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两岸学者聚会
7月12日上、下午参加“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晚由《中国时报》记者金恒炜先生在学人宿舍请两岸学者聚会，并经傅伟勋教授、杜维明教授、成中英教授努力，促成海峡两岸学者的聚会交流，两岸学者虽断绝往来30多年，但一旦相聚在一起，虽有很多疑惑，却没有一点生疏感、隔阂感，很是融洽。台湾韦政通教授1982年8月25日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文章说：“当我们一行未出发之前，对未来在漫长会期中要如何与北京方面来的会员相处，心中多少有些疑虑，想不到到了东西文化中心，双方相见都很自然，在此行十多天的会期中，彼此都能欢畅地谈笑，民族的感情自然流露着……”傅伟勋在会上曾提出“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同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能够认同中华文化，因此文化中国”两岸都能接受。大家发言激烈，两岸学者均表示要加强学术交流，交换著作，以此作为开端。
会后合影留念，聚会由金恒炜先生做东。
冯友兰先生7月11日吟《朱熹会议志感》诗一首：“白鹿薪传一代宗，流行直到海之东。何期千载檀山月，也照匡庐洞里风。”柳存仁教授、余英时教授等纷纷和诗，我虽不会作诗，亦和两首：“濂洛关闽世人宗，道行天地感西东。旧学切磋体新义，愿把冬风换春风”; “北海南海别西东，道有默识心自通。珍重友情相与析，始悟真源此理同”。7月11日，会议安排游瓜伊岛，冯先生年迈，不宜爬山走远路，故没有参加。山路沿途有卖椰子的，杜维明教授买了送给我们解渴，我们爬到岛的最高处俯视火山喷发后的岩浆、岩灰及地质面貌。午饭于林间自助餐室，别有一番风味，篝火熊熊，炮烹乳豚，香飘四里，疲劳全消，一身轻松。后泛舟湖中，波利尼西亚少女莺歌曼舞，欢迎我们，并献花环。林间鸠妇啼呼，细雨如烟，绿草如茵，远处群山隐显于烟波缥缈之间，宛如寄身于蓬莱仙境。
12日晚，与会学者在留余斋聚餐，学者间情感融洽，谈笑风生，或交流学术，或抒发友谊，或讲别后情况，或介绍两岸学术界学术研究动态。席间有一美国女高音以英语唱《贵妃醉酒》。经几天会议交流，各国学者间都增强了彼此的理解和友谊，为以后的学术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特别是加强了两岸之间的学术认同和沟通。
这次“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被安乐哲、姜允明等评为在当代哲学界“将树立一道新的里程碑”，杜维明认为：“从规模、人数、学术水准，这次大会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破天荒的第一个大会……论文杰出者：葛瑞汉哲学性很高，山井湧颇有启发作用，邓艾民有深刻的作用，冈田武彦提供一新方向，余英时有精到的见解，佐藤仁十分平实，史华慈十分欣赏韦政通，蔡仁厚简介牟宗三，任继愈有代表性，尹丝淳研究另一层面而常为人所忽略，张立文讲易，高明讨论礼。”
梁燕城说：“他们（大陆学者）的言行也无教条表现，且能开明地容纳各方的意见，其中尤以张立文和李泽厚更显示高度的哲学家潜质。张立文气象澄爽明朗，头脑清晰，其新作《朱熹思想研究》，甚有学术格度。最近完成了《宋明理学研究》，还在印制中，功夫下得不少。”
会议期间，夏威夷大学历史系郭颖颐教授给予大陆学者亲切关照，参观其书房竟发现有我的著作。“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15日结束，本来由成中英教授联系访问美国本土各著名大学，后取消。会议结束后，与台湾及各国学者告别，由大会秘书潘姬送至机场，经日本东京，于16日回到北京。回京后有报刊来约稿，我只从学术层面对“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的情况做了介绍，而很少加个人评论，这是约稿所要求的，我也觉得这样较妥。1983年3月9日，接日本友枝龙太郎教授来函：“敬复者，去夏识教授檀岛，今日亦辱蒙贵翰，不胜感激。又读高著，旁征博引，论述精到，近来的大著也。解明朱子思想的本领，虽贵书横说，拙著纵说，然其意略相似，不亦乐乎……七月哈佛之会，得面谈而受高傲，则幸甚，幸甚。”哈佛之会是指“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香港《镜报》于1983年第7期发表非闻撰写的《中年学者在大陆崛起——访〈朱熹思想研究〉作者张立文》一文，其文说：“去年7月间，张立文应邀参加了美国学术联合会和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在檀香山召开的 ‘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和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来的数十位朱子学者一起，交流朱子思想研究的成果。他的新著《朱熹思想研究》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三十多年来，大陆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朱子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述朱子的小册子亦难于找到。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儒孔，由孔子而株连及朱子，加上一顶 ‘大儒’的帽子，‘扔进历史垃圾堆’，不值一提了。难怪海外学者咸认为大陆无人研究朱子。张立文长达50余万字的专著《朱熹思想研究》的问世，说明大陆对朱子的研究并未中辍。在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月里，社会风气不鼓励读书，甚至打击读书的情况下，特别在朱子遭厄运之时，张立文居然挤时间，埋头读书，不怕坐冷板櫈，刻苦努力十几年，完成了这部研究朱子思想的新著，并给朱子以客观的估价。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的真诚与抱负之一班。作者在书中保持着学者的清醒，没有简单地批判斥责了之，而是对朱子的经济思想、政治学说、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或积极成分，一一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其可取之处。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十年浩劫的污染以后，张立文对朱熹这个 ‘大儒’所作的这样的分析研究，特别使人感到清新。”并且，文中指出，由于该书采取哲学逻辑结构研究的方法，“因而《朱熹思想研究》是散发着浓郁的中国芬芳的著作，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蹊径。因此它的问世立即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对《朱熹思想研究》一书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