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历史的真实

人们能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解释历史才能揭示历史的真实，这是长期以来人们不断关心和讨论的问题。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历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的真实这一问题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谬误又在哪里。

一

过去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根本就否认人们能够把握历史的真实。法国两个著名历史学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说：“在历史中，吾人决未能见任何之 ‘真实’……过去之真实，乃吾人所不能观察之事。”又说：“凡人类心思，本为空泛，故亦仅能引起一空泛之集合的印象。……历史之为学，终不免为一种主观之科学，吾人若以分析之学，实为不当之理。”我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何炳松也说：“史家所见，皆非本真，盖仅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而已。”又说：“就事实本质而论，世间并无所谓历史的事实。”

这是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不可知论。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看来，或者世界上根本就无所谓历史的事实之存在，它只是历史学家“心灵”上的一种“印象”；或者虽然世界上也有历史的真实，但它已经是逝去的东西，因此人们也就无法见到它，无法认识它。同时，他们还认为：历史是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形成的，即社会存在是由人们的意识决定的，既然如此，而人们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思想又是根本无法捉摸的，那么，由这种不可思议的心理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历史，它的真实内容当然也就捉摸不到了。

说历史不过是历史学家“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这同贝克莱的“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的说法一样，是一种最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部分，在“世界是不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的客观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人类社会同自然界完全是一样的。就像自然界并非人们的经验、表象或“感觉的复合”，人们的感觉只是物质世界的客观反映一样，社会历史也不是人们“心灵上”的“印象”，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只不过是客观历史进程的真实的或者歪曲的反映而已。既然人类社会在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物，同自然界发生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是一种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感觉的客观真实的存在，那么，对于这种客观实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当然能够真实地认识它、确切地反映它，并且提供出它的正确的摹写。当然，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在自然界中彼此发生作用的，只是一些盲目的、不自觉的力量，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则是人，而人是赋有意识，经过深思熟虑行动或在热情影响下行动，并且抱有一定目的的”。然而这丝毫也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创造历史的人们固然各人有各人的动机、目的和意志，但人们产生出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却并不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它归根到底要受到社会物质生产状况的制约。我们对于已经过去的某一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以及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阶级关系的研究，能够使我们确切认识那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真实面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怎样复杂，社会历史科学毕竟能成为像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

可见，那种认为人们根本无法察见任何历史真实的观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那些历史学家否定人们认识历史真实的客观可能性，其实也就是取消了社会历史研究的科学意义。

不过，干脆直接地否认历史真实性的，毕竟还只是少数人。更多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高唱着要求历史的真实。他们标榜写“信史”，他们说历史应该是“像它真实发生的那样”,“征信为历史之第一要义”，等等。他们所谓的“信史”，所谓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认为应该怎样才能发现历史的真实呢？只要稍稍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要求的历史的真实，无非仅仅是要求对于个别历史现象的具体描述罢了，他们把历史的真实同对于历史现象的任何概括、抽象和分析对立起来。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又认为，只有纯粹客观主义地对待历史现象，在研究历史时不存有任何自己的意见、感情和目的，才有可能达到历史的真实。

梁启超是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对于历史的真实这个问题谈得较多，因此，他的议论是有代表性的。据他看来，要发现历史的真实：第一，不能要求探寻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今必强悬此律（按：指因果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则反失历史之真相”。第二，不能要求对于历史事实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如何才算忠实，即 ‘对于所叙述之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第三，不能对历史上活动着的人物和发生过的事件有任何爱恶之情，而应该像镜子一样，“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第四，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研究历史，不能要求有别的作用，特别是不能用过去的历史事实作为教育人们的手段。他说“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否则一定要“失却历史的真实性”。

我们来看一看，根据梁启超的这种种规定，探求出来的历史真实到底是什么。

梁启超认为，如果要找出历史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就会“反失历史之真相”。原因是，在他看来，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间，这种因果联系并不存在。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马赫曾经宣称：“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列宁曾经指出，马赫的因果论同休谟、康德一样，是一种不可知论，它最终必然导向否认认识客观世界真实面目的可能的结论。列宁对于马赫的批判同样可以用于梁启超。如果社会历史的各种现象之间，“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那么，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不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它只是各种历史现象之间的偶然堆积而已。人们面对着这各自孤立的一大堆历史现象的偶然堆积，怎么能把握得到历史的真实呢？因此，如果根据梁启超的第一个意见，那么虽然他高叫着求取“历史之真相”，实际上却正好堵塞了通往历史真相之门。

梁启超对于历史真实的看法，是把历史现象同历史规律性对立起来，把具体的历史事件的真实同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既然社会历史的发展没有什么规律性，那么如果人们要透过历史现象去发现历史规律，如果人们要透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分析出历史的本质，那就不免是“参以自己意见”，失去了一种“纯采客观的态度”，因此也就是对于历史的不“忠实”。换句话说，要忠实于历史，人们就只有通过对于历史文献和资料的考订，找出个别历史现象的真实内容，除此之外，不能再多走一步。

但是，弄清楚了各种历史现象的真实内容，是不是就确切地、完满地把握了历史的真实呢？

弄清楚各种历史现象的真实内容，这对于揭示历史的本质真实无疑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前者正是后者的首要前提。因为，现象是本质的显现，只有在真实可靠的历史现象中才能抽象出历史的真实的本质。我们说考据学在历史研究中有着一定的地位，它是历史科学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种重要的手段，就是因为考据学能够为我们提供某些具体历史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而为对于社会历史做科学的抽象和概括提供可靠的前提。

但是考据学并不能代替历史科学，因为历史现象并不等于历史的本质。在考订清楚了各种历史现象的本来面目之后，还需要透过这些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性，才算最完满地、确切地、深刻地把握了历史的真实。这是因为，事物的现象只能曲折地表现事物本质的一个方面、一个片段、一个局部，而在某些情况之下，如像列宁所说的，本质的显现还会是一种“假象”。因此，现象同本质不但有联系，同时也有差异，有矛盾。本质和现象是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本质是内在的、隐蔽的、深刻的东西，只有从研究大量现象入手，通过抽象思维才能达到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在这里越过大量现象是不对的，但抛开主观的抽象思维同样是不对的。历史的本质，历史的规律性，不是用直观的形式可以认知的。“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对于丰富生动的现象，进行科学的概括，“用心思去想一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正是科学工作的基本任务。

因此，把历史现象中的假象看作历史的本质，固然必定会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就是把某一真实的历史现象绝对化、神化，把一个方面、一个片段、一个局部看作历史的本质，同样也会形成对于历史真实的背离。历史过程像一条流动不息的长河，仅仅看到浮现在长河表面上的泡沫而不去追索历史的深流，这等于是关闭了认识历史真实的大门。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却正是抽掉了历史的本质去谈历史的真实，正是不分清主流和支流，不区别假象和实质，一律将各种历史现象指为历史的真实。正因如此，他们也就无论如何把握不到历史的本质真实。

二

社会历史现象异常丰富繁杂，迷离混沌。“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找出规律性来。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因为，历史不是别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彼此对抗的阶级，历史上也就只存在着阶级的人。任何一个人的活动，不论是言论还是行动，也就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历史的最基本的内容，也就是那对抗着的各个阶级之间的有时隐蔽、有时尖锐的斗争。因此，如果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基本的历史内容，自然就不可能了解到历史的本质真实。同样，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各种繁杂多样的历史现象，自然也就不可能对那恍惚迷离的历史现象做出真实的解释。

诚然，在马克思以前，历史上活动着的人们并没有科学的阶级斗争观念。但这一点不仅不应成为否定阶级斗争理论的借口，反而更加证明用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历史事件之必要。正因为历史上活动着的人们并没有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所以一方面，这些人的一切活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无不是把自己的阶级性直截了当地写在自己的政治旗帜之上，使人一眼就能看穿。如果我们不能用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去观察社会历史现象，我们就必定要在假象面前受到迷惑，受到欺骗，历史的真实就会远远地离开我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社会历史的本质内容是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这样描写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要揭示历史的真实，就必须真实地说明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压迫者如何残酷地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如何英勇顽强地反抗压迫者的压迫。可见，梁启超主张的不能对历史上活动着的人们和发生过的事件有任何憎恶喜爱之情的纯客观主义，只是一种虚伪的呓语。试问，如何能够要求一名历史学家对于敌对着的不同阶级有同一的喜爱和憎恶？世界上又怎会有一个既爱奴隶主又爱奴隶、既爱地主又爱农奴、既爱资产阶级又爱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退一步说，如果真有这样一位历史学家，我们又如何期望这位不偏不倚的历史学家能够正确地描绘出充满着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历史的真实？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不仅历史上任何一个人无不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而且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也无不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任何一个历史学家研究和说明历史，都抱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他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纯粹的客观主义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梁启超自己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他的历史研究就是直接地服务于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活动的。至于说如果以历史研究为服务于某种目的的手段，就必定要“失却历史的真实性”，这也是不正确的。对于一切剥削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说来，他们为了拿历史研究作为服务于自己阶级利益的手段，确实必定会歪曲历史、捏造历史。这是因为，当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成为统治阶级时，他们的阶级利益通常是同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处于敌对地位的，他们如果不依靠欺骗和镇压，就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当然不敢揭示历史的真实，特别是不敢揭示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真实。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面对着日益觉醒的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深刻斗争，也就更加需要在一切方面包括在历史领域里进行捏造和欺骗。

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来说，问题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当然有它的目的，这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但这种目的的实现，不是通过对于历史的歪曲和捏造，恰恰相反，正是只有在深刻地、完整地揭示出历史的真实的情况下，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才得以实现。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它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进程完全一致，同全体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它既不需要欺骗人民，也不需要歪曲历史。相反，对于历史真实的揭示，必然会成为号召人民进行斗争的号角，成为动员人民进行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的战鼓，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总之，只有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去研究社会历史，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才能最客观地、最深刻地揭示历史的真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对社会历史真实的客观反映，同“客观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列宁说：“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说这段话是在1894年，目的是回答俄国某些民粹主义者对于唯物主义的指责。在将近七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段话借用来作为对于持有“运用阶级斗争理论会歪曲历史真相”观点的人们的回答，仍然是很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