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文集 卷二（下）

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自序

收入本书的文章，除一两篇外，都是在2005年到2011年间，也就是我73岁到79岁的时候写成的。

从内容来说，文章大体分成三类：一类可以算是学术论文性质的，主要是对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来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和反思；第二类是对几部书的评论和为几部书写的序言；第三类一部分是对学术前辈的缅怀，另一部分是对学科建设的若干建议。

书名采用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叫作《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魂牵梦绕的美好理想。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呕心沥血，顽强拼搏，甚至无畏、无悔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面貌，是因为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一次从辉煌到沉沦的痛苦转折，曾经从一个处于世界先进地位的文明古国，沦落为一个被人鄙视蔑视、任人蹂躏宰割的几乎亡国灭种的民族和国家。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既不应该忘记，也不应该用轻薄的态度加以对待。最近看到有人发表这样的议论，说什么老是不忘记别人“总是欺侮我们”，成天装得“苦大仇深”,“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过是一种“怨妇心态”；而肯定或者歌颂对强暴的反抗，则是一种“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又打不过人家，“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这不是泼妇是什么？从这里引出的结论是：不能“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看到这些，我突然想起清代人陈宏谋在《从政遗规》中说过：“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我们的先人，面对着列强的侵凌，拍案而起，以身许国，这实在是性命攸关的严肃选择，现在以嘲弄的态度讲几句风凉话是很容易的，在当时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绝不是人人都能够轻易做到的。今天我们讲不要忘记被人侵略、被人欺负的历史事实，既不是为了发泄怨气，也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更不是为了鼓吹复仇，算历史的旧账，不过是为了尊重历史，让我们不忘曾经经历的民族苦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已。中国近代史确实不仅仅是“反抗的历史”，它还有许多其他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如果列强的侵略和人民的反抗斗争都不应该讲，都无须讲，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怨妇心态”和“泼妇心态”，那这样的近代史又将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呢？

进入古稀之年后，朋友见面问得较多的一句话是：“你近来忙点啥呢？”我的回答多半是两个字：“打杂。”这个“打杂”的含义，大致同最近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打酱油”差不多，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重任在肩，主要是给别人帮帮忙，做点琐事，类似于打打油盐酱醋之类。有些事情让我去凑凑热闹，敲敲边鼓，只要是对社会有益的，我便欣然从命，起一点摇旗呐喊、站脚助威的作用。有的事情让我去出出主意，发发议论，只要邀请者出于诚意，我也奉命唯谨，去讲几句可供参考或者未必很合时宜的话。就这样，倒也忙忙叨叨，居然“不知老之已至”。这样的“杂事”并不少，但大多是上不了账的，过了一段时间，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干了些什么。勉强能够记上账的，大概就是收在这书里的几篇或长或短的文字了。还有几篇杂文，则另外编了一本小册子。

编完这部书，恰好是农历除夕，这时离我80岁生日刚刚过去八天。用出一本书来作为自己某个寿辰的纪念，这个办法很多人都乐于采用。例如学术大家梁启超先生，就曾告诉他的朋友林志钧说：“吾年得至六十，当删定生平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不幸梁先生56岁就病逝了，所以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不过我在80岁的时候编这本书，却丝毫没有“自寿”的意思，完全是一种巧合。我向来不大关心过生日、过年之类的事情。所谓“天增岁月人增寿”，其实不过是哄人高兴的一句善意的废话。老天爷增不增岁月，对我们普通人实在关系不大；而自己虚度一年光阴，“增寿”一岁，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值得祝贺的理由。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每增加一岁也就意味着向老年迈进一步。我不大喜欢过生日的原因就在这里。不过这一回的巧合，我倒是挺高兴的，因为通过编这本文集，乘机对80岁以前这几年的学术生涯做一次盘点，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对于自己的旧作，各人的态度各不相同。鲁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说：“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 ‘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但我对于自己的 ‘少作’，愧则有之，悔却从来没有过。”郑板桥在《词钞自序》中则说：“燮年三十至四十，气盛而学勤，阅前作辄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觉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读一过便大得意。可知其心力日浅，学殖日退，忘己丑而信前是，其无成断断矣！”郑板桥认为能够看出自己“前作”之不足，表明学业有进步，等到只觉得“前作”很好，就说明自己已经“心力日浅，学殖日退”，再不能有新的成就了。在编这本集子的时候，我也想了一想自己对“前作”是个什么态度和心情呢？读一读过去的文章，当然没有“大得意”的感觉，但也确实没有什么后悔之意。过去文章里曾经讲到的一些认识，到现在似乎依然有人在继续思考和争论，比如前面提到的所谓“怨妇心态”“泼妇心态”的问题，其实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里就所有涉及，当然讲的是另外一番道理。历史是业已逝去的社会生活的记录，是过去了的客观存在，任何人都无法加以改变。但持有不同历史观的人，对历史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读。对于学术来说，有不同观点是完全正常的。至于哪一种看法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更加客观公正，更加合乎情理，读者心里自然有一杆秤，会做出自己的评判。

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文章汇集成册时，除稍有删节外，基本上未做修改。李光伟同志为核对资料，花了不少心血，在这里谨表谢忱。

2012年1月24日初稿，3月31日修改

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

谢谢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讲的题目是：从民族沉沦到民族振兴。实际上是回顾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着重分析一下学术界对于这段历史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争论和分歧，以及怎样看待这些所谓“热点”问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它的重要性反映在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里面的这样两句话。一句话是：“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有一句话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胡锦涛同志这里讲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一个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一个就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可见，这既是两个历史使命之一，又是必须始终坚持的三个信念之一。

但是我想，如果不把历史搞清楚，如果对这一段历史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很难对历史使命有深刻认识，也不可能树立自觉的坚定信念，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讲历史。我主要讲四个问题。

众说纷纭的历史迷雾

第一，民族的沉沦。

我们这个民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著名的汉唐文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到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总之综合国力在全世界还是名列前茅的。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是“落日的辉煌”，夕阳无限好，只是已经接近黄昏了。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方面中国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僵化的、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扼杀了人们的创造精神，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封建政权没有力量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另外一方面，英国、美国、法国等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先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挣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实行并且完成了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落在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鸦片战争之后，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加重、加深了中国的落后，使得中国一天天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的沉沦从此开始。

对于这样一个从先进转化成落后的过程，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里有这么一段描述。他说：“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的条款，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了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这本书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预言到20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所以它绝不是“共产党的宣传”，绝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不必因人废言，不管《大失败》作者写作出发点怎样，这一段描述还是很符合历史实际的。

随着中国的衰落，世界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富强、物产丰富、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化，最优雅的艺术，最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度被视为 ‘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中国观”。

从鸦片战争开始，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沉沦的同时，中国人民就开展了顽强的、执着的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斗争。一直到党的十五大，我们庄严地宣布，“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基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民族沉沦到民族复兴，中国人民经历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整整200年的时间。在这200年的时间里，我们民族的经历大概可以概括成3句话12个字：多灾多难，不屈不挠，自立自强。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的是客观地、真实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认识我们的民族到底曾经经历了怎样的难以想象的灾难，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

我认为研究这段历史主要是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是辛酸史，即我们民族经历了怎样的灾难；一个是斗争史，即我们民族经历了什么样的艰苦斗争，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在这个领域里存在着许多的混乱。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没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不仅反映在学术界，也反映到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各种日常生活里面。我想思想活跃是好事情，但是其中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观点。这种错误的观点形成了一股思潮，这股思潮又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对青少年影响巨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所以我今天要对这一段历史里面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讨论，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重要了。

第二，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的转变。

在介绍我们国家学术界的状况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俄罗斯的情况，这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点借鉴，也加深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2007年6月，俄罗斯召开了一次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专门研讨教科书和学校的历史教育问题，普京参加了会议并且发表了讲话。普京严肃地批评了过去由于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了社会的思想混乱得像“一锅粥”，教师的头脑里面也是“一锅粥”。他特别批评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他说，过去史学家过于强调苏联历史的污点，造成书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的糟粕和泡沫，现在必须剔除这些糟粕，去伪存真。虽然苏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也曾经有过辉煌显著的成就，苏联历史绝不单单是“肃反”和劳改营。完全否定苏联的历史，说苏联历史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普京还说：“俄罗斯必须抵制国外教师爷的干涉”,“不容许他人以教师爷的身份指挥我们。俄罗斯应加强公民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扭转历史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俄罗斯将从改革历史教学和重编历史教科书入手，从青少年抓起，带动全社会珍惜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媚外思想，形成俄罗斯的民族思想。

我觉得俄罗斯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国内的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里面有没有历史虚无主义，有没有媚外思想？有一些问题是不是本来已经很清楚了，现在也弄成“一锅粥”了？

普京为什么对历史问题（包括中学、大学的历史教学）如此敏感，如此重视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接受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对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原因，学术界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很多分歧。但是有一点大家基本都承认，就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切入点首先是从对历史的扭曲开始的。

龚自珍曾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要想颠覆这个国家，首先要重新改造它的历史。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时候，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都是首先篡改历史。一直到今天，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仍然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陈水扁搞“台独”，也首先篡改历史，所谓“去中国化”。大家都知道最近台湾发生的事情，连中正堂的匾也要取掉，蒋氏父子的墓也要迁。周恩来同志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现在围绕着历史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唯物史观跟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

普京说俄罗斯有按照国外教师爷指挥的情况，中国有没有？我想，中国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还是很重。在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之前，我再讲一点欧美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是怎样看待的，再来看看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分歧和矛盾。

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教授写过一篇名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的文章。他说，当今美国的汉学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汉学界，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上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史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变化的情形。他说，20世纪60、70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也是欧洲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不仅近代中国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不是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是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的。”尽管当时意见并不一致，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的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但是德里克教授说，这种看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改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写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德里克教授列举了一系列在美国“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有的宣称，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里边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中国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它前现代的状态。

总而言之，他们这些人“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然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把它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一种中国的发展的障碍”。大家看看这些话，再回顾一下中国学术界这几年对于革命的批评，就会明白原来源头在这里。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范式”变化的情形，几乎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亦步亦趋地得到充分的反映。

第三，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史学领域的表现。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论。他们说，“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我们的民族患了一种“革命崇拜症”，而“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如果“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所以，“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这种思想在高等学校的学生里面影响巨大。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渗透在对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如有的文章说，“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革命很坏，殖民主义很好，“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流氓价值观”；农民战争杀人如麻、流血成河，“造成对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没有一点积极作用；太平天国是“邪教”，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害国”；辛亥革命更不用说，完完全全是“搞糟了”。

另外一方面，对于在历史上起过消极作用的，甚至起过反动作用（当然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功过都有，不能简单化）的人物高唱赞歌，大肆吹捧。如说鸦片战争时的琦善是“头脑清醒的外交家”；李鸿章是“最伟大的悲剧英雄”；袁世凯是“缔造民国的共和元勋”，是一位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慈禧太后是一位文明、高雅的，喜欢法国文化、有政治头脑的“优秀的政治家”，是“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的。甚至美化汉奸、歌颂汉奸在一些人那里也成了一种时尚。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说，汪伪政权并不代表日本人的利益，而是代表沦陷区人民的利益。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语言，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最近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引起很大争论的《色·戒》。对于《色·戒》这部电影的评价，网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许多网友特别是青年观众，愤怒地批评这部影片是地地道道的“汉奸文艺”。我觉得张爱玲写这部作品不奇怪，李安拍这部作品也不奇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放映了以后，在中国内地，有一段时间内一片叫好声，这很值得我们深思。中国传媒大学有位叫刘建平的大学生，他针对《色·戒》说了这么一段话：“如果先辈们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被诬蔑而非价值化，如果我们赖以为人处世、立国的民族精神被蚕食，如果我们沉迷于插科打诨的小品式娱乐或者是在肉体横陈的艺术中醉生梦死，这样的全球化对中国来说，就不是文明和进步，而是新的蔑视和奴役。”像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这些问题。

那么，在共和国史领域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最近召开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我给大家念两段年会上一些同志的发言。一位同志说：“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还有一位同志说：“由于国史学科的特殊性质，各种反对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和思潮，也往往披上国史研究的学术外衣，用貌似客观而实则混淆时空、偷换概念、歪曲事实、以偏概全等方法，来为他们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制造舆论。人们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一个重大事件不被他们攻击和篡改。”

如果把我刚才介绍的这些观点串起来，就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另外一个体系。现在有些人十分热衷的就是要颠覆过去的体系，建造另外一个体系。问题是这个体系到底符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按照这些观点，中国近现代史就会呈现出另外一副面貌，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者，甚至汉奸卖国贼都成了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和发展的动力。而革命者、改革者、爱国者、拿起武器斗争的农民统统成了阻碍现代化、破坏社会生产的捣乱分子。广大人民群众是盲目跟随、被任意愚弄的群盲。

那么，历史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呢？

民族复兴之路的历史考察

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无数的志士仁人、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把这200年的时间分成两段，那么可以说是前面100年，后面100年。鸦片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前100年，主要历史内容可以概括成六个字：沉沦、探索、奋斗。

沉沦，就是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灾难越来越深重，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探索，就是我们的先辈探索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奋斗，就是围绕这个探索来实践，来进行斗争，争取中华民族的复兴。

这100年的基调是悲凉的。当时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必要的条件。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这个后100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00年的时间，主要的历史内容也可以概括成为六个字：探索、奋斗、辉煌。首先是探索，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以后的路怎么走，社会主义怎么建设？探索里面有成就、有失败、有挫折，最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按照十六大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才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100年，基本上都是为这个做准备。关于民族复兴的内容，十五大报告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它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个任务，前100年主要完成前一个任务，就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100年主要是完成后一个任务，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民族复兴主要就是做这两件事，主要经过这两个阶段。有利于这两件事的就是对的，就是进步的，就是值得肯定的；不利于这两件事的就是错的，就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就是应该批评的。这个标准很清楚。那么，怎样正确弄清楚这段历史？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清楚。

第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是以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为标志的。那么，如何看待殖民主义的侵略呢？近年来，在应该怎样看待殖民主义侵略的问题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分歧。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殖民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有的人发表文章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代史研究有很大的错误、很大的问题。他们说近代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口诛笔伐的一种感情宣泄上，大大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只是批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研究。

有的人主张要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过去说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这种观点，使得“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不公正了。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进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如果没有殖民主义推动，东方民族永远不能向现代化前进。所以有一篇文章总结性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所谓近代文明，就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按照这些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事实果真如此吗？

殖民主义是什么？殖民主义是有明确的科学概念的，它的内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征服、政治控制与经济掠夺，占领、奴役、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侵略政策和制度体系。

殖民主义势力统治或者控制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承认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比如说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过去我们对于这一点没有给予必要的承认、给予必要的分析，应该纠正。正如马克思所说，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我们在揭露和批判殖民主义罪恶的时候，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它同时带来的某些客观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是不能把这些作用无限夸大，说成是主要的东西。如果那样的话，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为了从这些国家和地区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地区和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话它就无利可图了。它只允许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它的经济附庸，而决不容许成为它的竞争对手。

我跟学生讨论的时候，有些学生经常拿香港作为一个例子来反驳，说香港受了这么长时间的殖民统治，不是发展得很快吗？这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所以有的人就说了，中国都应该像香港那样受殖民统治，“中国要康乐富强，先得被殖民一百五十年不为过”。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没有道理的。

香港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它有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是不是只要当了殖民地的都能够发展成香港那样子？很显然不是。只要我们稍微把眼光放大一点，看看全世界的情况就会明白。比如印度，当了多少年的殖民地，但是从来没有发展成像香港那样。甚至一直到今天为止，殖民主义的影响在印度还是很严重的。今天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历史上都是过去的殖民地。现在还有很多人口处于饥饿状态之下，还有很多十分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主要也都是过去的殖民地。殖民统治确实带来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但是如果不看到它带给殖民地的剥削、统治、压榨，就完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怎样看待弱国反抗强国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

毛泽东曾说：“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经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以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根本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在一些人中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民族战争都是在敌强我弱的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在中国远远落后于列强总体态势下面，像林则徐这样的抵抗派是“不识时务”“昧于大势”“狂妄自大”“虚骄误国”，正是林则徐这些人的强硬态度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他们应该为战争的失败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负责，所以他们是“千古罪人”。而琦善以及后来的李鸿章等主张妥协求和的人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他们能够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势，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他们是杰出的、头脑清醒的外交家。

他们这样评价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落后一定要挨打，那么反抗也是没有用的。反抗以后仍然失败，失败了以后只能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那就不如不反抗。这个话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中国是落后的，落后了也确实经常打败仗，那还要不要反抗呢？是不是所有的反抗都是错的呢？下面我就从几个方面，来对这个问题做个回答。

1．“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在屡遭外来侵略的悲惨经历中得出的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完全正确。但是上面所说的观点，把落后就要挨打做了一个不恰当的引申，变成了落后只能挨打，两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个积极的命题，它唤醒我们强烈的忧患意识，警醒我们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够在世界上自立，要通过艰苦的努力，尽快摆脱落后的状况，使自己强盛起来，赶上先进，这样才能以平等的姿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任人宰割、听人摆布、受尽屈辱的悲惨命运。落后只能挨打，这是一个消极的命题。它宣扬奴隶主义、顺民哲学，涣散人们的斗争意志，鼓吹在强敌当前、横逆袭来的时候，只能够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听凭侵略者作威作福、予取予求。

2．这种观点的假设前提是落后的、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反侵略战斗中就一定要失败。问题是这个前提成立不成立？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必定要失败，反抗就是徒劳无益的，就不如不反抗。但是这个假设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国内战争，弱小的一方战胜表面上力量强大一方的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那时美国的力量很弱小。如果按照落后不能反抗的观点，那么美国就不能打败英国。而落后的小国海地也赶走了法国殖民者赢得了独立，取得了反殖民主义的胜利。

从我们国家的历史看，如果因为力量对比的悬殊就放弃了斗争，那就没有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胜利了。胡锦涛同志在讲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特别强调：“中国人民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绝不是偶然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实力落后，武器装备、军事装备远比日本要落后，但是中国胜利了，原因就是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非常重要，但是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政治动员、战争谋略等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作为一种历史的评判，当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被压迫民族头上的时候，去一味地责备为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而拼死抗争的人，这没有一点起码的公平。

3．既然反抗是徒劳的、错误的，那么当侵略者以军舰、大炮兵临城下的时候，弱小民族应该怎么自处呢？他们开了两张药方。第一张药方是，先不要抵抗，等到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之后再战。我认为这个药方不过是一张废纸，完全是一句空话。因为战争什么时候发动，不是由你决定的。战争什么时候打，找什么借口来打，从来都是由侵略者决定的。侵略者会等到你整顿军备、充实武力之后再来发动战争吗？不存在这种可能，所以这样的研究毫无价值。

第二张药方是，应该放弃抵抗，通过让步来换取跟侵略者缔结一个“相对有利的和约”。实际上在近代历史上，像李鸿章等人一直是用这个办法。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都曾经尽心竭力地，幻想通过各种让步来求得各国的调停，来避免战争。但结果还是避免不了，战火还是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因为侵略者欲壑难填，绝不是一点小的让步就可以满足的。相反你一让步，他必然愈加得寸进尺。所以林华国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讲的一个观点，我以为很有道理，他说：“中外战争史里边，被侵略者以顽强抵抗，迫使侵略者降低侵略要求的事例并不少见，以放弃抵抗赢得侵略者让步的事例则闻所未闻。”

4．既然反侵略的民族战争都失败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种令人痛心的事实呢？能不能根据反侵略战争不断失败的事实，得出根本就不应该进行反侵略战争这样的结论呢？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显然是一种过于肤浅，也过于陈旧的历史观点。

事实上，近代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失败的。不能说失败了就不起作用，失败了就是错误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80年间，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均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胜利，但是它最后没有改变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人民受压迫的地位，所以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些运动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都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人民走向新的、更高形式的斗争的一个必经的阶段，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奠基石。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也是一样。甲午战争失败了，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空前的耻辱。但是正是这种情况，使中华民族掀起了新的觉醒浪潮，爱国主义得到了新的昂扬，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所以恩格斯曾经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不仅甲午战争是这样，义和团运动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一个落后的、反动的运动。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反对西方文明，既然西方文明比中国的封建文化先进，那么，反对西方文明就是错的。把中外文化冲突这样一个矛盾，不恰当地变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当时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要前进，不可避免地要学习西方，但是这个问题不能决定一切。当时决定一切的是要争取民族独立。义和团运动在八国联军和清朝政府的血腥镇压下也失败了。说老实话，以原始的思想和原始的武器去反抗侵略，是不可能胜利的，所以当时无数的老百姓悲惨地倒在血泊中。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但是，是不是说义和团的斗争就毫无意义呢？义和团运动确确实实是起了一个阻止外国瓜分中国的作用。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曾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 ‘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赫德比瓦德西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一些。赫德说，“这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的运动”, “这个运动已经掌握了群众的想象力，它将会像野火一样烧遍全国”,“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他的眼光是很敏锐的，他下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正确的预言，就是2000年的中国确实跟1900年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了。

第三，怎么看待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1．革命同现代化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我不赞同用“现代化史观”来替代“革命史观”的这个提法。并不是不可以或不应该从现代化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但是所谓用“现代化史观”替代“革命史观”则是错误的。实际上，所谓“革命史观”也是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历史观叫作革命史观，我们只信奉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去研究革命，也用唯物史观去研究现代化。“革命史观”有人有意把它夸大了。过去我们过于强调政治，相对忽视了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等。这种简单化的思想方法应该改变。如果用唯物史观去研究革命，也用唯物史观去研究现代化，就会发现这两者是统一的。革命是近代史的主要内容，是近代史的最强音，而现代化实际上是中国人民200年的不懈追求，所以这两者是统一的。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汉学家的主流意识是以肯定的态度看待中国革命的，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否定了。但是比较权威的学者，如费正清，他写了一本书叫《观察中国》。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且激发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他说，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懂得中国的历史。

所以，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实革命是为现代化创造条件、开辟道路的。要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不革命行吗？帝国主义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吗？要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不革命行吗？就要进行革命。但这个革命是为中国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前提的。从另一方面说，现代化也为革命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说实话，没有一定的现代化的发展，革命也不能发生。辛亥革命主要是一些留学生发动的，如果没有最初现代化的前进，哪里来的留学生？可以说，革命的思想观念、队伍组成、物质基础、社会条件，都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初步发展创造的。而反过来，正是革命，又为现代化的大步前进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没有民族独立，就没有人民民主，也不能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现代意义的革命也无从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二者之间不是矛盾的关系，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革命与现代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息息相关又不能分离，各有自己的特定内容，不能相互替代。二者有先后、主次之分。在当时的环境下，首先要革命才能够谈得上现代化。在人民没有任何权力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孙中山从懂事时候起就革命，一直到逝世都在革命。孙中山不喜欢现代化吗？孙中山非常热切地希望中国现代化。他自己交出了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以后，提出了一个要求，作铁路督办。他计划用十年时间修20万里铁路。不是常说“若要富，先修路”吗？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但是孙中山的铁路能够修得下去吗？袁世凯称皇帝以后，孙中山怎么办？难道你称你的皇帝，我搞我的现代化？那前面革命的流血牺牲全都白费了。他就起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就通缉他，孙中山只能流亡，20万里铁路也就成为泡影。因为没有政治条件、政治权力、政治环境，现代化也就必然搞不下去了。

2．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不管赞成也好，反对也罢，革命确确实实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这个事实并不因人们的喜欢或者厌恶而有所改变。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设才代替了革命，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革命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它不是少数人人为鼓吹、制造的结果，也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这是一种适应社会需要的理性选择。革命不是少数人一呼，大家就跟着革命了，就“崇拜革命”了。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段话：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荡，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所以人们就不得不起来革命。

现在很多人都抽象地讨论历史问题。我经常碰到参加会议的人讨论和平好还是战争好，革命好还是改良好。抽象地提出问题，这本身就很荒唐。谁不喜欢和平？这个问题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如果有人将战争强加到你头上时，你怎么办？所以不能抽象提出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不使用暴力而取得社会进步当然好，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不革命就不能前进的时候，就必须要革命。到这个时候，革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任何时候革命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只有必须要通过武装力量解决问题的时候才是。不这样社会就不会前进。

事实上，我们国家所有的革命家，几乎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在这一点上孙中山、毛泽东自己都讲过。孙中山曾说过：我本想和平改革，而且我也曾经向李鸿章上书，希望他支持我，但是李鸿章不理我，最后不得不推翻政权，不得不“易之以强迫”。毛泽东也曾经讲过：我先是教小学后来是教中学，从来没有想起过拿起枪杆子来。后来看，不推翻这个反动政权社会就不能前进了，所以我就拿起枪杆子来参加战斗了。很多人在作为一个革命者之前，都是改良主义者，后来都参加革命了。并不是他们生性喜欢犯上作乱，喜欢闹事，无事生非。在那种社会条件下，不打倒当时的政权，社会就无法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拿起枪杆子来。

3．没有革命就没有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工业化，这是没错的。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经过革命，能够实现工业化吗？毛泽东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

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一位台湾的学者，针对大陆的一些人否定革命的思潮曾说，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对的。他说，过去你们搞革命的时候，就称赞革命；现在你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了，你们就觉得革命都是错的，就否定革命。哪能够数典忘祖？研究历史能够这样吗？过去的革命是起了它的历史作用的，不能说因为今天革命胜利了，搞现代化建设了，所以革命就错了，革命就应该批评了，那我们今天的根就没有了。台湾的学者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实在值得我们大陆的史学家深思。

总之，只有正确理解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才能对近代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有深切的认识，也才能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有准确的把握。

民族精神是推进民族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怎样看待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我们民族是否能够自尊自强、有没有民族脊梁、是否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有一段时期，一些人在学术界散布了很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泛滥过一阵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极力地诋毁和丑化我们的民族，全盘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当时的报纸上充斥着形容和描写我们民族“丑陋”“愚昧”的文章。有的说，中国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国家，积淀在我们民族血管里的只是“奴性”；缺乏创造力，安于现状，畏怯斗争，逃避现实，“成为整个民族的人格”。也有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堆糟粕、一堆垃圾，这种“千年不死的劣根”早就应该“后继无人”了，应该“整体地打破和全面否定”。有的人直截了当地公开表示对爱国主义的轻蔑，宣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肖子孙，而且以此为荣”。这一套胡说是对历史真实的严重背离。

在现实生活里，历史虚无主义只能起到涣散斗志、搅乱人心、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动摇打击民族自信心的消极作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会存在一些消极的、错误的思想或者陋习。其中最坏的一种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糟践自己，因为这是最没有出息的，最没有骨气的，也是最没有希望的一种思想观念、一种精神状态。一个民族如果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自己是这么看的，那就糟糕了。

历史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对于综合国力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过程。我国跟其他国家的竞争主要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十六大报告中说：“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所以我们要提高忧患意识。如果我们综合国力不进步，我们就要被人家甩在后边，我们就要退步，就会丧失自己的国际地位。

综合国力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想得比较简单，认为就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后来把科技也算作综合国力的一个部分。到了1998年抗洪救灾以后，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要把民族精神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综合国力里不仅有物质力量，还有精神力量。到了十六大，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文化也说成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里边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个认识是一步一步往前进步，从单纯的物质力量扩展到精神领域里边，把精神力量也视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外国人对我们这个民族的看法，往往要比我们自己高很多。比如尼克松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前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将来发展起来是不可限量的。前两年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美国某大学的一位美籍华人终身教授，他说来中国后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中国的评价，外国人最高，美籍华人次之，中国人自己最低，他让我解释一下原因。我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外国人是远远地看中国，他看不到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间经过了多少困难，付出多大的牺牲，存在着多少矛盾，现在还存在着多少消极现象。他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了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所以他们的评价很高；美籍华人跟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我们民族复兴过程中间的困难以及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一些了解，所以他们的评价稍微低一点；在国内，我们身处庐山之中，我们不仅看到我们自身的进步，切身感受到我们的变化，同时也感受到为了取得这些变化，我们付出了何等代价，经历了多少困难，以及仍然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自己的评价相对来讲不是那么高。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自己要有自信，对于自己要有一种自尊心、自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带了一份材料，给各位简单地念几段。现在一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里边，如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教科书中对于中国的评价，我觉得有不少是积极的、给予应有的肯定的。比如俄罗斯的历史教科书《世界文明史》里边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传播的延续性，这真是个奇迹”。它还说，“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古代文明都曾因为宗教、社会或政治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发生大的断裂，但中华文明是一个例外”。“古代中国在最为艰难的历史时期，总是在本民族理想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出路，她从不盲目地吸收外来经验”,“因此得以孕育出其一脉相承的独特的文化”。“中国人追求自我完善，很有责任感，所以中华文明的道德观念非常发达。”德国高中历史教科书《德国通史》里边这么说，“早在公元13世纪，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和贸易中心”,“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及火药发明为首的众多发明对世界历史和科技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德国小学5年级的一个历史课本里边讲，中国的纸的发明比火药的发明“更加具有造福人类的意义”。美国、印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也不乏类似的论述。把这些论述同我前面引用过的我们有些同胞所宣扬的那些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相对照，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也使人感慨良多。

我们弘扬民族精神，既不是赞成复古主义，也不是赞成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定要跟这两者划清界限。刚才讲的历史虚无主义，我就很不赞成，这样来理解我们民族就没有前途了，但是同样也不主张复古主义。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复古主义思潮的表现，好像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得不得了，一点缺点都没有。几千年间的东西离我们今天毕竟有很大的距离。大家可以看看十七大报告里边有一段话谈到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我觉得非常好。十七大报告中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以为这就是我们对待中华文明的正确方针和态度。

复古主义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不加分析，统统对之顶礼膜拜，有的甚至把糟粕当精华，结果恰恰是损害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狭隘民族主义闭目塞听，与世隔绝，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本身就是同我们的民族精神相悖，当然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潮流。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旷野沃土，又要以宽广胸怀去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才是一个有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

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三个历史性选择

回顾和总结150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有三条最根本性质的经验，也可以说是三个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性选择，那就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民族复兴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第一，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团结。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的共同参与和团结一致的顽强拼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无法想象的。

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团结，需要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无数关心国家命运的先辈梦寐以求并为之英勇献身的宏伟大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是全部社会生活给予我们的带有宏观必然性的珍贵历史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第一线，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它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这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第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

但是，并不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就万事大吉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还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个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二者同邓小平理论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要抛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实践证明了是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基本原理，是不能丢的，丢了就丧失根本。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但绝不是说可以或者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用“本本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和个别结论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以为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也一直是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上最重要的内容。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辩证统一地看待“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足点。

第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我们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各种各样复兴民族的方案，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除少数例外，他们的学习对象，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他们所设计的道路，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归根结底，跳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圈子。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在当时也是顺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社会在前进道路上首先要跨出的步伐。

但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愿望，却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这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止和破坏中国社会的前进，是已经由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历史本质真实。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和强化半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勾结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竭力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更加困难重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及社会条件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不能不是异常软弱的，他们没有力量承担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复兴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 ‘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道路，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但我在这里，也想强调一点，就是人民和历史选择了我们，如果我们不争气，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人民和历史也会做别的选择，要有这个观念。这个话不太好听，但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共产党忘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不再为大多数人去谋利益了，我们不再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去奋斗了，不再为我们伟大的事业牺牲自己了，我们没有能力克服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了，有一天人民会不选择你，历史会不选择你。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有这样的忧患意识，这是从反面说。从正面说，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到了21世纪的中期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就可以完成先辈所追求的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90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如果把它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就可以明显地发现，正是五四运动成为许多重大问题的历史转折点。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而民族复兴的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属于无产阶级（通过五四运动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战线上主要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同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斗争，民族复兴的目的则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些变化，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民族命运来说，也以此为契机，基本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向下沉沦的发展趋向，逐步转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向上发展的轨道。

胡锦涛同志5月2日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当此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弘扬五四精神，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对于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族的新觉醒

五四运动首先是一场爱国运动。它的直接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解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悍然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声讨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维护中国民族尊严、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的广泛群众运动。这个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很快扩展到工、商及社会各界，人们响亮地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签和约”“誓死力争”等口号，带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促进了爱国主义的新的昂扬，实现了民族精神的新的觉醒。

有人指责五四时期“救亡压倒了启蒙”，以致使运动走上了歧路。意思是说，由于人们沉浸于狂热的爱国激情，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思想启蒙被冲掉了、夭折了。这个批评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救亡”同“启蒙”不仅不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如果不是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人们不可能如此急不可待，如此如饥似渴地去了解、去推介各种各样的“学说”和“主义”，形成五四前夕思潮激荡、百家争鸣的局面。所以，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不如说正是“救亡”推动了思想的“启蒙”。

其实，对当时来说，“救亡”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历史主题。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横行霸道，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国家日益贫弱，人民饥寒交迫，社会战乱不已，民族灾难深重。面对这种国家将被瓜分豆剖的危殆状态和令人窒息的黑暗岁月，“救亡”便不能不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的尊严；对内反对依附于帝国主义并出卖国家主权的反动统治阶级，要求改变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推翻造成祖国贫弱、阻碍民族振兴的封建专制制度。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功绩，就是让民族精神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水平。

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现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早已实现，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任务，仍然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着力做好的。这是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民族精神始终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就更加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思想的新解放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经历过几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的高潮。19世纪末叶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当时的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武器，勇敢地提出要在思想上“冲决网罗”，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呼吁革除积弊，变法维新，这不仅对随之而来的戊戌政治改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动员作用，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又是一次。当时的革命派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再次发起了对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的冲击，呼吁推翻清朝，创立民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虽然革命的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大大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历史进步的闸门。

较之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前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斗士们，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对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扫荡，给人们的思想以强烈的震撼。

在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评价和历史作用的讨论中，如何看待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斗争，无疑是争论的重要焦点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位国民党政要就说：“五四运动，纯为一种文化的破坏工作，以致我国固有文化，摧残无余”, “整个的社会，陷于堕落颓废而毫无秩序的状态；整个的民族，日趋衰落灭亡的悲境”, “凡此种种，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毒”。近年来，也颇有人宣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化反传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真空”，使我国传统文化遭到了“断裂”，导致全民性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失序。

这样的评判，究竟是不是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呢？

孔子和儒家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既包含着极为珍贵的思想精华，也存在着应该摒弃的文化糟粕。五四时期，曾经对以孔子开创的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开展过猛烈的批判和斗争。那么，当时的人们这样做，究竟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究竟是出于盲目冲动，还是存在着充足的历史合理性？离开了对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具体分析，就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我们不妨来具体看一看当时的情景。

第一，这是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主的客观需要。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这场革命并没有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政权也很快落到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手里。当人们思索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时，逐渐发现，仅仅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还远远不够。如果不经过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深刻批判，大多数国民缺乏必要的民主意识，共和制度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因此，必须要掀起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狂飙，为辛亥革命补上这一课。

恰恰在这时，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为了对抗共和，复辟帝制，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闹剧。他们公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尊孔祀孔令》，恢复辛亥革命后已被废除的小学读经课程。袁世凯亲率百官至文庙三跪九叩，祭孔行礼。在这样的气氛下，各地尊孔组织纷纷成立。以康有为、陈焕章等为首的孔教会更多次呼吁，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在其中的一个请愿书中，他们说：“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所由来也。”他们告诫说：如果不这样，“其祸必至于国粹沦亡，国基颠覆，国性消灭，国俗乖，而国且不保矣”。袁世凯死后，继起的军阀官僚及那些封建卫道士，仍然大力营造尊孔复古的社会舆论和政治氛围。客观现实充分说明，尊孔与反尊孔的争论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无可回避的严重斗争。李大钊明确指出，对于孔子，“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 “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这就把五四时期反尊孔的实质讲得很清楚了。

第二，这是冲决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的客观需要。

五四时期提出的两个口号，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科学。民主是针对专制而言，科学是针对愚昧而言，包括思想的僵化、迷信的盛行、新知识的缺失等。而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正是反动的专制统治，正如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中国人身上的迷信、自私、害群等陋习，都是“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就是专制统治者对群众实行文化思想上的钳制束缚的工具。鲁迅无情地揭露那些统治阶级的帮闲一味地崇奉国粹，热心复古，其实都是“把痈疽当作宝贝”,“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窒息任何一点有生气的思想，使百姓“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鲁迅悲愤地慨叹：“‘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 ‘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因此，要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廓清蒙昧，启发理智，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打通传播科学知识的道路，就必须挣脱封建精神枷锁，对尊孔思潮进行一次猛烈的扫荡。李大钊说：“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思想解放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破除对孔学的迷信正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第三，这是反对旧礼教、创建新道德的客观需要。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特别关注新的伦理道德的创建，这也是切中时弊的。这是因为旧的礼教，旧的道德，对于个人，则摧残了个性；对于社会，则扼杀了生机。所以，陈独秀把“伦理的觉悟”看作“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要改造社会，首先要实现“伦理之觉悟”，与吃人的旧礼教做彻底的决裂。在上面的文章里，陈独秀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讲得更加淋漓尽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变“以己属人”为“推己及人”，变奴隶道德为主人道德，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将会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将更加合乎理性，人们将能够真正体现生命的价值。

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在激烈批判儒学的同时，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历史价值。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他还说：“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甚至还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李大钊也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至于说他们一笔抹杀、一概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更是无稽之谈。我们可以以鲁迅为例。当有人给鲁迅戴上一顶“虚无主义者”的帽子，指责他的笔下只有一片黑暗，几乎否定了一切时，鲁迅回答说：“至于希望中国有改革，有变动之心，那的确是有一点的”, “但我自信并未抹杀一切”。这里所说的“并未抹杀一切”，是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早在辛亥革命前夕，他就在一篇文章中明白指出，不能因为古埃及“以迷信亡”，就“举彼上古文明，胥加呵斥”；更不能因为“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并且说，那种因中国暂时的落后而对自己民族的旧物一概否定的“竖子之见”, “按其由来，实在拾外人之余唾”。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还曾鲜明地提出既不要“笃古”、也不要“蔑古”的主张，认为把现代的一切“学术艺文”统统看作古已有之，“一切新声”都不过是“绍述古人”，自然是自欺欺人之谈；但用现代的尺度去衡量“往古人文”, “得其差池，因生不满”，甚至“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也并非是历史的态度。待到他接受了唯物史观之后，对于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传统文化，更明确提出必须采取辩证的、分析的态度，“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应该说达到了一个认识的新的高度了。

任何一次历史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由于当时许多人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有时看问题的方法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毛病，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因此不免产生一些片面化和简单化的情况。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回避。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当时反对尊孔及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看不到这场斗争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进步作用，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免模糊甚至扭曲了对于历史本质真实的认识了。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使人们挣脱了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为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扫清了基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不把为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旧思想旧文化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更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争辩和对比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性认识和坚定信仰。

道路的新选择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间，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或者为着挽救民族的危亡，或者为着应对政治的危机，都在思索着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救国方案。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经幻想用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办法，去取代野蛮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以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结果，他们轰轰烈烈掀起的运动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

此后，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推行的洋务运动，虽然通过创建军事工业，兴办民用工业，建工厂，开矿山，筑铁路，以及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在中国走向近代化方面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不敢越封建专制主义的雷池一步，同时，他们所办的企业在资金、设备、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又对西方列强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因此，洋务运动也就不能不如维新派所批评的那样，因“根本不净”而“百事皆非”。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残酷的现实，不能不促使人们对救国道路做重新的思考。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认识到，学习西方仅仅局限在物质文明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进一步，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他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并在1898年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但这场政治改革仅只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了。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提出了完整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最后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仍然未曾逃脱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同志曾经生动地描述过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探索救国道路的艰难历程：“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也提供了除资本主义以外的另一种即社会主义制度的样板。国内，由于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初步发展的机会；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日益壮大起来。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中国发展道路的新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历程中一次伟大的飞跃。

五四运动以后，经过30年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矢志不渝地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不动摇，不倒退，不折腾，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

辛亥百年的学术对话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记者走访了清史专家李文海教授，就辛亥革命研究中若干学术问题进行了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记者：人们把一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称作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您能不能先谈一谈这个伟大历史事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李文海：辛亥革命是怎样发生的？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可以说一百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美国发表了一个白皮书，把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于“西方的影响”。其中说：“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正是西方带来的许多“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才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对于这个，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加以评析，指出用思想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其实是唯心史观的老调。

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告别革命”论。鼓吹者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在一些人“丧失理性”“发疯发狂”的“情绪化”的鼓动下，许多人犯了“革命崇拜症”,“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20世纪选择革命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给社会造成了大破坏”。这个观点依然是用思想来解释革命，而且认为革命是少数人鼓动起来的，这实在是一种非常陈旧的观点。早在19世纪，恩格斯就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早已过去了。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归之于思想的作用，更不能归之于少数人的煽动，而要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去找原因，从社会矛盾中找根源。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条约，它们一方面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把封建统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一方面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疯狂地进行剥削掠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极大危机，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政治动荡，民不聊生。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一个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是因为，造成近代中国国弱民贫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寻求民族振兴的出路，就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压迫和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主义。辛亥革命就是在上述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如果要用最简洁明确的语言来回答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那就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记者：最近出版的一部专门讲辛亥革命的书中，说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是很稳定的，“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发展”，财政大幅度增加，“工商业呈现兴旺景象”，社会治安良好，所以，“革命形势一直都不够成熟”, “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您觉得当时的客观形势是这样吗？

李文海：讲历史，不能凭主观臆想，而要根据客观事实。当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比较信得过的是当时人和当事人的看法和意见。

当时的革命派对国家、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险，可以说是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描写得淋漓尽致。读一读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以及其他一些革命报刊的文章，就很清楚。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做了这样的描写：中国的外部环境是“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内状况则是“政治不修，纲维败坏”“鬻爵卖官，公行贿赂”“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是一幅何等触目惊心的悲惨景象！

也许有人会说，革命派为了宣传目的，难免有意夸大当时形势的危险性和严重性。那么你可以去看看立宪派的言论。立宪派是不主张推翻清王朝的，但他们也认为民族危殆，险象环生，清政权已危如累卵了。有一部书叫《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收录了各派政治力量对时势的各种看法，很多意见并不一致，甚至针锋相对，但对形势的分析，我丝毫也没有看到有同你刚才提到的那部书里那样的观点。

我们还可以看看清朝掌握最高统治权力者是怎样说的。慈禧、光绪死后，宣统继位，由载沣任摄政王，载沣成为继慈禧之后掌握清廷最高统治权力的人。革命起来，载沣被迫辞去摄政王，在辞职的奏折中，他用了这样八个字来形容当时的政局：“人心瓦解，国势土崩。”“人心”也好，“国势”也好，都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哪里还有一点“社会稳定”的影子？事实上，辛亥前夕，清朝的一些中高级官员，在私底下或半公开场合，讲清王朝“气数已尽”“大势已去”“大厦将倾”，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还可以举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时三位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人物，一个孙中山，一个梁启超，一个李鸿章，曾不约而同地把清王朝比喻成一座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只要一遇急风暴雨，就会轰然倒塌。我在一篇题为《“老屋子”的比喻》的杂文里，就讲到这方面的情况。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到清王朝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苟延残喘，朝不保夕。我们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记者：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应该怎样理解这句话呢？

李文海：我觉得，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了，但还不是正规意义上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二是说，只有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升到了正规的阶段。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追求，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辛亥革命以前，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前，我国广大爱国将士和民众，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不论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如此。但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这些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与压迫，拿起原始武器，直接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展开武装斗争。鸦片战争后10年发生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辛亥革命前1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太平天国前后坚持了14年之久，占领了广大地区，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给予封建统治秩序以重大打击。义和团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开展的波澜壮阔的斗争，不仅震动了中国，而且震撼了世界，以自己的爱国壮举有力地抵制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但是，太平天国所追求的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义和团凭借笼统排外主义及迷信思想也无力抗拒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更不能识破和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欺骗与愚弄。结果，这两个运动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血腥镇压下终于惨遭失败。

三是戊戌维新派的政治改革运动。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派总结了清王朝推行洋务运动企图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和失败教训，决心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1898年，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要求革新封建政治，发展经济文化。这个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大大提升了国民的民主意识。但这些改革举措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变法活动进行了103天，在慈禧太后的镇压下夭折。

毛泽东同志指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前发生的那些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反对外国压迫和封建制度压迫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都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但总体来说，都还只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因为它们都只是在个别方面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还没有能够提出较为系统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才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就在神州大地上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孙中山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崇高理想。特别是明确提出要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政治理念，这就把民主主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记者：前些年有人鼓吹2008年是“中国宪政百周年”，因为1908年清廷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认为从此开启了民主宪政的历史。对此您怎么看呢？

李文海：是的，前几年确实有人闹过一阵。他们写文章说：“中国人得到自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我们九十年代做的工作，我看了一下，大体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他们说的“九十年代”，是指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观点当然是很荒唐的。其错误，首先是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业”，光绪、宣统搞的所谓“宪政”，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永远维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也就是说，这个《钦定宪法大纲》首先维护的是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即独裁政权。独裁同民主正好是相对立的两极，二者冰炭不容，针锋相对。坚持独裁，必然扼杀民主；争取民主，必然要推翻专制统治。说中国人民从那个时候起得到了自由民主，实在有点像天方夜谭。我们现在搞的事业，从政治方面说，不论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好，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就像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事业”，怎么可能是一种相互继承的关系呢？恰恰相反，不否定专制独裁，就不可能有人民民主；不破除旧的制度，就不能开辟新路。如果我们在一百年前不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独裁统治，而是一直沿着光绪、宣统的老路走下去，绝对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境地。这一点，只要不抱偏见，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

记者：“告别革命”论强调“革命只起破坏性的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应该怎样来看待破坏和建设的关系呢？

李文海：这其实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还在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改良派就指责革命派只热衷于破坏而无意于建设。对于这种指责，革命派反复说明，他们对于旧制度和旧秩序的破坏，正是为大规模的建设厘清地基，扫除障碍。邹容在《革命军》中说：“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孙中山后来也曾反复讲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正是为了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只有推翻了腐朽政权之后，才可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的确，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既然民族独立地位丧失，国家主权备受侵凌，中华民族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既然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剥夺了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志士仁人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去。从现象上看，辛亥革命似乎只是或主要是一种政治行动，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却特意提醒人们，要从政治表象的背后看到经济的目标和推动力。孙中山说：“毫无疑义，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而不是经济的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所以，把辛亥革命同中国的现代化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记者：党的十五大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概括成一句话：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请问，这种进步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李文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场革命没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辛亥革命虽然是一个失败了的革命，但却有着十分伟大的意义。它的历史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这种为进步打开闸门的历史作用究竟怎样体现出来呢？概括地说，可以从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社会几个方面来谈。

从政治、思想上说，辛亥革命带来了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解放。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被推翻，其意义并不仅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它在两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对传统观念做了根本性的颠覆。一是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被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一个根本颠倒。二是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被宣布为国家的主人。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派就提出“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共理之”；在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孙中山特地要求加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又一个根本颠倒。这两条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至少在法律上、人们的观念上得到了认可，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这对后来的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十分深远的。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反动专制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上面提到的政治观念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辛亥革命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经济上说，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始终把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一方面深信，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中国一定能够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异常之速度”，在短期内“迎头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国家；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努力改善民生，“为人民谋福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了振兴实业，成立了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使当时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民国初年，现代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范围还是影响上，都大大超过晚清几十年的总和，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医疗事业等也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就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从文化和社会方面说，辛亥革命促使人们文化观念、社会风俗及生活习惯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革命活动本身就是对许多陈腐的旧观念的巨大冲击和涤荡，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大力革除封建陋习，提倡社会新风。如废除对官吏的跪拜礼，禁称“大人”“老爷”；废止奴婢，解放“贱民”；男子剪辫，女子放足；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以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等。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也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在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时，不能忽略了它在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方面的积极贡献。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派曾提出过“反满”的口号，这个口号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实质还是反对以满洲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独裁政权，而不是反对这个民族。等到清王朝覆亡后，革命派就立即高举民族平等的大旗，强调消除民族畛域，促进民族和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明确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另外的文件中，孙中山还强调只有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才能“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推广东球之商务，维持世界之和平”。这些认识和举措，是以往历代封建政权所从未有过的，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记者：今年既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以后十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历史联系呢？

李文海：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作“共产党的前身”，这既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进步作用。

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导致的思想解放，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学说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和条件；辛亥革命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促使人们在怀疑和失望中另觅新路，为选择社会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有一部分是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甚至在同盟会时期就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有一部分是受到辛亥革命重大影响的，就这个意义说，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并公开声称，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国共产党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又继承又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记者：最后，能不能请您讲一讲辛亥革命在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中的历史地位？

李文海：综观我国进入20世纪一直到现在百余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正确认识这百余年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的历史联系和辩证关系。没有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也就谈不上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可能有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大河之运行，川流不息，奔腾向前，前后承续，无法切断。又如登临崇山峻岭，必须由卑及高，拾级而上，每一个台阶都是通往顶峰的必经阶梯。看到过去的贡献而无视现实的超越，或者以今天达到的水准去嘲弄昨日之幼稚，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目。这两个赓续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历史启示呢？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次运动虽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却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作“共产党的前身”，这既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诞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进步作用。辛亥革命是怎样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客观条件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具体的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辛亥革命解放了为封建专制统治所禁锢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孙中山宣称：“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黄兴也指出：“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莫由。”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大力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据当时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8年间，全国共设厂6393家，而民国建立后，3年内建厂3669家，年设厂率大大超过了晚清时期。1912年至1918年6年之中投资总额达1.4亿多元，比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16年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多万元。民族资本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二三百万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一过程的量的积累，在五四运动时就很难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间成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因此，辛亥革命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一个临界点，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急剧地积聚着阶级力量。

其次，辛亥革命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基础。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1912年元旦，《申报》一篇名为《新祝词》的文章写道：“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以崭新的实体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确认。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人民应该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这一点，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当时全国报纸的数量已从十多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许多报纸议论时政，宣传民主、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政党、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初政党数量“殆达三百有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广为传播，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风起云涌，虽然情况正如邓颖超所描写的：“那时的思想，受到长期禁锢，像小脚女人把脚裹住；放开以后，不知怎样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在各种思潮奔涌而至的情况下一起传了进来，并由于主客观社会条件逐渐发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在感到失望和迷茫的同时，积极寻找探索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外的新路。连孙中山本人也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毛泽东也谈到，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在这样的情势下，国际国内局势此时恰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

再次，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人，或者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甚至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正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朱德、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皆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亲自经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吴玉章在1905年即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1907年，他和焦达峰、孙武等人在东京创立革命团体共进会；1911年，吴玉章参与策划黄花岗起义，随后赴四川领导荣县起义和内江起义。陈独秀曾是安徽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的总会长，武昌起义后又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朱德称他自己“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另外许多共产党人，如任弼时、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李立三、彭湃、王若飞、蔡和森、陈潭秋等，虽未直接参加辛亥革命，但深受它的感染，读过当时的进步书刊或接受过同盟会会员的启蒙。如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就说自己青年时代常读《民报》，从报纸上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经过思考，他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初几批党员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经历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约有10%原为同盟会会员。

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晚年的转变

1922年6月，孙中山特别倚重的粤军首领陈炯明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乘机对他落井下石，孙中山陷入了空前的窘境。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都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孙中山的思想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转告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以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是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做出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规定民主联合战线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合同动作”，这里实质上即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8月，中共负责人李大钊等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据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够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8月底，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根据会议精神，李大钊首先向孙中山提出了加入国民党的要求。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经过谈判，联名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此后，孙中山多次指出，国民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俄国的成功经验，“殊可为我党师法”。“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他看来，“苏俄的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吾党与他们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等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做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此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共41名，其中中共党员有10名，占了四分之一多。毛泽东对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转变予以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虽然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政体的结束，但是，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继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均、平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方案，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方案先后失败之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不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辛亥革命为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寻救国之路奠定了基础，也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1925年3月，为革命耗尽毕生精力的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谆谆嘱愿，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孙中山先生也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自己的亲密朋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超越。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下，继续高举革命旗帜，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中国人民首先致力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面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把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满怀豪情地展望：“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做了深情的回应：“四十五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关于 ‘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的预言完全实现了！今日之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怀抱。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的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真正实现了令无数辛亥革命先辈魂牵梦萦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民生幸福的美好理想，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而且把它更加发扬光大。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来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历史阶段，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回顾辛亥革命直至今天的一百年，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其中，第一次伟大历史变革是由孙中山领导的，第二、三次历史性巨变是在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正确认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既相互联系、前后继承又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辩证关系。

100年来的中国历史，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由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响亮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自此以后的100多年间，“振兴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强大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无数革命先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当铭记辛亥革命志士们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把几代中国人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继续推向前进。抚今追昔，展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清王朝覆亡百年祭

1912年2月12日，以清朝隆裕太后用懿旨名义代表6岁的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为标志，存在了268年的清王朝正式宣告结束。皇冠落地，君权陨灭。这对于有着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中国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时移世易，岁月沧桑，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但往事烟云，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依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诸多历史的印痕，值得我们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做一点冷静的反思。

把清王朝覆亡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中加以审视

清朝从17世纪中叶建立全国政权，到20世纪初叶覆亡，统治中国将近三个世纪。这段历史，同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全面振兴的客观进程，有很大一部分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对待历史，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到一个较长时段中去，审视事件的前因后果，观察各种现象的相互关联和长远影响，往往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了解得更加全面深刻。一百年以前清王朝覆亡这件事情，如果放到中华民族从沉沦到振兴的全过程中，将会给我们呈现一些怎样的面貌呢？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灿烂的中华文明，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华民族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步衰落又重新振兴的复杂过程。这个过程，前后大约经过和将要经过四个世纪。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表述，是否可以这样说：

18世纪：是中国从强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世纪。

19世纪：是国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同时开始民族觉醒的世纪。

20世纪：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通过革命手段，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世纪。

21世纪：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纪。

这样的简单概括，肯定不能涵盖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甚至也未必能够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核心，但大体反映一个历史趋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落的？学术界看法并不一致。譬如，有的认为衰落从明代末年就已开始，有的则认为更早一些，从明成祖以后就逐渐衰落了。我把从强盛开始走向衰落的时间，放在18世纪，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所谓中国的衰落，不仅是自己同自己比，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世界各国相比。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还没有经过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的时候，判定中国已经衰落未免言之过早。二是18世纪毕竟还有一个“康乾盛世”，对“康乾盛世”学术界看法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到最高峰，这好像大家并无多少异议。戴逸同志认为：康乾盛世“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强大，文化昌盛”, “当时清朝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工农业产值全部超过当时的欧洲，就是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当时的中国”, “康雍乾时期的中国GDP增长速度是世界第一。从1700—1820年的120年时间里，中国的GDP比西欧12国的GDP多增加了40%”，所以，“清朝的生产水平应该是封建时代中最高的”,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了最高的水平”。当然，戴逸同志同时也指出：“所谓盛世繁荣，不能光看到盛世，不能光看到繁荣，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因为制度、体制、观念、政策等方面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僵化、落后，在前进的道路上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18世纪末的中国没有跨过近代化的门槛，已经是落日余晖，逐渐黯淡下去”。

中国的由盛转衰过程，通过西方人的“中国观”的变化，得到了十分确切的印证。随着中国的衰落，世界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看法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吴义雄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一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16世纪到18世纪这一段时期，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繁荣富强、物产丰盈、政治清明，拥有最古老、最优秀的文化，最优雅的艺术，最先进的技术的美好国家。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对一度被视为 ‘样板’的中华帝国产生了轻蔑和敌视的态度，以侮辱和谩骂取代了以前的尊敬和颂扬。贫穷而野蛮，落后而停滞，闭塞而傲慢，道德败坏，极度虚弱。再加上腐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构成了新的、但显然是否定性的西方人的中国观”。郭成康在《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也说：“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著名思想家都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及民众的道德，以至帝王官员的品行才干给予高度评价。”直到后来嘉道中衰之后，别人才把中国视作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国内在讨论发动对华战争是否有取胜的把握时，占主导地位的舆论是英国战胜中国毫无问题，只要派一支小小的舰队就可以制服庞大而不堪一击的老大帝国。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幸而言中。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殖民主义的侵略是开启中国落后的原动力，中国由盛转衰的过程，其实早就开始了。正是落后造成了挨打的局面，为侵略成性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可以予取予夺的对象。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加重、加深、加快了中国的落后，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整个19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从历史走向来讲，基本上是沿着下滑的方向不断沉沦，当然也始终没有停止过挣扎、战斗与抗争，但一直到清王朝覆亡之前，这样的斗争没有能根本扭转民族沉沦的发展趋向。

在导致清王朝覆灭的辛亥革命时期，人们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一个最直接的理由，是它已经是“洋人的朝廷”，也就是一个完全投靠外国侵略势力的政权。这当然是事实。但清王朝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毕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一开始，当殖民主义凭借武力打击和勒索中国时，清朝封建统治者理所当然地表示过不满和反抗。世界上没有一个当权者会心甘情愿地、满心欢喜地去充当别人的傀儡和儿皇帝的，没有人天生有做奴才的癖好，这本来是常识范围的事情。但是在反复较量中，经过多次的失败，终于屈服了，认输了，最终把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甚至某个阶级的利害关系，放置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做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决策，这大概是包括汪精卫这样的大汉奸在内的所有卖身投靠者的共同心路历程。

封建统治者对列强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从抗拒到屈服再到投靠的变化过程，同样，人民群众对于列强侵略的认识，也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经过一次次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提高了觉悟，增强了能力，每一次斗争的失败，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各自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贡献，终于为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清王朝的灭亡做好了思想和物质的各种准备。

20世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明显地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半个世纪的主旋律是革命，下半个世纪的主旋律是建设。不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充满了艰难的探索，因为这些都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空前宏伟的事业，既没有成功的模式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一切都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对于革命，不论你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指斥，无论如何，它确确实实是20世纪上半叶历史发展的最本质的现象。既然如此，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去认真探求革命发生的真正原因，为什么那么多志士仁人和社会精英为革命所吸引，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投身于这个神圣的事业？革命究竟对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社会的巨大变革同革命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从社会运动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预设的观念出发，就不难找到符合历史实际的答案。

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所谓建设，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辉煌业绩和严重失误，巨大胜利和严峻挑战，宝贵经验和深刻教训，在近年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以及建党90周年之际，都进行了认真的、精辟的总结。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这个世纪还刚刚开头，大部分时间还只是未来而并非历史。但是，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前面的历史为中国在这个世纪的腾飞做好了全部准备。在21世纪的上半叶，我们将力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像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就一定能够实现！

清朝兴、盛、衰、亡的几点历史启示

中国最后一个、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从兴起直到最后灭亡的历史行程，蕴涵着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启示。这里我们只是选择几个问题，略加讨论。

（一）怎样看待清王朝这个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政治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政权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当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清代在鸦片战争之前，是一个独立的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它的上层建筑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法律观念以及适合于这些观念的制度，当然要反映、维护、巩固封建制度的利益和要求。对这个问题，我们曾经有过某种简单化的认知，认为既然封建制度是黑暗的、落后的，那么作为这个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清王朝自然也是彻底反动和罪恶的。半个世纪前，周恩来总理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他甚至称赞“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同时也指出，“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没有能像同时代的俄国彼得大帝一样汲取西欧的经验，推动工商业和科技的发展。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不会感到那么强烈的新奇和震撼，但在那个流行“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一切帝王将相的年代，不能不说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实际上，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权力沿着社会、经济发展同一方向起作用，这时国家权力从主要方面就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二是国家权力逆着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那时就会阻碍历史的发展，甚至引起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第三种情况是国家权力设法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向，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但结果不是回归到第一种，就是回归到第二种。有清一代，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几乎都曾发生过。清代前中期，经过长期战乱，国家要求统一，社会要求稳定，经济要求发展，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这些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政治的安定、经济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正是这样，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到了清代的中晚期，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后来民族矛盾更上升为主要矛盾，政治动荡，民生凋敝，面对这样的局势，清王朝无力应对，因循敷衍，营私腐败，残民以逞，丧权辱国，这时的政权便成了社会前进的障碍。这中间，清王朝通过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也曾想某种程度地改变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纳入部分资本主义的因素，但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应的这个政权，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它根本无力解决民族独立及维护国家主权这个根本问题，也就必然失去了解决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基本前提，最后仍然回到第二种状态，成为革命势力和人民群众不得不加以推翻的对象。

（二）清王朝与“兴亡周期律”

大家熟知的1945年黄炎培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谈到的“兴亡周期律”，清王朝同其他历朝历代一样，当然没有也无法“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想当年，满族初兴之时，朝气蓬勃，英勇善战，凭着强劲的民族精神和正确的政治军事方略，迅速地一统天下，真所谓“其兴也勃焉”。那时的统治阶级，“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努力去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建立了全国政权之后，继续实行了一系列基本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保持了一百多年的社会稳定和繁荣。

然而，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封建统治的各种弊端日益显露，有“政怠患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总之，吏治愈来愈败坏，“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最后免不了“其亡也忽焉”的命运。

清王朝为什么无法跳出这“兴亡周期律”？根本原因是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新路”时，强调的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民主”同“君主专制”正好是冰炭不容的两极。在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是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臣僚百官对百姓固然可以作威作福，对君上也只是仰其鼻息的奴才，哪里容得了“人民来监督政府”？郭成康同志对这一点有着颇为独到的见解。他在论述康雍乾“盛世光环掩盖下的隐患”时，特别强调“皇权的过度膨胀”，认为这是“康乾盛世的最大隐患”, “这个隐患的逐渐暴露，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他从乾隆中期以后迅速蔓延的政治腐败、事关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决策严重失误和中华民族人才消磨和思想窒息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一个不仅没有人民监督甚至没有任何制约的独断权力，怎样不可避免地不断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最后导致这个政权分崩离析，众叛亲离，自取灭亡。

拿反对官员贪黩腐败来说，封建帝王并不是不知道反腐肃贪是事关政权存亡的头等大事。康熙皇帝就曾在上谕中多次强调，“官以清廉为本”, “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他在亲撰的《廉静论》中强调说：“自为吏者有贪私之实，而后重廉洁之名，故尤以廉为贵。”“吏苟廉矣，则奉法以利民，不枉法以侵民；守官以勤民，不败官以残民。民安而吏称其职也，吏称其职，而天下治矣，故吏尤以廉为贵也。”他甚至说过：“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从康熙到乾隆，皇帝对查出的大臣贪污案件的处理也确实不可谓不严。可是，客观现实却是惩贪愈严，贪风愈炽。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仅仅靠官德的提倡难以抵挡巨大物质利益的诱惑，事发后严刑峻法的惩处也不能完全打消贪官们心存侥幸的妄念。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得有赖于对权力有着严密制度化的、多种形式的、有广泛群众参与的有效监督，而这一点，在封建专制政治下自然是无法做到的。

（三）清朝统治者对外部世界挑战的应对

戴逸同志强调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这时候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兴起和发展，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结束了世界各地区的分割和孤立状态，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不管清朝统治者的主观认识和实施的政策如何，都无法抵挡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冲击力。

在鸦片战争之前和之后，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关系，虽然也有过一些政治争端甚至领土纷争，但占主体地位的基本上是一种平等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后的中外关系就变成了维护还是丧失民族独立地位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

清代的前中期，虽然统治者在对外政策上有过关于实施还是解除“海禁”的争论和政策变化，但总体来说，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还是明显存在的。从清初一批传教士带来西方科学，到以后通过对外贸易导致的大量白银输入，以及在生产领域国外一些高产作物如白薯、玉米、花生等的大力推广和广泛种植，都曾经对清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面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确实进退失据，应对乏术。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但是，讲历史责任，也应该实事求是。有一种议论，我以为是并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可以对此做一点讨论。

有的文章认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不是出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而是由封建统治者措置失当引起的。他们昧于世界大势，不了解国际法，不按照所订条约办事，促使列强不得不用武力逼迫清王朝遵守条约规定，所以，这是清朝统治者“犯贱找抽”，自作自受。这种观点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为它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混淆了是非界限。封建统治者把国家弄得贫穷落后，使得列强可以对你穷兵黩武，践踏蹂躏，这是封建统治者应负的历史责任。但觊觎别国的领土财富，要拓展殖民地甚至瓜分世界，这却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所决定，至于发动战争的借口，即使没有也可以任意制造出来，这已经被中外古今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晚清所订的许多条约，不少带有不平等性质，就连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都说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难道不遵守这些条约就罪不可逭了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有着切肤之痛，深知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为“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而以此“束缚我之桎梏陷阱”，所以在整个近代历史上进行了锲而不舍地废约斗争，直到取得最终的胜利。对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如果也横加指责，显然有失公正。

（四）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为什么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

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当然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这个众所周知，不必多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做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作“表不治本”，一个叫作“缓不济急”，一个叫作“势不可为”。

先说“表不治本”。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利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这里所说的“本原”、“本”和“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

再说“缓不济急”。洋务运动虽然只是枝节的改革，但在顽固势力看来，已经有“用夷变夏”的危险，所以竭力阻挠和反对。因此洋务运动只能步履维艰，蹒跚前行。仅仅一个修铁路问题，就整整争论了十年。预备立宪时，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过“立宪”的旗帜，但定计之初，就明确说明“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这句话透露了问题的本质。“立宪”不过是个幌子，并不是打算马上兑现的，至于什么时候实施，不妨推到遥远的将来。整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如此磨磨蹭蹭，一波三折，其实倒是早就确定的既定方针。这不仅使革命派看到清廷预备立宪之虚伪，也使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大失所望，使许多立宪派转到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去。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而清廷却企图用这种拖延战术来应付，正所谓“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其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最后说“势不可为”。这是指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控制着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列强，绝不允许在这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改革。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向这些国家和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甚至巨大的积极影响。有些人竭力夸大这一点，宣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这样的说法，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为了从中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入侵印度的影响时指出的，尽管不列颠带给印度蒸汽机和科学，但“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

所以，对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破坏”和“捣乱”，只要耐心等待清王朝进行有秩序的改革，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这样的设想，自然远离于历史实际，即使不是偏见，至少也是过于天真了。

一个朝代的终结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百年前清王朝被推翻，不仅是一个朝代的终结，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与以往历次改朝换代相比，清王朝的覆灭包含了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社会内容。党的十五大把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称作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作为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在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一些方面，宣告了旧轨的结束和新路的开启。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当然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这方面大家谈得已经很多，这里只需简单提一下。在过去，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彼可取而代也”，推翻旧王朝的胜利者依然登上皇帝的宝座，君主专制统治依旧，不过是天下易姓而已。清王朝的灭亡则不同，它不仅仅是赶跑了一个皇帝，而且彻底埋葬了君主专制制度，把过去被认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独裁政治，宣布为罪恶的、黑暗的、“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人们公开声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与此同时，还把过去被认为是卑贱的、可以任意生杀予夺的“愚民”“草民”视作国家的主人，在法律条文上正式写上了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内容。这是对以往政治是非的根本颠倒，对后来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十分深远。辛亥革命以后，任何形式的反动专制统治都无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追根溯源，不能不说同这种政治观念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清朝灭亡后，政权虽然落到了袁世凯手里，人民革命的政治成果却并没有完全丧失，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促进了人们民主意识的极大提高，迈出了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其次是使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一个新的升华。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推动发展进步的巨大精神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分不清国家和朝廷的区别，经常把忠君和爱国混淆在一起。因此，人们在民族危机严重、寻求国家出路时，往往局限在体制范围之内，不能突破现成统治秩序的藩篱。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虽然明确提到爱国“必自辨朝廷与国家之区别始”，但自己在很长时间也仍然以“保皇”为职志。只有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人们才鲜明地提出，要救国，首先要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打倒把天下当作一己私产的独裁皇帝，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辛亥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是把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要求相结合，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为己任；二是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建立共和政治而奋斗不息；三是把爱国主义同国家统一相结合，指出只有国家的“统一独立”才有国家的“兴盛”，只有建立统一的国家，才能“达革新之目的”，使“国家蒙共和之福”。这就把近代的爱国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再次，晚清以来，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一直以资本主义为目标，只是到清王朝覆亡之后，人们才在中国发展道路上做了重新抉择，选择了社会主义。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各个阶级，各种社会阶层，各派政治力量，曾经提出各种各样的救国方案。这些方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除少数例外，他们的学习对象，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他们所追求的，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他们所设计的道路，不管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归根结底，跳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圈子。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是顺乎时代发展潮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上还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发展资本主义，还是中国社会在前进道路上首先要跨出的步伐。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次次失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得出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的历史结论。这个认识上的飞跃，使中国历史在发展方向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以清王朝的覆亡为标志，中华民族在发展趋向上基本结束了不断沉沦的状态，开始了逐步上升的势头。如前所述，清朝自嘉道以后，开始衰落；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甚至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中间，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抗击外来侵略和反对腐朽统治的斗争，也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总体来说，并没有能够根本遏制住不断沉沦的趋势。清朝灭亡以后，情况有了重大的变化。清亡后八年，五四运动发生；清亡后十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活动风起云涌，通过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而又波澜壮阔的斗争，在20世纪30、40年代取得了中国历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接着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地胜利行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果把中华民族从沉沦到振兴的历史过程画成一条曲线，那么，清王朝的覆亡正处于这条曲线的转折点上。这就是清王朝覆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方位。

民族复兴之路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努力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内容。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直到今天，无数志士仁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波澜壮阔、曲折悲壮的斗争实践，要求着、呼唤着、推动着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科学理论的苦心寻觅和艰难求索，终于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复兴宏伟大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锐利思想武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相互推进，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壮丽画卷，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对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求索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明，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束缚，中国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然号称“盛世”，在一些方面也仍然具有优势，其实却已经走到了封建末世，光彩夺目的只是“落日的余晖”。此后，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屡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受到侵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中华民族蒙受着巨大的屈辱和灾难，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

面对着辉煌历史同衰败现实之间的强烈对比，面对着存在“亡国灭种”实际危险的严峻局面，那些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有志之士，合乎逻辑地把“振兴中华”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提了出来，其具体内容，一个是“救亡图存”，一个是“发愤图强”，也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概括的：“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通过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解决和完成这两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呢？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既没有成功的模式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于是，中国人民开始了对于民族复兴之路的艰苦而执着的探索。各个阶级，各种社会阶层，各派政治力量，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争取国家的富强，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冀求走向民族复兴的救国方案。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幻想在绝对平均主义的基础上构建没有剥削、人人温饱的理想社会。但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结果，他们轰轰烈烈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给予封建统治秩序以重大打击，却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

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通过洋务运动，力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依靠西方列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以求取国家的富强。他们一面向外国购买军舰大炮，一面“仿习机器”，先是创建军事工业，接着又兴办民用工业，开工厂，建矿山，筑铁路；同时，还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所有这些，确实在中国走向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悉心维护，对西方列强的深度依赖，不能不使他们的洋务事业处于进退维谷、步履维艰的境地，求富求强的愿景也只能最终化为泡影。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面，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设计了一个依靠光绪皇帝推行维新变法，通过政治变革，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纲领。他们比前人高明之处，是开始认识到，实现民族振兴，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进一步，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他们通过光绪皇帝，于1898年夏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这次政治改革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但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坚决镇压下，这个运动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瞬息即逝了。

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的三四年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将它写进了政治纲领，并且以“兴中会”命名自己成立的革命组织。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就迅速发展起来。孙中山将“兴中会”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明确宣称只有推翻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的统治，才能避免“瓜分”“亡国”的命运。他直接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把民主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个运动的结果，是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帝制的废除和民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一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但是，尽管这次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却依旧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因为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的这个名句来形容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之路的寻觅过程，实在是最贴切不过了。

也是诗人但更主要是伟大政治家和革命家的毛泽东，不是用诗的语言而是以生动晓畅的写实手法，描述了晚清时期人们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历程：“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究竟路在何方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复兴的漫长征途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是因为，在这个历史事件的前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增添了两个崭新的内容：一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一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

但是，并不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就万事大吉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还必须解决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表现了非凡的理论勇气，做出了巨大的奉献牺牲。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掌握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并加强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全面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根本转折点。从此以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则为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上，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历史表明，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在中国找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也出现了错误和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认真总结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首先，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要抛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实践证明了是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基本原理，是不能丢的，丢了就丧失根本。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但绝不是说可以或者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用“本本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和个别结论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以为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也一直是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上最重要的内容。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辩证统一地看待“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足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注意“民族性”，又要注意“时代性”。前面我们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最早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怎样“用于中国的实际”，如何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以创建“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情、中国这块土地上所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理论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们社会实践的总结。既然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也就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既然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离开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

最后，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和群众性。这个问题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为着好看，不是为着装点门面，而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只有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否正确，是不是科学真理，也需要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二是归根结底，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既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是理论创新的永不枯竭的动力和取之不尽的源泉。热火朝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总会不断地发生新情况，出现新矛盾，提出新问题，要求做出新的理论研究、判断和解释；同时，也总会不断地取得新成果，创造新经验，产生新认识，要求做出新的理论总结、概括和提炼。因此，理论创新，绝不是靠少数人脱离实际，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所能够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三是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所以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既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喜爱。它确实已经成为群众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追求，是所有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愿望。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动员、鼓舞我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最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政治口号和奋斗目标。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团结。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的共同参与和团结一致的顽强拼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无法想象的。

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团结，需要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无数关心国家命运的先辈梦寐以求并为之英勇献身的宏伟大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是全部社会生活给予我们的带有客观必然性的珍贵历史启示。

前面我们已经简要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怎样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民族复兴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第一线，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它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这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是一个没有成例可援的开创性事业，当然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人们在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振兴的伟大斗争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付出过重大的牺牲，同时，也有过失误和挫折，有时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人民的利益，总是勇敢地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一种表现。而且，今天的正确认识，也包含了对错误和挫折的沉痛教训的吸取在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格外珍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我们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许多志士仁人努力追求发展资本主义，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愿望，却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这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文明。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也决不允许中国真正地富强起来。相反，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止和破坏中国社会的前进，却是已经由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历史本质真实。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和强化半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勾结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竭力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更加困难重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及社会条件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不能不是异常软弱的，他们没有力量承担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复兴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 ‘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只有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使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是具有优良传统和独创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扬这种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综合国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不是主张和赞成复古主义，也不是主张和赞成狭隘民族主义。复古主义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不加分析，统统对之顶礼膜拜，有的甚至把糟粕当精华，结果恰恰是损害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狭隘民族主义闭目塞听，与世隔绝，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本身就是同我们的民族精神相悖，当然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潮流。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旷野沃土，又要以宽阔胸怀去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才是一个有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在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中实现民族复兴，要有更多一点的忧患意识。应该看到，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经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但是，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继续拼搏，就一定能从容应对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事业得以最终实现。

在灾害面前挺起民族的脊梁

2008年5月23日上午，重返汶川特大地震灾区的温家宝总理，在刚复课三天的北川一中一间临时教室的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字，鼓励同学们“要面向光明的未来，昂起倔强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温总理在这里所传达的在巨大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正是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总结出来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种民族灾难，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自然的。但不论哪一种灾难，都没有把我们的民族压倒，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屈服。相反，灾难锻炼了我们的民族意志，昂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正是在克服各种巨大灾难中不断奋起，不断前进，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曾经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而一部中华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的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到黄河下游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这样说过：“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这样一种频繁而严重的灾荒，固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劫难，但在同时，这样一种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也恰恰成为刺激中华文明生长、绵延的一种积极力量。因此，了解和研究中国灾荒史，不仅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去体验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遭受过怎样一种巨大的苦难，也可以从历史上抗击灾荒的经验中得到有益于今天防灾御灾对策的借鉴和启示。

十年九荒：历史上触目惊心的灾害记录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据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邓拓先生统计，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震、霜、雪等灾害，自有确切历史记载的公元前206年算起，到1936年止，共计2142年间达到5150次，平均每4个月强便有一次。另有学者通过统计成灾州县数目测算了受灾的广度。据估算，1644年至1839年间成灾州县共28938州县/次，年均约148州县/次。进入近代后，为数更巨，如1860年至1895年间总数为17278州县/次，年均493州县/次；1912年至1948年间共16698州县/次，年均451州县/次，这意味着此时每年都有近1/4的国土笼罩在灾荒的阴霾之下。

一旦接触到大量的、更为直观的有关灾情的历史资料，人们更不能不为其中展现出来的灾荒之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之严重所震惊。就拿水灾来说，这是带给人们苦难最深重、对社会经济破坏最巨大的灾种之一。在我国重要的江、河、湖、海周围，几乎连年都要受到洪水海潮的侵袭。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素有“母亲河”之称，但它也是中国历史上决口泛滥最多、为祸最烈的一条河流。仅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立国后的200年间，黄河共决口364次。进入近代后的百余年间，更几乎“无岁不溃”。1855年，黄河又发生了有史以来的第26次大改道，也是离当代最近的一次大改道，给该流域造成了巨大的变迁和灾难。此后，河患更是变本加厉。在民国短短38年间，共决口107次，几乎年均3次决口。

较之黄河来说，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原本造成的水患要小一些。据统计，从1583年到1840年的两个半世纪内，长江流域发生的特大水灾不过两次。而从1841年到1949年，竟发生特大水灾9次，超过了同一时期黄河重大灾害性洪水的次数。还在道光朝后期，著名经世思想家魏源就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长江为患这一严峻的事实，指出“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但近数十年来，长江却“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也就是说，此时的长江几乎已经变成第二条黄河了。

其他大河流域亦是水患频仍。在淮河流域，因黄河自金、元以后改道夺淮入海，黄水带来的大量泥沙堵塞从淮北到鲁西南的许多河道，淮河流域的灾害自此日甚一日，变成了著名的“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贫瘠地区。地处北京附近的永定河，原名无定河，变迁不定，防守之难，几与黄河相埒，致有“小黄河”之称。据各种资料统计，从1840年到清朝灭亡的71年间，永定河共漫决33次，平均两年一次。其中，从1867年到1875年，更是创造了连续9年决口11次的历史记录。洞庭湖流域在有清一代几乎年年都有“被水成灾”的记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灾周期急剧缩短，灾情不断加重，鱼米之乡也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水患之区。我国第五长河珠江也经历了同样的生态变迁，尤其是晚清到民国年间，这里的水患已经增至几乎无年不灾的程度。1915年夏季，珠江终于爆发了一场200余年未见的特大洪水，珠江三角洲各县围堤几乎全部崩毁，广州城市被水淹浸长达7天之久。

与水灾相比，旱灾的发生频率毫不逊色。有人统计，1644年至1839年间，旱灾占到了全部自然灾害的32%，全国年受灾150州县以上的特大旱灾共12次。俗话说，“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旱灾对农作物的破坏往往更为严重。它虽不像洪灾那样来势迅猛，但是覆盖面积广、持续时间长，而且由于它的影响有个积累的过程，以致人们一旦觉察到旱灾的威胁时，常常对之措手不及。特别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旱灾范围不仅在北方地区大为蔓延，还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扩张的势头，出现了不少特大型的灾荒，如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1920年的北五省大旱荒，1928年至1930年的西北、华北大饥荒，1942年至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和广东大饥荒，都是旱魃肆虐的突出表现。其中，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是以“丁戊奇荒”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定称呼载入史册的。从1876年到1879年，旱情持续了4年之久，旱区覆盖了山西、河南、直隶、山东和陕西5省，并波及苏北、皖北、川北和甘肃东部。在总面积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田地龟裂，河道干涸，树木枯槁，青草绝迹，真可谓“赤地千里”。连昔日纵横泛滥、溃决频闻的黄河，这几年也呈现出少有的枯水状况。据不完全统计，1876年至1878年，整个旱区受灾民众约在1.6亿到2亿之间，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以致当时清朝官员每每称之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甚至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祲奇灾”。当时旅华的外国人士，也把它看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第一大荒年”。可是，从后面的历史来看，几乎在同一区域，这样的悲剧仍不止一次地重演过。

“大旱（或大水）之后必有大蝗。”在旧中国，蝗灾也是一种相当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往往同水旱灾害相伴而生，使得灾荒火上加油。只要一闹蝗灾，便会出现“飞蝗蔽日”的骇人景象，而蝗阵一旦落地，该处庄稼、草木往往“顷刻而尽”，出现“白地千里”的悲惨景象。晚从明末起，有关蝗灾的记录即无年不有。近代以来，至少出现过3次比较严重的蝗灾盛发期。其一发生在1852年至1858年，覆盖省份占全国面积的1/3,“蔽空往来”的大队飞蝗甚至从正在京郊巡游的咸丰皇帝头顶飞过。其二是1928年至1936年，其间不仅几乎“无年不蝗”，且有6年遍及6省以上。其三为1942年至1947年，主要集中在以黄泛区为中心的地带，由于庄稼全被蝗虫吃完，不少地方民众不得已以蝗虫充饥，结果蝗虫倒成了“风极一时的食品”。

另外一个不能不提及的为害至烈的灾害就是地震。我国处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地震带即环太平洋构造带和欧亚构造带的夹持之中，使我国成为震多、震强、震频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地震目录统计》，到1949年止，我国历史上发生的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1645次。地震造成的破坏性更是骇人听闻。1556年1月23日，发生了以陕西华县为震中的8.25级大地震，祸及陕西、山西和河南三省，至少有83万多人罹难，是世界地震史上迄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仅在1840年至1949年间，我国即发生7级以上地震64次，造成千人以上死亡的共27次。其中，1879年甘肃武都、1902年新疆阿图什、1906年新疆沙湾、1920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1927年甘肃古浪、1931年新疆富蕴等处为震中的大地震，震级皆在8级或以上。

与地震灾害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相比，疫灾在全国范围的分布却相当普遍而平均，其危害性亦不容低估。有学者测算，1232年汴京大疫，所造成的死亡人口占全城的40%；明崇祯末年肆虐华北的大鼠疫，在核心区即山西、直隶和河南三省北部，疫死人口可能达到总人口的1/3。而在近代交通兴起以后，疫灾也随之迅速突破地域的限制。1911年秋，黑龙江西北满洲里出现鼠疫，很快就沿着铁路传入哈尔滨、长春以及奉天等地，并侵入直隶、山东，估计东三省因疫而死者将近“五六万口之谱”。1919年，瘟疫又席卷了从福州到哈尔滨之间的广大地域，约有30万人丧生。此外，地表生物、微生物造成的某些地方病灾害亦为祸甚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仅血吸虫病即长期威胁长江流域1亿多人口，受其感染的高达1000万人以上。在灾重地区，确实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除了上述几种灾害之外，严霜、奇寒、冰雹、大火等也不时袭击神州大地。而且，所有这些灾害往往接连不断或交相并发，出现“灾上加灾”的情况。事实上，某种自然灾害特别是重大灾害一经发生，常常导致连锁反应，形成颇为复杂的灾害链。有时候连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两种灾害之间，也存在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触发关系。近代历史上，华北、西北地区多次出现旱震交织并发的状况，如光绪初年华北的大旱灾与1879年武都大地震、1920年的北五省大旱与同年的海原大地震，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观察，都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地震在孕震过程中引起的气象变异。

上述中国灾荒的频繁性、复杂性、严重性和广泛性，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可以说是颇为少见的。流传了数百年的一首凤阳民谣中说“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虫闹灾殃”“十年倒有九年荒”，这绝不是凤阳一地的写照，而完全可以看作旧中国灾荒状况的一个缩影。

饿殍塞途：灾荒对社会生活的沉重打击

许多历史文献谈到自然灾害的严重后果时，总常用“饿殍塞途”“饥民遍野”等字眼加以形容。由于经过了高度的抽象与概括，对这些字眼中间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人们往往不大去细想。实际上，在这短短的几个字背后，包含着多少血和泪、辛酸和悲哀！

灾荒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打击，最明显和首要的表现就是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在旧中国，每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总要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前面已经提到的地震、瘟疫等灾害是如此，洪水、大旱等灾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1931年，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黄河下游、淮河流域以及东北辽河、松花江等处亦纷纷泛滥成灾，仅受灾最重的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河南、山东8省之中，按照档案材料和其他各种报刊文献的记载估计，洪水吞没的生命至少在40万以上。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鸦片战争后黄河连续三年在河南、江苏决口，死亡人口以百万计；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死难人数，按当时外国人士的估计，高达93万余人；1938年的花园口决口，又使该三省黄泛区失去了89万多条宝贵生命。由于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数字不可能非常精确，而根据研究的判断，实际情况只会比这个数字更加严重。

拿前面提到的1876年至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即“丁戊奇荒”来说，由于干旱时间长，灾情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极为惨重。据当时发行的《万国公报》报道，灾区人民无任何粮食可以充饥，只能“食草根，食树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纸，食丝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为人食”，直至最后“饥殍载途，白骨盈野”。当代学者对这次巨灾因灾死亡人数做了各种统计和估算，由于资料的限制，数字有相当大的出入，但最低数字至少在1000万人左右，最高数字竟达2000万人以上。近代发生的其他几次特大旱灾，死亡人数同样骇人听闻：1892年至1894年山西大旱，死亡100万；1920年北五省大旱，死亡50万；1925年四川大旱，饿死、病死约115万；1928年至1930年西北、华北大旱，死亡约1000万；1942年至1943年中原大旱，死亡约300万人。

如果将造成万人以上人口死亡的灾害列为巨灾的话，那么仅近代史上这样的灾害包括水、旱、震、疫等，共发生了119次，平均每年1次以上，死亡总数为3836万余人，平均每年35万人，在受灾严重地区，灾害造成的人口损失实在不可低估。例如，由于人口损失奇重，河南、山西境内许多地方的人口数量，直至民国时期也未能恢复“丁戊奇荒”前的水平。

其次，频繁而严重的灾荒还破坏了人类的生活环境，迫使大量灾民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家出走，四处逃荒。其数量通常是因灾害死亡者的数倍、十几倍乃至数十倍。例如，1931年江淮大水灾，流亡人口估计有1015万余人，占灾区总人口的40%;1934年，安徽870余万灾民中有500多万流移乞讨；1935年7月长江中下游大水，死亡14.2万人，逃荒灾民则达1100余万人；1938年花园口决口后，黄泛区人口的1/5即391万人被迫漂流异乡。在一些环境恶劣、灾荒频发的地区，逃荒甚至成为人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传统或习俗了，如河南黄河沿岸的不少地方、江苏的苏北、湖北的黄梅、江西的九江和北平的远郊等地，都有大批农民结队成群，以“逃荒”为名，出外乞食，形成季节性的流民潮。而那些被突发性灾害驱赶出家园的流民，虽然也有一些人能够在异乡安家立业，但更多的人则由于饥寒交迫，最终也摆脱不了贫病而死的悲惨命运。如1942年至1943年中原大饥荒中，有一位记者曾报道，当时每一列开往西安的火车上都爬满了难民，他们紧紧抓住火车上所能利用的每一个把手和脚蹬，但许多人还是由于过分虚弱而跌下火车，惨死在铁路线上。从洛阳到西安数百里长的铁路线上，到处都是难民的尸体。

再次，严重的自然灾害，除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逃亡以外，还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的损伤和破坏。其实，人口的大规模死亡本身，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摧残。但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较大的自然灾害中，除人员伤亡外，一般都伴有物质财富的严重破坏，如庐舍漂没、屋宇倾塌、田苗淹浸、禾稼枯槁、牛马倒毙、禽畜凋零等。并且，广大灾民为了充饥活命，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变卖家产，诸凡衣、住、行等方面被认为是有用的物品，无不拿到市场上进行廉价大拍卖。许多地方的灾民甚至将房屋拆卸一空，当作废柴出售，以致出现“到处拆毁，如同兵剿”的惨景。因此，千千万万的饥民，经过顽强的挣扎之后，常常将自己毕生辛勤积攒连同他们祖辈世代传承的极其有限的财产，也不得不同生命一起被残暴的天灾剥夺净尽了。结果在灾情缓解之后，幸存的灾民大多没有种子，没有农具，没有耕牛，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都丧失殆尽，自然很难重建残破的家园。

在历史上，每当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后，社会生产绝非一两年之内能够缓过劲来，恢复到正常水平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灾荒期间人口损失过重，导致被灾地区的土地大量荒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各种自然灾害对农田生态系统的持久性破坏。如1938年黄河决口后，洪水在其后的9年中把约100亿吨的泥沙倾泻到了淮河流域，在黄泛区形成了广袤的淤荒地带，成为“不毛之地”。况且，近代以来自然灾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灾害的续发性非常突出，往往是旧灾未苏，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这不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而且抗灾防灾的能力每况愈下，使得即使后来同样程度的灾害也会造成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灾荒对社会生活的再一个影响，是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增加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定，激化了本已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前所述，每次较大的自然灾害之后，随之而来的都是生产的凋敝和破坏，都是大量受到饥饿和死亡威胁的“饥民”和“流民”。而这么多风餐露宿、衣食无着的饥民、流民的存在，无疑是堆积在当时统治者脚下的巨大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发生毁灭性的爆炸。即使在“承平”之时即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的情况下，灾民也会为求得眼前温饱而经常进行“抗粮”“抗捐”“闹漕”“抢米”“抗租”等自发性斗争，从而在客观上冲击了旧的社会秩序。而接连不断的灾荒，还使本已存在的群众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斗争，愈发扩大了规模和声势。这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中，都得到了极其清楚的表现。

多难兴邦：中国抗灾救灾斗争的丰富历史遗产

胡适在谈到以往中国人对付灾荒的办法时，曾不无嘲讽意味地说：“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这段话，虽然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但若因此认为中国人面对灾荒只是采取消极的应对办法，却也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真实。事实上，中国人民从很早时候起就不再匍匐于自然灾害的淫威之下，而是以顽强的英雄气概，与灾荒进行了不间断的、不屈不挠的抗争，面对着严重的自然灾难，更加激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抗击和战胜灾难中不断积累经验，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遗产。

早在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时代，就有人对消极祈禳弭灾的观念和活动进行批评，形成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意味的灾害观。如著名思想家荀子明确地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把“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的现象归结为“人祅”。东汉王充坚决反对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加以神秘化的灾异谴告说，认为“夫国之有灾异也，犹家人之有变怪也”，并反驳说：“尧遭洪水，汤遭大旱，亦有谴告乎？”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中亦声称：“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所有这些认识都冲击了天命主义的灾害观，也成为中国古代积极抗灾救荒活动的思想基础。

与灾害观的发展相对应，关于采取怎样的有效措施来进行抗灾救荒的思想，也很早就出现了。如成于战国时代的《周礼》一书就提出“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其内容包括：“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几，七曰眚礼，八曰杀哀，九曰蕃乐，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盗贼。”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提出的较为系统的荒政思想。除“索鬼神”外，其他各项大体涵盖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切实可行的措施。差不多同时代的《礼记》中更明确阐述了积储备荒的必要性：“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寒水溢，民无菜色。”这类思想在后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救荒思想的内容更是极大丰富，对整个救荒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当细致的总结和论述，也对当时荒政制度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直到今天，这些思想中仍不乏值得借鉴和重视的真知灼见。

我国抗灾斗争的又一个宝贵历史遗产，是积累了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大量的灾荒史料。众所周知，我国有着世界上最为悠久的连续文字记载的历史。而在这些史籍中，古人自很早时候起就很注意对灾害现象的记载。在先秦时代的《竹书纪年》《春秋》《左传》《逸周书》等典籍中，就保存了相当多的灾荒史料。而自《汉书》首创灾害专志“五行志”，开正史记录灾害的先河后，后来正史中几乎无不有专门篇幅辑录历朝历代的灾荒史料。不仅如此，我国还有另外一项独有的史志编纂传统，那就是地方志的修撰。特别是到明清时代，纂修方志之风大盛，但凡省、府、州、县乃至乡镇皆有志书。据统计，1949年前编成的方志总数不下8000种。而在绝大部分方志中，都有“灾祥”“灾异”等专章记录本地区灾害的历史。由于方志中的灾害记录来源广泛，且有较为明确的地理范围，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弥补正史中灾害记录之不足。毫无疑问，如此大量且丰富的灾害记录，对于我们总结、认识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理和规律，其价值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我国抗灾斗争的另一个重要历史遗产，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国家力量主导下的、相当系统且周密的荒政制度。如果说前述《周礼》所描绘的荒政还只是表达了一种理想的话，那么至少从秦汉时代开始，就已出现了许多专门应对灾荒的有效政策和行动。而后来各朝代几乎莫不在重视和继承前代荒政经验的基础上，对这项制度的建设又有所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更是集中国古代荒政制度之大成。至少就具体规定来说，其周密性、规范性都远超以前各代。大体上，清代荒政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备荒制度中的仓储与河防政策。在政权基本稳定以后，康熙、雍正、乾隆都大力推行仓储建设，除规定各地普遍设立官府主管的常平仓外，还倡导和鼓励或官民合办、或民间自办的社仓和义仓，从而形成一套相当完善的仓储网络，并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在河防方面，清朝也投入了很大的力气，如针对为患最大的黄河，在其立国不久即设河道总督，专门负责对黄河的治理和维护。其二是在救灾上制定了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序，使报灾、勘灾、赈灾等步骤环环相扣，强化了救荒行动的效率和效果。并且，为了防止各级官员救荒不力，清廷对报灾和勘灾的时限、审户和放赈的标准，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对违犯者的处罚力度也很大。在政治较为清明、国力相对强盛时，这套荒政制度的确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当然，后面也会谈到，在更多的时候，无论多么严密的制度规定都无法避免封建统治下操作过程的种种弊端。

最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遗产，是我国重视总结救荒经验的传统。约从宋代开始，一批有识之士即系统地总结和整理源自官方和民间的诸多救荒经验和赈灾措施，并著录成书，其书名则直接冠以“救荒”、“救灾”或“荒政”等字样。据初步统计，迄至清末民初，此类救荒专书有250余种之多，其中如《救荒活民书》《康济录》《筹济编》《荒政辑要》等，均被当时的统治者奉为救荒圭臬和赈灾指南，且多次刊行，流传颇广。这些救荒文献，一方面为人们了解中国历史上重大灾害的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极为详尽的资料，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官府与民间社会历次救灾实践的实录和总结，颇为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救荒制度的变迁历程，对于人们深入了解历史时期救灾减灾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今天党和国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它也会从历史的角度提供极其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国家减灾救灾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

两重天地：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的抗灾成效

虽然一直到今天，自然灾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障碍，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人民的社会地位不同，组织程度不同，精神状态不同，生产和物质条件不同，更由于政权性质的不同，人们对待灾荒的态度、防灾抗灾的能力和水平，以及灾荒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消极后果，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相当周密和系统的荒政制度。在一些时候，这套制度也确实发生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套制度的运转，有关规定和措施的落实，都要靠人来完成，更主要是靠各级官吏去执行。历史上封建政权作为剥削者的政权，本质上与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从来都存在着腐败的一面。这种根深蒂固的腐败，使得任何看似合理的政治机制常常陷于失灵，任何严密的规章制度都难免会成为一纸空文。在许多场合下，实际活动都会表现为对成文规定的明目张胆的破坏和背离，也就从根本上限制了这些规定以及救荒活动的成效。

就拿中国古代荒政制度的集大成阶段即清代荒政来说，即使在被称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其中的腐败活动也随处可见。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省发生巡抚以下全省上百名官员通同舞弊的冒赈案件，就是明显的例子。迨嘉道国势中衰之后，荒政活动中更是百弊丛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俯拾皆是。下至咸、同、光、宣各朝，尽管在形式上仍遵循康乾时期建立的荒政制度，其救灾效果却往往大打折扣。例如，就“报灾”而言，各级官僚不是常常“以丰为歉”，捏报灾情，就是“以歉为丰”，匿灾不报。虚报是为了贪污，匿灾则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粉饰太平来逃避自己对防灾不力的责任，或是出于对经济方面的贪婪追求。而关于勘灾要有期限、“如逾议处”的严厉规定，也在封建官僚政治面前变得毫无约束力。本来，救荒如救火，不能须臾耽搁。可是，许多官员拘文牵义，使救灾程序演变成一大套繁杂的手续，公文往来旷日持久，往往是远水不解近渴，无数生命就在封建官僚政治的文牍主义中白白葬送了。

至于放赈过程中的种种弊窦和黑幕，就更是一言难尽了。其中比较著名的花样有：“卖荒”，即灾户必须给予查灾官吏一定数量的钱文，方可被填入受灾名册；“卖灾”“买灾”“送灾”“吃灾”，与“卖荒”含义相仿，只是内容更复杂一些，“如胥吏则更无所忌，每每私将灾票售卖，名余额 ‘卖灾’，小民用钱买票，名曰 ‘买灾’，或推情转给亲友，名曰 ‘送灾’，或恃强坐分陋规，名曰 ‘吃灾’”;“勒折”，即强行向灾户勒索费用，无钱则以应发赈钱相抵；“积压誊黄”，即地方官把刊刻朝廷蠲免钱粮之上谕的黄纸告示搁置起来，照旧催征，催征到一定程度或催征完毕，再放个马后炮，把这些告示冠冕堂皇地张贴出来。

事实上，上面列举的情况只是当时荒政活动中各种痼疾宿弊的一小部分。当时有人评论说，办赈向有“清灾”“浑灾”之分。所谓“清灾”，是指地方官在办赈过程中不仅奉公守法，清正廉洁，而且实心实力办事，绝无浮滥和遗漏。所谓“浑灾”则反之，是指办赈过程中一片混乱，赈灾钱物的发放，冒滥与克扣比比皆是，犹如一潭浑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连统治者自己都承认“牧令中十人难得一循吏”，那么真正能够办“清灾”者又有许呢？这样也就不难理解，那时发生一次中等规模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大量人口或死或逃的惨重后果。

旧中国遇到自然灾害时那种噩梦似的惨况，毕竟已经成为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实实在在地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减灾抗灾工作，初步建设了一个防洪抗旱的工程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防灾抗灾能力，也减轻了灾害造成的损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黄河，由于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黄河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岁岁安澜”，再未发生过重大的漫决事件。而“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淮河流域，也因为对淮河干流和支流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治理，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此外，我国还已经建设或正在继续建设一系列大规模的生态工程。在“世界八大生态工程”中，我国就占了5项，这对缓解生态危机、改善生存环境都有重大的作用。

不仅如此，即使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党和政府也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领导人民群众取得抗灾救灾的胜利。如1991年和1998年两次长江大洪水，都是超过历史纪录的特大洪水，而在党和政府统一部署和指挥下，这两次洪水造成的损失都被减小到了最低限度。对比1931年长江洪水的景象，我们不难理解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所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的业绩。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在这次抗洪斗争中，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发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和 ‘全国一盘棋’的大团结、大协作精神，做到了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集聚了气势磅礴的力量。……这次抗洪抢险的胜利，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胜利。”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往的抗灾救灾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在某些时候还出现过失误。但党和政府总是能够迅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之成为下一步制度建设的良好基础。如在2003年“非典”事件之后，我国花大力气开展了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因此，我们看到，在此次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仅1个多小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对抗震救灾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发生后2个小时，即亲临震中灾区第一线指导工作。而各相关部门、全国各地区也都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救灾工作中去。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把灾情发展和救援工作进展的最新情况向全国以及全世界做了公开、及时的报道，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救灾工作的透明化。并且，胡锦涛同志还在四川召开的抗震救灾会议上的讲话着重指出：“抗震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必须继续作为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我们就要作出百倍努力。”另外，此次救援工作还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巨大进步，正是由于交通、通讯、医疗等各方面技术条件的改善，使这次地震后的景象与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比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尽管此次地震造成了巨大伤亡，尽管目前救援工作和余震还在继续，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做到胡锦涛同志所说的“一手抓抗震救灾工作，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就一定能够战胜地震等天灾，进而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小康社会。

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灾荒史的开山之作

——邓拓《中国救荒史》评介

在国内外学术界，只要一提到救荒问题，就不能不想起1937年由邓云特（即邓拓）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这本书被誉为中国救荒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那么，邓拓是怎样研究救荒史的呢？作为新闻界的一名健将和“精神界之战士”，邓拓又是如何与中国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救荒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邓拓为何要研究救荒史

说起来，这大约也正是他传奇式文墨生涯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页了。谁能想到，一部25万字的经典学术名著，竟是一位25岁的革命青年，在他的第二次铁窗生活之前，利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的呢！

1933年秋，第一次被捕出狱的邓拓，因失去了和党的联系，先是回家乡福州疗伤，后于次年转道上海，前往河南开封，经其兄邓伯宇的介绍，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就读，并在随后的三年度过其一生中极其难得的平静生活。不过，安定的生活环境，不仅没有销蚀其斗争的意志，反而玉成了一位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中国救荒史研究园地中迄今为止最为著名的专家。当时，他在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说道：“目前困难当头，我们应该做一件扛鼎的工作，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进行生死搏斗，就应该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写一二种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发扬祖国的文化。”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邓拓充分利用了当时相对平稳的环境和河南大学以及附近学校大量的图书资料，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力求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在研究过程中，有关中国灾荒问题的史料是如此触目惊心，以致引起了这位青年史学家的注意，并随时把它们汇编在一起，后又以此为选题撰成毕业论文。适值商务印书馆正在组织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邓拓即以“中国救荒史”为题应约，但由于各种情况的阻滞，当接到限期交稿的通知时，为时已极紧迫。邓拓不顾暑天酷热，一边写作，一边请人誊抄，夜以继日，落笔如雨，终于克竟其功。此后不久，他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再次身陷囹圄。只是由于其长兄亲身赴沪，他的书稿才得以及时付梓问世。

邓拓为什么能在很短时间内写出这部“扛鼎之作”

当然，邓著《中国救荒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杀青，除了他的勤奋与博学之外，还与历史上悠久丰厚的救荒思想之渊源分不开。

自古以来，我国即是一个多灾的国家，灾害频度之繁、强度之深、广度之大，世所罕见。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贤明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也曾提出、设计和制定了不少救治灾荒的思想、措施和方法，经数千年的递嬗演进，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救荒理论和救荒机制。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的20、30年代，伴随着内忧外患日甚一日，自然灾害也更加频繁、更加严重，以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有识之士在批判和继承古代救荒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灾荒的成因、危害及其救治的途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初步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基础的治灾救荒思想，相关著述亦蔚为大观。这就为邓拓救荒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

不过，这些著述大都只是涉及某一历史时段或某一方面的灾荒、救荒问题，少有系统的探析，而且毕竟由于历史的或阶级的局限，而在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片面化、绝对化和唯心主义的错误，只有邓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使其著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是关于历代灾荒的史实分析，作者根据各种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统计方法，第一次全面准确地探讨了中国历史上自远古以迄于民国历代灾荒的实况及其演变趋势和特征，同时分析了灾荒的自然、社会成因及其相互关系，并从人口流移和死亡、农民起义、民族之间的战争、经济衰落等方面，就灾荒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做了较具体的论述。第二编“历代救荒思想的发展”，首先对相应历史时期的灾荒救治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归类，将其分为天命主义的禳弭论、消极救济论、积极救济论三大类，其中消极救济论又分为遇灾治标论（包括赈济、调粟、养恤、除害）和灾后补救论（包括安辑、蠲缓、放贷、节约）两小类，而包括重农、仓储在内的“改良社会条件”和包括水利、林垦在内的“改良自然条件”则是积极救济论的主要内容；继而对各类救荒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演进趋势亦条分缕析，系统而清晰地揭示出中国数千年救荒思想的全貌和发展脉络。以此编的分类为基础，作者在全书的重点第三编中，详尽地探讨了“历代救荒政策的实施”及其利弊得失，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又为未来救荒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史实、思想到政策，作者第一次全面完整地论述了中国救荒史的状况，可以说，这是该书区别于其他同类著作的鲜明特点之一。

全书时时处处透析出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对于此部著作，作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重印本序言中曾将其视为自己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的一种”。然而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副产物，就使得作者在一开始清理历史上中国的灾荒状况和救治对策时，即将其纳入到此前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已经初步掌握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第一次对灾荒问题进行了真正科学的论述，其作品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救荒史学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实际上，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扛鼎之作”并不同于其他救荒著述的最重要的原因。

综观初版全文，作者并无一字明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却时时处处透析出一种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在“绪言”部分阐述“灾荒”的定义时，作者即一反古今学者仅仅“以表面现象之摄取为足”，而“以客观存在之一般具体事实之全内容为根据”，明确指出：“灾荒者，乃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之失调为基调，而引起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之失败所招致之物质生活上之损害与破坏也。”他还进一步指出：“吾人欲寻求历代灾荒积累发展不断扩大再演之原因，惟有于此人与人之生产关系中求之。”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批判了以往有关灾荒成因的比较流行的“自然条件决定论”、“技术落后决定论”以及“人口决定论”，认为：“从来灾荒之发生，带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敛。”他指出，地理环境、气候变迁等自然条件固然是构成灾荒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终极的惟一的原因”，作为一种外部条件，“惟有通过社会的内在条件，才能对社会发生影响”；生产力的落后、技术的不进步，“实为自然条件得以发生作用而加害于人类的基本原因”，但“不应脱离生产关系而孤立地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关系能够与生产力相适应，因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即使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也可能避免天灾的袭击，或减轻灾荒的凶险程度”；至于从人口的过多来解释，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绝不是“彻底之科学观察法”，因为人口因素，作为一种社会条件，是离不开“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的社会条件”的。邓拓在这里所做的论述以及他在此后展开的对灾荒与苛政、战争、生产技术、社会变乱和经济衰败等相互关系的分析，恰恰是以这种“彻底之科学观察法”即唯物辩证法为基准，并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佐证，其所得出的结论较之前人也就远为准确和深刻得多，并为后世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中国救荒史研究铸定了最基本的理论框架。而且，从文中的叙述来看，作者实际上已经将主要由大自然造成的“天灾”与由此演变而来的主要由人祸造成的“饥馑之患”即饥荒区别开来，从而为后来者在解释新的社会环境下饥荒绝迹而灾害未见减少甚至愈趋扩大的矛盾现象提供了可贵的线索，作者的远见卓识，于此可见一斑。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要求，而救荒史的研究，诚如邓拓所言，其宗旨本身就在于“揭示灾荒这一社会病态和它的病源”“借以探求防治的途径”，所有这一切学科特质再加上邓拓自己的个性和经历，又使得他的救荒史研究充溢着秉笔直书和批判现实的锋芒。虽然我们的史学恰恰也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开其端绪的，但却不幸而几乎成了绝响，当时即使有不少著作对现实亦表示不满，也大多是隔靴搔痒的“但书”，而邓拓则将其批判的笔触一直延伸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极度黑暗而又凶险不测的年代，对国民政府时期政治的不良、剥削的严酷、军阀的混战以及救荒政策的弊端痛加针砭，这不正是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执着以求的愿为真理而献身的最高精神境界吗？

观世纪风云，话神州沧桑

——评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告别20世纪已10年。当代中国人的大多数，都曾有在那个世纪或长或短生活过的经历，都是从那个世纪走过来的。但是，百年岁月是如此漫长，历史内容是如此丰富，社会变革是如此急剧，以致仅凭个人的切身体验，要深刻了解20世纪历史发展的全貌，实在是难乎其难。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金冲及同志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写成《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一书，如作者自己所说，把20世纪“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和研究”（“引言”），告诉我们“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线索，特别是中华民族怎样从深重苦难中重新站立起来、又怎样大步走向复兴的基本历程”（1328页）。这就为我们对离现实最近的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做出深入理解和科学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帮助。由于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部分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另外一些也多少从父祖辈回首往事时一鳞半爪地听到过，因此读起来感到格外亲切。

如果要我用最简明的语言来形容这部书的长处和优点，我觉得就是两个字：真实。这是一部真实再现中国百年巨变的信史。能够当得起这样的评论，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历史叙述的准确有据，一是历史评判的客观公允。

历史场景的鲜活复原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按照《史纲》的说法，“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在变化的规模和深度上能同二十世纪相比”,“对中国来说，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引言”）。因此，《史纲》的主要内容，就是具体回答这一个世纪在中国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怎样一步步实现的？为了推动变革中国人民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做出了怎样的奋斗和牺牲？

《史纲》以一个时代主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为基本线索，展开对百年历史的具体描述。

要保证历史的真实性，首先要依据可靠的历史资料，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既不能主观臆造，也不能随意曲解。在这方面，《史纲》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有经过仔细辨析、严格考证的资料为根据。书中引用的资料极为丰富，特别是大量引用了过去尚未公开发表过的珍贵资料，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记录、插话记录，在一些文件上的批语，还有一些内部信件和“未刊稿”等，这不仅大大增加了这部书的可信度，也极大地加强了书的可读性。

社会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如果只是胡乱抽出个别事实，罗列一般例子，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真相，有时会完全起相反的作用。所以列宁强调，必须“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因此，如何选择和甄别历史资料，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出，《史纲》的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经常用事件的当事人的讲话、日记、回忆录等，同官方的或传媒的资料相印证，然后再确定哪些是可信的，是符合实际的。如在论述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解放作用时，引用了吴玉章、罗振玉、雷沛鸿等人记述自己切身感受的文字；在谈到五四运动的经过及影响时，引用了瞿秋白、许德珩、杨晦、沈雁冰、邓颖超等人的回忆。特别是在一些事实真相并不为公众尽知的问题上，更注意资料选择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如在论述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是怎样爆发的问题时，引用了蒋介石的讲话、批示，陈诚的密陈，何应钦的计划，起草“剿共计划”的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及张发奎的回忆，这样，事情的本来面目就纤毫无隐了。

注重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努力探求某种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大大提高了《史纲》在揭示历史真相方面的深度。例如，在讲到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会出现军阀统治，北伐战争为什么能够顺利地发展，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风暴为什么能猛烈地展开等这些问题时，该书都强调必须从社会条件和社会原因中去找寻答案。“这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左右的，而有着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时的深刻社会原因。”（231页）离开了社会的大背景，“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展便无法理解”（368页）。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几乎每一个重大的侵略步骤都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相联系，如“九一八事变，是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大衰退的背景下发生的”（325页）。华北事变，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和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英、美在远东一意对日妥协。日本把它看作扩大对华侵略的大好时机”（357页）。七七事变，“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既有国际的大背景，又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对华侵略必然要跨出的一大步”（387页）。正是注意对历史条件和社会原因的分析，才使得读者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更加真切的认识。

即使在一些看似关联不甚明显的历史事件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难以分割的因果关系。这里也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甲午中日战争中，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淮军除聂士成等部外也丧失殆尽”,“这就使清朝的军事统治出现一个短期内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这种情况竟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所以能在华北迅速兴起，清政府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同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直接有关。”（10页）另一个例子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中有一条规定是列强有权在北京至渤海地区驻军。《史纲》指出：“这一条关系重大。以后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使用的军队就是根据这个条约早已盘踞在平津铁路沿线的 ‘中国驻屯军’。”（34页）这些以往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其实是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内容。

客观历史是丰富多彩的。史学著作在描述历史时，如果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依靠一些范畴和定义来编织历史，抽去了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具体情节，历史就变得干巴巴，枯燥乏味，晦涩难懂，大大降低了历史本身具有的生动性和吸引力。《史纲》在纠正这种弊端方面做了可贵的努力和尝试。譬如，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侵华战争时，怎样从“速战速决”到战略相持再到最后失败？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怎样从获得民众的热切期待到天怒人怨，民心丧尽？对这些重大问题，《史纲》全然不依靠烦琐的概念堆砌、简单的逻辑推演做抽象的空洞说教，而是通过一件件历史事实的描绘，为读者勾画出一条清晰的演变线索。

通过具体的历史情节以更好地反映历史真相，我们也许可以再举一个颇有点典型意义的例子。《史纲》在讲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病情。1972年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病重，《史纲》用了将近800字描述这次发病的情况。以后又多次提到他的病情，甚至包括在党的十大开幕式散会时，毛泽东站不起来，不明真相的代表们鼓掌欢呼十分钟，最后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毛泽东目送代表退场的细节，也如实地做了描述。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笔墨。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同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对当时发生的有些问题也许就难以索解，至少也会影响做出更深切、更合乎情理的判断。1972年5月，周恩来确诊患有膀胱癌，《史纲》同样用了不少篇幅讲到他的病，特别强调他“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依然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甚至列出了1974年1月至5月每天工作多少小时的具体数据（1044页）。这些客观记录，其实比任何语言都更有感染力地反映了周恩来总理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德。

历史现象的理性评析

汉代班固在谈到什么样的史学著作可以称得上是“实录”即真实的记录时，提出了两个条件。其一是叙事要质朴、确切，即所谓“其文直，其事核”；其二是评论要客观、公允，即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如果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褒贬失当，好恶任意，即使讲的确有其事，也会远离历史的真实。

那么，《史纲》在这个方面做得又怎样呢？

简单化是史学研究的大敌。因为历史现象是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往往存在着多重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表现和影响，在两种对立的不同质的事物之间也常常会有着多种中间的层次。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史纲》作者对此给予了足够的注意。该书在谈到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时，指出：“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线发展的，需要经过某些迂回和曲折，一种新的社会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这样。”（52页）在论及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时强调：“立宪派在当时可以说是一支中间派的力量”,“他们有着明显的两重性，各人的情况和各个时期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来作出评断”（70页）。对待历史现象的这样一种辩证的态度，贯穿在全书的各个方面。

拿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的评论为例。《史纲》指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军政人员也有程度不同的民族主义思想。”（371页）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蛮横行为也感到愤怒”（289页）。“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曾多次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愤慨。”（336页）这是蒋介石能够始终留在抗战阵营的重要原因，也是同汪精卫之流的汉奸的根本区别。但是，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使得蒋介石在长时期内对日一直实行妥协退让的政策：第一，是他“看不到中国民众中蕴藏着巨大潜力，而且总是害怕民众力量起来会威胁他们的统治。这样，面对着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远为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自然怀着极大的恐惧感，觉得自己根本无力同它相抗衡”。第二，他“把消灭共产党看作比抵抗日本侵略更重要得多的事”，所谓“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372页）。因此，始终死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不放。即使在下决心抗战之后，只要对日战事稍有缓和，就立即制造摩擦，甚至发动“反共”高潮。

只有对蒋介石做这样全面的观察，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有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以及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必须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的缘故。后来，当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后，虽然仍始终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史纲》还是实事求是地指出：“蒋介石也有两个可取的地方：一是他不甘心完全受美国政府的摆布，同美国存在矛盾。”他拒绝美国想使中国的海峡两岸长期分裂的主张。“二是他一直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形形色色的 ‘台独’活动。”（856页）

我想，这才是历史上真实的蒋介石。

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才能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受到某些假象的欺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先是袁世凯帝制自为，接着是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于是有人发出了疑问，说是清朝虽然已经腐朽，但“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辛亥革命“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他们认为，这正是辛亥革命“搞糟了”的有力证明。对此，《史纲》做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指出：民国成立后，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野蛮的北洋军阀统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所决定的。”（92页）“经历了辛亥革命风暴的猛烈冲击后，旧社会势力原有的一整套统治秩序和统治方法已被打乱，为了继续维持他们已经摇摇欲坠的支配地位，只能依仗更加赤裸裸的军队暴力来镇压反对力量。”（93页）“它反映了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的统一也难以维持。”“这是新旧交替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一段曲折。”（95页）在黑暗的后面，黎明的曙光就要到来了。

也有人从另一个片面去看待这段历史，认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会有了，约法有了，责任内阁也有了，西方国家那一套政治体制已经移植过来了，中国已经向民主政治跨进了一大步。其实，那些被称作民意代表的国会议员们，不论是被用枪杆子逼着也好，被金钱贿买也好，面对着军阀们的颐指气使，他们只不过是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同广大民众及政治民主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正如《史纲》所说：“那些说起来很动听的东西，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如果不顾中国国情，硬搬到中国社会中来，却全然变样。”（114页）关于这个问题，鲁迅的一段话讲得一针见血：“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仅仅根据打什么旗号、贴什么标签而不顾及实际去判断历史，是不免会上当受骗的。

历史规律的深刻揭示

回顾既往，不是为了怀旧，不是由于伤逝，更不是迷恋于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取智慧，吸取力量，以便深刻地了解现在，正确地走向未来。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因此，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不但要真实地描述历史，客观地评析历史，还应该努力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所谓规律，实际是指历史现象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主导趋势。

《史纲》的最后一章，以“历史的启示”为题，着重讨论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几个特别引人注目、特别发人深省的问题，包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在不断探索中前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这五个问题，就抓住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逐步掌握其规律性。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也是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310页）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华民族开始不断沉沦，同时也开始了争取民族复兴的斗争。经过109年时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那时起再过一百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要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意味着将要基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我们的民族从沉沦到复兴，将会整整经过200年时间。而20世纪则是民族复兴的最关键的历史阶段。20世纪的上半叶，民族复兴的内容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尤其是把挽救民族危亡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面对的种种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大家清楚地看到：离开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根本谈不上的”（131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跨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但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因为政治上虽然赢得了独立，经济上却依然十分落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还需要极大的努力。20世纪的后半期便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是近年来史学界讨论颇多的一个热门话题。革命同现代化二者究竟是统一的还是相互矛盾对立的？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民主要从事革命斗争，是不是走入误区或走了弯路？革命只起破坏作用还是为建设创造必要前提？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也就谈不上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正确的了解。其实，这些问题，中国人民百年的实践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时候，当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事情真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如果这条路还有一点点希望能够走得通，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奋起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呢？”（1315页）“尽管革命变革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它在一个短时间内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所起的扫荡作用，是平时多少年也无法同它比拟的，并且要彻底得多，从而为以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革命和现代化并不是对立而不相容的：革命的目的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需要革命来为它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1316页）这就是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许还可以补充一句，如果没有现代化的最初起步，近代意义的革命也会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史纲》强调：“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艰苦跋涉中的重要特点，也是正确理解这段历史中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1318页）为什么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会遇到如此多的困难？会经历如此多的曲折？会产生如此多的失误？除了客观的社会条件之外，主观上由于没有固有的成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一切只能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有很大的关系。清人陈宏谋说：“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意思无非是说，评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是非得失，需要放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设身处地地去进行分析，考虑到种种复杂的因素，而不能简单地用今天达到的认识去要求前人。当然，对于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决不能回避掩饰，敷衍塞责，应该严肃认真地加以总结，使惨痛教训转化成继续前进的精神财富。《史纲》在谈到八七会议时，特别引用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中的一段话：“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295页）《史纲》在有关反右派运动及“文化大革命”等章节，都用了不小的篇幅分析这些历史悲剧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以及造成的危害，表明了作者对待历史郑重负责的态度。

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是上面所说艰苦探索得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事实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客观规律，也是在反复实践中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掌握的。只是在各种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和发展道路统统碰壁之后，人们才选定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只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挫折之后，才认识到必须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的社会主义才具有生机勃勃的强大生命力。

《史纲》强调，回顾百年历程，上面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不是靠其他政治力量领导得到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领导力量，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客观进程的结果。”（1324页）在中国，农民是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表明单纯依靠他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封建阶级曾经掌握着统治权力，但在近代历史上的全部表现表明，他们是历史发展的阻碍力量，包括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在内的某些改革活动，虽然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并不能为中国找到出路；资产阶级为近代历史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却也无力挽救国家的危亡，领导民族的振兴。事实证明，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0世纪的历史是如此丰富，要想在一部书中巨细无遗地统统写出来，实在是无法做到的。作者把自己的书叫作《史纲》，就表明这部书只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纲要”，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不免为某些重要问题的缺漏而感到某种不足和遗憾。例如，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20世纪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能忽略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历史变革的状况。但是，《史纲》只是在少数涉及与大陆关系的几个地方，讲到它们，如抗美援朝时的台湾，“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和台湾问题及香港、澳门的回归，至于这些地区在整个20世纪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状况，百年间的发展变化，则没有用一定的篇幅加以叙述和介绍，在整个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这些地区的活动和反映，也缺少必要的交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美中不足。

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里，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去迈步跋涉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时，重温刚刚逝去的20世纪的峥嵘岁月，我们将会得到许多发人深省的历史启示。这大概就是这部《史纲》在今天出版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不能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看作“邪教”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评析

夏春涛研究员的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的一种，已经正式出版。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对太平天国宗教——上帝教的各个方面考察、分析最为详尽深入的学术论著，不仅具体论述了洪秀全创建上帝教的历史过程，剖析了上帝教的教义、经典和宗教生活，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及中国旧有民间宗教的关系，描绘了上帝教在太平军中和在民间的传播状况，并研究了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及内外政策的影响，深刻阐明了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关系。正如王庆成研究员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这部著作“并不单纯地就宗教论宗教，而是透过宗教对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对宗教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失败的关系，都做了相应的连带研究，有较充分较深入的论述。所以，这本书实际上超过了它的书名所示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涉及太平天国全部主要历史的著作”（书序一）。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天国的陨落》一书公正地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是一幕既想挣脱枷锁却又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悲喜剧，其中的是非功过，绝非一味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够涵盖。”（452页）该书回顾了太平天国这一学术领域的学术史发展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辛勤开拓下，太平天国史研究从诞生到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太平天国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也“确实存在着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国”（452页）。十年动乱结束后，史学界做了大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多数学者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客观公正地探讨这段历史，推出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太平天国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严厉声讨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描述得一团漆黑，宣称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把太平天国统治区描述成“‘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的人间地狱。而否定太平天国的一个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宗教指为“邪教”，于是，一时间，“太平天国宗教是 ‘邪教’一说被炒得沸沸扬扬”（439页）。

显然，要能正确地、客观地评价太平天国，首先要辨清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究竟是不是“邪教”？正因为这样，《天国的陨落》在对上帝教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作为全书总结的“结束语”只集中写了一个问题，问题叫作“太平天国宗教 ‘邪教’说辨正”。

该书首先从讨论“邪教”的定义入手，认为应该分清楚现今所界定的“邪教”同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所贬称为“邪教”的民间宗教的区别。该书根据我国权威的法律文书，“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是披着宗教外衣，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性质的犯罪集团。”（439页）很显然，按照这个定义，“邪教”不是宗教的某个教派，而是冒用宗教名义、披着宗教外衣的非法组织、犯罪集团。

《天国的陨落》在回顾了历史之后指出，“邪教”是“一个在我国沿用已久的传统概念，旧时是对民间宗教的一种贬称”（439页）。“民间宗教之所以被指斥为 ‘邪教’，主要有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而以政治因素为主。”（440页）

从宗教角度来说，作为从正统宗教分化出来的异端教派，民间教门为了减缓传播时所遇到的阻力，在创建初期通常以正统宗教相标榜，因而遭到后者的排斥，贬之为邪。这种围绕“正”“邪”的纷争反映了正统宗教对民间教门的打压立场。

从政治角度来说，历代封建王朝将民间宗教视为“邪教”，则纯粹出于维护其自身统治的政治考虑。体系完整的正统宗教与教义芜杂的民间宗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两大宗教形态。“统治者历来重视对正统宗教的利用，以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强化宗教对社会的控制功能。也正因为如此，在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的所谓门户之争中，官方通常站在前者的立场，斥民间宗教离经叛道的教义为异端邪说，视以结社拜会形式组建的民间教门为煽惑叛乱的异己力量，采用严刑峻法来加以取缔和镇压。”（441页）

《天国的陨落》一书认为，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宗教形态和社会力量，民间宗教主要在下层社会中流传，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其特有的印记，封建愚昧色彩十分浓厚，存在着许多弱点甚至劣迹，但是，还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民间宗教在下层社会的勃兴，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政治根源，它是正统宗教世俗化、平民化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伴生物，本质上属于封建时代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封建暴政是酝酿民间宗教的温床，后者的兴起是对前者一种无声的抗议和挑战。这也是民间宗教虽迭遭官府残酷镇压但仍然风起云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间教门还最终走上武装 ‘反叛’的道路，掀起一股股冲击现行统治秩序的惊涛骇浪。”“尽管民间宗教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带有与生俱来的封建色彩，无力或无法最终超越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但其反抗封建暴政斗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443页）所以，该书认为：“古今 ‘邪教’一词尽管都是政治概念，但含义各异；古今 ‘邪教’组织的性质、背景也大不相同。”（443页）“我们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更不能沿用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将 ‘邪教’视为历史上民间宗教的代名词。”（444页）

概念弄清楚之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不是“邪教”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该书指出：“上帝教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民间宗教，但同时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些特点，标志着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近代民间宗教所发生的新与旧的代谢。”（444页）

在咸丰初年，清政府的积弱积弊和列强的加紧入侵，使国内社会矛盾异常激化，下层民众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整个中国几乎成为一片火海。这就是引发太平天国反清风暴的具体社会背景。在当时，受认识水平等历史条件的制约，洪秀全依旧借宗教起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原本无可厚非，除非我们否认太平天国揭帜造反的正义性，或是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洪秀全。该书强调指出：“与清代民间教门和秘密会党相比，上帝教所信奉的独一真神信仰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正是借助于威严刚烈、权能无限的上帝形象，洪秀全才得以有效地统一号令，汇聚力量，整肃军纪，使金田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449页）

《天国的陨落》还通过大量史实，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太平天国力图推翻清朝的腐朽封建政权、建立美好社会理想同借邪教实现个人政治野心，“圣库制度”同邪教敛财，多妻制同邪教教主荒淫纵欲等的原则区别。

《天国的陨落》并不是对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做一味的肯定，而是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该书指出：“无庸讳言，在《共产党宣言》业已问世的年代，洪秀全所手创的宗教是一种拙劣落后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先天性的致命缺陷，其不成熟性是显而易见的。”（446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教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到后期，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已变得十分苍白，不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是一味强化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从而导致太平军‘因人心冷淡’而 ‘锐气减半’。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随之夭折，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447页）

《天国的陨落》对太平天国宗教的辩证分析，特别是对上帝教是否“邪教”的有力辨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因为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太平天国运动如何评价，更关系到如何看待封建时代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问题。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农民群众不可能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用以指导自己为摆脱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残酷剥削压迫而做的生死搏斗。正因为这样，如该书所说，除了少数例外，“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443页）。如果我们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对民间宗教一概以“邪教”目之，将通过民间教门组织的反封建斗争一概视作邪恶的、祸国殃民的作乱，那么，整个封建时代的反封建斗争便被一笔抹杀了，这岂不是重新陷入了历史的大颠倒？

学习前辈学者的优良学风

——读《刘大年来往书信选》的一点体会

不久前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下，下简称《书信选》），收录了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自1946年至1999年的部分来往书信共487封。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来历史学界的许多重要活动和历史情景，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老一辈史学家的文字交往中，生动地反映出他们在治学处世中的精神风貌，使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读后深受教益。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前辈学者在治学方面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优良学风。

学风问题反映在很多方面，下面谈一点自己学习的粗浅体会。

第一，对历史学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是优良学风的思想基础。

从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出，前辈学者对自己的学术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到了全身心的投入，甚至可以说把它视之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感情层面的，就是对历史学有深厚的感情，有浓厚的兴趣；一是理性层面的，就是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也就有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刘大年在1983年3月12日致胡耀邦的信中，讲得十分充分、十分深刻。他强调，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对提高党的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强领导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不论是搞革命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中国的 ‘国情’，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这个 ‘国情’和 ‘实际’，都不能割断中国的历史。回顾过去我们所受到的某些重大挫折和失误，究其原因，不少是与脱离实际、割断历史有关。历史不是与现实生活绝缘的东西，它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重视现实与尊重历史是对立统一，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同时，普及历史知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向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是有爱国主义思想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一切革命者、先进者，首先总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祖国的历史，不论是光荣史还是受侵略、受压迫的苦难史，都是培养人们爱国思想的源泉之一。研究、讲授历史，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我们自己应当在这方面作出最大的努力。”（上，333页）

在1997年11月16日的一封信中，刘大年说：“如果有一门知识是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的，那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我们祖国的历史文化。一个人的行动要受灵魂支配，人文社会科学就是支配我们了解过去，辨认祖国的现在、前途命运，自觉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灵魂。”（下，659页）

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学术前辈才可能自觉地发扬我国“学史、治史、用史”的优良传统，把研究历史作为自己始终不渝、矢志不移而且无法须臾割舍的毕生事业。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优良学风的灵魂。

在《书信选》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前辈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发自肺腑的热爱和极为真诚的深厚感情。

一讲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一些非议者往往抓住两点：一是指责马克思主义教条、僵化、禁锢思想，缺乏“理性探索精神”；一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用政治的力量强迫人们接受了唯物史观，有人在文章中就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这两点指责，可以说在《书信选》中得到了很好的回答，生动地证明了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是完全违背客观历史实际的。

其实，只要不抱偏见地看一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历史贡献，只要实事求是地看一看他们提出了多少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提出了多少新的学术见解，怎样往古老的历史学中注入了新的科学因素，上面所说的头一个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戴逸同志曾举出刘大年同志所写的《论康熙》一文，说明大年同志怎样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科学地分析了种种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纠正了以往清史研究中对清前期历史以及康熙这位做出了杰出历史贡献的封建帝王的不公正的评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表明了大年同志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这个事例，应该说有力地说明了把唯物史观同保守、僵化硬指为有必然联系是何等缺乏根据。

不过我们还可以看看他们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要求的。刘大年1986年12月1日给胡思庸的信中这样说：“长话短说，我一向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追求革命真知。既求知，就不能墨守旧闻，食古不化。反之，也不能赶时髦，看风色行情著文立说。不管别家如何，只要自家了然于怀，成竹在胸，就当秉孟子所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些读者嘲笑、厌恶的东西，也许恰恰为另一些读者顶礼崇信。不这样，大概就不叫社会科学了，加上马克思主 [义]词句与否，情形都会如此。”（下，431页）1987年10月18日在给郭双林的信中，又说：“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处在新的发展阶段。有志青年应以开辟新局，担当大任相期许。这当然是说立足于科学去真正发展科学，不是指随便的什么‘突破’之类。”（下，456页）在1988年3月20日致杜语的信中，刘大年又强调：“我自己的经验，写一点东西，总要反复推翻前面的想法，然后才能落在纸上。自己认识问题尚且如此，怎么能够想象看了你的提纲讲的一些泛泛之言，就能一概站得住脚！事情可能相反，讲得越具体，情况越会糟糕。总之，科学研究要解除思想束缚，坚持科学态度。谁有研究，谁就有发言权。问题是这种发言权，是要建立在踏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而不是信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所谓突破之类。当然，别人讲的对自己有启发的意见，必须充分注意，充分吸收。这就在自己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了。”（下，485页）不论是反对“墨守旧闻，食古不化”也好，主张在研究过程中要“反复推翻（自己）前面的想法”也好，还是提倡要“解除思想束缚，坚持科学态度”“开辟新局”也好，都鲜明地贯穿了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当然，大年同志同时也强调，学术的创新是一件艰难而繁重的工作，需要殚精竭虑、锲而不舍地努力，“建立在踏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成效，绝不是“赶时髦，看风色行情著文立说”，或者“信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所谓突破之类”所能了事的。对于后面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对创新的曲解和亵渎。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类自诩的“创新”其实不过是对历史的信口雌黄的现象，不但未见稍有收敛，反而颇有愈演愈烈之势。也正因为这样，大年同志信中的批评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也就依然有着它存在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刘大年就明确地宣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这门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确信不疑，肯定要终生受其鼓舞而已”（上，304页）。因此在“学术问题”上“一是一，二是二，我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下， 538页）。这种学术风格得到了同行老学者和年青学者的尊重。蔡尚思先生信中说：“您自认 ‘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论，枉己殉人’，我觉得这是最为可贵可喜之处。”（下，499页）一位名叫戴广田的青年写信说：“坚定的原则性，渊博的学识，严肃的战斗态度，充分明快的说理，使人知道作者 ‘不为浮云遮望言，只缘身在最高层’。先生的大作，在巩固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和研究成果，进一步开展学术争鸣，批驳各种陈旧的 ‘时髦’的错误论点，为祖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开拓园地、培植土壤、武装新军方面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现在和未来的许多人，尤其搞历史研究的，一定对先生怀着敬佩和感激的心情。”（上，303页）日本的著名学者井上清先生在读了大年同志《论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文后，特意写信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我很赞同先生的观点，先生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这样透彻的表述，确实是我近几年读过的文章中最杰出的一篇。”（下，390页）可以看出，人们对刘大年同志学术工作的肯定和赞许，首先是肯定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

关于第二个指责，我们只要看一看罗尔纲先生的信，就可以深切地体味到当时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及一味宣扬所谓“强迫”“被迫”等是怎样违背了历史的真实。罗尔纲先生在1958年1月25日的信中，谈到他写作《太平天国史稿》的问题时说：“还有读者说，这是对旧史纪传体裁的创造性的修改。鄙见以为纪传体的缺点从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等人以来都知其缺点，而无法补救其缺点。这是因为他们生在旧时代，没有得受马列主义的教育。没有受到马列主义的教育，就不会做总结。不会做总结，就不可能在一个革命运动或一个朝代的历史上写出具有总结性的序论。这也就是您去年秋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那篇论马列主义领导历史学的一个例证。我那篇《序论》的内容写得还幼稚，范老太过奖了。但却很显著地表现出是一个初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的人写的东西。”（上，183页）罗尔纲先生十分谦虚，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这些话确实是由衷的，真诚的，发自肺腑的。其实，像罗尔纲这样的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情，就是他们一旦接触到唯物史观之后，往往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觉得在认识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上，突然展现了一片全新的广阔天地。这在很多老知识分子的回忆中，以及在一些研究史学史或共和国史的学者的著作中，都有颇为翔实的记载，可惜有些人就是闭着眼睛不去读一读。

第三，高度的科学责任心是优良学风的核心内容。

在《书信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正是前辈学者强烈的科学责任心和著作责任心。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总是尽心尽力，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全力以赴；他们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总是一丝不苟，虚心求教，反复修改，精益求精。

这方面的事例，在《书信选》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范文澜同志写《中国封建分期问题》的文章时，先把自己的基本构思和主要观点到马列学院讲了一次，“征得很多意见”，然后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比较周到地写出来，再向多方请教”。他自己说：“如能对此问题相当说得通，亦一快事也。”（上，43页）

范文澜写《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为了“得到批评，以资修改”，同意先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上发表。但当中国科学院要他以这篇文章在学部成立大会上作为正式论文宣读时，则表示“不敢同意”，加以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这篇文章还不是定稿，一方面正在请马列学院近代史教研室“予以讨论，将来可据此修改”，一方面特地向胡绳、黎澍等同志请教，“请他们指出应如何改正”（上，114页）。范老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如此既谦虚谨慎又严肃认真的态度，确实令人钦佩，令人感动。

文章写出初稿后，先请同行专家和学界朋友阅读，广泛听取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再公开发表，这在我们的前辈学者那里，不仅蔚为风气，几乎可以说成了一种习惯。郭沫若同志写《历史研究》发刊词，自己阅改数遍，还专门请刘大年、尹达同志“尽量地删改、润色”（上，76页）。此外，在季羡林、华罗庚、汪敬虞、罗尔纲等先生的书信里，也都有这方面的生动记录。

学术前辈在治学上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常常通过一些看似细小的事情上体现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当时担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同志，在修改他写的《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时，发现书中把“章学诚”误写成“章实诚”，他凭自己的记忆，知道“章名‘学诚’，字 ‘实斋’”，但他决不凭自己的印象仓促落笔。当时华北大学地处河北正定，又在战争环境，根本没有书籍可资查考。为此，吴老特意写信给大年同志，向他请教，说：“不知是否我记错了，请告我为幸！”（上，30页）一位年高德劭的老革命家，又担负着大学校长的繁剧任务，却自己编教材，自己讲课，自己修改教材，甚至一个历史人名的对错也不肯有一丝一毫的马虎。这种严谨的学风，实在是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者认真学习的。

学术前辈把学术看作“天下之公器”，绝不是谋取私利的手段和资本。严中平同志在1955年3月27日的一封信中讲，他搜集了一批关于鸦片战争的珍贵资料，但由于忙于他事，这些资料一直搁置着。他时刻考虑着“这些资料怎样 ‘交给人民’”。他希望“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来用我的资料，我随时帮些忙，把这些资料整理（包括翻译）出来”（上，109页）。这样一种态度，同现在颇为流行的资料垄断、资料封锁，是何等鲜明的对比！

刘大年同志强调：“讲到个人的才能，要承认人的天赋有高下，但相差也不会太远。一个人的强弱高下，最后不取决于天赋，而取决于坚强的意志。意志坚强者总有如愿之日，薄弱者多半怨天尤人，碌碌一生。学问没有秘诀，谁立大志、下苦功、不为身边次要的事羁绊束缚，谁就能达到一定的境界。”（下，606页）这段话，对于纠正当前随处可见的学风浮躁现象，不失为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第四，宽广的学术胸怀是优良学风的重要体现。

优良的学风，不仅指对于自己的学术成果，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和严谨求实的作风，同时也包括对待别人的学术成果，要虚心、尊重，特别是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应该有宽容的态度和平等讨论的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前辈学者的宽广学术胸怀，在《书信选》中也有很生动的反映。

范文澜的《中国封建分期问题》文章发表后，吴大琨同志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上发表了《与范文澜同志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的文章，同范老进行学术争鸣。与此同时，胡绳在给刘大年的信中，也指出了范老文章的一些缺点。对此，范老在胡绳的信上，给刘大年写了这样几句话：“胡绳同志的意见很好，我改了一些，请你仔细看看，提出修改的意见。吴大琨文发表很好，以提倡批评风气。”（上，85页）学术和谐决不意味着不存在或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批评，而是指能够有一个正常开展学术争论和批评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学术大环境以外，学者具有宽阔的学术胸怀是至关重要的。

刘大年同志在给自己的博士生的信中，特别强调学术上坚持独立思考、敢于进行学术争论的重要性。他认为，即使是博士生对自己的导师，如果有不同的学术观点，只要“有理有据”，也可以进行“尖锐反驳”:“现在必须再次重申：在学术问题上你们要坚持独立思考。对于我写的什么，你们可以同意，更可以尖锐反驳。学术讨论中，得力的反驳推进科学。泛泛的赞同未必能增加新的价值。所谓得力的反驳，指有理有据，哪怕一枝一节，只要能收到辩讹纠谬之效。至于自己还根本没有弄懂的东西，就大发议论，反驳别人，当然不在此数。”（下，479页）

以上这些，是我读了《书信选》之后，从老一辈学者身上学到优良学风的点滴体会。我的博士生曾经给我提出过一个问题：“什么是学者风度？”我回答说：“按我的体会，所谓 ‘学者风度’，一是要有追求学术真理的执着性，二是要有捍卫学术真理的坚定性，三是要有强烈的科学责任心，四是要有善于吸取各种有价值的思想资料的包容性，五是要有关注现实世界的学术良知和学术正义感。”对于“学者风度”的这种概括未必精当，但这几个方面，在老一辈学者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书信选》就是一个具体生动的证明。

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观察历史

——《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简评

随着自然灾害对于人类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后果的日益凸显，随着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自觉性的日益提高，灾害学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其中，灾荒史的研究，是发展迅速、进步显著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近年来出版的多部中国灾荒史著作中，由阎守诚教授主编、并由他组建的学术团队集体完成的《危机与应对：自然灾害与唐代社会》一书，是资料丰富、内容充实、颇具新见的一部。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封建时代著名的“盛世”。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逐渐频发的时代。在这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历史时段，自然灾害发生的状况究竟如何？灾害给予唐代社会何种影响？唐代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灾害造成的危机如何应对？怎样从唐代社会的发展看待灾害的因果？本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具体而清晰的回答。可以这样说：对于唐史研究来说，本书提供了一个观察唐代社会的新视角；对于灾荒史来说，本书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做了具体的标本解剖。这些应该是这部著作的新的学术贡献所在。

作为读者，我从这部书中得到的最深印象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完整再现了唐代自然灾害的真实面貌。唐代290年历史，灾害不断。要从十分分散而又相对稀缺的历史资料中，比较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当时自然灾害的历史情景，其难度可以想见。本书根据编著者自己研究提出的灾种分类标准，按照洪涝灾害、干旱灾害、气象灾害、生物灾害、地质灾害、火灾六大类，每类又根据特大、大、一般、微四个灾度等级，不仅具体复原了历年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而且还尽可能地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如各种灾害季节发生频率、年度发生频率、时空分布规律等，为读者全面了解唐代自然灾害的全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果再配合书末所附的《唐代自然灾害年表》，则对整个唐代历年灾情，就可以一目了然了。编著者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研究工作，是先从做“中国古代灾荒数据库”开始的。这种做法，既很好地继承了我国史学研究方法的优良传统，又充分利用了现代科研手段和方法，是很值得学习和推广的。

二、深入分析了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本书编著者所说，“自然灾害本身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灾害为切入点，是观察、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途径”。但是，如果不深入揭示灾害成因中的社会因素，不充分了解灾害对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影响，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灾象”“灾情”的表面，无法给人们提供思想启示和历史借鉴。本书在这些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如在论述唐代自然灾害发生的社会因素时，具体分析了黄河流域的屯田、长江流域的人水争地、关中地区的过度开发，怎样破坏和恶化了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进而造成这些地区水旱频仍，灾荒不断。这就用生动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如果人类违反自然规律，对自然一味掠夺和过度索取，最终就要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的道理。同时，本书还着重剖析了唐代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怎样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给予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深刻的影响。这方面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对唐代历史的认识。例如，藩镇割据是唐中后期历史上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大抵都是从政治层面上加以分析，很少同自然灾害相联系。本书则指出，自然灾害对于藩镇势力的形成，中央政权关于藩镇割据的处置方略，以及藩镇本身的发展变化，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全面考察了唐代社会防灾救灾的政策与措施。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从篇幅来说，全书共10章，这方面的内容占了6章。既分析了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灾害观，又厘清了唐代从中央到地方政权有关防灾救灾的一整套政治体制和运作规程；既论述了官方有关荒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具体实践，又注意到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民间灾害救助活动；既充分肯定政府的救灾活动在减轻灾害后果、缓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又如实揭露了在封建统治下救灾工作的局限性甚至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和黑幕。为了说明政权机构面对灾害引起的突发危机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否及时、是否正确、是否有力，对整个社会生活影响的极端重要性，本书用两个历史事件进行了鲜明的对比：唐代末年，发生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河南一带灾情尤重。地方政府不仅不积极救灾，反而继续征税征徭，终于激发了黄巢起义。正是这次起义成为唐王朝覆亡的直接导因。但是，在715、716年（开元三、四年），同样是在河南地区，同样是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由于救治得力，灭蝗及时，百姓生活有着，社会稳定。这个历史对比是很有说服力的，它充分说明，统治权力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去应对自然灾害造成的危机，不仅于灾荒后果、人民疾苦影响甚大，而且也关系到这个政权的存亡绝续。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了越来越强烈的关注。明确提出了要“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让这些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深入研究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总序

“研究丛刊”是为完成清史编纂工程而出版的四种丛刊（其他三种是“文献丛刊”、“档案丛刊”和“编译丛刊”）中的一种，其任务是及时编辑出版清史专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修纂清史是新世纪一项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中央对新编的清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就是：“编纂的清史质量要高，必须是精品，要注重科学性和可读性。确保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巨著，使之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这是一个极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需要很多的条件，做艰苦的努力。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始终不渝地把全部工作建筑在对清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不懈探索的基础之上。

专题性研究同综合性学术成果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学术工作者都十分清楚的。专题性研究是基础，综合性学术成果则是概括、提炼、深化和升华。一部优秀的综合性学术成果的产生，又为更加宽阔、更加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提供契机，开辟道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20世纪80多年对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就不可能有今天提出清史编纂工程的成熟条件。《清史稿》的不尽如人意，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整个学术界缺乏对清史的前期研究，显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先天不足。现在，清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清史学术园地硕果累累，这正是历史赐给我们的能够超越前人的重要保证。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正能够写出符合中央要求的“清史巨著”和“传世之作”，不但要正确吸收和充分反映已有的清史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在修纂过程中，还要继续进行多方面和多角度的专题研究，使我们对清代历史的认识，不断扩展新的视野，做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

根据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研究丛刊”的出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一方面，为清史编纂工程不断提供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资源，使新编的清史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在清史编纂工程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拓展和深化清史专题研究，发挥清史编纂工程对整个清史研究的带动作用和推动作用。另外，有些难以为新编的清史包含和容纳的重要研究成果，也可以通过“研究丛刊”单独发表。总之，我们希望“研究丛刊”成为清史编纂工程同史学界，扩大一点说同学术界、同社会联通和交流的一座学术桥梁、一个学术平台。

为了编好“研究丛刊”，我们将按照学术规律的要求，制定明确的工作规程。除此之外，我们仍然想强调几点，作为编委会和作者、读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一是要尊重和提倡学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因为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学术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资格和权利。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即使是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也应该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工作。

当然，创新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历史学的创新，当然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同时，学术创新，一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历史学来说，应该符合历史实际；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做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得到前进。

一是要坚持“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研究丛刊”对书稿的取舍，除了坚持“二为”方向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前提外，唯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除此之外，作者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声望大小、辈分长幼以及与工作人员的关系亲疏、人情往来之类，一概都不应成为影响学术判断的因素。我们深知，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但我们必须这样做，才能体现学术的公平和公正，使已经受到某些污染的学术净土尽量保持自己的纯洁。所谓学术水平，当然不是抽象而不可捉摸的。我们希望，收入“研究丛刊”的著作，在选题上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内容上有原创性的独立见解，在方法上能做到观点和资料的统一，在文字上清新流畅，尽量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样的作品，我们是万分欢迎的。

还有一点，就是要坚持“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是一点不错的。就学术来说，没有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切磋，相互讨论，相互争辩，学术就不能进步，更谈不上学术的繁荣。梁启超就曾说过：“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 ‘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在这里，梁启超不仅讲到了“学问不厌辩难”的道理，而且还讲了学术论辩应抱的态度。确实，在学术界，恐怕还不能说“双百”方针已经贯彻得很好了。过去，有政治上“左”的影响和干扰，但这个问题现在似乎已不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大环境。

因此，有一个正确态度去对待学术争鸣，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能够怀着追求科学真理的目的，抱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采用平心静气、充分说理的方法，具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学者风度，那么，学术争论愈充分，学术气氛就愈活跃，学术研究就愈深入，学术队伍也就愈加团结。我们愿意为形成这样一种民主和谐、生动活泼的学术氛围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研究丛刊”如能成功，说到底，在于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热切地期待这一点，并且将用我们的工作来努力争取这一点。

《天有凶年》前言

近20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灾荒史的研究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发表了大量富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成果，其中尤以清代灾荒问题为研究的重点。这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所决定的：首先，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研究清代的灾荒，对今天有着最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清代灾荒极其严重，而人民群众的抗灾斗争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府的救荒机制及实际运作，也集古代荒政之大成，更加完备和系统，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最后，迄今留下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也以清代为最多，例如我们所编的《中国荒政全书》中，清人所写的荒政著作就占了全部资料的百分之九十强，不可谓不宏富。如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和拓展对清代灾荒史的研究，是我们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对灾荒史研究的新进展

在中国，近代意义的灾荒史研究，起步于20世纪的20、30年代。一些可敬的学术拓荒者在这一领域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艰难而卓有成效地开辟着道路。但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被学术界所接受和承认，并且形成了一支专业队伍，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严格说来，还是近20年来的事情。正因为这样，我们着重谈这一个历史阶段的情况。

已经有一些文章对近年来灾荒史研究状况做过学术综述和总结。其中较为重要的，我们可以举出这样三篇：一篇是朱浒博士的《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发表在2003年第3期《清史研究》；一篇是邵永忠博士的《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发表在2004年第3期《中国史研究动态》；还有一篇是阎永增、池子华教授的《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发表于2001年第2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这些文章详细列举了有关灾荒史的重要研究著作和文章，评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和不足，瞻望了学科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对这些问题做多余的重复，只需要简单明了地归纳一下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就可以了。

我以为，近20年来灾荒史研究最有意义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高，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出现这样一种令人鼓舞的趋势，原因很多，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有两条。第一，社会生活本身的要求。我们只要想一想，1991年和1998年的两次全国性大洪水，2003年春夏的“非典”流行，2004年岁末印度洋地震引发的殃及20余万生命的大海啸，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自然灾害怎样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加强灾荒史研究具有何等重大的紧迫性。第二，学术工作者通过自身的努力，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门学科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正因为这样，灾荒史研究不仅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也成为报刊和出版机构的一个热门选题，国家社科规划办曾经多次将灾荒史列入历史学的年度课题指南，向全国学术界招标。

二是出现了一批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使灾荒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逐步清晰、学术内容相对完整、资料依据更加充分，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在这方面，有一点也许值得强调一下，那就是这些年来，克服了以往较多注意灾荒的自然方面，相对忽视从社会的角度去审视和观察灾荒的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经济建设和防灾、抗灾的需要，许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展开了对各种自然灾害规律的探讨，从天象、气象、水文、地质、地理、生态等角度，系统地揭示了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五百年来旱、涝、风、虫、地震等各种灾害的演变趋势，自然成因及其影响，提出了灾害防治的技术、工程对策，这是灾荒史研究的一个巨大成就。不足的是，灾荒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几乎很少被纳入当时的研究视野。其实，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都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自然灾害，当然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但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对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产生很大的差异。所以，只有从灾荒同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对立统一中，才能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揭示自然灾害各个方面的本质。这也许正是灾荒史研究在近20年中取得的最重要的学术进步。

三是初步形成了一支虽然数量不多，但结构合理、思想活跃的专业队伍。学科发展的基础在人才。这种人才由两部分人组成，其一是并不专门从事灾荒史研究，但对这一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自己的主攻方向中，随时找到可以与灾荒史结合的切入点，并做出相应的学术贡献。另一种是以灾荒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专业人员，这部分人是学科建设的骨干力量。前一类人才应力求其广，后一类人才应力求其精。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灾荒史的专业人才机制已经初步建设起来，这次“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会议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毫不夸张地说，十几年以前要想组织这样一个会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这样一支队伍。现在，不但选择灾荒史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工作者不断增多，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经常性地招收灾荒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的还设立了以灾荒史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博士后流动站，这就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人力保证。

灾荒史研究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

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客观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社会面貌瞬息万变。这种情况，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对于社会和灾荒的关系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能力，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有效地防灾、抗灾、救灾的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界，迅速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反而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日益增高，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不久以前，联合国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在最近30年时间里，城市快速扩张，大片的森林遭到破坏，内陆的湖泊干涸，触目惊心地展示了人类对地球的破坏性影响。

正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1987年11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69号决议，把20世纪最后十年定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并成立了“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决议案》及《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行动纲领》，目的是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成就，提高各国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减轻自然灾害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经济失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积极响应并参与了这一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也是中国学术界灾荒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重大突破的重要背景。作为例证，我们可以举出下面两个事实；10卷本、近3000万宇的“灾害管理文库”，主编即由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范宝俊担任，整个工作也正是中国实施“国际减灾十年”行动纲领的组成部分；另外，我们课题组编写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也在“前言”中明确说明，出版这部书“是参加这项（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一个小小的努力”。

从中国的国内情况来说，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总结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对科学发展观做了这样的表述：“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这种和谐社会的特征，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具体内容，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而这些，正是灾荒史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谈到这里，自然不能不提到中国正在着力进行的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努力。除了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外，政府还釆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加紧对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队伍的建设等，力争人文社会科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大家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发展、民族振兴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地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这种认识，为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总之，不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从国内情况来看，社会发展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其中也包括灾荒史的研究，提出了客观的强烈要求，这就必然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促进灾荒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当然，这里说的主要是有利于学科建设的社会大环境，但如果联系到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些年来学术界自身所取得的种种进步，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信心十足地判定，在新的世纪，灾荒史的研究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开创新的局面！

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要重视五个“结合”

良好的学术环境、紧迫的社会需求，毕竟只是灾荒史学科发展的客观条件。要使灾荒史研究取得真正突破性进展，最终还得凭借学者艰苦细致、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在学术活动中，我以为要特别重视五个方面的相互结合。

一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结合。一般说来，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是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明显趋势。而对于灾荒史来讲，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倡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的交叉与渗透，就尤为重要。因为灾荒史研究的对象，既有自然的，又有社会的，特别是要从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中，揭示问题的本质，发现事物的规律。不要说仅靠一支队伍的孤军奋战，无法完成对灾荒史全貌的科学认识，就是两支队伍各自为战，互不通气，也会因视角的狭窄和方法的局限，难以对历史真相做出完整、全面和准确的判断。如果两支队伍携起手来，或者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多加切磋，或者对重大课题进行联合攻关，一定会大大增强创新的能力，大大推进学科的进步。

二是学术研究的开拓创新同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的结合。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大力加强学术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是学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灾荒史研究并不是一个老的学科，因此，在打开新的学术视野、提出新的学术课题、掌握新的历史现象和表征、做出新的历史分析和判断等方面，都有着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历史资料是认识历史的根据和基础，没有对历史资料的系统发掘和整理，学术研究的创新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勉强去做也不免成为无米之炊。必须克服重学术研究、轻资料整理的错误倾向。事实上，灾荒史的资料，既大量存在，又分散难找，急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做有计划的发掘整理。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组织力量初步摸底发现，仅比较集中的有关清代灾赈档案就达四万余件，还不包括分散在其他案卷中的档案资料。如果这部分档案整理出来，必然会对清代灾荒状况提供大量的新情况和新材料。

三是基础研究同应用研究的结合。正确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是学术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对于像灾荒史这样既包括基础研究又包括应用研究的学科，科学地、合理地对待二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既不能认为只有基础研究才是学问，才有理论性和思想性，应用研究不过是具体的工作计划和对策方案，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也不能反过来，认为只有应用研究才有现实价值，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基础研究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谈，是无裨于实事的纸上谈兵。灾荒史研究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包括再现自然灾害肆虐人类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不断提高大家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总结人类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防灾抗灾斗争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探索和把握各种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好地掌握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的主动权；提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的各种对策建议，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在这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者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离不开现实生活的出发点，应用研究也离不开深厚的学术根基。厚此薄彼，有失偏颇；互济互动，相得益彰。

四是中外学者的结合。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要求人们更多地站在整个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去面对和思考人类生存所无法回避的各种问题。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越来越严峻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如土壤急剧退化、温室效应加剧、森林面积锐减、海洋污染严重、生物物种减少、人口压力巨大等，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变本加厉地蔓延。全球的自然灾害，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愈来愈频繁的趋势。面对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动员全世界的力量进行共同的斗争，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印度洋地震引发的海啸大灾难之后，一些学者，如德国基尔大学灾害研究专家沃尔夫·东布罗夫斯基就发出了加强全球防灾活动、制定全球防灾计划的呼吁；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世界减灾会议”上，中国政府的代表也强调了进一步开展防灾减灾的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灾荒史的中外学者之间，加强学术交流，不仅相互提供学术资料，交流学术心得，共享学术成果，而且广泛开展实质性的共同研究，就成为一项切实而紧迫的任务。我们真切地期望，以这次会议为契机，在这方面迅速地跨出新的步伐。

五是学术工作者同实际工作者的结合。专门从事灾荒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者，数量毕竟是有限的。但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是涉及男女老少每一个人的事情，社会上还有一支数量庞大的防灾抗灾的实际工作者队伍。他们对于社会灾荒的各个方面，有着形象具体的切身体察，有着广泛生动的感性知识，有着丰富深刻的工作经验，他们理应成为学术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和思想源泉。一般说来，任何一门科学，哪怕是最深奥的学问，如果不同鲜活丰富的社会生活发生紧密的关联，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更何况像灾荒史这样同广大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学科。如果我们不从广大群众的生动实践中吸取营养，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和反响，那就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清代灾荒史乃至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发展共同奋斗。

《灾荒与晚清政治》序言

康沛竹同志的博士论文《灾荒与晚清政治》，经过增补、充实和修改，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作者要我写一篇序言。我作为这篇论文写作的指导教师，当然是义不容辞。

人们常常说灾荒史的研究，是一个长期被冷落的领域，几乎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是最近几年才引起了较多的关注。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至少不是十分准确。事实上，早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就有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开始进行灾荒史的研究，并取得一批相应的学术成果。1937年，邓拓同志以邓云特为笔名发表了在他河南大学经济系的毕业论文基础上写成的著作《中国救荒史》，成为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科学地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专著。可惜的是，此书出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术界人士同全国各阶层人民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战斗中去，当然也就不大可能有人继续从事灾荒史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紧接着是三年全面解放战争，中国经历着由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历程，学者的主要精力，大抵被更加现实、更加紧迫的政治问题所吸引，也很难顾及灾荒史的研究。这样，邓拓的《中国救荒史》，一时竟似乎成了后继无人的绝响。但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满足国家水利事业和经济建设区域规划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中央军委气象局以及各地气象局、水利局、农林院所和文史馆等单位的科学工作者，通力合作，从浩如烟海的正史、别史、笔记、方志、档案、诗文集、杂录等古籍中，对中国历代各地各类灾荒史料或旱涝等历史气候资料进行了有组织大规模的发掘整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对各种自然灾害规律的探讨，从天象、气象、水文、地质、地理、生态等角度，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重点探讨自然灾害本身的发生发展规律，系统地研究和揭示了几千年来特别是近五百年来旱涝地震等各类灾害的演变趋势、自然成因以及影响，提出了灾害防治的技术、工程对策。应该说，这是灾荒史研究的一个巨大的成就。看不到这一点，或者对这方面的成绩估计不足，是毫无道理的，是十分片面的。

当然，这项工作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由于参与其事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他们关注的着重点主要是灾荒的自然因素，灾荒与社会的关系常常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所整理的资料，除水情雨情、农作物歉收或生命财产损失外，其他有关社会方面的资料大都极为可惜地被舍去了。与自然科学工作者相比，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论是投入的精力还是取得的成果，都远远落在了后边。实事求是地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人涉足这个领域，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有所变化。我们前面提到的认为灾荒史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的错觉，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自然灾害肆虐人类依然猖獗，灾荒史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据初步统计，仅1990—2000年间发表的有关论文的数量，即相当于1920—1980年间研究论文的总和。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

上面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可以给我们这样一点启示：灾荒史研究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深入，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有两个问题必须要着重解决。一是要大大加强从社会角度对自然灾害的观察和研究，看社会状况和社会因素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同时也看严重的自然灾害在哪些方面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社会生活发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二是要大大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和渗透，加强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些问题则需要两支队伍的联合攻关。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研究现状存在着这样的要求，而且也是自然灾害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自然灾害，顾名思义，是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就这个意义说，是天灾造成了人祸。但是，人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有的时候，人祸往往又会加深了天灾。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的片面性时说道：“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自然灾害不过是大自然对人类过度索取和肆意破坏的报复和惩罚。因此，不同时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开展对灾荒的研究，是很难深刻揭示自然灾害的客观规律，全面了解自然灾害的完整面貌的。

康沛竹同志关于“灾荒与晚清政治”的研究课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下确定的。本书的内容，涉及思想观念的层面，分析了晚清时期社会各个阶段、阶层以及各个政治派别对灾荒的认识，即灾荒观；涉及制度的层面，具体论述了晚清政权的防灾、救灾机制；双向讨论了灾荒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揭示了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又展开叙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晚清政局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清晰，是否深刻，是否有说服力，应该由读者来做出判断和评论。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讨论这些内容，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封建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如果仅仅看官方的制度规定，或者看公开的官方文书，我们会得出一个印象，就是晚清政权有着一个规范的、完善的救荒体制，有一套明确有效的救荒政策。但如果我们深入到当时的政治实践，则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贪污渎职，趁火打劫，弄虚作假，草菅人命，几乎成了各级封建官吏在严重灾害面前的常态。其实，说一套、做一套，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本是封建政治的本质表现。但是，有的人却往往习于轻信，以为封建统治者是怎样说的也一定就是这样做的，而不肯去深究一下他们的实际作为究竟如何，结果就使得我们对历史的描述和认知往往离历史的真实甚远。我在这里提到这个问题，当然绝不是说要对封建帝王将相一概加以否定，不去实事求是地、分析地肯定封建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的历史功绩，而是说不应该在今天再去笼统地歌颂封建主义，把封建统治者一概打扮成忧国忧民、关心民瘼、一心为百姓谋利益的圣君贤相，让老百姓时时高呼“青天大老爷”和“吾皇圣明”！还是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但愿读这本书，不但能够了解晚清时期的灾荒状况，吸取历史上抗灾防灾的经验教训，提高今天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能力，还能够进一步了解封建主义，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以便更好地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序言

两年以前，康沛竹同志出版了《灾荒与晚清政治》一书。之后，她决定把所关注的历史时段向下延伸，致力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自然灾害情况的研究，以及党和政府防灾、抗灾、救灾经验教训的分析总结。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书稿，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康沛竹同志的灾荒史研究，把研究重点从晚清转向当代，我是非常赞成的。这是因为：第一，自然灾害，虽然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人们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之中，同时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在大体相似的自然条件下，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有很大的差异。晚清和当代，不论是社会性质还是政治制度，都有着本质的不同。把这两个有着根本区别的历史阶段的灾害状况加以比较研究，就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社会和灾荒相互关系的认识。第二，灾荒史的研究，当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人们通过对历史上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苦难以及同它艰苦斗争的曲折经历的揭示，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借鉴和有益的启示。就这方面说，对当代自然灾害情况的研究较之对晚清的研究显然更加直接、更加切近。

从书稿可以看出，作者在描述和分析研究对象的时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对许多问题，既不做刻意的夸张，也不加存心的讳饰；既明确指出自然灾害对社会所造成的后果，在旧社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又强调自然灾害至今仍然以巨大的破坏力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损害，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经济发展固然能极大地增强防灾、抗灾的能力，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在某些方面增加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灾害损失的程度；既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在对待自然灾害的态度和做法上，同以往任何一个剥削阶级政权不可同日而语，又指出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也必然要经过一个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既满腔热情地讴歌了党领导人民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抗灾斗争，又并不回避曾经有过的失误和挫折。为了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面貌，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搜集了大量资料，包括历史典籍、国情报告、政府公告、报章杂志，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如民政部、卫生部、农业部等在网上公布的各种最新统计资料。这样一种尊重客观、尊重事实的态度，我以为是值得称道的。

进入新世纪后，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在党的领导下，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新的前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灾荒史的研究更加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胡锦涛同志对科学发展观做过精辟的论述，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被放到了突出的位置，而这些，正是灾荒史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提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个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其执政能力反映在各个方面。毫无疑问，做好防灾救灾工作，尽可能减少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在发生重大灾情时保持社会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要面对的一项紧迫而严峻的问题。提高党和政府应对突发性灾害、加强防灾救灾的能力，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自十六大以来，党不止一次地提出，在充分肯定改革发展的大好形势的同时，必须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在诸多的困难和风险中，自然灾害的侵袭是决不能掉以轻心的。可惜的是，遗忘似乎是人类最常见的弱点之一。当人们遭受着重大自然灾害的浩劫，承受着切肤之痛时，往往惊心动魄，刻骨铭心，颇有点没齿不忘的样子；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印象也就渐渐地淡漠，久而久之，不免好了疮疤忘了痛。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正是自然灾害猖狂肆虐的主要根源。而大灾之后，为了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依然到处可见。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历史的经验教训，不断提高大家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康沛竹同志的这部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适当其时了。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既然社会发展对人和自然的关系，其中也包括灾荒史的研究，提出了客观的强烈要求，这就必然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促进灾荒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更多更好的灾荒史研究成果一定会不断地涌现。

《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序言

张艳丽同志经过几年努力写出的学术专著《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作者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我当然义不容辞，因为从选题到构思到写作，我同艳丽同志有过几次讨论，也算同这部书有着不解的缘分。

拿到这部书稿的清样，正好是汶川大地震过了整整一个月。这个时候，人们因这场大灾巨祲引起的震惊、悲恸、焦虑、感奋的强烈感情冲击远未过去，余震依然不断地随时发生，地震灾区的抗灾斗争仍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重读书稿，不由得不从历史到现实，对有关自然灾害的方方面面，对人与自然的种种关系，产生若干联想，寻求历史的启示。

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一刻起，一个月来，国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悲伤与感动。悲伤，为着那么多不幸罹难的宝贵生命，为着更多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双重创伤的幸存者，为着无数失去了亲人、破碎了家园的父老乡亲。感动，则是为了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用身体护翼着幼弱生命的老师和父母，为了那些因救护学生而重新冲入摇晃着的教学楼而以身殉职的师长，为了那些全力抢救别人却舍弃了自己亲人的无私的人，为了那些被埋十几、几十甚至百余小时凭着勇敢和坚强终于使死神望而却步的强者，为了冒着连续不断的余震危险从四面八方自动汇集的志愿者，为了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同群众同甘共苦一起抗震救灾的各级党政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子弟兵，为了所有用各种方式献出一颗炽热爱心的人们。这场地震，极大地净化了人们的心灵，昂扬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了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据中国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邓拓先生统计，我国历史上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灾害，自有确切历史记载的公元前206年起计算，到1936年止，共计2142年间达到5150次，平均每4个月强便有一次。在各种灾害中，震灾是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害极大的灾种之一。我国处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地震带即环太平洋构造带和欧亚构造带的夹持之中，使我国成为震多、震强、震频的国家之一。据《中国地震目录统计》，截至1949年，我国发生的4.75级以上破坏性地震1645次。仅在1840年至1949年间，我国即发生7级以上地震64次，造成千人以上死亡的共27次。其中，以1879年甘肃武都、1902年新疆阿图什、1906年新疆沙湾、1920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1927年甘肃古浪、1931年新疆富蕴等处为震中的大地震，震级皆在8级或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权性质和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影响也有了完全不同的情形。正如本书的“绪论”所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抗灾、防灾的能力大大增强。”但是，并不是说从此以后，自然灾害已经不再对我们构成重大威胁了，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某些方面处理不当，也带来一些问题，新的灾害种类如环境污染、水污染等凸显，自然灾害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发展势头。灾害种类愈益增多，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力愈益增大，灾害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严重”。1998年的全国性大水灾，2003年的“非典”流行，以及刚刚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突发性的严重自然灾害，仍然是戕害我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障碍。我们不仅要提高对政治性、社会性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的警惕，同时还要加强对由自然原因造成严重灾害的预防和对策研究。在全社会不断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应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种民族灾难，既包括社会的，也包括自然的。但不论哪一种灾难，都没有把我们的民族压倒，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屈服。相反，灾难锤炼了我们的民族意志，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极大的发扬。我们的国家、民族正是在克服各种巨大灾难中不断奋起，不断前进。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因为我们国家自然灾害频繁而众多，所以我国人民也就积累了丰富的防灾、抗灾的宝贵经验。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它既包括在天人关系及灾荒观方面的某些带有科学性的认识，也体现在政治设施方面相对完整严密的救荒机制，更反映在人民群众生动具体的救灾实践，以及记录和总结这些实践的种类繁多的荒政著作之中。本书虽然主要研究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情况，但对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分析和阐述。

自然现象同社会现象从来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影响的。在大体相似的自然条件下，政治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自然灾害的发生及其后果会有很大的差异。本书具体描述了在清代封建政治统治下救灾、赈灾中的种种弊端，把这个历史情况同今天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现实相对比，就让人更加明白地看清了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看清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如果没有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引，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积累的雄厚物质力量的支持，如果没有迅速发展的科技力量的有力保证，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如果没有“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对干部、党员和人民解放军的思想武装，要取得今天这样抗震救灾的初步胜利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这次抗震救灾的斗争，人们把科学发展观变成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看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从党中央到广大党员的实际行动。

近年来，灾荒史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也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同社会的现实需要相比，这一学科还有着广阔的发展余地，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灾荒史研究，是一个紧迫的时代任务。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术工作者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产生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我们也希望，张艳丽同志在现有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学术贡献。

《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序言

五年前，王娟同志准备以“近代北京的慈善事业”作为自己一个时期研究的专题，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深表赞同。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全社会对慈善事业作用和意义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我国慈善事业的春天正在到来；二是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慈心为人、善举济世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我国慈善事业的历史，将会对今天促进社会慈善观念和慈善意识的增强、实现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它不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因遭受各种难以避免的天灾人祸而出现的困难人群提供种种物质和精神的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慈善活动，大力弘扬我们民族固有的乐善好施、济困扶危、热心公益、关爱他人的传统美德。这些崇高品德，正是一个文明、健康、理性、和谐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这样，科学发展观把加快发展慈善事业作为一个有机的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在2008年12月5日举行的中华慈善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号召大家要“高度重视慈善事业”“进一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热情参与慈善活动，向需要帮助的人们奉献更多的关爱”“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为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娟同志经过几年锲而不舍的顽强努力，终于完成了学术论著《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书稿。初稿写成后，又做了反复的修改，现在即将正式面世了。看着书中引用的各种私人著述、官方文书、报章杂志、档案、方志以及统计报表、社会调查等大量资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做出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分析判断，不难想象作者在谋篇成章、缀字成文时付出了怎样的辛勤劳动。特别是，作者在完成这部专著的时候，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恰好遇上添丁之喜，经历了初为人母的艰辛和欢乐。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的书，自然更增加了一份珍惜之情和值得祝贺的缘由。

从内容来说，这部书把近代北京地区的慈善事业放在我国慈善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从慈善事业的思想和实践，慈善活动的救助对象、救助主体以及组织机制等重要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北京地区慈善事业的总体状况及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比较细致地分析了产生这一转型过程的社会环境、具体表现与基本特征，并且力求与同一时期江南地区和西方近代慈善事业做横向比较，尽可能地揭示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的地区特色。既充分肯定了慈善事业在近代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也不回避由于当时社会性质和政权本质所决定的历史局限性。

谁都不会忘记，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在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悲痛的同时，怎样激发了中华民族空前的慈善热情，展开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捐助行动，为灾区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提供了宝贵的支持。这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力展示，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据民政部统计，仅2008年一年，我国慈善捐款捐物就超过了千亿元，从事慈善活动的志愿者达数千万人。以慈善文化、慈善组织、慈善政策、慈善募捐为基本架构，政府支持、社会举办、公众参与的慈善事业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虽有开展慈善活动的悠久传统，但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毕竟起步较晚，慈善事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据报纸公布的材料，发达国家的善款一般占到GDP的7%甚至更高，而我国则还不到1%。可见，使慈善事业同社会发展相适应，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其中，培育慈善意识，倡导慈善观念，弘扬慈善文化，是一个带有基础意义并要持之以恒长期积累的任务。在这方面，史学工作者有很多事情可做，甚至可以说承担着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几年以前，周秋光、曾桂林所著的《中国慈善简史》的出版以及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慈善研究丛书”的问世，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我也希望，王娟同志的这部书，同样能为加快发展我国的慈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序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也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化进程，因而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001年7月，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3个月之后，我们又隆重地举行辛亥革命90周年的纪念活动。辛亥革命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两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辛亥革命，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又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奏和序曲。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迈出了中国政治由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推动了追求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革命思潮的高涨；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迅速的壮大：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会缺乏必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从另一方面说，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20世纪的中国，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要另觅一条新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政党虽然有它的历史进步性，却终究不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指导者，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政治组织：那么，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应运而生。这就是说，不论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方面还是失败方面，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一点都不夸张地说，没有辛亥革命，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辛亥革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把孙中山先生称作“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并强调“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邓小平同志对孙中山先生一生“寻求中国的出路”的努力，包括辛亥革命时“学习西方”到后来提出“以俄为师”，都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江泽民同志则把辛亥革命称作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的头一次，而把孙中山先生看作20世纪产生的“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之一，与毛泽东、邓小平相并列。

人民永远会深刻铭记任何一个推动了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人民也永远不会忘怀任何一位为历史做出积极贡献的历史人物。每年国庆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总要放上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特别是在辛亥革命逢十周年的纪念日，国家总是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总要发表重要讲话。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要在武汉举行一次规模巨大的学术讨论会。从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起，除1971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未能举行外，70周年、80周年，一直到今年的90周年，已经成为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前后持续了40年之久。由于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特殊重要性，由于这一主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学术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也由于它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浓厚研究兴趣，每次这样的讨论会，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的成功。说这样的讨论会是中国历史学界规格最高和水平最高的学术会议之一，我想是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的。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做一点乐观的估计，可以说实现了初步的繁荣。这包括很多方面，如研究视野的扩展，研究内容的深入，新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史学观点的创新，史学成果的大量涌现，以及同国外史学界交流的增加，等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带有根本意义的一点，是史学队伍新老交替井然有序，一代有抱负、有胆识、有才华的史学新人茁壮成长。在任何领域，青年人总是朝气蓬勃，总是积极向上，总是勇于创新的。史学领域当然也是这样，他们正是新世纪史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首义之区”的湖北武昌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同时，在“首应之区”的湖南长沙也连续举行过几次青年学术讨论会。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学术传统。1981年12月5日至9日，在湖南长沙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那次学术盛会上，一批史学新秀崭露头角。会后，中华书局出版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这是与会代表部分优秀论文的结集，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1991年10月8日至14日，在全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第二次全国性的“纪念辛亥革命青年学术讨论会”又在长沙召开。从前两次会议的情况看，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是不少青年学者为会议提供了有价值、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一是涌现了一批刻苦钻研、献身史学的有志青年；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的机会。一个学者，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潜心钻研当然非常重要，但如果远离社会，远离学术界，也会有很大的局限。恩格斯曾经十分惋惜地说过，费尔巴哈如果不是“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那么，他一定会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参加前两次会议的同志，不少已经成为史学界的骨干，很多人已经取得了不小的学术成就，当然这不是仅仅因为参加了某次会议的缘故，这里包含着他们长期的艰苦努力。但参加这样的会议，会对他们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恐怕是不可否认的。去年暑假，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卿斯美同志回来看我，还同我回忆起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的情况，说起我怎样帮她一起准备大会发言，她觉得那次会议对她是有很大帮助的。我想她说的并不是客气话。

为了继承和发扬这种“奖掖青年，提携后学”的传统，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南省政协牵头，由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湖南省历史学会和湖南师范大学等10多个单位联合发起举办了第三次纪念辛亥革命青年学术讨论会。为了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个更大范围交流的机会，促进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这次会议的规模有所扩大。大会组织委员会共收到国内外青年史学工作者撰写的论文110多篇，经过专家评审，最后挑选出70多篇论文与会。2001年10月11日至14日，“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正式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日本、中国香港和内地的青年学者和特邀专家130多人，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可以预言，这次在新世纪召开的青年学术盛会，将会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次会议圆满结束后，会议组织委员会决定出版论文集，从入选的73篇论文看，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人物研究等，入选的文章一般选题比较新颖，内容也比较丰富，观点正确，资料翔实，有些文章属于填补空白之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由于有些青年学者是第一次撰写论文，加以时间仓促，略显功力不深，文采不足，为鼓励这部分青年学者的积极性，我们还是将其论文编入了论文集。我想，广大读者对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值此“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出版之际，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权充序言。

《近代朝鲜的开港》序言

伊原泽周教授的新著《近代朝鲜的开港》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希望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虽然对朝鲜历史缺乏深入研究，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也欣然应命，以表贺忱。

《近代朝鲜的开港》的主要内容，是论述朝鲜（如作者“凡例”所说，“本书的国名朝鲜，是指往昔的李氏朝鲜而言。为统一其名称，未使用国名韩国”）在复杂的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从一个“隐士之国”一步步实施“开港”并最终沦为殖民地的历史进程。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不仅对于朝鲜，而且对于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冲突、经历着急剧变化的不平常的时代。由于客观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震撼性，研究这一段历史，必定会给我们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和深刻的历史启示。

就中国学术界来说，对于朝鲜史、韩国史以及中朝（韩）关系史的研究，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现实目的，同政治环境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例如，几乎同日本吞并朝鲜同时即著于1910年的梁启超的《日本并吞朝鲜记》，就是为了用朝鲜的悲惨遭遇警醒国人，防止中国重蹈覆辙而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述主题的研究，先后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中韩建交前后，形成两次热潮，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相关的学术成果。这显然也同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有关。不过，从总体上来说，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能说是非常充分的。正如权赫秀教授指出的：“以包括晚清时期在内的近代中朝关系史为例，在中国学界近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就远不及近代中日、中俄甚至中国与欧美各国关系史的研究，在朝鲜、韩国学界则近代朝（韩）中关系史的研究又远不逮近代朝（韩）日、朝（韩）美等关系史的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伊原泽周教授的这部著作就更加显示了它的学术价值。我虽然只是拜读了书稿的部分内容，但我感到本书确实有自己的特点，给我印象较深的，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以往的朝鲜史研究，通史性的著作或者研究宏观历史的著作较多，前者如《朝鲜通史》《朝鲜史》《朝鲜简史》《韩国近代史》《朝国现代史》《中朝关系史》《中朝关系简史》《中朝日三国关系史》《中韩日关系史》等，后者如关于“朝贡制度”及“朝贡贸易体系”的几本著名的著作。这些学术成果对于揭示历史的全貌、探究历史的规律，当然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伊原泽周教授的新著，更加着重的则是对于专题性课题的历史场景的深入挖掘，力图使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建筑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真相的基础之上。

第二，这部书特意标明在论及朝鲜“开港”的历史过程时，“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这就避免了把朝鲜的近代历史加以孤立、封闭地进行研究的弊端，而是从整个东北亚史的视野、用世界的眼光，把朝鲜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放到朝中日美多边关系之中进行考察，使得研究的视野大大开阔，也就更加有助于我们触摸历史的真相。

我同伊原泽周先生相识已有10多年了。除了少数几次私人交往，我们大多数是在一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见面的。他是一位沉稳谦虚的人，对学术则有一种认真负责和执着追求的学者风范。就在不久以前，为了搜集资料，他不顾高龄却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待就是几个月，每天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之中。即此一端，就很值得我钦佩和学习。借伊原泽周先生新著出版的机会，我愿意表达对他健康快乐以及取得更多学术成就的由衷的祝福！

《中国废约史》序言

1995年9月，李育民同志出版了《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对晚清以来我国在列强的侵凌欺压下强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订约过程到条约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李育民同志又完成了全面反映近代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历程的《中国废约史》，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育民同志嘱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虽然我刚从医院出来，也还是欣然从命。

就我国大陆学术界而言，第一部完整叙述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历史的学术专著，是王建朗同志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该书的学术贡献，是鲜明地提出了这个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并且为这一课题搭建了一个具体而严密的框架，还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学术观点。但是，王建朗同志在书的“后记”中，表达了一种由衷的遗憾，认为“以目前这样的篇幅来容纳这一研究，则不免过于单薄”,“这是一个需要50万字才能大致说得清楚的课题”。著作字数的多少自然不必绝对，至少王建朗同志的遗憾，表明在这样一个研究领域，还有着很大拓展和深入的空间和余地。

就这个意义上说，李育民同志的新著，正可以看作对王建朗同志遗憾的一个弥补，一个满足。其实，学术的发展正是在不断探索、不断遗憾、不断弥补、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实现的。

在近代历史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种种侵略特权，任意对我们的国家、民族作威作福，予取予求。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理应拥有的主权拱手送人，任何一个侵略者也绝不可能仅仅通过“友好交往”就把这些特权轻易攫取到手。事实上，在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曾动用兵舰大炮，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用野蛮的军事侵略（当然必不可少的还要伴随着政治讹诈、经济施压之类的种种名堂）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在谈到《天津条约》时十分形象地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几乎都蕴含着一个血泪斑斑的悲惨故事。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在近代历史上，为什么各种政治势力、各种社会力量会那样前赴后继、锲而不舍地为修订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斗争。

清人陆曾禹在他所著的《康济录》中发过这样的感慨：“燃眉则急，痛定则忘，图治之所切戒者，莫大于此。”其实，这种“燃眉则急，痛定则忘”的现象，不但是统治者的大忌，也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所不应有的。可惜，健忘恰恰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弱点。时间过去了并不很久，但不平等条约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何等深重的苦难，我们这个民族为了挣脱不平等条约的矜制束缚又曾经经历了怎样艰难困苦的斗争，对有些人似乎早已不甚了了。有人甚至对历史上抵制不平等条约的某些做法嗤之为缺乏“现代条约意识”的“愚蠢”行径，而把对于不平等条约的揭露和抨击不屑地斥为一种狭隘的“受害情结”，只是停留在“感情宣泄”而淡化了“理性色彩”。所以，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一中一外两位先生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议论。一位是漆树芬先生，他在1926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中写道：

比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以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军阀则靠此不平等条约以酿成此循环式之内乱，所以这一部不平等条约，实为我之酸心疾致命伤。……由是观之，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

另一位是大家都并不陌生的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他在《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这样说：

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

这两位先生，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也迥然有别，但在不平等条约给予中华民族的灾难性后果上，却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

当然，医治人们的健忘症，仅仅靠概括性的历史判断和历史结论，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生动具体地重现历史场景，向人们重新展示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实，以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在回首往昔中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正是历史学家无可推诿的社会责任之一。

我以为，李育民同志关于不平等条约的研究，从《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到《中国废约史》，就是在尽着一个历史学家提醒社会不要忘记历史的学术责任。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废约史》不仅建立了一个更为完整的体系，全面系统而又翔实细致地论述了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而且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有着种种值得称道的优点。这些优点归纳起来，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具体说来，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本书坚持用事实说话，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围绕近代中国反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令人信服地让读者得出这一斗争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摆脱半殖民地地位，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结论。全书没有空洞的说教，却很好地发挥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作用。

二是本书没有回避一些难点和热点问题，而是尽量用客观的态度给予合情合理的回答。例如，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是受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有的甚至被称为“洋人的朝廷”，为什么它们也会存在着修约意识，甚至做出了种种修约的努力？帝国主义不可能轻易放弃已经攫取到手的侵略权益，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也会同意中国的废约要求？这些问题，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思想性，任何一点主观片面性，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增加思想的混乱。应该说，本书在这方面是处理得恰当的。

三是本书较好地处理了在废约斗争中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力量的关系，既指出了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又分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在帝国主义方面，既讲了它们之间在对待废约斗争上立场、态度、对策、手段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具体分析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区别，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变化。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避免了简单化，使我们能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中央提出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并为此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一个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良好学术大环境正在形成。我们衷心希望，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学科之一的历史学，能够产生更多更好的学术精品，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军事学术史》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由糜振玉将军主编、集中了一批中国军事史研究专家共同编写的两卷本《中国军事学术史》出版了。这不论对于军事学还是历史学来说，都是一件值得高兴、值得庆贺的事情。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左传·成公十三年》也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些论述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古以来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军事史的研究理应成为历史学、军事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号召加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就专门把军事史提出来，与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并列，要求“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对这些部门先做分析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对全部历史“作综合的研究”。可见，重视军事史的研究，对于推动整个历史学与军事学的学术研究，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实在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近些年来，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军事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批观点鲜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清新的战史和军史著作陆续问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然，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军事史的研究也存在着弱点和不足，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军事史研究领域内部各个分支发展上的不平衡性上，相对而言，兵制与兵书、战争史的研究成绩比较显著，而有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兵要地理等方面的探讨则较为欠缺和滞后。应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历史学、军事学学科建设的整体发展。

作为从事的学科密切相关却又对这一领域知之甚少的同行，我们热切期望军事史的研究，能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开创新的局面，跃上新的台阶，达到新的繁荣。

这首先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军事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军事文化是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不珍惜和不尊重自己悠久的军事文化传统，不善于从以往的军事历史中借鉴得失，省视成败，就难以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完整的历史，也就难以在继承军事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军事理论创新。

还需要更新思维模式，拓展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对军事史学科的内涵外延要有明确、科学的界定，确立起军事史研究的主体性，树立问题意识、自觉意识；改变长期存在的军事与历史两张皮，学科分割隔膜的状况，进一步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尽量调整军事史研究领域内各个分支之间研究不平衡的现象，在继续加强兵制史、兵书著作和战争史研究的同时，大力开展以往相对薄弱的军事学术、军事技术、兵要地理等分支学科的研究，使整个军事史的研究更加均衡协调地发展，各个分支方向既独立推进，又互为补充、互相促进。

上面讲到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从研究方法来说，在从事军事史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自然要充分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运用军事学的范畴、概念和方法，注重从军事的角度考察问题、解决问题。如在探讨韩信背水阵破赵成功的原因时，除了重视其善于运用军心士气这一要素外，还可以运用变易主客、分别奇正、指画攻守等军事概念与术语，做出更生动更准确的揭示和解答。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军事学术史》的出版，正适应了军事史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对以往军事史研究领域相对薄弱的方面，做出了新的突破，使这些方面大大得到了加强。本书的编写者正是抱着改变我国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的中国军事学术史的状况，才决定申请将这一课题列入国家“十五”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也就是说，编写者在完成这个艰巨而繁重的研究课题时，学术工作者的历史责任感正是他们强大的精神动力。

本书的编写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军事学术史》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科学性、批判继承、创新性原则，坚持运用阶级分析法、历史方法、逻辑方法和比较方法，探索我国军事学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的轨迹，揭示军事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全书看，应该说这些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和编写方法，是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体现的。本书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涿鹿之战，下迄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对长达4000余年历史上主要战争的战略指导和重要战役、战斗的作战指导与指挥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主要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和主要军事著作的军事学术思想及其对军事学术发展的贡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影响军事学术发展的基本要素，如武器技术装备、军队体制编制和军事训练进行了必要的阐述，并就中西军事学术的不同形态与特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有关中国军事学术发展历史的客观记录和科学总结，它的问世使中国军事学术史的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中国军事史的认识与掌握，也为向军队干部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光荣传统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精神食粮，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必将产生广泛而长远的学术影响。

我对军事学术史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书生论武，纸上谈兵，难免会讲出一些外行话，贻笑于大方之家。但为了对编写者勇于开拓、潜心治学的精神表示敬意，对他们奉献的学术成果表示祝贺，还是不揣冒昧，讲了上面这些话，权当是一名读者的一种反应。

《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序

孙燕京同志嘱我为《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一书写个序言，我未加犹豫，欣然从命。

这部书共收入论文31篇，作者都是龚书铎教授的弟子。书的内容全部围绕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问题，这正是书铎同志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方向。我猜想，在这个时候编辑、出版这样一部书，应该并非偶然。今年恰逢书铎同志的八十华诞，他素性恬淡，一向不大喜欢做寿之类的活动。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学生们便想出了用出版一部学术著作来表达对老师庆贺与祝福的办法。我从这些年轻朋友的良苦用心中，感受到一股浓郁而温馨的师生情谊。这也是我不揣冒昧，乐于为这本书撰写序言的原因。

不管是论学问还是论年纪，书铎同志都是我的学长。每当学习上有什么疑难，我常向他请教。我们相识已经几十年，不避攀附之嫌，大概可以称得上是老朋友了。可是真要仔细回想一下数十年的交往，不要说根本没有什么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逸事佳话，就是稍微有点生动有趣的小花絮也找不出一件来。有的只不过是趁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见面的机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聊天。说话的时候，想什么就说什么，怎样想就怎样说，不必装腔作势，拐弯抹角，讲究分寸，注意方法，相互之间无所戒备，套一句老话，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直抒胸臆。有高兴的事情，讲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快乐；郁闷的时候，互相诉说，也借此消除了些许烦恼。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总之一句话，我们的交往，实在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不过这里要赶快申明一句：这“白开水”的比喻，只是说明我们交往的平淡单调，丝毫没有想借助“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把自己硬挤进“君子”圈子里去的意思。

大凡一个优秀的、有成就的学术带头人，他的主要精力大体只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一是培养一批青年学者。或者说，一个是学科建设，一个是队伍建设。“潜心求真知，沥血育英才”，这两句话大概可以成为他们学术品格的共同写照。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只有在治学中做出自己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才能够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并以此团聚一批学术队伍；也只有建设好一支精良的学术团队，才能够形成合力，进行学术攻关，完成更多的学术创造。如果只是孤军奋战，本事再大，也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以为，书铎同志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是很出色的。

书铎同志的学术成就、著作俱在，无须多说。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书铎同志是公开申明自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从整个史学史来说，自从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以后，中国的历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迅速进步，这本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不会加以否认。但是近年来，却偏偏有人对唯物史观大张挞伐，说什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史家”都或者屈服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或者“出于对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以致“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积极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并把这称之为“中国当代史家”最重要的一个“心理障碍”。加给唯物史观的这个罪名，我以为未免失之于武断。谁都清楚，政治上的“威胁”和“压力”也好，“自身生存利益的考虑”也好，是决然无法使人建立起自觉的理想信念的。至于信仰唯物史观是否必然同“理性探索精神”相对立，我们可以借用列宁的一段话来回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 ‘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运用唯物史观，究竟对史学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我们不妨以书铎同志的学术实践作为一个个案解剖一下。书铎同志曾经写下“学术研究当求是而戒趋时”这句话，作为自己“治学的箴言”，他自己是严格践行了的。我们且不谈他的近代文化史研究远远早于学术界所谓的“文化热”之前，虽然不必按时下流行的做法，夸之为引领了学术潮流，至少表明他并非一味盲目地跟风、赶时髦，而是自主地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我们也不谈他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及《清代理学史》，如何筚路蓝缕，做着前人尚未做过的工作。仅以他同李侃等同志集体编写、由书铎同志对全书通阅统改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来说，此书从粉碎“四人帮”后出版，到20世纪90年代初，前后共印刷了120万册之多，创下了历史教科书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我当时曾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印行超百万册感言》的短文，发表在1994年11月22日的《文汇报》上。此书现在仍在许多大学使用，这些年的印数达到了138万册。无论如何，假如真的是一群缺乏“理性探索精神”“丧失了历史批判能力”的史家所写的书，却居然能够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体，这实在让人难以索解。而这样的指责，对作者的厚诬尚在其次，首先是未免过于低估了读者的辨识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以文化史为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术强项，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做到这一点，是全院师生长期奋斗和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他们同心同德，尽心尽力，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青年史学工作者，有的充实了本单位的队伍，有的分到其他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不少人已经是学术骨干和中坚力量。在这项工作中，书铎同志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点，不需要多费笔墨，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小小的旁证。

我也就借着为本书写序的机会，来表示对书铎同志八十寿辰的由衷的祝福吧！

《刘大年传》序

刘潞同志寄来周秋光、黄仁国著《刘大年传》书稿，嘱写一篇序言。大年同志是我素所景仰的学术前辈。在他逝世10周年之际，出版一本他的传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后学，写一点学习和缅怀的文字，当然是义不容辞。只是我同大年同志个人接触与交往并不多，对他的了解，主要靠听他的报告和读他的论著，所知有限，谈一点想法，不免浮光掠影，难中肯綮，于读者未见得会有多大助益。这是心里颇有点忐忑不安的地方。

大年同志是我国成就卓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评价大年同志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应该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学术研究，一是他所做的学术组织和领导工作。我个人以为，不论从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来说，还是从客观影响和效果来说，后者都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使谈他的学术成就，如果不考虑他那些具有深邃思想和丰富内容的作品，是在大部分精力投入各式各样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和表现出来的毅力。

大年同志的一生，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晚年一段很短的时间外，几乎从未有过完整的可以用来潜心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这对于一位学者来讲，实在是一个最大的苦恼。他所做的各种学术组织、领导工作，这本传记里有详细的记载，一看就可以很清楚。这里需要特别说一说的是，大年同志做这些事情，绝不只是挂个名，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官话，做一点没有错但也没有多少实质内容的所谓“原则指示”，而是认真负责，真抓实干。许多事情都是精心谋划，思虑周详，多方协调，具体落实，有的则是亲力亲为。就像本书引用金冲及同志所说的一段话：“今天，在我们社会科学领域里边，做学术领导和组织工作，能像大年同志那样，能够做得那样好的，还真是不多见。而他所倡导的许多方法，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受益，常常还是按照这些方法来做的。”（第14章第4节）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文化大革命”前大年同志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协助范文澜所长工作。为了保证范老的研究，大年同志把主要的行政工作承担了起来。这种情况，从范老1957年6月2日致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的信中，讲得很明白：“我今后仍将致全力于写作上，领导我所的工作，仍像过去那样，由大年同志负担。”范老是大学问家，在大年同志看来，保证范老的研究时间，是十分必要、十分值得的，他甘愿为此做出牺牲，这也正是他令人敬重的地方。二是大年同志主持和组织的几次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他从主题的确定、论文的征集与评审、与会者的邀请、会议的开法等，无不一一筹划，悉心布置。这方面的情况，本书也有十分详尽的记述。（第14章第4节，第15章第1节）这几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这确实同大年同志的组织指挥工作分不开。

俗话说：一心不能二用。要同时做好学术研究和学术领导这两方面的工作，是极不容易的，必须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做出比通常加倍的努力。但客观上又要求把二者统一起来，就像周谷城同志所说：“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自己也得有点知识。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自己没有知识，往往会对人家的学问进步成为一个障碍。”大年同志通过自己的艰苦的、不懈的奋斗，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在学术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就治学而言，大年同志对我影响最深的，除了那些具体的学术观点、学术见解外，主要有这样三点：一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二是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仰，三是对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身体力行。

大年同志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把它看作改造社会、服务人民、资政育人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中外学者中，很有几位都曾把大年同志称作“战士型史学家”的，这不仅因为他曾经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位驰骋疆场的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更因为他从事学术工作以后，并不改变献身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伟大事业的初衷，依然将学术作为武器，通过潜心的研究，探求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真相，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他在1983年3月12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写道：“不论是搞革命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离不开中国的 ‘国情’，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这个‘国情’和 ‘实际’，都不能割断中国的历史。回顾过去我们所受到的某些重大挫折和失误，究其原因，不少是与脱离实际、割断历史有关。历史不是与现实生活绝缘的东西，它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重视现实与尊重历史是对立统一，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同时强调：“我们祖国的历史，不论是光荣史还是受侵略、受压迫的苦难史，都是培养人们爱国思想的源泉之一。研究、讲授历史，提高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我们自己应当在这方面作出最大的努力。”在另一封信中，他还指出：“如果有一门知识是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的，那就是人文社会科学、我们祖国的历史文化。一个人的行动要受灵魂支配，人文社会科学就是支配我们了解过去，辨认祖国的现在、前途命运，自觉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的灵魂。”

1980年夏，当大年同志收到一位名叫戴广田的青年的信，称赞他的文章体现了“坚定的原则性，渊博的学识，严肃的战斗态度，充分明快的说理”，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为祖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开拓园地、培植土壤、武装新军方面将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时，大年同志回信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只有那么一点点，不过是对这门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确信不疑，肯定要终生受其鼓舞而已”。前一句是自谦，后两句则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可以从他的全部学术活动中得到生动证明的。所以，我在大年同志逝世一周年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大年同志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令人尊敬的是，他不随风摇摆，而是凭着自己对唯物史观的坚定信念，努力按照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历史，解剖历史，说明历史。他不但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马克思主义十分吃香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马克思主义 ‘就要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的时候，也依然是这样。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年同志十分注意学风问题。所谓学风，是指治学的态度、方法和作风，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很大程度与史德有关。优良学风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就能够做到尊重历史的真实，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史料为根据，不杜撰，不虚构，不曲解；潜心钻研而不急功近利，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评析历史时不虚美，不隐恶，不褒贬任意，不好恶随心；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勇于改正已被实践证明了的错误。在这些问题上，大年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在他的一些通信中，曾经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话。如：“学问没有秘诀，谁立大志、下苦功、不为身边次要的事羁绊束缚，谁就有可能达到一定的境界。”“研究工作是老老实实的工作，谁肯下功夫，谁就必将终有所获。”“学术问题一是一，二是二，我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一向主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追求革命真知。既求知，就不能墨守旧闻，食古不化。反之，也不能赶时髦，看风色行情著文立说。不管别家如何，只要自家了然于怀，成竹在胸，就当秉孟子所说：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些读者嘲笑、厌恶的东西，也许恰恰为另一些读者顶礼崇信。不这样，大概就不叫社会科学了。”这些话，确实都是肺腑之言。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大年同志为对于荣孟源和尚钺同志所做的错误批判，多次公开道歉，并不以政治大背景为理由而原谅、开脱自己，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襟和情怀。（第10章第1节及第2节）

学术是薪火相传的事业。正像大年同志在庆祝中国史学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说，“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的任务”。在新的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历史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努力争取中国历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应该是对大年同志的最好的纪念。

周恩来论清代历史及清史研究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观察、思考、处理现实问题时，常常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述历史，分析历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如何看待清代历史的问题，见解精辟，论述深刻，对我们今天学习清史、研究清史，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清朝在历史上做了几件好事

在很长时间里，对清朝的历史地位一直评价较低。造成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例如，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由盛转衰，由先进转化为落后，确实是在清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发生的；晚清时期，中华民族在殖民主义侵略下，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这段屈辱的历史给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为了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不遗余力地揭露清政权的腐败和黑暗，这当然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却并不是对清朝历史做出的全面评价。

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必须辩证地、客观地、全面地对待历史。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其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对清朝历史也应作如是观。1961年6月10日，周恩来在接见溥仪、嵯峨浩、溥杰等人的时候，高屋建瓴地指出：“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那么，清朝做了哪些好事呢？他说：“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在另外的场合，周恩来还讲过这样的话：“清末，鼓动革命的文章，例如邹容写的《革命军》，现在读起来还会感到痛快淋漓。当时人们把满族说得坏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今天就不能再那样看待满族了。因为过去统治中国的是满族中的统治阶级，而不是满族整个民族。即使谈到满族统治阶级，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这些话，在当时来说，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体现了周恩来的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也充分反映了他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学风。

肯定清朝的历史贡献，强调要对满族统治阶级的历史作用做具体分析，绝不是要开脱某些历史人物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当谈到晚清直至民国时期的外交史时，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说：“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泾渭分明地划清了两种社会制度下两种外交的不同性质。

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

周恩来反复强调，对历史一定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分析历史。首先，不要割断历史，要看到新的东西总是从母胎里生长出来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每一代都是从上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能否定旧的一切”。其次，我们的历史遗产中有许多好东西，要好好珍惜；很多民族财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能埋没。“中国有这么多的民族，历史这么悠久、这么丰富。如果说我们物质方面的地下资源没有完全开发，我看，我们精神方面的文化资源也同样没有完全开发。谁要忽视了这一点，就是没有爱国主义精神，也就没有国际主义精神，就没有为世界人民作出贡献。”再次，一定要发扬历史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在各种宝贵传统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传统。例如，农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这些革命传统，都是很宝贵的，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最后，对任何历史现象，都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抽取好的，排斥糟粕”; “对旧的东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都会使这一社会无法改造”; “有否定，有肯定，这就是辩证法”。对封建主义文化，既要否定它的糟粕，又要批判地吸收它好的东西。如果认为传统文化什么都好，一切照搬，就会走向复古主义；如果认为什么都不好，全盘否定，就会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不但要批判地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还要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 “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周恩来特别讲到对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他指出：“封建制度是坏的，但统治阶级中也不是一无好人，尽管他们对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时的人民对这些人还是歌颂的。”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

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周恩来对康熙皇帝做了实事求是的积极评价。他说：“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俄国彼得大帝和康熙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俄国地处欧洲，手工业比较发达，他汲取了西欧的经验，发展了工商业。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在这里，周恩来既指出了康熙帝的个人特质，又分析了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对他历史活动的影响，体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驯熟运用。

保护历史遗迹，加强历史研究

周恩来同志十分重视历史教育和历史研究工作，其中很多是同清史有关的。

1965年秋天，周恩来亲自指示中宣部，成立了一个由郭影秋、戴逸等7人组成的清史编纂委员会，计划开展清史纂修工作。可惜很快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计划当然也就无疾而终。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下大决心，组织了一批学养深厚的老专家，集中精力，对“二十四史”进行标点。他明确指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二十四史”再加上《清史稿》的标点，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不仅重视传统史书的点校整理，更关注新史书的编写。1973年4月，他提出“要出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中国通史”，让人们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他认为从清代到民国，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有很多内容可写。他说：“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他还提出，利用地方志等历史资料，并对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编的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衰亡的。”

周恩来时刻记住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所以在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多替少数民族设想。他说：“我国的史书，总是按汉族的观点记录历史事实，把汉人压迫少数民族引起的反抗叫做叛乱。我们不能责备当时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但是，现在我们运用这些史料的时候，就要善于分析、研究，要有正确的观点，并且要多替少数民族设想，看有哪些历史问题还没有正确的结论。”

在保护历史遗迹的问题上，他也贯彻了这样的态度。他指出：“兄弟民族中有过一些有成绩的人物，对他们的历史遗迹，我们应该加以保护，例如颐和园中的耶律楚材墓，西湖上的康熙、乾隆碑等等。”

周恩来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观察历史，品评历史，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和教益。

学习翦老，缅怀翦老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的110周年诞辰。翦老是中国史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我谨代表中国史学会，对《翦伯赞全集》的出版发行以及翦伯赞铜像的落成揭幕，表示热烈的祝贺！

翦老作为一代学术宗师，不论在思想品德、传奇经历还是学术成就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于我这样的后辈来说，给我影响最大、教育最深的，主要是以下三点：

第一，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分析历史的科学态度；

第二，是他以史学为锐利武器，把学术研究同争取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是他坚持实事求是、以追求历史真实为史学最高准则的优良学风，以及新鲜活泼、清新流畅的优美文风。

翦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为传播和普及唯物史观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毕生完成的几百万字的史学著作，都是熟练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深刻分析的成果。回顾我国的史学发展史，只要不抱偏见，就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有着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传统史学也确实有自己辉煌的过去，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产生之后，历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20世纪的30、40年代，翦伯赞同志同与他同时代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等一起，在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历史文献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撰述、中国通史撰述等方面，出版了一大批著作，给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内的文化新军，“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当然决不会忘却这段历史。因为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根本谈不上今天历史学的发展与初步繁荣。

翦老不仅是一位睿智的学者，更是一位不屈的战士。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自己的全副精力贡献给了人民革命和社会建设事业，而历史学则是他赖以实现自己理想信念的有力武器。翦老的学术实践，为我们正确理解历史和现实、学术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一方面，学术有自己的本质属性，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学术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属品，学术不是政治的奴仆，历史同现实也不应该简单类比，牵强地拿历史为现实做注脚。另一方面，任何学术，包括史学研究，总有它一定的现实目标，总是为了满足和解决人们的现实需要而有存在的价值。脱离现实生活的所谓“纯学术”“为历史而历史”也好，“为学术而学术”也好，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我国任何一部史学名著，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者自己都明白宣布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离开了“资政育人”“鉴古知今”，历史学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历史研究中，翦老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学风，以努力揭示历史的真实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方面，我们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翦老针对着当时一度颇为流行的“左”的错误史学思潮的批评和讨论中清楚地感觉到。不仅如此，翦老的人生最后归宿，也是为了不肯歪曲历史、不肯伪造历史，宁折不弯，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至于文风，我们只要提一下翦老那篇脍炙人口的《内蒙访古》就可以了。发扬这样的好文风，应该说在今天有着极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沿着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学术创新。如翦老所希望的：“让马克思主义照耀历史的天空”，充分发挥史学认识历史、传承文明、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历史学更加繁荣发展的光辉前景。面对这样的情景，翦老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纪念陈锡祺先生

陈锡祺先生是我素所景仰的老一辈学者。他的道德文章，可以说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我国老一代正直和具有鲜明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性格。朴实，谦逊，对名利的淡泊，对学术的执着，对青年的热情关爱，构成了他们治学处世的基本特征。

我最初知道陈锡祺先生的名字，是读到他1957年出版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书。这本书篇幅不大，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出书很难，也很少，不像现在，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字的大部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研究孙中山的专著。我对孙中山的了解，除了过去在读近代史的通史著作时涉及一点以外，对孙中山稍为具体细致的活动，正是从这部书里了解到的。此后，陈锡祺先生所著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以及他所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都使我获益匪浅。

陈锡祺先生一生对学术的贡献，最重要的当然是在孙中山研究这个领域。对这方面，人们给予了各种各样的很高的评价。有的说是“新中国孙中山研究的开创者”，有的说是“中国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人”，孙中山研究会会长金冲及同志则说：“在中国当代学者中，对孙中山研究工作贡献最大的当推陈锡祺教授。”国外有的学者认为“陈教授堪称中国研究 ‘中山学’的代表”。我想，陈锡祺先生获得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正好一年以前，我在中山市参加“孙中山思想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时，曾经讲过一段话：“广东一直是孙中山研究的学术重镇和科研基地。多年来，广东的孙中山研究者，孜孜不倦，辛勤耕耘，推出了一批研究孙中山的学术成果，其中不乏学术精品，对全国的孙中山研究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由孙中山研究会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130周年、140周年的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就都是在中山市这里举行的。这三次会吸引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极大地推动了孙中山思想和生平学术研究的深入，在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自己应有的地位。”我想，广东之所以成为孙中山研究的学术重镇和研究基地，毫无疑问，是同陈锡祺先生的悉心倡导、推动以及培育和团聚了一批学风好、有干劲、思路开阔、有协作精神的学术队伍分不开的。

学科的绵延发展，队伍的新老交替，在我国有一句很好的话来形容，叫作“薪火相传”。这个词儿很有意思，细细品味，它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是传承，同时还有生生不息之意，也就是发展。传承与发展，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传承，发展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如果只讲传承，没有发展，学术就变成一潭死水，成为僵化的、没有活力的东西。从这里，我想到有关学术创新的一些问题，谈谈这个问题，其实也正是纪念和追思老一辈学者时应该涉及的题中应有之义。

“创新”现在是个很时尚的名词，大家都讲，但大家的认识却未必见得一致。我感到有些人把“学术创新”看得很简单、很轻易，不能充分认识学术创新的艰辛。以浮躁的心情和态度对待学术创新，其结果可能正好南辕而北辙。我觉得，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学术创新也是有规则的，是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至少我们要考虑下面这几条：

第一，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学术创新的根本。2003年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有人认为，既然要创新，就要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束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怎么创新？这种想法，其实不论在道理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没有根据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才能够对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认识。就像恩格斯说的：“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的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的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拿陈锡祺先生来说，大家都承认他是孙中山研究的开创者、第一人，那么他又是靠什么来开创、来创新的呢？金冲及同志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一书的“代序”中有一个概括：“即便是极左思潮和其他错误思潮泛滥的年代，他（指陈锡祺先生）仍是一如既往，一本初衷，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孙中山，得出自己的结论，不为外界的某些干扰所动，表现了史家肝胆、学者风范。”其实，这种态度，也正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共性。例如在前些年出版的六卷本《中国民俗史》中，我国民俗学泰斗、该书主编钟敬文先生在“总序”中，就特别强调说：“其实照我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于搞学术研究、对于指导人生选择、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还是相当有效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就学辩证法，学到了晚年，也没有放弃。”特别在做文章的时候，辩证法“它非常重要”。当然，马克思主义是个开放的体系，所以，钟敬文先生还指出：“应该承认，其他有些理论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思维活动和客观世界的认识。”钟敬文先生已经作古了，他的这番话，却代表了老一辈学者从心底发出的肺腑之言，而且也很实事求是，合情合理。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学术创新的强大精神武装。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说来，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鲁迅曾经把文化的发展比作“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它绝不会永远“维持现状”，必须要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才能始终奔腾向前。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绝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绝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因此，一定要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任何学术的创新，都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对于像历史学这样的学科来说，则是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接受客观历史实际的检验。陈锡祺先生的孙中山研究，所以能经受几十年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然为大家所认同，给后人以启迪，就正是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这种态度，同那种好就是绝对好，一切皆好，坏就是绝对坏，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方法，是根本对立的。但却能够反映历史的客观真实，因此也才能谈得上学术的创新。

第三，潜心钻研，锲而不舍，是学术创新的基本途径。有些人，用肤浅的、浮躁的目光和态度去对待学术创新，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可以轻易“建构体系”，任意“创立新说”。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虽然打着“创新”的旗号，其实倒是对创新的亵渎，于学术的发展却是有害无益的。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实在值得我们重温一下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话：“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陈锡祺先生为孙中山研究，可以说花去了毕生的心血，这一点大家比我清楚得多，感受也一定更加深刻得多。可见，严谨学风同学术创新是统一的，有严谨学风，才会有学术创新。有些人把严谨学风同僵化保守联系起来，这实在是十分荒唐的。

第四，正确地、辩证地对待传统，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就是对传统的超越。你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你就超越了传统，就做到了学术的创新。有的人把对传统的超越，理解为对传统的简单否定，简单抛弃，对传统的东西一概盲目地、粗暴地、无根据地加以颠覆、颠倒或者翻案，以为这样就是在学术上出了新。其实，这是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做法，并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梁启超早就说过，学术上的是非，是不能简单地拿新旧作标准来判断的：“我们不能说新的完全是好的，旧的完全是坏的；亦不能说古的完全都是，今的完全都不是；古今新旧，不足以为定善恶是非的标准。”毛泽东在解释戏剧的“推陈出新”方针时说得更加清楚：“陈者旧也。过去的事物都叫旧，也就是所谓传统。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改革。‘推’字可以作推开、推掉、推翻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推崇、推动、推进嘛。对于旧的传统剧目要具体分析，其中民主性的精华要推崇、推动、推进，封建性的糟粕要推开、推掉、推翻，这就对了。”现在有的文章，只要是推翻旧说的便一概称之为“创新”，既不对旧说的“善恶是非”进行必要的分析，也不用客观实际来进行认真的检验，这种学风，实在是不可取的，至少，是对学术创新的一种误解。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如何对待文化传统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论述：“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传统做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就发扬，错的或者坏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创造性的发展和前进。陈锡祺先生的孙中山研究，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传统，我想，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来认识陈先生，对待陈先生，纪念陈先生，来继承和发扬他所留下的丰硕的学术遗产。这应该是我们开这个追思会的目的所在。

坎坷治学术，沥血育英才

——纪念尚钺老师诞辰一百周年

今天是敬爱的尚钺老师一百周年诞辰，同时也是他逝世20年的日子。

尚钺同志的一生，经历丰富多彩，斗争曲折复杂，道路崎岖坎坷，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甚至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由于他信念坚定，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矢忠矢信，无怨无悔，所以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都做出了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历史贡献。

五四运动时期，年轻的尚钺就是他的家乡河南省的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尚钺同鲁迅先生有了接触，成为鲁迅周围的一名进步文学青年和《莽原》《狂飙》等刊物的撰稿者、创办者。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尚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河南农村发动农民暴动，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受尽了种种酷刑，但仍坚贞不屈，后经多方营救，终以“保外就医”之名出狱。之后，尚钺到东北吉林，在毓文中学以教书的名义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当时还是青年、后来成为朝鲜人民领袖的金日成同志也在这里学习，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章题为“尚钺先生”，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他同尚钺同志的密切交往，并且说尚钺同志“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尚钺被调到上海任党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后又到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当时满洲省委被解散，尚钺同志也失去了党的关系。为了寻找党组织，他曾只身泅渡黑龙江。在失去党的关系的这段时间里，他依然自觉地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抗战开始后，尚钺同志到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同志号召有条件的同志要努力成为一方面的专家，以便今后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同敌人作长期斗争。尚钺同志积极响应周恩来同志的号召，从此开始了历史研究工作。这些发生在我认识尚钺同志之前的事情，他自己在平时是几乎从不谈起的，我却有幸听他长谈过几次，这是因为，1956年，尚钺同志曾让我帮他整理过一个送交中组部的材料，是谈关于他任满洲省委秘书长后被迫中断组织关系问题的。可惜的是，不久以后，尚钺同志遭到全国性批判，这件事情也就被搁置了下来，而当时所谈的许多细节，也因为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的流逝，渐渐变得模糊起来，只剩下上面这些简单的梗概了。

我是直到1952年才认识尚钺同志的。那时，尚钺同志在我们面前，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和党的工作者的形象，而是地地道道的一位学者、一位老的教育工作者。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位党的教育工作者，我以为，尚钺同志最大的贡献、最重要的成就，集中在两点：一是培养了一批决心献身于历史科学、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很好的史学工作者；二是在史学研究上潜心钻研，大胆创新，取得了许多有价值并在史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

1952年9月，刚刚20岁的我以“调干生”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分到中国历史研究班学习。这是尚钺同志主办的第二个研究班，这样的研究班先后办过四期，培养了80余名学生。尚钺同志为办好这几个班，真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精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这个班一共26人，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各大学选送来的历史教师，他们年龄较大，学历较高，有些人已在大学中执教多年，具有助教或者讲师职称，其中最大的是一位已40多岁的副教授。另一部分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所谓“调干生”，大都20岁左右，高中学历，根本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参加了几年革命，成了国家干部，对历史则完全是门外汉，基本上一窍不通。很显然，要教好这样一个对象极其复杂、水平悬殊的班，是非常困难的。尚钺同志首先为我们制订了一个较切合我们实际的教学计划，不是简单地传授历史知识，而是把重点放在用科学的历史观对社会历史做重新观察、重新认识、重新评价上。同时，他坚持由他本人自始至终讲完全部中国古代史，由戴逸同志讲全部中国近代史。就这样，尚钺同志和戴逸同志就成了引领我进入史学殿堂的最初的启蒙导师。

尚钺同志讲课是十分认真的。那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虽未正式出版，但已分册印出教材。可是，他每讲一堂课，都要重新写出讲稿。即使是基本史实，也决不采用剪贴的办法，而是一丝不苟地写得清清楚楚。为了保证在两天之内写出三个学时的讲稿，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我是学习班长，常常因为课程的问题去找他。有两次，我早晨七点钟左右到他家里去，同他谈上课的事，竟惊奇地发现他趴在桌子上酣睡未醒，后来才知道，因为开夜车开了一个通宵，到黎明时才沉沉睡去。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尚钺同志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看到我们稍不用功，就进行严厉批评，说我们“凳子上有钉子吗？坐不住，怎么做学问？”他特别要求我们学风要严谨，要尊重历史，不要人云亦云。但是，在生活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十分关心，十分爱护。同学们因为他是一位“老革命”，平时又比较严肃，所以多少有点敬畏，但当时似乎并没有什么“代沟”，不论是思想上、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有了什么问题，还是愿意找他谈谈。甚至有的同学擦破点皮，流了血，都会去找他要红药水。尚钺同志没有什么娱乐休闲活动，只是每天晚饭前后，在院子里同大家打打康乐球，每当那个时候，不分老师、学生，不分年长年少，谁都可以参加，气氛十分活跃。有时尚钺同志打出一个好球，竟会手舞足蹈起来，使我们感到这位“老革命”真是童心未泯。在学术上，他对我们十分信任，鼓励我们大胆进行科学研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且要求我们踊跃地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常常给我们讲起鲁迅怎样关心和帮助青年，他认为鲁迅的胸怀宽广，也正是鲁迅伟大之所在。

尚钺同志的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史学领域以巨大的学术勇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见解，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屈服于压力，违心地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对于自己认为确实是真理的东西，他几乎倾注了全部心力加以维护，加以捍卫，这反映了他为真理斗争、宁折不弯的可贵品格。

尚钺同志的主要学术贡献，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他是“魏晋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二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认为中国至迟在明代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本来，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学术问题，同政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在“左”倾的思想指导下，尚钺同志还是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开始是在学校的范围内，后来进而发展为在全国公开点名批判。说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里有这样一句话：“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说封建社会从魏晋才开始，这就违背了“自周秦以来”的论断；封建社会的开始已经晚了几百年，又要说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岂不又违背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的论断？现在看起来，也许会觉得这样讨论问题太可笑，在当时却是十分严重的事情。

后来，有些回忆的文章在谈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作者往往把自己写得十分清醒，似乎一开始就看出了问题的可笑与荒谬，一开始就自觉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对此，我一方面钦羡他们觉悟之高，见事之深；一方面惭愧自己思想的糊涂和愚钝。我扪心自问，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除了吃惊之外，首先想到的还是如何响应号召，投入到批判中去。只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地觉得心里的问题愈来愈多，疑问也愈来愈大，最后才得出批判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样一种认识。这就是我在批判尚钺的问题上真实的思想发展过程。这种觉悟低、见事迟的毛病，似乎很长时间内没有什么改进，以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以“狂热宣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名受到批判时，自己虽对“反革命”的帽子无法接受，但确确实实努力而且认真地去检讨和挖掘自己那么容易接受“修正主义”的原因和思想根源。这自然是很可悲的，但这却是当时真实的我。要说总结经验教训，恐怕先得从这里入手。

对尚钺的全国性批判，是从一位著名学者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尚钺搞“私人科学”开始的。“私人科学”这个词，过去从没有听说过，大家一时弄不清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罪名。后来才知道，这是从恩格斯的一句话引过来的。根据我上面所说的思想状况，我当然也写了批判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是历史，一个认真的史学工作者自然是不应该回避的。

不过我也有一个原则：理论上的批判可以，但在事实方面，决不能随意歪曲，随意捏造。现在想起来，这也有点可笑。所谓“上纲上线”的批判，必然是对事情本来面目的歪曲，哪里还说得上什么不歪曲不捏造之类的问题呢？不过这对于被批判的当事人来说，大概还是能觉察出一点微妙的差别。有一次，尚钺同志病倒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去看他。他找了一个机会，偷偷塞给我一张早就写好的纸条。回家打开一看，有几句话，大意是说：你在支部会上的发言，给我提供了一个说明情况、澄清事实的机会，很谢谢你。但你说我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这是不对的。别人不知道，你难道也不了解？这张字条，我一直夹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抄家之风兴起，我才把它销毁。

为了说明尚钺同志坚持真理的可贵品格，也为了正视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我还想谈这样一件事。在政治批判开始之前，有一个主要在学术范围内批判的准备时期。对于一篇批评文章，尚钺同志很难接受，决定写一篇长文加以反驳。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反驳的文章终于写出来了。其实，即使像我这样没有多少社会经验的人，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根本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争鸣，根本没有平等讨论问题的气氛和条件。所以我两次找到尚钺同志，劝他千万不要把文章寄出去，否则只会变成“反面教材”。但尚钺同志对我的意见却完全不屑一顾，认为既然有批评，就应该容许有反批评。既然自己有不同的看法，怎么能够一声不吭，随便默认呢？他答应尽量把语气改得和缓一些，但观点却决不改动。就这样，他到底还是把文章寄了出去。刘大年同志曾把尚钺同志为这篇稿子写给他的信，收入《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大年同志还专门为对尚钺、荣孟源同志的错误批判做过检讨，这种磊落态度，也是很值得称道的。

写下这些零星的回忆，既是对我的启蒙老师尚钺同志的深切怀念，也是对自己的一点鞭策。

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在“弘扬延安精神，培育四有新人”研讨会上，我最想说的是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真正加以继承和发扬，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图大业，四个现代化的远大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都不能说是有可靠保证的。第二句话是：如果包括延安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没有为青年所接受、所认同，不在青年一代的心里扎下根来，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扬。

我想围绕上面这两句话，根据我同青年朋友的接触，就下面五个问题，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同大家一起来研究、讨论。

延安精神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关系？

大家知道，党的十六大特别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人如果灵魂不健全、不健康、不高尚，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民族精神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的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十分必要。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核心是爱国主义，主要内容是四句话十六个字，那就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民族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内容也会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人民闹革命，搞建设。首先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接着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斗争。在这中间，就产生了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以及抗洪精神、抗“非典”精神等。这些精神，是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体现、新的发展。我们现在特别讨论的延安精神，是指1936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的理想追求、精神风貌、思想品德、行为准则、工作作风的精华与结晶。延安时期，在我们党的历史和革命史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党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思想正式形成，革命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为不久后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延安精神也就有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延安精神的灵魂就是毛泽东思想，而它的核心则可以概括为这样四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把延安精神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升华。

延安精神产生在60多年以前，现在的情况已经同那个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延安精神还有现实意义吗？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会提出的。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简单来说，延安精神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是不能变的，而延安精神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含义，则应该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赋予新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内容。

具体地说，第一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总目标下，各个时期的政治方向有具体的内容。延安时期政治方向的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现在政治方向的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所以，政治方向的具体内容变了。第二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条，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否则，我们在理论上就会犯错误，而如果理论错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一定要出错。今天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以人为本的群众观，广纳群贤的人才观，不断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第三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时期，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勇敢，会打仗，能打胜仗，以保卫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同时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时刻维护群众的利益。现在情况变了，党成为执政党了，战争结束了，主要搞建设了。这个时候要实现党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近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但是，现在确有那么一些人，完全忘记了这个根本宗旨，把人民公仆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作威作福，胡作非为，欺压群众，以权谋私，贪婪地大肆搜刮人民的血汗，置群众的生死于不顾，对这些现象，我们大家都是极为气愤的。这也正好从反面说明，根本宗旨这一条，是万万丢不得的。第四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当然，今天条件好了，物质基础也雄厚多了，我们不需要再像延安时期那样，自己纺线织布，自己开荒种地，也不需要穿打补丁的衣服了。我们更不是提倡大家都要做苦行僧，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但是，我们不应该以奢侈为荣耀，以浪费为时尚，一味耽于逸乐，习于奢靡，穷奢极欲，肆意挥霍，任意糟蹋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我们要时刻记住，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各种挑战，甚至会遭受各种挫折，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别的出路，只有靠自己的艰苦奋斗。现在有一些现象，确实是令人忧虑的。例如，在某些贫困地区，有些干部竟可以置广大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于不顾，花几十万买高级轿车，花几百万请歌星办演唱会，花上千万盖豪华办公楼。这种现象我们能够容忍吗？但是，有些所谓的“理论家”，有些影视作品，却竟然为这些丑恶现象辩护甚至喝彩。有一份很有点影响的报纸，曾经用大字标题公开发表《享乐主义宣言》，从理论上论证享乐主义的合理性。这些东西，是同我们党的方针和群众意愿背道而驰的。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严肃批评说：“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他强调指出：“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说了这些，无非是讲一个意思：时代变了，情况变了，形势变了，但延安精神并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愈来愈有必要进一步提倡弘扬，使之发扬光大，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关心个人的切身利益，跟他们谈理想、谈信念、谈革命精神，他们是不感兴趣的。果真如此吗？

我不赞成这个判断，因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诚然，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由于社会上竞争十分激烈，还由于贫富差别扩大等社会现象的存在，人们会较多地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特别是重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正常的、合理的。但是，决不能说，我们的年青一代，都是一些胸无大志、鼠目寸光的庸人，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最近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充分肯定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在我们学校里，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报告有两类：一类是有关提高文化素养、文化素质的；另外一类，就是一些英模人物的报告。他们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无私奉献、奋力拼搏的事迹，总是强烈地吸引着、深深地感动着我们的青年学子，每场报告几乎都座无虚席，掌声不断，反响极为热烈。这说明什么？难道不正说明青年们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生活的深切关怀吗？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考虑，在大学生中，很少有人不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不希望我们的民族早日振兴腾飞，不希望自己的家乡更加山清水秀，不希望自己的父老乡亲生活得更加幸福安康的。这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如果我们能够引导他们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同这种美好愿望结合起来，使他们决心把实现个人人生价值同这种美好愿望统一起来，那么，这种美好愿望就变成了崇高的理想。

“延安精神进校园”的意义何在？

我觉得，“延安精神进校园”确实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的重要性，是由大学生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所决定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大家可以想一想，10年以后，也许要不了10年，今天在校的大学生，绝大部分就会成为那个时候的社会中坚，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因为在中国，尽管大学生的绝对数量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但按照人口比重来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还只占很小比例。所以，当代大学生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这一方面大大增加了他们发展自己的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也大大加重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因为他们在走向社会之后，不仅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而且还应该是国民的表率，社会的栋梁。可以这样说，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倾向怎样，思想品德怎样，精神风貌怎样，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10年以后的社会面貌。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现实也十分严肃的问题，值得我们大家认真地思考。如果我们的大学生，能够把对社会做出贡献看作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祖国，服务于人民作为快乐和荣耀，自己的个性和个人利益也在这种奉献和服务中得到体现和满足；如果能够正确地对待革命传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我们的事业就能真正地后继有人。相反，假如我们的大学生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一些只知攫取个人私利的唯我主义者，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志向，那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呢？鲁迅曾经说过，我们的历史之所以能绵延不绝，不断前进，是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这样的精神如果泯灭了，社会岂不成了一个没有“脊梁”的社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延安精神恰恰为这四个方面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和具体形象的内容。

“延安精神进校园”，具体来说，应该如何操作？

关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有一段话，对我们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说：“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弘扬延安精神，最重要的是靠持之以恒的提倡和教育。小平同志这里提到“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中肯地概括了如何提倡和教育的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大声疾呼”，就是要造成舆论，广泛宣传，讲清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重要意义，分析延安精神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揭示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表彰在新时期实践延安精神的先进典型，造成浓厚的健康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以身作则”，就是要知行统一，付诸实践，决不能说是一套，做又是一套，表里不一，言不由衷。当然，付诸行动，也不是非要做一些轰轰烈烈、一鸣惊人的大事情不可，而是要实实在在，结合大学生活的实际，在学习中，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判断是非中，在处理人际关系中，真正把延安精神渗透到各个方面去。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我想，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会使大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使学校的小环境和社会的大环境，达到一个新的境地，产生一个新的升华。

文化发展趋向：一体化还是多样化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形势下，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那么，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向究竟如何？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又是怎样？

有的人期望并相信，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文化一体化，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将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也有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文化上就不能与“世界主流文化”亦即资本主义文化格格不入。其实，文化同经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文化并不等同于经济和政治，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本质特性。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国际经济联系和合作。但这绝非必然要削减乃至泯灭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本质特征，实现文化趋同，甚至变成某种文化的一统天下。倒是相反，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要求文化的多样化。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同各民族的精神本性和历史传统紧密相连的，其中包括各民族的思想、文字、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只有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才能使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得到可靠保证。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当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马克思曾生动地论述过精神世界的客观多样性：“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的确，只有各国民族文化以各自特有的色彩争奇斗艳、竞相开放，世界文明的百花园才能呈现出姹紫嫣红、满园春色的繁荣景象。如果文化只剩下一种色彩，那只能意味着世界文明的萧条和衰退。用带有中华民族特性的先进文化去丰富世界文化的宝库，才是我们对于世界应有的贡献。

不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大大加重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责任，而且从国内来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庄严使命的召唤，都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因为，社会文明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文化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又需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着力把握以下几个统一是十分重要的：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在近一个世纪前，关于文化的发展，鲁迅曾说过一句非常简明又深刻的话：“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句话抓住了文化最重要的两个特性，一个是时代性，一个是民族性。所谓时代性，就是说应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所谓民族性，就是应始终保持中国的特色。不能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就会落后；失去了民族的固有血脉，也就没有了根基。所以，文化这两个特性中的任何一个受到损害，都会妨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统一。我们所说的先进文化，就是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同时又应该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我们的文化产品应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要。但是，这绝不是说可以一味媚俗和迎合，相反，对于落后文化必须努力改造，对于腐朽文化必须坚决抵制。

立足当代与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与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是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社会实践，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肥沃土壤；而有着悠久历史、经过千百年创造和积累的传统文化，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成长提供了不竭源泉。同时，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越是大胆地开放、合理地吸取，越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提高。所以，以贯通古今的宽广眼界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积极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康庄大道。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的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上的指导地位如果有所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共同的思想基础，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也就谈不上文化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文化发展自身的规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学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只有社会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派之间能相互切磋、相互讨论，才会实现学术进步和文化繁荣。

对“民族主义”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在这次讨论会上，大家对“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当代命运，认识上并不一致，甚至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有的同志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不存在任何消极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的、完全的肯定。也有同志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的作用是负面的，以一种狭隘的、闭塞的心态，阻碍甚至抗拒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对于学术讨论会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一件大好事，只要大家抱着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共同探求真理的态度，就可以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大大提高会议的质量。这样的会开起来才有味道。

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上面两种意见都不太赞成，觉得都过于绝对，过于简单化。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历史人物及不同政治派别，民族主义的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上面，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往往有双重性，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对民族主义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意见分歧的产生，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对历史状况、历史面貌的了解、掌握及判断的不同，另一方面，恐怕也跟对“民族主义”概念存在不同理解，有很大关系。

什么是“民族主义”？学术界对此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和界定。我们无法全部列举，但可以举一点例子。

被引用最多的是梁启超的定义，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除梁启超的意见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说法。

有的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在的有血缘维系的群体利益的绝对强调”。

有的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实现、维持与延续该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

有的说：“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合法利益的维护。”

有的说：“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

也有的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领土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

大家知道，孙中山在著名的《民族主义》演讲中，很大程度上是把“民族主义”同“民族精神”看作同一个东西的。

在这林林总总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中，我们想特别讨论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民族主义”的条目，这是因为，由于这部书的性质，使得它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并在社会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该书关于“民族主义”是这样表述的：

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

在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般说来产生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已经消失。但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还将长期存在，还会不时地干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损害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不利于执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对外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民族主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谨慎妥善地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

虽然条目也讲到要区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主义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民族主义的不同，以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不同，但可以看出，从总体来说，条目对民族主义是持基本否定的态度的。我以为，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表述，颇有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

首先是同我国的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在资产阶级尚未产生以前，民族主义不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一种社会心理，就已经存在，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而综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一个对历史做出积极贡献的历史人物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不与民族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主要方面来说，是积极的，应予肯定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

其次，从道理上说，也有不少难以说通的地方。民族主义同爱国主义以及民族精神，当然不是一个东西，有着相当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对历史上和现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一直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的。我们始终认为：“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党的十六大则更明确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除非把民族主义看作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根本对立的，否则就很难对民族主义做完全否定的评价。

我们可不可以考虑这样来对民族主义进行表述：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这样一种表述的好处是，不事先对民族主义做价值判断，而只是对民族主义的具体范围和内容做客观的叙述，留下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不同评价的宽广余地。我提出这个建议，只是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提供一点素材。这样的表述也许是不完善的，或者不准确的，但通过大家的讨论，逐步能够完善起来，以至形成一个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提法。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常常以民族主义作为侵略扩张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明显的例证。而对于被侵略被奴役的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往往能激发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鼓舞人们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实现民族振兴而团结奋斗。

我们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主要起着积极作用，首先就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掠夺、凌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统治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没有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那中国就只能“束手以待列强之烹割”，中华民族也永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一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就成为一种动员、鼓舞和激励全民族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物以不同方式献身“振兴中华”宏伟大业的巨大精神力量。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以深刻地影响和推动着历史，还因为中国是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曾经处于世界先进的地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之后，巨大的反差强烈刺激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这正是民族主义空前活跃的土壤。

也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并非没有产生过消极的作用和影响。不待说农民及下层群众（如义和团）或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政治派别（如封建顽固派），就是思想观念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维新派或革命派，他们在处理对内、对外的民族关系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并非尽善尽美。

有人认为，既然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那么，在当代，民族主义就不再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强调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通过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努力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毕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发展中国家很难从经济全球化中平等受益。相反，发达国家凭借它们的各种优势，很可能把经济全球化变成一个由经济和军事强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控制弱国的进程。所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决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已经到来或者即将到来。事实上，当今世界，与经济全球化同时，还存在着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样化的客观现实，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也依然到处兴风作浪。随着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发展，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各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这种综合国力的竞争，也包括民族意识在内。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深化区域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已经完成了各项议程，马上就要闭幕了。吴春梅同志多次要我在闭幕式上讲几句，而且事先作为议程写进了会议手册，虽然我对区域史确实没有研究（这是一句貌似“套话”的真话），也只好勉为其难，谈一点参加会议得到的收获和体会。

我讲三点。

这次会议的特点和收获

这次会议，时间不长，一天半；人也不算多，只40多人：但我以为会开得是很成功的。与会的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围绕会议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交流。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学术会议，是一次具有丰富学术含量、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会议。不管怎样，对我来说，这次会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增长了很多知识，实在是受益匪浅。

做这样的判断的根据何在呢？这次会议有哪些值得称道之处呢？我以为至少可以提出这样四点：

第一，会议的主题抓得很好。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近20年来，区域史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吸引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兴趣，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不说区域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单就区域文化史来说，京派文化、海派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河洛文化等，都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同时，区域史研究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广阔的拓展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既可以认真总结前一段区域史研究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又可以讨论和展望这一学科的发展前景。所以，这个会开得好，就可以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起承前启后的作用，起积极推动的作用。扩大一点说，也就会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大都是活跃在这个学术领域的实力派学者，他们的踊跃与会，我想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这个很好的题目所吸引。

第二，这次会议，理论思考、理论探讨的气氛很浓，这也应该说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优点和特点。由于在20世纪50、60年代，我们的史学研究，曾经有过如侯建新同志在昨天所说的“以论代史”的弊病，常常把过多的注意力纠缠于概念、定义、某种提法等的争论，相对忽视了对历史实际本身的深入了解和具体分析，影响了历史研究的深入。在克服这个弊病的时候，一些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概认为理论的思考、讨论都是说空话，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学问，以致在很大程度上缺失了浓厚的理论兴趣。这当然也是片面的。这次研讨会，题目就是“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直接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数量虽然并不多，但像徐国利教授、方铁教授的文章，都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的思考，对不同意见做了评析，而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更多的同志则是通过对具体的历史进行研究再上升到理论的概括，结合历史实际来谈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办法，既增加了史学研究的思想性和条理性，又增加了史学理论的生动性和厚重感，正是史学理论发展的正确道路。夏明方同志的文章，不仅谈到了后现代史学同区域史研究的关系，更跳出这个范围，对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夏明方同志的看法当然不一定得到大家的完全认同，但无论如何，这种分析的态度，较之把“后现代”简单地看作一派胡言，不屑一顾，或者看作一种时尚，趋之若鹜，都是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

第三，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按照区域史研究的要求，提供了不少实证性研究的学术论文。有些论文，如区域考古方面，自己完全不懂，没有发言权；有些文章拜读了，我感到有一个优点，就是并不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具体描述，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像昨天唐力行同志所说，陷入“琐碎化”，或者如池子华同志所说的“碎片化”，只是捡拾某些历史的碎片，而是从具体上升到一般，力图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通过历史情景的具体观察和描述做出必要的历史判断，提出启迪心智的历史思考。历史研究的“琐碎化”，正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也是“后现代”史学影响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前几天刚刚结束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山大学的桑兵教授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历史研究的琐碎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大事、要人，越来越脱离人们研究的视线。如果那些具体的、微观的研究不加提炼、不加提升，这种历史研究究竟有多大意义，就很难说。”防止历史研究中的琐碎化倾向，是充分发挥史学社会功能的重要环节。

第四，这次会议开得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既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对不同意见进行讨论、争辩甚至批评，又实事求是、心平气和、尊重别人、充分说理。这是一个很好的会风，十分值得提倡。譬如，在关于区域史的定义上，徐国利同志的文章分析了对区域史的三种定义，但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别人，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不是认为“唯我正确”。一个学术讨论会，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争论，大家各说各的；或者一有不同意见就气氛紧张，甚至意气用事，这就失去了“学术讨论会”的本意。大家常常谈“双百”方针，我是坚决相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的。可惜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很大的距离，还要做很大的努力。梁启超说：“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 ‘表彰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辩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梁启超强调，学问要“不厌辩难”，但在“辩难”的时候，一方面要“申自己所学”，另一方面则要“尊人所学”，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现在的状况是，在很多情况下，要么各说各的，互不交锋；要么一有不同意见，就势不两立，形同水火，尖酸刻薄，一触即跳。这实在是很缺乏学者风度。学者风度应该既要有追求真理的执着性，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又要有广泛吸取不同学术意见的包容性。我们提倡学术和谐，学术和谐绝不是不容许学术讨论，而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要真正而不是口头上贯彻“双百”方针。

加强区域史研究要着重树立几个观念

对于区域史的定义、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虽然这次会议做了很好的讨论，取得了不少的共识，但这些问题，绝不是通过一两次会议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不必要也不应该匆匆忙忙地做出大家必须遵守的结论。那么，连统一的定义都没有，是不是就没法进行研究了呢？是不是会妨碍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呢？我以为不会。所有的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是对丰富的实践活动的总结、概括和升华。只有先开展广泛的、深入的区域史研究，才能够从中摸索、总结出区域史研究的客观规律，才能形成有价值、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也就是说，不是要等理论成熟了才去开展研究，而是相反，要在研究工作的开展中去创造理论、确立理论、丰富理论；不是等思想完全统一之后再去开展研究，而是在研究中逐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现在有些人对某个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就急急忙忙地要“构建”一个“理论框架”，然后把历史事实填充到他的“框架”里面去，其实这恰恰是违反学术规律的，所以往往同历史的真相大相径庭。

在这次会议上，很多同志谈了自己研究区域史的各种体会，其中有许多是共同的体会。把这些共同的东西梳理一下，归纳一下，我觉得不失为是这次会议的思想成果、学术成果。我不自量力，想在这方面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归纳出几条来。给我印象较深的，似乎有这么几点：

第一，研究区域史，首先要强调树立特色观念。要着重发现和揭示这个区域同其他区域不同的特色、特殊的个性、特殊的规律性。徐国利同志的文章强调“区域的独特性”，唐力行同志在发言中强调要在比较中探求和揭示“区域的整体特征”，就都是这个意思。例如，安徽这个地方，生态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于别的地区的鲜明的特点，这就使得我们的区域史研究大有用武之地。特别是文化方面，我们这里保存着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出过许多有重大历史贡献的文化名人，产生过一些著名的学术团体，出现过一些影响全国的文学派别。这些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学术财富。

第二，要树立全局观念。不能就区域谈区域，把区域史的研究搞成封闭的、与世隔绝的、孤立自在的东西。我很赞成王巍教授“区域史研究必须跳出这一区域”的说法。事实上，区域的活动和发展，决离不开全国的大环境。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地区政权之上，都有一个中央政权。中央政权的统治，它所实施的政策，不能不对地区政权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的变动，文化的发展，自然不可能脱离与全国特别是与周围地区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可以这样说，自区域文化形成之时起，各个区域文化之间就存在着互动的现象。所以，2007年社科基金中国史的课题指南中，就准备列入这样一个题目：《古代中国区域文化的互动研究》。如果研究区域史，眼光不离本区域一步，那样思路就不能开阔，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唐力行教授也提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甚至影响到徽州的偏僻农村和普通农民的生活，所以他强调“区域史研究还是要注意整体性研究”。这个事实，也证明了陈谦平教授提出的“区域史研究要有国际化视角”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是在国家政权整体运作和制约下发展的，所以，缺乏整体观念，没有全局意识，常常会以偏概全，顾此失彼，是很难真正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史学前辈白寿彝先生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发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从整个看问题，那才看得清楚，从局部看局部，怎么能看得清楚呢？”

第三，要有综合观念。区域史是研究区域社会的历史，而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组合而成的。恩格斯说过：“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还说：“下面这个原理，不只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的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性的）都是一个起革命作用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中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了解了与它们相对应的每个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把它们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了解。”在一封信里，他又强调，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原因，其实，政治、法权、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虽然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他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同样为社会的发展开辟着道路。对于社会历史的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看法，都要求我们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历史的观察。池子华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整体史是区域史研究的终极目标，要避免把历史现象和历史要素“碎片化”。所谓整体史，当然并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简单相加。我们的史学前辈周一良先生说过：“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即能由此而及彼，因小而及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繁错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的。”这里说的是整个观察、认识、研究历史的方法，对于区域史来讲当然同样适用。

第四，要特别强调学科的交叉、渗透和融合。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是不同学科之间的渗透和联合，很多学术的创新正是通过这个途径实现的。但就历史学来讲，学科的分割正是一个大毛病，而且由来已久，痼疾难改。这种学科的分割，既表现在历史学这一学科的内部，又表现在历史学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即使是历史学内部各二级学科之间，也往往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不用说历史学同别的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了。昨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朱泓教授讲到区域考古要和历史学之外的其他相关学科联合攻关，如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动植物学、环境学等。不仅区域考古是如此，区域史的其他方面同样要这样做，才能够开阔视野，拓宽领域，相互借鉴，相互促进。

以上几点，是会上谈得较多的，我把这些综合起来，希望不至于歪曲了大家的原意。

重视文明多样化是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前提

区域史研究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对文明多样化的深刻认识。从广义来说，不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要承认它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具有重大的原则性意义。

在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中，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人们议论最多、也是认识最为分歧的一个问题。政治家、学者以及各方人士，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内容和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在认识上存在许多的歧异甚至尖锐的对立。因此，经济全球化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前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又是如何，需要我们加以特别的关注和专门的讨论。

有的人期望并且相信，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文化的一体化，也就是说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也有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文化上就不能与“世界主流文化”亦即资本主义文化“格格不入”。毫无疑问，文化同经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为各种异质文化间的接触、联系和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同世界完全隔绝而孤立自在地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文化并不等同于经济和政治，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本质特征。经济全球化虽然大大加强了国际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合作，但这绝不是说，经济全球化必然要削弱乃至泯灭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色和本质特征，实现文化的趋同，甚至世界文化变成某种文化的一统天下。倒是相反，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恰恰以各个国家和民族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传统为前提，也就是说，客观上要求文明的多样化。这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就更是如此。马克思曾经生动地论述过精神世界的客观多样性：“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同各民族的精神本性和历史传统紧密相连的，其中包括各民族的思想、文字、思维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只有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才能使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得到可靠的保证。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当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只有各国民族文化以各自特有的色彩争奇斗艳、竞相开放时，世界文明的百花园才能呈现出姹紫嫣红、满园春色的繁荣景象；如果文化只剩下了一种色彩，那只能意味着世界文明的萧条和衰退。那种认为国际发生“最持久、最暴虐”的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世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尤其是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的所谓“世界文明冲突论”，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曲解，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际上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强烈批评。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148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文明多样化公约》，这件事极具象征意义地反映了世界舆论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单边主义的否定与对抗，以及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同。

上面讲的是世界文明同各国国家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说，情况当然有许多不同。但中华文明同各个地域文明之间，在不少地方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我们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明的多元化特征，正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人民努力奋斗、共同创造而逐步形成的。中华文明是各个地区文明的综合和融会贯通，离开了各个地域文明，中华文明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中华文明的发展，不是要抹杀甚至取消区域文明的特点，而是要在发展区域文明的基础上，使之得到进一步的繁荣昌盛。

最后，我还想跳出这次会议讲几句话。我这是10年中第三次来到安徽大学。1996年我第一次来安徽大学时，我曾深深地为安徽大学的党政领导及广大师生员工的奋发向上、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所感动；10年后的今天，我又为由这种精神力量转化而成的、包括硬件和软件在内的学校面貌的深刻变化和巨大发展而深深地感动。我衷心地祝愿，安徽大学，当然更包括安大的历史学科，能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高，创造新的辉煌！

戊戌维新史研究的新突破

在戊戌变法110周年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举办“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我谨代表中国史学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利用重大历史事件的周年纪念，举行学术活动，来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很好的形式。回顾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发展史，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有关近代史的学术会议，是1961年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可以说全国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许多同志都参加了，特别是史学界的老前辈，几乎都出席了。在此以前，史学界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议。那次会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提得高一点，是对于近代史学科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其实，比这早一点，也就是在1958年，还开过一次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的讨论会，不过这是一次小型的会议，参加的人很少，但规格很高，一些史学界的老前辈，如吴老即吴玉章同志、范文澜同志、侯外庐同志，还有刘大年同志、邵循正同志等都参加了。会后，汇集了会议的发言，出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只要读一读这本书，就可以看出，那次会对戊戌维新运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至少可以说，是运动发生以来，到那个时候为止，60年间，对戊戌变法所给予的最高的评价和最深刻的分析。吴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他年轻时怎样受维新运动的影响，被梁启超那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所吸引，所感动，爱国情怀和改革社会的思想，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油然而生，等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起来，他就确立了革命的信念，成为同盟会的中坚人物；后来又与时俱进，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现在有的同志，从简单推理和想当然出发，认为当时既然受“左”的思想的干扰，就一定是推崇革命，贬斥改良，对戊戌变法取批判和否定态度的。我觉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至于说对戊戌维新运动认识得充分不充分，那是另一个问题，人们总是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历史做出新的判断和认识。但那个时候，对戊戌维新运动，总的来说是充分肯定的，是给予积极评价的。这一点，只要读一读前面提到的那本论文集，就十分清楚。所以，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是很难的。有人批评那时贬低了戊戌变法，主要表现在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其实，这句话并没有错。不但康梁的道路走不通，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也没有能走通，就是说，没有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悲惨境地，也没有能够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所以后来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使这样，也并不是就此万事大吉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然在艰苦地进行着探索。探索过程中，有成绩，有失误，甚至犯过大的错误，最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终于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0年的伟大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的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说过去的道路没有走通，绝不是说这些历史事件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没有做出自己的历史贡献，或者说没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没有戊戌维新的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也就不可能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走向了共和，打通了历史进步的闸门，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党所领导的革命，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时，特别强调：“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所以，各个推动了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就像一根链条的一个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了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就散了。前面的斗争又像是一块块奠基石，没有这些奠基石，胜利的大厦也盖不起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主义的态度。哲学家常常喜欢讲一个吃烧饼的故事：一个人，肚子饿了，买烧饼来吃。一个，两个，一直吃到第五个，饱了。这个人很后悔，说：“早知道这样，我一上来就吃第五个烧饼就好了，那可以省多少钱！”因为最后的成功就否定过去斗争的积累，否定过去的历史功绩，就像这位只要吃最后一个烧饼的朋友一样。所以，我觉得历史学家应该要比哲学家更多地讲这个吃烧饼的故事。

我觉得这次会议的主题——“戊戌维新与晚清社会变革”，出得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好在一下子把研究的视野拓展了，把研究的内容丰富了。从会议提供的论文看，的确对戊戌新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社会变革”，包含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至少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几个方面。因为戊戌维新是个政治改革运动，所以以往在政治方面研究得多些；戊戌维新又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所以以往在思想史方面涉及的也不少。但是在其他领域的变革，谈得就比较少，应该说，还有很大的扩展余地。例如经济方面，大家知道，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关系则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研究一个社会的发展变革，不从经济方面入手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拿戊戌维新来说，如果没有前半个世纪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动，没有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和积累，戊戌维新运动的发生是不可能的。在戊戌变法中，虽然政治问题被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但经济问题也是人们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于经济特别是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在这个时候让人们达到了新的认识。“商战”的口号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最响亮地提了出来。尽管在实际经济政策上没有很多的举措，但确实为后来的经济变革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再说社会生活，这是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精神风貌的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内容；社会生活的变革，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变革的温度计和晴雨表，最精确又最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把包括风俗在内的社会生活看作关乎国家治乱的大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在一封信中又说：“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事实上，戊戌维新时期，一些人、一些组织，如谭嗣同等组织的延年会，就专门致力于社会生活的改革。戊戌维新运动怎样和在多大程度上使普通老百姓在社会生活乃至思想观念上发生了变革，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个研究很久、为大家广泛关注、已经有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老课题。这种情况带给我们的影响其实是两方面的。一是有利的方面，研究成果多了，研究基础好了，研究起点高了，就更便于我们在一个很好的起点上做出新的前进。人们常说，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摘取更加辉煌的学术成果。我体会，这里所说的“巨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前人，我们的学术前辈。正确地吸取他们的学术成果，然后拿过接力棒，继续前进，就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学术成就。另外也有带来困难的一面，很多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很多问题也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要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真能够说一点“新话”，就很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要强调学术的创新。如果没有像中央提出的“学术观点的创新、学科体系的创新和科研方法的创新”，只是一味墨守成规，陈陈相因，对前人亦步亦趋，人云亦云，那就很难在学术上做出具有原创性的成果。

我曾经发表过一个看法，认为“创新就是对传统的超越”，只有在认真研究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才能超越传统，在学术上做出新的突破、新的创造。但超越传统，绝不是对传统做简单的颠覆和彻底的否定，而是对传统做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想，这应该是学术发展的正确途径。

谢谢会议组织者给我这样的发言机会。再一次预祝会议取得圆满的成功！

推进灾害史研究的紧迫性

今天，我们相聚在美丽的春城昆明，相聚在具有悠久历史和学科特色的著名学府云南大学，共同来研讨“西南灾荒与社会变迁”这样一个主题，对于灾害史这个学科领域来说，称得上是一次学术盛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随着政治大环境和学术大环境的不断优化，人文社会科学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回顾3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灾荒史研究，同其他学科相比，是在一个起点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取得了同样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迅速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值得自豪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和学术界对灾荒史学科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越来越高，关注和支持的程度越来越大。发掘、整理了一大批内容丰富的珍贵历史资料，完成并出版了相当数量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使灾荒史学科的理论框架逐步清晰，学术内容日益充实，资料依据更加充分，在学科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学风严谨的专业队伍。同国外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正因为这些，中国灾荒史研究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使他们对这一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学术兴趣。

这些成就的取得，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种种主客观原因的。如果简单地说，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一是强烈的社会需求，二是观念的深刻转变，三是学科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人们谁也不会忘记，近年来发生的那些突发性灾害：国内从1998年夏天的全国性洪涝巨灾，到2003年春夏的“非典”流行，再到2008年5月引起全民族巨大悲痛的汶川大地震，再到今年春的玉树地震，一直到现在正在经历着的由于极端天气条件造成的多发性洪涝灾害（按照回良玉同志的说法，这次灾害“受灾范围之广、洪水量级之大、出现险情之多、灾害损失之重，均为历史罕见”），特别是刚刚发生的甘肃舟曲县突发性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国外从2004年岁末印度洋地震引发的大海啸，到前些年发生的导致21万余人罹难的海地大地震，到前两年全球范围的甲型流感大流行，一直到现在仍在肆虐的葡萄牙、俄罗斯的森林大火及大面积旱灾，巴基斯坦的严重洪灾。所有这些，是如此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它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自然灾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威胁和障碍。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社会面貌瞬息万变。这种情况，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说，对于社会和自然灾害的关系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人类“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能力，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有效地防灾、抗灾、救灾的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界，迅速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反而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日益增高，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社会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正因为这样，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加强防灾减灾，就成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灾害史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凸显出其紧迫性和重要性。

从我国的国内情况来说，进入21世纪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问题，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中，“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正是灾害史应该着重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当然，灾害史学科能够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人们的重视，同我们广大灾害史的研究工作者的潜心钻研、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大家的辛勤劳动，使得社会真正感到这门学问能够为现实生活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这才使灾害史学科得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俗话说：“有为才能有位”，某个学科的学术价值，只有靠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贡献来证明，来取得。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正因为大家做出了成绩，最近几年，国家社科基金每年中国历史学的课题指南，几乎都有关于灾害史的项目。这当然一方面表明国家和社会对灾害史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对灾害史研究者工作的肯定。

同志们：我们都是灾荒史研究的同行。过去有句老话，叫作“同行是冤家”，还有一句话叫作“文人相轻”。这两句话当然并不是普遍规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反映社会生活的实际。但是，只要我们大家都有着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只要我们大家都努力弘扬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历史真实的优良学风，只要我们大家都有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又善于尊重和容纳学术多样性的学者风度，只要我们能够多搭建一些像这次会议一样进行学术交流、信息互通、成果共享的学术平台，上面那两句话就可以各改一个字，“同行是冤家”变成“同行是一家”,“文人相轻”变成“文人相亲”。只要我们的队伍是团结的，同心同德的，朝气蓬勃的，我们就一定会在新的世纪里为灾害史的研究做出新的历史性贡献！

拓展与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的迅速兴起和巨大进步，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社会史研究的活跃和深化，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历史现象和历史场景的再现，加深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曾经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的这句话，非常深刻地讲清了社会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加强和发展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飞速进步，成绩斐然，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同历史学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似乎相对薄弱，人们关注的程度还稍嫌不足。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奇怪。新中国60余年的历史，有那么多重大政治事件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学者当然会首先把研究精力集中到政治史、经济史方面去，因为毕竟经济发展程度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尺度，而政治制度和政治举措则是社会状况的集中体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也是在长期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作为研究主体之后，才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史热和文化史热。正如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相对薄弱，这当然是一个不足；但如果我们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这一现象，就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一个具有巨大发展前景和宽广发展余地的领域，是一片学者可以纵横驰骋、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拓展与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该特别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谈一点想法，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说起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种现象很不正常。本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正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首要的一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刘云山最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壮大主流舆论”。那么，什么是“主流舆论”呢？在社会主义国家，“主流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现在却造成这样一种氛围，谁提倡或者宣传一下唯物史观，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就要承受巨大压力，甚至需要相当的勇气。在有些人的眼里和嘴里，唯物史观几乎是“僵化”和“左”的同义语。其实，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客观存在，但任何人对历史的观察、认识和诠释必定由某种历史观所支配，不是这一种历史观，就是另外的某种历史观。

实践证明，唯物史观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也没有穷尽真理，但确实为探究历史真相、发现历史规律提供了最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关于这个问题，钱学森曾做过重要论述。他说：“人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会是愚蠢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法宝，是尚方宝剑，你不要这个东西是要吃亏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由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钱学森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不是一般地讲这个理论如何重要，如何正确，而是强调“不懂”“不要”“不用”这个理论，实在太傻了，太愚蠢了，是要吃亏的。这么好的“法宝”、“宝贝”和“锐利武器”，为什么丢弃不用呢？这多么可惜呀！完全是一种惋惜的口吻，并且说明这是他自己切身经历的深刻体会。由此亦可探知，他讲这个话，完全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而是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

对于唯物史观，国外亦有学者做了较为客观的中肯评述。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要编一套“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系列丛书，其中的历史学卷委托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负责。他执笔起草后，经过集体讨论，写出了《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这部书在谈及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作用与影响时说：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

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

一个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对唯物史观是这样的看法，我们大概不能说他是“左”或者“僵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一定要着眼全局，抓住要领，紧紧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中展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深入发掘与分析。在一定历史时期，大至社会变迁、社会管理，中至社会风习、社会心理，小至人们的饮食起居、衣着打扮、家庭婚姻、人际交往，以及文化生活、宗教活动等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历史本质的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也都离不开那个时代社会制度和政权性质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产生巨大作用。因此，社会史研究决不能就事论事，支离琐碎，把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看作一个个孤立事件的堆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事实上，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离开了历史大环境，不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观察，常常会变得无法理解，或做出错误判断。现在有一种时尚，即有些人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下，流行把历史所谓“碎化”或“碎片化”，大家热衷于去具体研究、描述一个个很细小、零碎的历史现象，认为这样才是对历史真面目的挖掘。这种现象在社会史研究中尤为突出。亦有学者把社会史仅仅理解为社会生活史，以为社会史只应该研究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表象，把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同宏大历史环境和事件隔绝开来。我以为，以上种种均是对社会史的误解。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一定要努力避免这种倾向。毫无疑问，理论思维不能建筑在空想的基础上，必须以丰富的、真实的历史现象为前提，为对象，否则就是胡思乱想，就是唯心主义。但如果只满足于罗列或者捡拾一些历史碎片，也绝不可能触摸到历史的本质。

第三，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众所周知，学风浮躁已经成为学术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当然，造成学风浮躁的原因很多，有很复杂的社会根源，但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对于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说，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把历史真实作为治史的最高准则，都是史德的一个最起码又是很难做到的标准。任何人只要不是在详细占有材料、把握事实总和的基础上去叙述和分析历史，而是像列宁所说的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比如，有一本畅销书在讲到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背景时说，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是很稳定的，“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工商业呈现兴旺景象”，社会治安良好，所以，“革命形势一直都不够成熟”“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这个说法，完全不顾革命派连篇累牍对当时亡国灭种民族危机的强烈呼喊，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深刻揭露；不顾立宪派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忧虑和对政治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无视外国人士对这场革命无法避免的种种预言和警告；甚至不顾清王朝当权者关于当时局势已经“人心土崩，国事瓦解”“气数已尽”的哀叹，只是靠自己的主观臆想编造出来的，离历史的真实实在是十万八千里。我想，任何一位严肃的、有学术良知的史学工作者，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摒弃这种不良学风。

第四，要旗帜鲜明地同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十分泛滥，搞乱了许多历史问题。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鼓吹“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二是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视为脱离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途；三是肆意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堆积，描写成一团漆黑，并极力丑化甚至妖魔化革命领袖和为革命献身的志士仁人。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曾于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这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

历史虚无主义影响的重灾区，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对于这个错误思潮，金冲及曾不无担忧地指出：“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引者注）中的消极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以为那都是 ‘老一套’，不值得再多说。有的人还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至任意编造的 ‘故事’当作信史，加以渲染。他们企图留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所作的，无非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了一批人，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值得深思。”

特别是在社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歪曲或捏造事实，做出某些错误结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在这里，可以《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为例略加说明。在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数，共计7600万人。”“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对于这样的说法，台湾的李敖先生给予了批驳。他说：“有些人攻击毛泽东的 ‘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其实这种谣言任何人只要用脑袋想一想就会不攻自破。比如，海外说 ‘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要知道，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果饿死3000万人，就等于20人中饿死一个。换句话说，几乎家家都有亲戚在 ‘大跃进’中饿死。如此大量的死亡数字必定会引起全国震动。人们不妨看看周围，每百家有几家在 ‘大跃进’中死过人？这样就很容易知道此种说法是何等荒谬！而在旧中国，饿死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仅1945年湖南就有500万人饿死。”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任何人只要不抱偏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就能够接近或把握历史的真实，而一旦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以历史虚无主义为手段，就不能不曲解、涂改甚至伪造历史。

第五，发展当代社会史，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学术队伍建设。说实话，如果没有人，没有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学科的发展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说的队伍，实际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广大的国史研究工作者，他们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时候，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社会史这个领域，要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参与和加入社会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培养、团结和凝聚一批专门从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专业队伍。这两部分人，前者要求其广，后者要求其精。要建设和壮大一支专业队伍，需要热心人，或者有志于此的专业单位，在自己做出学术成绩的同时，做许多工作，创造各种机会，提供各种平台，也就是说要有人起来挑头做深入细致和艰苦烦琐的组织工作。同时，还应逐步形成几个以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为特色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基地。在这方面，已有高校和科研机构做了探索，值得提倡。

以上对于如何发展和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我讲了五点个人意见。应该说明，我的专业主要是晚清史，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没有研究，难免有一些外行话，讲错了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换个角度思考

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范围内，是最受人们关注、研究得最充分、学术成果也最丰硕的一个领域。有的著作把孙中山研究称作“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2001年出版的《孙中山评传》，引用一位学者对我国大陆地区孙中山研究状况的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研究孙中山的论文600篇左右。“新时期以来，论文总数已逾两千，研究专著也已由前十七年的不足几十部，增至百部左右；学术会议包括国际会议不断；专门学术研究机构频频出现。”（2页）这里的一些数字，还不包括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内。这种状况，对这个领域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基础扎实，积淀丰厚，学术起点高。这就为学术的继续前进提供了一个肥沃的土壤。但同时，正因为学术起点高，许多问题都已有人研究过了，很多话也已有人说过了，要想说点新话，提出一种新的观点，找出一个新的视角，发掘一些新的史料，就比较困难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要取得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的收获，对历史做出一点新的分析、新的判断、新的认识，不经过艰苦的努力是难以做到的。

但这种情况，绝不是说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已经快要“功德圆满”了。历史是个客观存在，它的本来面目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能随便改变的。但对于历史的认识、领悟、解读，则总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新的时代高度做出新的判断。人们既不可能网罗所有历史资料，也不可能穷尽一切历史真理，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包括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在内的任何历史问题达到终极的把握。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要强调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成的”缘故。昨天（2010年8月1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恰好发表了彭剑先生的《辛亥革命研究之当为与可为》，文章强调尽管辛亥革命的研究成绩斐然，但“迄今为止远未达到透彻的程度”,“辛亥革命这门学问尚在年轻阶段”,“前辈学人对这场革命的研究尚远未达到透彻的地步”。因此，“对于辛亥革命之研究，不但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可以有所作为”。我以为这个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我们也许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谈一点想法。

有关孙中山的著作，说多也算多，说少其实也很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据记载，世界各国出版的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有数千种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拿破仑的历史传记。而孙中山的传记，据《孙中山评传》所列，连同年谱在内，共计只有10种。鲁迅曾经用“简直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形容一个人最起码常识之缺乏，但中国人不知道孙中山的恐怕还是大有人在。拿破仑是法国的杰出人物，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民族英雄，他们的历史作用尽管不同，但在各自国家乃至世界上的历史地位，应该是不相上下的。而对于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宣传，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别，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20世纪，中国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这三个伟大人物和三次历史巨变之间，存在着既继承又发展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这两段话，深刻揭示了三位历史伟人和三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内在的、有机的联系。中国怎样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是怎样挣脱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而走向共和的？之后又怎样从资产阶级共和国改弦更张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艰苦探索和顽强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形成过程中吸取、扬弃、改造了哪些思想资料？要从源头上弄清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前年，我们满怀豪情地纪念了改革开放30周年。去年，我们欢欣鼓舞地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明年，我们将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回顾历史，牢记历史，为的就是更加深刻地了解百余年来中国人民走过的这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更好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研究，显然有着现实需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茅家琦教授在论述孙中山的研究状况时，用了“繁荣有余，争鸣不足”八个字加以概括，我以为是基本准确的。不过，“争鸣不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繁荣”，使“繁荣”打上某种折扣。这是因为，学术的繁荣，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之多少，还表现在思想活跃的程度、相互讨论甚至争辩的风气是否浓厚、学术环境是否健康等，这些就是属于“争鸣”的范围。毛泽东同志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会越来越多。”真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20世纪50年代，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认为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本来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可贵的认识上的飞跃。实行了一段，一时间学术上果然出现了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可惜由于政治上“左”的干扰，这个方针没有能很好地继续贯彻下去。

本来，拨乱反正，清除了“左”的思想后，应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重新用大力气贯彻“双百”方针。但现实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一、“百家争鸣”这个口号虽然还在提，但力度不够，更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贯彻实行。二、学术研究大都是各说各的，很少有认真的讨论和争辩。三、偶有辩论，则争论双方火气很大，甚至实行人身攻击（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有意的炒作），却淡化了学术内容。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论，实在是凤毛麟角，离形成风气还有很大距离。

“百家争鸣”为什么开展得不理想？我觉得原因有三：一是怕重犯“左”的错误；二是对小平同志“不争论”的“发明”存在误解；三是浮躁学风，妨碍着认真的、严肃的、深入的学术争论的开展。

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过去在处理学术问题上的“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是非标准的颠倒；二是无限上纲，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三是言者有罪，一旦被认为有问题，跟着一系列行政处罚。我们只要坚决防止这几点，是完全可以同“左”的一套划清界限的。至于小平同志讲的“不争论”，是有特定的指向的，他不仅从来没有说学术问题不应该争论，相反曾多次讲过要提倡学术问题上的自由讨论，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至于优良学风的提倡，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当然是要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见到成效的事，绝不是一蹴而就即可见效。

坚持“双百”方针，既包括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尊重、共同切磋、平等讨论，也包括对一些事关原则的问题分清理论是非，通过分析的、说理的方法对错误观点进行有根有据、实事求是的批评。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流的时代。这样一个大环境，不是减轻而是大大增加了我们正确分辨、积极引导社会思潮的历史责任。就像十七大报告要求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努力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种种反映和表现（如指责辛亥革命“革糟了”“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给社会带来各种破坏”；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应该对民初的“社会动乱”负责；给袁世凯带上“共和元勋”的桂冠，认为中华民国的诞生不是孙中山而是袁世凯的功绩，袁世凯是“坚决抵制和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者；宣称今天的任务仍是继承慈禧太后的“宪政遗志”；等等），虽然在专业史学工作者中间没有多大的市场，但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却有不小的影响，造成了历史的是非颠倒，形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严肃的学术工作者理应做出有说服力的正面回应。

从上面这些情况看，说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研究不仅大有可为，而且任重道远，大概不算过分。

学术创新的艰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学术而言，创新也是学术发展的本质要求。学术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无非是对未知的探求。如果一味因袭前人、墨守成规，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步自封，那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活力。鲁迅曾经把文化的发展比作“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学术同样不能永远“维持现状”，而必须不断创新，这样才能始终奔腾向前。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也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也就没有止境。

拿历史学专业来说，这本来是一门研究既往岁月的学科，它的考察对象是过去的人和事，一切似乎早已尘埃落定。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率循成说，不需要进行新的探索、新的研究了呢？当然不是。事实上，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认识，由于历史的、社会的种种局限，也由于历史资料的无法穷尽，所以永远总是不完整的，不可能最终完成的。胡锦涛同志说：“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在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掌握、历史现象的判断和分析、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等方面，不断扩展新的视野，取得新的进展，做出新的概括，达到新的境界。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学术研究工作。

学术创新是艰辛的，任何一位严谨的、具有科学责任心的学者，都会对学术创新的甘苦有深切体会。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绝不是天马行空、随意臆测，绝不是无根据的空想瞎说。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同时，学术创新的健康发展，还需要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学术成果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对于历史学来说，则是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接受客观历史实际的检验。二是应该正确地对待传统。对传统必须做辩证的、科学的分析，好的就坚持、就继承；坏的或者错的就否定、就摒弃，并用新的观点、新的结论取而代之。学术就在这种辩证对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不断前进。

当前，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大大加强，学术空气空前活跃，令人欣喜。但也要看到，确有一些人用肤浅的、浮躁的目光和态度去对待学术创新，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轻易“建构体系”，任意“创立新说”，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勇气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观点。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虽然打着“创新”的旗号，其实是对创新的亵渎，于学术的发展有害无益。对于这样一种现象，实在值得我们重温一下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话：“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文贵通达

最近举办的“启功联语墨迹展”上，有一幅联语，文曰：“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启功先生用朴素的语言，深刻揭示了作文、做事的要义，看似平常，其实却是对为人、治学提出的很高要求。

就拿联语的上半句来说，写文章要真能做到“简浅显”，就很不容易，可以说是写作中的一种极高的境界。

眼下，杜撰几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拼凑一些半古半洋的语句，堆砌成一篇佶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文章，在有些人那里，几乎成了一种时尚。这可以说是当前文风不正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坏风气也蔓延到研究生教育中间，有人说：有些博士论文常常连博士生导师都看不懂。这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而是现实生活的某种真实反映。记得去年丘兆祥教授在所写的《博士论文应该什么样》的文章中，曾大声疾呼地说：“在时下的青年学子中流行着一种不良的文风：写文著述晦涩难懂，夹缠梗阻，噎塞不通，句义不明，文义模糊，让人昏昏然不知所谓。”这绝不是无的放矢，无病呻吟，而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其实，朴实无华，明白晓畅，乃是一篇好文章的头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一点，我们老一辈的文学大家曾经反复强调过。

梁启超要算是文章高手了吧。他在戊戌维新时办《时务报》，发表的文章“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自己也说，他办《时务报》和《新民丛报》, “（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创造了一种“新文体”，这种“新文体”不拘一格，俚语、韵语乃至外国语法均可入文，但前提是必须“平易通达”“条理明晰”。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他在别处有很好的说明。他说：“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文章写得让人看不懂，读来犹如雾里看花，这不但表明作者心目中没有读者，而且也失去了写文章的本意。

梁启超强调好文章首先要做到“词达”。他说：“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词达，所谓 ‘词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这一段话，把“简、浅、显”三个字都包括进去了。“章无剩句，句无剩字”就是“简”; “不再求深”就是“浅”; “词达”就是“显”。可见，启功先生强调“行文简浅显”，确实是提炼了写好文章的精髓。

五四时期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也极口称赞梁启超的文章“有很大魔力”，并且对产生这种魔力的原因做了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这种魔力的原因约有几种：（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 ‘义法’‘家法’，打破一切 ‘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

胡适对梁启超文章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自己对文章好坏的判断标准。他在评价黄遵宪的诗时，跳出所论的具体范围，谈了自己对于“作诗”与“作文”的一般性看法。他指出：“这种诗的长处在于条理清楚，叙述分明。做诗与做文都应该从这一点下手：先做到一个 ‘通’字，然后可希望做到一个 ‘好’字。古来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古来决没有一首不通的好诗，也没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诗。金和与黄遵宪的诗的好处就在他们都是先求 ‘通’，先求达意，先求懂得。”连“通”都做不到，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让人“懂得”，哪里谈得上是好文章？胡适尖锐地批评一种论调：“有些人竟说 ‘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 ‘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这实在是强词夺理。内容空洞、不可捉摸、不求人解、违背常识的东西，绝不是“美文”，如果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吹捧或炒作成“美文”，那也不过同皇帝的新衣差不多。

对那些文理不通、逻辑混乱、晦涩难懂的文章，最深恶痛绝的，大概要算是毛泽东同志。1958年9月2日，他在一封信里严肃批评有些干部“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所以写的文章和文件只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有不足，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他呼吁全党要认真提高写作水平，改进文风。他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把写文理不通的文章看作损人寿命的事情，虽然不无调侃之意，却生动而又尖锐地揭示了文风不正的严重危害，表达了对于改进文风的殷切期望。时间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至今却仍然有着重大的警示意义。

对清史编纂工作的几点建议

利用清史编委会第7次全体会议的机会，我对怎样进一步做好清史编纂工作，提一点个人的建议。

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困难和挑战

清史工程启动已经将近8年，到底做得怎么样了？面临着怎样一个形势？我们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也要给关心这件事的人们一个明确的交代。

近8年来，大家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做了很多工作，花了很多心血，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一点首先要肯定。肯定成绩，才能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才有圆满完成任务的信心。信心问题很重要，没有信心，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成绩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主要是五个方面：

一是确立了全书的体裁、体例和框架结构；

二是组织了两支队伍：一支研究、写作队伍，一支组织、管理队伍；

三是写出了大部分初稿；

四是除主体工程外，基础工程在整理、出版历史资料，保存和抢救历史文献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已经正式出版的已达几亿字之多，这是实实在在、大家都看得见而且肯定能传之后世的东西；

五是对于这样一个大的文化工程，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毕竟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教训，教训也是财富。

这五条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大家心血的结晶。特别是戴逸同志，84岁的高龄，身体也不是太好，但还是全身心地扑在清史工程上，不但做学术设计，确定全书的基本思路，提出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和见解，甚至亲自动笔写“通纪”的编写大纲，前后一共6稿，还审读了不少阶段性成果或形成初稿的稿子，已经读了好几百万字，而且还要过问许多具体的学术组织工作。我想，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他的《涓水集》，就可以很清楚了。当然，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成绩绝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没有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的共同奋斗，成绩的取得是无法想象的。

清史纂修工程已经取得的成绩，李长春同志、刘延东同志在批示中都做了明确的、充分的肯定，这应该是反映了中央的看法和评价。

但是，光讲这一方面，是不全面的。成绩要讲，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只有把这方面的问题看清了，看准了，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有明确的应对措施，我们才能够取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使清史工程真正做到善始善终。

我在这方面讲得比较多，为了避免误解，我要讲一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困难和挑战的原因和理由。先讲一个小故事：党的七大，是一个迎接全国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在作大会结论报告时，不是大讲成绩，大讲胜利，而是一连讲了17条困难，告诉大家要“准备吃亏”。这17条困难，我随便举几条：“第一条，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外国干涉，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二条，经济上没有搞好，发生经济困难。”后来胡乔木说：“这样讲当然不是让人们气馁，而是为了激发大家更昂扬的气概。”“这不能说是无事自扰，相反倒是一种理性的自信。”

其实，任何事情，越到后来，困难和挑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几乎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为什么？一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留到后面的往往是最难办的事。二是在前面碰到问题，还可以往后拖，放放再说，到了后面，无可再拖了，你不解决也得解决，没有退路了。三是问题就怕积累，一积累，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容易解决的问题就甚至会变成难以解开的死结。四是从我们自己的队伍来说，干久了，也容易产生上面毛泽东说的“疲劳情绪”。老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清史工程还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使得越到后来，困难就愈加突出，愈加严重。

在这个问题上，清史工程的特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我以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是由清史工程的性质决定的。清史工程算不算国家修史，大家有争论，先不去管它。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国家工程，是中央批准立项的，国家的经费投入，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多的。所以，大家习惯讲这是新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当然，与此相适应，中央也对书稿提出了明确的、很高的要求。当大家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自然意识到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但开始一段时间，思想上主要还是感到兴奋、激动、充满了自豪感。到了现在，离交卷的时候不远了，怎样向中央、向社会、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满意的答卷，写出一部真正符合中央要求的书稿，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实际、非常紧迫的问题。

第二，是由清史工程的规模决定的。全书计划写3500万字。参加工作的1600余人。这样一个规模下，写作者的水平、书稿初稿的质量参差不齐是正常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要求初稿都能达到较好的水平，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做不到的。从现实的情况看，虽然大部分初稿已经写出，但基础很好的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绝大部分都需要做很大的修改和加工。这部书不是一套丛书，不是一个书系，而是一部完整的、有机的、统一的学术著作。这就要求每一卷都达到符合要求的质量。这个工作做起来，难度至少不会低于写出初稿。

第三，是由清史工程的工作发展进程决定的。前几年，工作主要是在面上铺开，把工作分解，把力量组织起来。对于每个人来讲，工作量相对较小，一个课题组完成几十万字，一个联系专家管几个课题组，毕竟好办一些。到现在，工作就由分解转化为综合，由分散转化为集中。初稿出来了，审改就不能那么多人参加了。一千多人搞初稿，一百多人搞一审，越到后来，统稿的人就越来越少，这样才能合成一部书。所以，这种大项目，从工作流程来说，必然是呈金字塔形的。开始底座很大，以后参加的人逐步缩小，最后统稿只能由较少的人来做。而综合、统稿的任务是很重的，不要说质量参差不齐，无从措手，即使所有的初稿质量都不错，但观点前后不一、规格五花八门、内容相互重复、文字风格各异，也不能算是一部好的书稿。而要解决这些问题，谈何容易？

上面讲的三个原因，都是客观原因，从某种意义来说，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务本身就决定了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这些困难。除此以外，也还有我们自身主观上的原因，我们也不应该回避。下面就讲讲这方面的问题。

第四，我们的有些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需要我们勇敢面对，认真改进。

书稿要求如此之高，学术内容如此之广，参与人数如此之多，要把这件事做好，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思路非常清晰、态度非常负责、作风非常扎实、指挥非常有力的领导班子，实行有序、高效、果断、默契的学术组织工作。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还同客观要求存在着较大的不适应。

在文化部清史纂修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蔡武同志在充分肯定我们工作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应该客观地承认，在管理上我们还缺乏相应的经验和能力，对一些项目的纂修人员、纂修进度、纂修的实际质量和问题还缺乏深入细致的把握，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还不够及时有效，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决策仓促、不善于组织协调、有些责任不落实、部分执行不得力、工作拖沓、人浮于事、相互推诿、作风漂浮的问题还一定程度的存在。管理上还有很多值得加强和改进的地方。”今年的7月9日，朱诚如同志代表编委会领导，对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我认为那次讲话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如果能够按着这个思路，痛下决心，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我们的工作就会大大地前进一步，许多问题和困难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始终相信这样一个道理：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工作面貌。

挑战和困难，说到底，最集中地表现为书稿质量和进度（时间）的矛盾。戴逸同志多次强调，质量重于泰山，质量就是生命。质量不行，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人民。但工程有个总体时间，以10年为期。已经过去了近8年，剩下还有2年时间。戴逸同志制定了路线图，规定2012年底必须向中央交出送审稿。所以时间实在是很紧了。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项目都超期了，都没有能按计划完成。有的虽然按计划交出初稿了，质量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就是说，从总体说，进度和质量都存在着不小的问题。所以时间紧、任务重，就成为当前一个最突出的矛盾。但客观上讲，我们必须坚持时间同质量的统一。不能一讲速度，就“萝卜快了不洗泥”，结果把清史工程变成“豆腐渣”工程；一讲质量，就磨磨蹭蹭，强调“慢工出细活”，结果把清史工程变成没完没了的“胡子”工程。我们的最大难题，恰恰就在这里。

面对着上面所说的一些问题，一些矛盾，一些困难，一些挑战，盲目乐观不行，掩盖回避不行，无动于衷不行，敷衍推托当然更不行。只有直面困难，回应挑战，解决矛盾，才是负责任的态度，才是力争清史工程善始善终的唯一出路。

我们是搞清史的，我引用康熙在《庭训格言》中的一段话，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康熙帝说，平时要“居安思危”,“无事之时，常如有事而防患其未然”；碰到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则要“处险不惊”，不惊慌失措，乱了方寸，而是从容处置，积极应对。关键则是要做到“防微杜渐”。“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有问题不去解决，问题就越来越大，最后就很难解决了。要解决问题，一定要从一开始就抓紧。

第二个问题：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只有靠我们自己的积极应对

当前，我们最需要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只有靠我们自己，靠编委会、清史办团结起来，把所有参与工作的专家及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顽强拼搏，共同努力。不能指望别人，也根本指望不上别人。国家成立清史编委会，就是委托你编出一部高质量的清史来，否则成立编委会干什么？给你那么多钱干什么？给你提供那么好的条件干什么？有关清史编纂的学术问题，你编委会不管，还有谁会来管？还有谁能帮你来管？

如何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需要群策群力，大家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更重要的是，不但要坐而言，更要起而行。认准了，想清楚了，就实实在在地干，认认真真地干。

我想提这么几条建议：

第一，要大力倡导任何对书稿提出批评意见都是对清史工程的关爱、帮助和支持的观念。我们所有的工作，其实就是一件事，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地搞出一个好稿子来。从现在起，我们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对稿子进行打磨，不断地修改、提高。好文章是改出来的，一挥而就，出口成章，也许有，但毕竟是少数，多数情况是要反复修改。要做好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听大家对书稿的意见，让大家对书稿品头评足，希望大家“横挑鼻子竖挑眼”，要有这样一个浓厚的气氛。但现在的情况，似乎还没有形成可以对书稿直率地、直截了当地、畅所欲言地提出意见的良好氛围。大家对评论书稿还小心翼翼，瞻前顾后，甚至顾虑重重。有好几位同志同我商量，对书稿提意见如何把握分寸？能不能该说的都说？有问题是不是少说一点，把棱角磨掉一点？实事求是地讲问题，问题提得尖锐一点，会不会得罪人，引起麻烦？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顾虑？很值得我们深思。在这样的气氛下，书稿的缺点和不足就会被掩盖起来，言路就会被堵塞，大家都客客气气，“高抬贵手”，质量就得不到保证。其实，只有发现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只有改掉缺点，才能成为精品。指出书稿的问题，不是对哪个人过不去，完全是为了把书稿搞得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所有向书稿提出批评意见的人表示由衷的欢迎，由衷的感谢。在底下谈起此事时，经君健先生特别补充了一句：“光这样说还不够，还要强调，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应该欢迎。”我以为他说得很对。听意见，不能要求人家只能讲对的，即使不对，你可以讨论或辩论，也可以不接受，但也应该欢迎。这就叫“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了这个态度，才能够让人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家都从大局出发，为了出精品，就好办了。评论的人，不要只考虑人情，不要怕得罪人，提意见是为了书稿质量；听意见的人，要有点气度，站得高一点，正确的意见就接受，有些问题也可以坚持，一起商量，取得共识，把稿子改好。前几天的《文汇报》上，某版头条有篇文章，题目叫《挑刺越多越高兴》，讲的是世博会的组织者，为了把世博会的工作尽量做得完美，发动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广大群众，一起来挑毛病，然后逐条改进。世博会开展以来，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誉，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严格要求和宽阔胸怀。这对我们搞学术的人，也有很大的启发。常言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书稿总有一天要面向社会，面向读者，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验和评论。有问题我们自己挑刺，自己改正，多么主动。如果把问题掩盖着，藏着掖着，最后让别人指出来，那就悔之晚矣。

第二，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压力尽量分散，矛盾决不上交；通过每个项目的高质量达到总体书稿的高质量。

工作做到现在这个程度，下面的路怎么走？工作怎么做？可以有两种思路、两种做法，也一定会产生两种结果。

一种做法是前松后紧，前面马马虎虎，遇到问题和困难，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一切寄希望于将来解决。结果问题积累起来，想解决都无从下手。从写作初稿到送交一审，是要经过很多程序、通过很多关口的。如果每个程序都很负责任，每个关口都很严格，事情就好办。如果经过一审，仍然还有很多硬伤，体例还不符合规定，写法还很不规范，文字还有许多毛病，资料的引用和处理上还有不少问题，这就说明某个或某几个环节把关不严，放了水，走了过场。一个、两个项目还好办，如果这种情况多了，有一定的普遍性，那就麻烦了。有同志讲得好，初稿存在的问题，必须在一审得到基本解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个时机，再要回过头来，去解决书稿的硬伤问题、体例问题、文字问题、资料问题，把3500万字重搞一遍，既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经费，更没有这个精力。

另一种做法，就是层层把关，各负其责，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解决问题。把责任分解了，摊到每个人头上，只负责一两个项目，四五十万字，问题最多，毕竟也容易解决。你把这个项目框架弄好了，观点厘清了，体例符合规定了，文字通顺规范了，所有的硬伤消灭了，这才算是合格产品了。下一步合到一起，仍会有大量工作要做，要解决内容重复的问题，观点和提法是否有相互矛盾的问题，各部分之间详略是否得当的问题，文字风格如何尽量统一的问题，等等，任务还很重，但如果各个部分质量是过关的，毕竟比较好办了。有人说，你这样要求太高了。是高。但不这样，你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还有别的路可走吗？俗话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我们思想上就降低对质量的要求，那么“取法乎中”，就必然“得乎其下”，就要出大问题。

也许还有人记得，将近5年前，具体说是2006年3月30日，我有过一个发言，着重讲了建立责任制的问题。当时提出，各个部门，每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职责，切实负起责任来。每个工序都要层层把关，否则，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是难以做好的。具体的做法，应该“是跳高而不是接力”。就是说，要立一个标准，二级组及联系专家的任务就是要协助项目组达到这个标准，达到这个高度。而不是搞接力赛，课题组跑一段，半半拉拉地把稿子交给你；联系专家接过来，继续做，然后再半半拉拉交给别人。一棒一棒传下去，这样一定是做不好的。因为谁也动手，谁也不贯通，谁也不负责。所以当时就提出了，一定要从一开始就实行责任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严格把关，不能有一个环节走过场。现在还是要走这条路，别无选择。

责任不是哪一个人的，各负其责，人人有份。当然，责任大小是不一样的。责任的大小同权力成正比，你权力越大，所负的责任也就越重。这就是责权的统一。编委会正副主任，对全书负责；二级项目组组长，对你承担的那个部件的书稿负责；三、四级项目组，对你的送审稿负责；联系专家、一审的主审专家，对你联系的、审改的书稿负责。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戴逸同志一个人身上。决不能有那样的思想：“天塌下来有戴逸同志顶着。”我说过多次，大家不使劲，戴逸同志是神仙也没有办法。千斤重担，大家用力，每个人分担几十斤，毫不费力。大家不使劲，一个人挑，非压趴下不可。

第三，相互尊重，相互谅解；顾全大局，保护个性；原则问题要坚持，学术问题多商量。

上面提到这是一部统一的著作，但又是由很多部件组成，初稿出于很多人之手。既要保持书稿的完整性、统一性，又要尊重各位执笔者的个性和权利，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处理好这个矛盾，是个重要问题，而且是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一定要十分谨慎，十分细致，十分小心，决不能马虎从事，更不能简单粗暴。

一定要提倡相互尊重，相互谅解。这么大的文化工程，最后没有统稿、不做加工修改，肯定是不行的。从现在收到的初稿看，有这么几种情况，需要在统稿中做工作。一是有一部分稿子质量较差，问题较多，不进一步加工提高，难以使用；二是即使基础较好的稿子，在写作体例上、资料使用上、文字表述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甚至存在着明显的硬伤；三是有些质量上乘、水平很高的稿子，全稿都很好，但有的学术观点，完全是个人的看法，一时不一定能为学术界所接受，作为个人著作，是极可宝贵的，很出彩的，但放在这部书里，就不一定合适。对于这种情况，只好通过协商，相互做些让步，做些妥协。这里不是做学术观点的判定，而是研究一个较妥善的表述方法。

一审也好，二审也好，最后的统稿也好，在处理学术问题上一定要很谨慎。在学术问题上，作者、联系专家、审改者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看法，这完全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有不同意见怎么办？还是要提倡“相互切磋，平等讨论”，不能简单粗暴处理。有的同志说得也很有道理：稿子是我写的，报纸上已经公布了项目负责人的姓名，将来也许还要署名，如果你把我的独创性见解改掉了，甚至你把我不同意的内容强加给我，那我当然不能接受。所以不能不改，又不能随便地改，轻率地改。一定要兼顾双方的意见。应该采取“原则问题要坚持，学术问题多商量”的方针，既顾全大局，又尊重个性，在相互尊重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共同讨论，一起协商，肯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

第三个问题：充分发挥编委会全体会议及每位委员的积极作用

编委会是“全面负责清史纂修学术组织工作”的学术机构，按照《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章程》第4条规定：“编委会的职责是拟定纂修《清史》的规划、方案和规章制度，组织编纂队伍，落实编纂计划，检查编纂进度和质量，对结项成果进行评审等学术组织工作等。”《章程》第18条还具体规定了编委会全体会议共有8项内容。

编委会的所有委员，近8年来，一直积极关心、参与、支持清史工程。主要是四种形式：一是发表许多指导性的、建设性的意见；二是向社会做宣传工作，如王晓秋委员，利用各种机会，写文章，作发言，在全国政协等重要会议上介绍清史工程情况，争取社会各界对清史工程的理解与支持；三是直接参与学术组织、管理工作，不少委员担任了编委会的各种职务；四是承担一部分课题或学术评审等工作。

回顾过去，平心而论，编委会的工作机构，对发挥编委会及其成员的作用，相对来说，倒是比较欠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种不足，只要对照一下前面所说的编委会全体会议的8项内容，就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没有得到落实，没有做到。当然这里也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有些事情，如果一定要等到一年一度的编委会全体会议来讨论，来决定，就会丧失时机，贻误工作。这我们都应当相互体谅，加以理解。但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思想上更加重视一些，工作做得更到位一些，编委会委员是可以起更大的作用的。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按照工作条例，对委员的知情权、决策权体现得不够；二是对委员提出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认真对待、分析采纳得不够；三是平时的联系和联谊做得不够。

下一步面临着书稿的审改、统稿、合成的任务，可以着重思考、研究、讨论一下，在这种情况下，委员的作用如何发挥的问题。比如，《章程》规定，编委会全体会议有一个内容，就是第7条，要负责“评估和验收《清史》最终成果”，这一条怎么落实？一方面，编委会全体成员是要对书稿的质量负责的，最终成果要由编委会全会来“评估和验收”，但另一方面，每一位委员又不大可能读完全部3500万字稿子，那么，可不可以搞这么一个活动？从现在起，挑一部分好的稿子，一部分中等水平的，一部分较差的，请每个委员各看一两个项目，到一定时候，开一次编委会全会，不讨论别的，专门讨论书稿的质量，看看稿子究竟如何？像这样的稿子应该怎样进一步开展工作？相信这样经过全体委员、这么多专家的会诊，心里就一定比较有底，比较心中有数。这就是个很大的成绩。反正不能当了10年委员，对稿子的状况一无所知，一直到面向社会之后才看到庐山真面目，那总是说不过去的。我提这个建议，可不可以做，请编委会领导和委员们考虑。

第四个问题：振奋精神，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埋头苦干，为高质量完成清史工程努力奋斗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困难和挑战，表面上主要表现在书稿上，深层次的却不能不看到我们自己的认识问题、态度问题、工作作风问题、工作方法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领导。

今年3月31日，我做过一次发言，内容是提倡五个“讲”。从当时的反映看，大家还是赞成的。底下有同志跟我说：“这些想法很好，问题是要真正按这个去做，才有用。”我十分赞成这个意见。在这里，我把这五个“讲”简单地提一提，因为这是要不断提倡、反复强调才能见效的。

第一是要提倡讲真话。要造成一种宽松环境，让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讲真话，放心大胆地讲真话，欢迎讲真话，鼓励讲真话，乐于听真话。有一说一，敢说敢当。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因为各种原因，应该说的话不说，应该表的态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结果贻误了工作，伤害了正气，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讲真话不免会得罪人，当然，处理问题，方式方法应该注意，但因为顾虑关系问题，该说的话都不说，该坚持的原则也不敢坚持，恐怕不是正确的态度。为了工作，为了把书稿编好，即使真得罪一点人，那也没有办法。只要你坚持的是对的，大家毕竟会从大局出发，会理解你、支持你。当然，真话不一定都对，但假话则一定不对，因为它言不由衷，不实事求是。

第二是要提倡讲效率。就是要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不拖拉，不磨蹭。审改工作进度要以月计，以周计，甚至以日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时间只有那么一点了。几百个日日夜夜，屈指可数了。再拖实在是拖不起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过去七年，时间有没有浪费的地方？有的，还不少。浪费在哪里？并不是在稿子上打磨的时间多了，主要浪费在几个地方：一是决策犹豫，当断不断，“知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一碰到困难，或者有点意见分歧，就把事情搁置下来，而且一放就是很长时间。二是预见性差，缺乏远虑。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有时是仗都打起来了，粮草还不知在哪里呢？甚至由谁去筹粮还没有安排呢！当然就会被动，事后补救必然造成时间的浪费。三是狠抓落实差。古人有言：“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事是干出来的，想得再好，说得再好，不干等于零。定下来的东西不及时办，可以一天做完的事情一拖好多天，一个月应该完成的事拖个一年半载，也没有人督促检查，这种时间的浪费，比金钱的浪费更让人心疼。

这里讲的效率，是包括进度同质量的统一，好与快的统一。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总之，速度靠什么来保证？我们应该怎样来争取时间？速度不能靠降低质量来实现！我们只有向科学管理要时间，向转变作风要时间，向调动积极性要时间，向建立责任制要时间，向团结协作要时间，才是真正的出路。

第三是要提倡讲规则。我多次鼓吹过“依法治史”的问题。这么大的摊子，这么重的任务，这么多的项目，这么多人参加，怎样才能做好组织、领导工作？有很多讲究，关键一条，是必须首先立规矩，一切事情，都是有章可循，依法办事。一定要讲程序，不能太随意，不能靠拍脑袋，更不能朝三暮四，朝令夕改。只要真正讲规则，复杂的问题就会简单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扯皮，就可以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在规矩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减少麻烦的最重要的诀窍，也是调动大家积极性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四是要提倡讲责任。实行责任制的重要性，前面已经说过了。要真正负起责任来，就要有点担当，要有点敢作敢为的作风。要有主见，要敢于决断。做事当然要谨慎，但弄到谨小慎微的地步，似乎也大可不必。该表态的不表态，该说话时不说话，该拿主意的时候不拿主意，生怕触犯了谁，得罪了谁。其实大家不过是在一起弄稿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你死我活的尖锐矛盾，有点不同意见，是正常而又正常的事情。老百姓有一句话，很有道理，叫作“上面是无主意政府，下面就无政府主义”。意思是说，领导如果没有主意，没有决断，没有一定之规，下面就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样，事情就非乱了套不可。

讲责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矛盾和困难？这么大的工程，没有矛盾，不遇到一点困难，是无法想象的；有矛盾，有困难，才是正常现象。遇到矛盾、困难，最糟糕的态度和应对办法，有三种：一是“不承认主义”，对矛盾、困难不理不睬，视而不见，只当它没有一样。可是矛盾、困难是个客观存在，你不理它，它会找你。你不采取积极的态度去解决，矛盾、困难就成为拦路虎，处处阻挡着工作的前进。二是拖延战略，“一躲二拖”，能躲就躲，只要不落到自己头上就行；能拖就拖，只要不到过不去日子的地步，就留到以后再说。殊不知矛盾、困难不及时解决，问题会积累，困难会扩大，矛盾会激化。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小麻烦会变成大麻烦，简单问题会变得复杂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不少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三是和稀泥。出现问题，“一哄二捧”，只要暂时糊弄过去了，就算万事大吉。可是这样一来，往往搞乱了是非，搞乱了人心，搞坏了风气，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留下了后患。

第五是要提倡讲团结。这个问题不用多讲，因为道理很清楚。团结搞好了，大家心情舒畅，工作顺手，即使任务很繁重，也可以快乐和谐，干起来很痛快。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好，出点问题，不但工作会受很大损失，事倍功半，就连心情和健康都会受到损害。有些事情，只要大家心态比较好，职责范围又比较明确，是很好办的。团结既是大局观念问题，也是思想感情问题，需要大家用心去培养。

蔡武同志讲过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接受了任务，也已经走了一个“八年抗战”的时间，那么，你走也得往前走，不走也得往前走。不但要走，而且要善始善终，一定要胜利地走到终点。只要下定决心，埋头苦干，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传承与超越

——祝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建所30周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个寒暑，短暂而又漫长。创业之甘苦，学海之浮沉，师友之聚散，世事之往复，一缕缕如烟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说这3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实在并不仅仅是诗人的浪漫和夸张。但是，清史所建所以来，不说别的，仅以科研工作而言，30年间一共出版了244部专著，发表了2000余篇论文，连同主编的各种书籍、资料、古籍整理、译著等在内，学术成果达两亿四千余万字之多，这却是所有现在以及曾经在清史研究所工作过的老师和同志们，在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里，埋头苦干，辛勤劳作，共同奋斗的结果。许多同志为此付出了心血，付出了青春，甚至可以说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学术生命。这确实是一条漫长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无悔的路。

我同清史研究所的历史因缘

我同清史研究所发生关系，其实并不是在30年前，而是在43年之前——虽然那时候还根本没有清史研究所这个机构的存在。

1965年秋天，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大概是国庆节后不久，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是孙泱副校长要找我谈话。我如约而去，谈话是在孙泱同志家里进行的。他告诉我，国家已经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我校郭影秋校长、戴逸同志都是委员会成员，清史编纂任务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来承担。为此，学校决定成立清史研究所，作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专门学术机构，由戴逸同志任所长，你任副所长，协助戴逸同志工作。同时他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那个时候，人大的系、所领导，都是一些老革命、老的著名学者，像我这样30岁刚出头的年青教师，当副所长，不说是“破格”，至少也是“破例”了。学校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主要原因当然是戴逸同志的推荐。戴逸同志是我的老师，他当教研室主任时我又做过他的副手，他对我是十分了解的。但也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郭影秋同志刚调来人大时，我恰好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历史的真实》的文章。影秋同志是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的，他看到文章后，跟我谈过一次话，这也许同让我当副所长的事不无关系。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直接的根据。

但孙泱同志谈话以后，我很快就被借调到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成立清史研究所的事自然也就搁置了下来。谁知道一拖就拖了整整13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清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大部分教师，都还在河北邢台搞“四清”。戴逸同志和我，因为分别被借调到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没有去邢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回了学校。我们听着广播里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五一六通知”，天天看着学校其他单位轰轰烈烈地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正不知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记得有一次，我同戴逸同志在北海公园的“濠濮间”整整待了一天，长吁短叹，愁肠百结，心中一片茫然，既说不清下一步事态会如何发展，也想不出一点切实的对策。只是相对唏嘘，黯然神伤。

等邢台“四清”的同志们回校以后，尚钺、戴逸同志就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另外五位同志作为“走资派”，跟尚钺、戴逸同志编在一起。好在我官位太小，只是一个教研室副主任，所以除了陪斗及游街一次以外，倒也没有遭到更多的折腾，只是每天集中学习和劳动，还要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和自我批判的材料。

接着就是到人大“五七干校”。人大被解散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市革委会工作。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后，成立了新的中共北京市委，我在市委宣传部，先当副处长、处长，后来当了宣传部副部长。

所以，不论是北师大的清史研究小组，还是人大复校后成立的清史研究所，我一概都没有赶上。我虽然同清史研究所发生关系最早，却并不是清史研究所的“开国元勋”。我真正进入清史研究所，其实比很多人都要晚一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此后不久，尚钺同志给我写信，希望我回校参加历史系的工作。戴逸同志也让人带来口信，表达了同样的意愿，但他希望我回到清史研究所。我本来无意于仕途，又始终未能忘情于史学；尚钺同志和戴逸同志又既是我的史学启蒙老师，又是我的老领导，我当然欣然从命，决定回校。影秋同志得知此事后，特意在他所住的医院中约见我一次。郭校长征询我愿意到历史系还是到清史所，我表示愿到清史所，同时提出一个请求，就是到所里以后，希望能集中精力搞科研，不担任任何行政工作。当时影秋同志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他强调说：既然决定走学术发展的道路，就要安下心来，甘于寂寞，心无旁骛，刻苦钻研，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就一定能够取得学术成就，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影秋同志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1979年8月，我正式到清史研究所工作。有两年多时间，除了读书、写作之外，确实没有任何其他杂务的干扰。这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仅有的两次集中精力专心读书的时段之一（还有一次是三年困难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在1981年底，在戴逸同志的反复要求下，我又担任了副所长的职务。

1983年4月，学校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戴逸同志兼任历史系主任。戴逸同志十分发愁，因为这样一来，要同时兼管清史所和历史系两个单位的工作，势必把全部精力陷入行政事务之中，不可能再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也必定会大大削弱清史所的工作。学校的决定又不能不执行，究竟怎么办？当时几乎陷入束手无策的窘境。经过多次商量，我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戴逸同志去兼任系主任，但只是挂名，把我调离清史研究所，到历史系去担任副主任。历史系的实际工作都由我来负责，戴逸同志只在重大问题上把把关，在重要场合出出面，平时他仍然集中精力领导清史研究所。就我个人来说，这件事看起来有点离奇可笑：为了保证清史所的工作，我离开了清史所。但从全局出发，这样做，显然是有利的，也许甚至是必要的。我协助和配合戴逸同志工作，通过类似这样的曲折的形式，却并不是仅有的一次。

过了两年，学校同意戴逸同志不再兼任历史系主任，由我担任系主任的职务。这样一来，我同清史所就完全没有关系了。

1985年9月，中央任命袁宝华同志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调任副校长。宝华同志同我谈话时，我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我的组织关系，既不放在校部，也不放在历史系，而转到清史研究所。宝华同志同意了我的请求。当时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深意，也许只是出于对清史所难以割舍的情怀。现在看来，把我的组织关系放在清史所，不论对于我个人，还是对于清史研究所，都是很有好处的事。应该说这步棋是下得对的。从那以后，不论我担不担任行政工作，我都没有中断过清史所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清史所为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我也力所能及地为清史所的发展做一点自己的贡献。我始终以身为清史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衷心希望清史所能够不断进步，兴旺发达。

我们这样走过

清史研究所创建之日，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之时。清史所30年的发展史，恰好同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同步。大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为清史所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力推动，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正确指引，如果没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清史所要取得今天的业绩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应该庆幸赶上了这样好的时代，应该感谢社会各个方面对清史所发展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客观环境对清史所的发展是个重要条件，而转化成发展的现实毕竟还要靠自己的艰苦努力。30年来，清史所也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历史传统。那么，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作为学术薪火不断传承下去的呢？我个人以为，下面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第一，形成一个既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科特色。清史研究所的成立，目的和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为纂修新的大型清史做学术准备、队伍准备，到条件成熟时，作为清史纂修的骨干力量。清史研究所成立以来，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任务来展开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涵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朝历史的科学认识。这样一个学术领域，既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又为历史和现实、学术和社会的结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些年来，清史所的学术成果，能够在学术界产生较好的影响，在社会上得到一定的认可，正是因为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这个学科特色，千方百计地来打造和丰富这个学科特色。主攻方向明确，问题意识强烈，奋斗目标清楚，大局观念鲜明，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一起为着清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是清史所发展到今天的精神动力。

第二，组织一支既各具个性又有强烈团队精神的学术队伍。任何事业都是要靠人来干的。一个学术单位的队伍状况怎样，决定着这个单位学术事业的兴衰隆替。清史研究所这些年来的发展，同清史所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学术队伍和党政干部队伍分不开。说起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不能不谈到戴逸同志在这方面所花的心血。戴逸同志对于清史研究所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二是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不仅他自己对整个清史有着全面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围绕着清代历史，设计并组织了一系列大的科研项目，如《简明清史》《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史编年》《清通鉴》等，所有这些重大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在他的设计、策划以及直接组织、领导下完成的。队伍建设，更是戴逸同志极为关心并且尽心竭力去做的事情。就我的观察和体会，戴逸同志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三招：一是示范，二是传授，三是压担子。示范，就是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教”。他对学术执着追求，刻苦钻研，青灯黄卷，乐此不疲，在这样的榜样面前，无须多说什么，只要是有上进心的学生，自然不敢偷懒，不敢懈怠，不知不觉地就会跟着去做。这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无形的力量。我想，作为学术带头人，没有这一条，只会夸夸其谈，说得再多，也是带不出好的队伍来的。传授，就是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没有保留地告诉学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言传”。我当学生的时候，戴逸同志不仅亲自从头到尾给我们讲中国近代史，而且多次给我们做读书和研究方法的报告。怎样写卡片，怎样做索引，怎样确定研究主题，怎样出科研的副产品，如此等等，这些科研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我都是第一次从戴逸同志那儿听来的。压担子，就是到一定时候，戴逸同志就根据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个人特点，放手地给他们布置任务，同时给予具体的帮助和指导，让他们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提高。这是一种最有效的办法。

戴逸同志对人才有一个观念，就是人才应该不拘一格，缤纷多样。在这样的人才观影响下，清史所的学术队伍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也是优点，就是每个人各具特色，个性鲜明。大家的研究领域，在“清史”这个大范围下，各有专攻，各有所长。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也互有差异，有的长于理性思维，宏观观察；有的善于资料发掘，微观描述。甚至言谈举止、文字风格等也都各不相同。尊重不同的个性，就使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当然，只讲个性不讲共性，只讲个人意识不讲集体观念，一个单位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却没有凝聚力，形不成合力，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上，前面提到的那些重大的学术成果，少则几卷，多则十几、二十几卷，参加者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是相互协作、集体攻关，是根本无法进行的。这些著作的完成，表明清史所的学术队伍具有很强的团队精神。

第三，培养一种既严谨求实又勇于创新的优良学风。学风，是指对待学术的态度和作风。学风的好坏，于学术的兴衰关系甚大。学风正则学术兴。毛泽东同志曾说：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社会是这样，一个单位也是这样。我国传统史学对治史一直有很严格的要求，始终强调写史必须根据事实，“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只有“指事说实”，才能写出信史。吴缜在《新唐书纠谬·序》中说：“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尊重历史的真实，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善恶是非加以客观公正的褒贬和分析评论，写出真正的信史，正是史学良好学风的根本要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严谨扎实，来不得半点虚妄浮躁。有的人有一种奇怪的逻辑，一谈严谨扎实，就同“保守”“僵化”联系起来。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难不成学术创新，竟然能够建立在轻浮操切、率性任情、天马行空的基础上吗？这些年来，清史所的同志，在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在研究领域的开辟拓展，在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在研究视角的独特选取等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有的甚至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所有这些学术上的创新，都是经过潜心的钻研、艰苦的探索、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取得的。清史所成立以来，共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49项、65人次，其中包括中国图书奖3项，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8项，茅盾文学奖1项。虽然这个数据并不是衡量学风好坏的直接指标，但至少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清史所学术成果的认同程度。我想，从总体来说，清史所的同志，力求做到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术风格。

第四，树立一种既坚持自主发展又重视交流合作的学术心态。我一直认为，尽管社会上对学术腐败或学术失范或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啧有烦言，但相对而言，学术界毕竟还是一方净土。学术评判总体来说还是公平的。你做了多少努力，取得了多少成就，社会上还是会给你相应的承认。而一味靠包装、靠炒作，或者靠关系之类，终究难以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如果这个判断大体不错，那么就可以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学术单位，只有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埋头苦干，通过踏实钻研取得学术成果，才能够得到发展，才能有自己的地位。清史所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些年来，大家也确实是这样认识的，是这样去做的。但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与世隔绝，关起门来搞科研，是不行的。我们的研究，必须要融入社会，融入学术界。既主动参与学术界的各种活动，也努力争取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史学界同仁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热心关爱，清史所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在30年所庆之际，我们千万不能忘了这一点。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外学术交流也大大地开展起来，这为清史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这些年来，清史所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不论在接受外国访问学者方面，在派遣本所学者出国进修或讲学方面，在培养国外博士生方面，还是在主办或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获得我国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名外国留学生就是清史研究所培养出来的。

30年时间，值得一说的事情还有很多，这里只是选出几点，谈一点自己的感受，算是留下一些历史的痕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也就是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只是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之上。这个历史新起点，既由以往的全部历史积淀打下坚实的基础，也由新的时代提供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以便实现新的超越。

清史研究所如何适应时代要求，规划自己的未来发展前景，这个问题，大家一定会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作为一名老兵，我也谈一点想法，因为并不是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只是随意发一点零星的议论，未必能讲到点子上。

我主要是讲三个方面的“增强”。

一是要增强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自觉性。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学问。正像胡锦涛同志所说：“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知情达势的认识功能，鉴往知来的借鉴功能，启迪心智的教育功能。为了很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必须正确理解历史和现实、学术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学术有自己的本质属性，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学术不应该是政治的附属品，学术不是政治的奴仆，历史同现实也不应该简单类比，牵强地拿历史为现实做注脚。另一方面，任何学术，包括史学研究，总有它一定的现实目标，总是为了满足和解决人们的现实需要而有存在的价值。脱离现实生活的所谓“纯学术”，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我国任何一部史学名著，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者自己都明白宣布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离开了“资政育人”“鉴古知今”，历史学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从国际看，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内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社会意识更加多样、多元、多变。这既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了活力，也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纷繁变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的史学工作者，就应该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

二是要增强高质量完成国家清史工程的责任感。前面说过，清史所的成立，目的就是为编纂新的大型清史做准备。现在，国家清史工程已经正式实施，这对于清史所来讲，既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极好契机，也赋予了极为重大的历史责任。戴逸同志担任了清史编委会主任、清史工程首席专家的重任，清史所的许多同志，或者是重要学术组织工作岗位的主持者，或者是课题的参与者和承担人，清史所在客观上已成为清史工程的骨干力量。清史工程同清史所的发展，完全是一致的，统一的。把清史工程同清史所的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认为清史工程影响了清史所的发展，或者认为清史所要在清史工程以外另找出路，这都是目光短浅的认识和做法。清史所要在高质量完成清史工程中求发展，又通过清史所的健康发展推动清史工程的高质量完成。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互利双赢。

三是要增强清史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计划性。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条件。近年来，党和国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不断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可以说，理论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大有作为的外部条件已经具备。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清史所理应迈出新的步伐，做出新的业绩，创造新的辉煌。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在这里，前面讲的是学科建设的方向，后面讲的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对于我们清史所这样的基层学术单位来说，这些总的方向、目标和要求，如何落实，如何贯彻，如何具体化，需要结合清史所的实际，进行具体的谋划和深入的思考。工作会有千头万绪，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永远是研究所工作的最主要的内容。而要在这两个方面取得成效，靠自发性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有具体的方案，有切实有力的措施。

清史所曾经有过美好的过去，在祝贺30年所庆的时候，我们相信，清史所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