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学术开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过去长期封闭、与外界隔绝的状况被打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学术也逐渐开放。学术开放不仅是国内学术交流的开展，如学术讨论会的召开，而且是与国外学术交流的开端，几十年来与国外学术交流的中断使国内学者不知国外学者研究的课题、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方法，这种闭门造车的状况阻碍、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学术研究只有在不断交流对话中，在冲突融合中才能获得新知、新成果。我也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在北京市哲学会的组织下，请学者做学术报告。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15教室听邱汉生教授做“宋明理学与宋明理学史研究”的演讲，他讲了4个问题：一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二是理学发展阶段和特点；三是理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他对理学的评价基本是《中国思想通史》的观点，认为理学是思想的浊流，在中国思想史上起消极作用；四是如何研究理学史。这年7月9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楼115会议室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杜维明教授讲“儒学研究的途径”。7月15日，在北京大学（旧）图书馆一楼会议室听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宗教学系主任冉云华教授做“佛教与宋明理学”的报告。11月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10教室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陈启云教授做“美国是怎样研究中国中古史及思想史的”报告。1981年5月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第15教室听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做“儒教研究在日本”的报告。他提出：日本学者对儒教研究做出了贡献；儒教不是中国私有的，儒教的教理被日本岛田虔次所发展，从整体来看，日本、朝鲜、越南，都属儒教。当然，儒教的研究中国学者处于主导地位。从远东的观点来看，发展儒教是整个远东的事。1981年12月3日，在人民大学图书馆楼115会议室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秦家懿教授做“王阳明学说在中、朝、日三国的影响的比较”的报告。这些报告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使我了解了一些国外研究中国哲学的成果和方法，我思想上受到启发。

我记得弗兰西斯·培根曾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曾梦见一棵大树，此树之根干是如此奇特，以至枝叶不管长得多么大也仍然可以支撑。培根说：“这是一个好梦，它的寓意是，哪怕是一个小国，但如果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兼容并蓄的国策，因而善于不断从外部吸取人员和文化上的精英，那么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一等的强国。”学术也有相似之处，闭关自守、隔断交流，使中华民族古代光辉灿烂的伟大的强势文化随着国家的落后挨打而变成了弱小的弱势文化。文化学术的开放和兼容并蓄，吸收外来文化的学术精华，从事本土生命学术的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就会复兴，成为文化学术强国。

学术开放，不仅请国内外学者来做学术报告，而且国内亦举办各种会议。1982年8月，在北京密云水库召开“近现代哲学史讨论会”，张岱年、石峻、马振铎、徐运和、牟钟鉴、张绍良、焦树安、默明哲、王国轩、方立天和我等25人参加。我讲了近代新学的特点，中国哲学接着宋明理学讲自己讲了近900年，依照中国哲学300～500年有一个转变的规律，是否在当代也有一转变，以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代替现代新儒学，以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石峻教授讲了如何解决近代社会矛盾的问题，他认为地主阶级改良派如龚、魏，农民阶级如洪秀全，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康、梁，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孙中山，都没有解决这个矛盾，最后社会主义革命解决了这个矛盾。这一年又在香山召开“秦汉哲学史讨论会”，参加人员基本与上会相同。我讲儒道的同与异，讲《周易》思想对儒、道、墨的影响，我认为中国哲学应从《周易》始，而不应从老、孔始。石峻不太同意冯友兰把先秦作为子学时期，汉代以后为经学时期，认为这个划分有缺陷。这种会议发言自由，各抒己见，既活跃了学术空气，又启迪了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