忆》中的一段话，最典型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作为这一思想的印证，《狂人日记》里所描写的吃人的一伙，除了“古久先生”、赵贵翁等之外，还有这样的一群：“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很显然，这里所说的“他们”，正是在封建统治下被侮辱、被损害、被欺压的一群，在《狂人日记》里，他们却又全是合伙吃人的一群。他们不是向知县、绅士、衙役、债主抗争，而是去吃更弱的弱者，并且露出了比受迫害时更怕更凶的脸色。

鲁迅也曾经把“不幸的人们”的弱点之形成原因看作“病态社会”的影响，看作“僵硬的传统”的毒化。但是，他最终却极简单地把“吃人”的历史的根源笼统地归诸所谓“国民性”，并且认为“改良社会”的根本方法就在于“改革国民性”:“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很显然，“国民性”的说法是缺乏阶级内容的。这种社会历史观点自然是错误的。事实上，正如掌握了阶级论之后的鲁迅自己所深刻指出的，在阶级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各个不同阶级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性”，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国民性”。

但鲁迅很快——虽然是经过了极其艰难的摸索、体察、批判的途径——就改正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到1927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改正的最初的端倪。他在这年4月所做的《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中，已经强调环境决定思想、思想形成文学这样的观点了。他对于劳动人民所受旧的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有了一个新的、大体正确的认识。他仍然看到旧的封建传统思想对于劳动大众的毒害，但是他已不把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看作创造新社会的根本之道，相反，却认为只有工农大众的真正解放，才能使他们最终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他写道：“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鲁迅早期的所谓“改革国民性”，其实质是“个性主义”，即要求“人性的解放”。正如鲁迅后来所回忆的，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者，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

从要求“人性的解放”到期待“工农大众的真正解放”，这中间，反映了鲁迅对于人民群众的认识的一个巨大的飞跃。

谁创造了历史？

鲁迅自己曾经讲过他从小对于劳动大众的认识的一段经过：在中国的古书上，常常把“劳苦大众”描写得十分幸福，说他们“平和得像花鸟一样”。因为从小就受着这种思想的欺骗，所以鲁迅也一向“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甚至有时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鲁迅的这种经历，以及由此而得到的对农民苦痛的深刻认识，正是他能够斩断“过去”的葛藤、憎恶“上流社会”的堕落的契机。

但是，对于劳苦大众有着深切的爱、深切的同情，却并不等于就有了正确的认识。事实上，当鲁迅还是进化论者的时候，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也是估计不足，过分地夸大了人民群众的消极的一面：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群众不过如此，由来已久，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

抱着这样的想法，早期鲁迅对于人民群众充满了一系列矛盾的心理：他同情他们的痛苦，但又愤慨他们“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他期待着“民魂”的发扬，但又担心着“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 ‘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但是，鲁迅思想上的这些矛盾，终于通过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通过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矛盾斗争的体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最后，经由他自己思想的斗争、摸索、进步、发展而克服、解决了。

为了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鲁迅对人民群众认识的发展印迹，为了能使我们了解鲁迅在思想发展过程中如何勇敢地否定自己曾经有过的“偏颇”，我们且来看看鲁迅对以下三个问题的认识的变化。

第一个问题，是“知识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5年，鲁迅在一封信中曾说过，“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跟他们去倡导改革，宣传科学，也就是进行所谓“思想革命”，是必定要“收获失败无疑”的。他以为，“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这也无异于说，民众是消极的、被动的，只有知识阶级觉醒了，才能由这些“先知”们带领着“民众”走上改革之路。

但到了1930年以后，鲁迅又有几次谈到“知识阶级”和劳动大众的问题，而看法却已经根本改变了。如果把这时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1．“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这是因为——他引用列宁的意见说——“习惯”和“风俗”是很难改革的，改革者应该“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

2．但是，“多数人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而且，“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

3．因此，虽然“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觉悟的智识者”同时又必须“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他必须“深入民众的大层中”,“深知民众的心”。

4．如果智识者不是跟工农大众结合起来，那么，“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

5．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但是知识阶级绝不能自己以为特别高贵，幻想着革命成功后劳动大众会特别优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给他们。“事实上，劳动者大众……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

可以看出，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在思想上比他的前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也还是指出群众的弱点，但已经没有了消极的悲观；也还是肯定知识分子在前进中的重要作用，但已经没有了盲目的高傲。鲁迅自己所走的，就正是他在这里指出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革命化的道路。当然，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鲁迅只是也只能是一般性地提出知识分子革命化的方向问题。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学习鲁迅，就只有坚决地按照党和毛主席极其深刻、完整地指出的知识分子革命化的道路，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全心全意地为工农群众服务，尊重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向工农群众学习，通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使自己真正地成为劳动化的革命知识分子。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的问题。

早期的鲁迅，对于人民群众，常常视之为“愚弱”的“庸众”。虽然有时也指出，劳动人民比起“圣人之徒”来，思想要“纯白”得多，但这“纯白”又常常和“愚妄”结合着，似乎是劳动人民身上的不可分离的双生子。但到他的社会历史观点根本转变之后，我们却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对于劳动人民伟大历史创造力的热情赞颂。

鲁迅批判了一切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学者们”的传统谬见，这种谬见“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鲁迅却认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创造的，也就是历来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

鲁迅曾不止一次地批驳过文人学者、“正人君子”称劳动大众为“愚民”的污蔑。他指出：“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其实，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并没有真的把群众治成“愚民”。一二九运动时，爱国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动派大起恐慌，不仅用水龙刀棍对付，而且还急急忙忙地把一部分学生闭于城外。这时，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送饭，表现了对于爱国运动的热情支持。鲁迅从这件事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高兴地写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

在阶级社会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总是要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影响，但是，根本对立的阶级利益的冲突，总是使得被统治阶级能够摆脱统治阶级的愚弄诓骗，他们相信和承认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他们有自己的爱憎，有自己的好恶，是非黑白，绝不含糊。鲁迅一面嘲笑那些自命不凡的所谓“士大夫”，一面热情地赞扬人民群众的判断力，说：“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反抗斗争的问题。

前面曾经说过，早期的鲁迅认为，被压迫者在受到强者的迫害时，只会含着愤怒，向更弱者去发泄，而不去向压迫者反抗。这个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因为几千年的文明史，一方面固然是剥削者压迫、吞噬被剥削者的血泪史，另一方面却也是被剥削者反抗剥削者的斗争史。鲁迅还不懂得阶级分野的时候，在整个历史上便只看到一团混战，一部中国历史便只是所谓的“相砍书”，而当他掌握了阶级论之后，他就把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完全地加以肯定了。

鲁迅说：当老百姓受着“官灾”之后，会“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鲁迅说：“劳苦大众”的“反叛的叫声”，会“使统治者恐怖”。

鲁迅说：当人民受到迫害时，他们会“跪香，民变，造反！”

总之：“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

由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对于人民群众力量、作用的新认识，是鲁迅历史观点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而这种新认识的实现，则是凭借着阶级分析方法的力量。当鲁迅还未能充分地估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的时候，虽然他也一直在进行着坚韧的战斗，但我们却不免时时从战斗中看见他流露出来的一丝一缕的孤寂之感，而当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之后，他的战斗的声音就更充实、更响亮、更有力了！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进化论是鲁迅早期的思想武器，他曾用这武器对于根深蒂固的“旧文化”施行过不断的袭击。

鲁迅坚信“将来必胜于过去”。这种信念的基础，是建筑在历史是发展的这个观念之上的。

鲁迅认为“人事连绵，深有本柢”，就像水有源、树有根一样，“苟为寻绎其条贯本末，大都蝉联而不可离”。从这历史的联系中，鲁迅看到了发展，看到了进化：“文明如华，野蛮如蕾；文明如实，野蛮如华。”而这种发展进化又并不是直线的行进，却是波浪式的曲折的上升，“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

这里所引的三篇论文，都作于1907年。自古以来，一直到鲁迅写这些论文的时候，一直到鲁迅发表这些论文以后的一段时间，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点大抵是所谓“笃古的”——它认为世界愈古愈好，“言必称三代”；唐虞尧舜，是最理想、最完美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它的最高愿望就是回到往古去。鲁迅的历史观点和这种传统观念是根本对立的。他曾经针锋相对地批判这种传统观念，说：“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径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

鲁迅反对美化往古，迷恋过去，但是却也并不主张可以任意地贬斥往古，抹杀过去。他认为，如果有人拿古代的事物和如今的相比，“得其差池，因生不满”，甚而至于“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这也是可笑和可悯的。因为持此观点者同样不懂得人类历史是发展进化的这个道理。

总之，鲁迅要求对于“过去”有一个确切的实事求是的认识。

鲁迅之重视认识“过去”，是注目于“现在”，希望着“将来”的。他并不只是为认识过去而认识过去——“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

鲁迅勇敢地向这“旧见解”挑战，简洁地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

但是，进化论者并不是彻底的发展论者。深刻的彻底的历史发展观点，是只有唯物史观这个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所独具的。因此，我们在鲁迅早期的历史观中，沿着“过去—现在—将来”这一条线索，不能不重又看到一系列的迷惘的问号。

第一，怎么看待从“过去”到“现在”？前面说过，鲁迅是主张现在必定胜于过去的。但是，当现实生活中的黑暗重重地压着社会、压着鲁迅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慨叹着历史与现实的“神似”，慨叹着“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这种慨叹，甚至使他在192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悲愤地说出“我是不甚相信历史的进化的”这种话来。

第二，怎么争取从“现在”到“将来”？进化论者鲁迅所主张的，对于人，是一个个的“个性的解放”；对于事，是一步步的改革与进化。

第三，“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1934年，鲁迅回忆他早期的思想时，明白地说道：“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 ‘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

时间终究在不绝地流逝，“现在”成了过去，过去的将来成了“那时的现在”。鲁迅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中，从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权的诞生和成长中，破天荒地看到了“工农大众的模范”，开始知道了“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于是扫除了怀疑，增添了勇气。接着，在经历了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一方面，受着剧烈的阶级斗争的震荡和教育；另一方面，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认真的学习，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立了工人阶级的立场，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学会了将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懂得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必须也一定会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且由此而“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的社会一定要出现！”

他坚定地、愉快地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当鲁迅做出这样的结论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正处在长夜难明、群魔乱舞之际，但是，鲁迅却并不把貌似强大的反动统治阶级看作时代的主宰，看作时代精神的体现者。相反，他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打破旧制度、创建和发展新制度的根本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才代表着历史的未来！因为，他了解到，无产阶级业已成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已经成为时代的中心。

如何对待历史遗产？

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写于1934年1月的这一段话中的“我们”，显然已经是指自己所属的那代表着历史的将来的无产阶级。

对于历史遗产，五四时代的鲁迅也有着与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所共具的使用形式主义方法的缺点：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但是，鲁迅却一贯坚决地反对对待中外历史遗产的两种最恶劣的倾向：封建复古思想的“国粹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全盘欧化论”。鲁迅对于新文化前进道路上的这两大敌人，自始至终地进行着坚韧的战斗，只是愈到后来，这种战斗更有力、更正确、更彻底罢了。这是鲁迅反帝反封建斗争在文化战线上的重要体现。

鲁迅所批判的“国粹主义”者的“国粹”，并非祖国历史遗产的精华，恰恰相反，他们死命抓住的却是一大堆糟粕：金人玉佛，扶乩炼丹，小脚长辫，《推背图》，八股文……但这样的“国粹”是肯定不能保存我们的，因此我们也就绝不能去保存这样的“国粹”。因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鲁迅一直很重视对外国文化遗产的吸收和介绍，他那比创作的分量更多的译文集，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他认为，只要是有自信力的人，有自信力的民族，是绝不会害怕吸收外国文明的，“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见了外国文明就害怕，大叫着恐防“用夷变夏”的，其实倒是因为自己过于衰弱，失去了自信力。不过，他特别强调，对于外国文明必须“加一番慎重的选择”。他坚决地反对那种用“势利的眼睛”，对于“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的帝国主义文化，采取奴才态度的买办相——按照鲁迅的形象化的说法，即“西崽相”。

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影随形的一对反动同盟军。封建主义者常常拉帝国主义的文化来装点门面，打的旗号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帝国主义者又常常别有用心地希望中国“保存国粹”，他们摇头晃脑地说：“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鲁迅清楚地知道，不论封建主义也好，帝国主义也好，它们所要保存的旧文化，于中国人民只是像鸦片一样，会毒害人民的心灵，对于发展民族的新文化是毫无益处的。

有人根据鲁迅对所谓“保存国粹”的批判，认为鲁迅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这其实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和污蔑。事实上，鲁迅对于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充分地加以肯定，并且一向十分珍爱的。譬如，他早期对于祖国的医学遗产，虽然曾经一度形式主义地做了过多的否定，但很快地就改变了看法。1933年，他在谈到《本草纲目》时就认为，这虽“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 “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这些经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实在是极可宝贵的”。此外，他对于祖国的绘画、雕刻、音乐等，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肯定。至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于祖国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的高度评价，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鲁迅极其重视对于历史遗产的继承，因为他知道：“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鲁迅认为，重要的是对于继承历史遗产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1934年5月，鲁迅在《论〈旧形式的采用〉》一文中提出，对于历史遗产，应该“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以及对历史遗产要“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有所变革”。在稍后几天所写的《拿来主义》一文中，他对这种主张做了详尽的发挥。他极生动地用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来做比喻，他认为，对于这所“大宅子”，下面三种态度都是极端错误的：

1．因为反对这所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这是孱头；

2．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这是“昏蛋”；

3．原本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地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这当然是废物。

鲁迅认为这三种态度都是要不得的，正确的态度“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拿来之后，就占有、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鲁迅在这里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对历史遗产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他指出，对于历史遗产，既不能粗暴地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地全盘接受；要敢于继承，但必须经过批判、辨剔。而经过批判地继承之后，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害人的鸦片也能够变成治病的药物。鲁迅对于历史遗产的态度是很全面、很深刻的，这是因为他对于历史遗产，不是采取形而上学的而是采取辩证的、分析的方法。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在“大宅子”面前，不要做不敢入门的“孱头”，不要做放火的“昏蛋”，当然，更不要做接受一切的“废物”，而要能真正地成为历史遗产的保存者、开拓者和建设者。——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仍然值得时刻地警惕着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方法是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