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传统学研究

1986年6月22日，我出席《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的第七届夏季会议。（第一届夏季会议于1980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密云招待所召开，主题是“为哲学史的哲学化而奋斗”；第二届夏季会议于1981年7月在国务院招待所召开，主题是“哲学史上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第三届夏季会议于1982年7月在哲学所密云招待所召开，主题是“汉唐哲学史”；第四届夏季会议于1983年6月在承德避暑山庄召开，主题是“中国哲学思潮研究”；第五届夏季会议于1984年7月19日—23日在蓟县招待所召开，主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第六届夏季会议于1985年6月在秦皇岛李宪如经营的培训基地召开，主题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特点”。）每届夏季会议张岱年教授均参加并发言，辛冠洁研究员时任《中国哲学史研究》主编，做总结讲话。第七届夏季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人的价值”，在西山宾馆召开。我讲了人的生命价值、社会价值、理想价值等。道家重人的生命价值，儒家重人的社会价值，释家重人的理想价值，这是就大体而言，三者亦相互交叉，互渗互补。

1986年7月8日，我出席北京社科院召开的“北京文化史讨论会”，讲了北京文化的特点：一是创新性，即具有包容性、综合性；二是交融性，即具有北方文化的纯朴性和南方文化的灵活性；三是多样性，即具有宗法性和反宗法性。我的观点得到与会学者的认同。当时，哲学界思想比较活跃，关于如何解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思维模式，大家都有一些思考。特别是传统与现代（即古与今）的联系、转化、批判、继承问题，成为了学者争论的热点。于是，我们希望以学术沙龙的形式自由、平等地交流思想。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提供一个会议场所，免费供应一顿盒饭午餐，即使这样，也很难找到，后来《团结报》愿意提供。于是，1986年12月5日，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办的《团结报》召开第一次文化座谈会，与会者40多人，会议主题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气氛热烈，李泽厚发言讲“西体中用”，赞成者有之，修正者有之，特别是关于“西体”究竟指什么，大家意见不一。李氏做了各种解释，亦没有明确固定的所指。我发言认为，“西体中用”虽颠倒了孙家鼐、张之洞等的“中体西用”，但思维模式却没有变，都以体用关系范畴来规范、诠释中西文化。这种思维模式首先预定中学是传统的或落后过时的，西学是现代的或先进的，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中、在体用的选择上有第一位的不同和轻重之分，在实践上往往陷入不可操作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把目光投向西方，西学像潮水般涌进。中国人放眼世界时，深深地感觉中国落后了，特别是“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腾飞，深深地震撼和刺激了国人。人们出于忧患，追问：中国为什么落后？中国大陆为什么不如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怎样由传统走向现代？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在追问中，中国现代的一些知识分子陷入了传统思维的怪圈。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曾把明亡的原因归咎于文化思想，批判空谈心性，认为其误国误民，而不着重从政治、经济、制度层面去寻找原因。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认为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彻底决裂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于是空前激烈地批判传统，“打倒孔家店”，实行道德革命、文学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被作为破“四旧”的对象之一，被彻底扫除，出现了打倒传统文化、砸烂“孔老二”狗头等空前激烈的言辞和行为，乃五四运动所望尘莫及。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论争中，一些学者开始反思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反传统运动：抹黑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有什么好处？这能否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中华传统文化是否像两次运动中所批判的那样糟糕？是否像批判所指的那样永世不得翻身？不可改造？不能转生？对此，《河殇》视中国文化为黄色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与西方蓝色文化的开放性、先进性相比，它是落后的。《河殇》认为，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的落后，中国若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地抛弃传统文化，放下五千年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否则，中国的落后就是不可改变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国的落后要靠儒学来拯救，他们或主张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或主张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之一，等等。也有学者主张批判地继承，综合地创造，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既有糟粕，亦有精华，应分别对待，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创造性地转化、综合创新等。可谓是各说齐陈，莫衷一是。我试图从这个传统思维怪圈中和传统与现代的种种争论中度越出来，在与传统文化平等的、理性的对话中，理解和体认中华传统文化的本真，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规律、价值和意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在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的组织下，我与王俊义、许启贤、黄晋凯共同主编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此书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提供了方便。我又受华夏出版社之约主编了《中国传统文化多维反思丛书》（上册《传统·西化·后现代化》、中册《人生·价值·儒释道法》、下册《反思·展望·走向未来》）。由于华夏出版社因故不予出版，我们就与台湾龚鹏程教授联系，将全部书稿邮寄给龚教授，请他帮助在台湾出版，后由于龚教授工作单位的调动，三册书稿在搬运中丢失。这是20多人精心写作的成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我很痛心，也很愧疚。

李甦平和汤群英努力活动，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系，征得李淮春社长的同意，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周文柏教授共同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当时，我正向哲学系硕士生及全校硕士生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大教室坐得满满的，约有150人，有北京大学的学生来听课，包括在北大留学的留学生，如日本留学生永富青地等。我梳理并分析了西方各个文化学派思想的异同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内涵、特点、性质、作用、影响，以及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出路等。通过系统的教授，我体认到西方文化学的著作是在坚实的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然而我国人类学学科在1949年以后基本上停止了，要著文化学方面的著作，很难度越西方同类著作。于是，我就着力于传统与传统学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既有丰富的资料和现实的事例，亦可回应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以便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这种研究已不是“我注六经”式的对某位哲学家思想的描述，而是“六经注我”式的阐释自己的思想观点，它需要学术的个性和独创性，是一种生命学术的进路。于是，我撰写了《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一书，并打印成讲义，发给选修这门课的哲学系、历史系、语文系、法律系、农经系的86级与87级研究生，我讲重点问题，请同学们讨论和提意见。这本书在1989年1月出版。在撰写基本完成后，于1986年1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论传统与传统学》的文章。在讲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时，人们往往把传统与文化这两个既异又同的概念混淆一起，不加区别。我在区分传统与文化的基础上，把传统学从文化学中分离出来，把传统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建构，正如文化学在1871年（更确切地说是1909年）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分离出来一样。这是我原创性的建构。此文对传统学做了规定：传统学是关于研究传统现象发生、发展及其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若从认知功能的角度来规定，可以被看作处理信息的系统、或者被看作具有吸引力量和排斥力量的场，或者是一种方式，系统、场、方式是由不同传统的诸要素构成的具有众多层次和结构的组合框架。这种框架既能制约影响这个传统场中人们的运思、认识、创造以及行为模式，亦能够制约影响他们对外来思想、知识、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的吸收、排斥及解释。我在文中提出，从传统系统、传统模式和认知功能来看传统学的对象与范围，可包括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价值观念系统、精神心气系统、知识系统和语言符号系统。这四个方面相依不杂，相分不离。传统价值系统是由自然的价值观念、社会的价值观念、人自身的价值观念、历史的价值观念等组成的多层次复杂系统，它是传统系统、传统场的核心，并以传统主体的价值指向及其差异区别与评价不同的传统结构和模式；精神心气系统是指传统的性格、格调、旨趣、心态、情感结构、理想境界等，它是传统内在的活力；知识系统是指参与传统活动的精神要素、思维模式以及传统再创造的工具等，它包括经验型和理论型的知识；语言符号系统是指传统的传播、交流、延续所必需的条件和工具，是传统价值系统和精神心气系统的外在表现。传统学的提出和体系结构的建立，为研究传统问题开拓了广阔的生存活动空间，使传统成为独立的学科。

传统学的建构，不仅是对传统与现代长期论争的化解，而且为传统的研究开拓了无限的前景。傅铿等在1991年翻译出版了爱德华·希尔斯的《论传统》一书。希尔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探究了传统的含义、形成、变迁以及传统与现代化等，但没有提出构建传统学以及传统学理论体系。我的《传统学引论》着重在这方面做了探索。因为在现代生态氛围中，要体认、评价、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就必须对传统做出符合本真的解释。夏甄陶教授以《〈传统学引论〉告诉我们什么——继承传统、超越传统、创造传统》为题，高度评价了该书。长春出版社张中良编辑与我联系，准备再版《传统学引论》，我做了一些修改，以《传统学七讲》为题于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