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与工人结合

1974年、1975年，全国继续“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有的较大的工厂也组成大批判组、工人理论组等。高校教师以及工农兵学员也到工厂与工人相结合，编写“儒法斗争史”和注释法家著作或儒家著作的批注等。我们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经由人民出版社联系，1975年年初到了天津国棉二厂，与厂里的工人理论组相结合，共同编写以“儒法斗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代农民哲学史》，并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理论组与我们共同讨论，共同撰写稿子，最后由我们修改。天津的自来水咸津津的，开水很难喝，我们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尹明说一定要泡茶叶，这样可减少咸味。在天津国棉二厂住了4个月，写完初稿后我们便集中到人民出版社修改初稿，工人们不久回厂，只留下我们教研室的几个人参加修改。人民出版社的编审刘元彦与我们一章一章地讨论修改意见，然后修改。尽管我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能根据个人意见修改，而必须依大家意见修改。1976年年初出清样，我们又校清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清算“四人帮”“儒法斗争”的指导思想，这两本书也属清算之例，就不出版了。在当时，教研室下工厂与工人相结合，是不能不去的，且教研室中年纪大的老同志都下工厂，我们年轻人没有理由不去。所以，有时候人的命运不是由自己支配的，是时代的使然。尽管你与自己的命运相抗争，但胳膊扭不过大腿，个人扭不过社会潮流。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女）被长期关押后惨遭杀害。当时张志新的妹妹在人民大学工作，消息传来，我们都为其叹惜，认为她是一个坚持原则的同志。1975年下半年，军宣队布置我们批判《水浒传》的投降主义。据说是原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教师在人大解散后，被分到北京大学，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念《水浒传》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四人帮”就借此影射周总理、邓小平，这时总理已病重，邓小平复出不到一年，又在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之后小道消息一下子多起来了，军宣队又布置追查小道消息的来源。学校贴出了悼念周总理的小字报。从3月下旬至4月4日清明节前后，各地学生、干部、人民、解放军自发进行悼念活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贴悼诗，有的小字报和诗直指“四人帮”，很感人。据说有的花圈很大，是用铁条焊成的，表示了反对“四人帮”的坚强意志，我们当时是这样理解的。学校布置谁都不准到天安门去，出去都得请假批准。但有的教职工家住校外，限制不住他们，他们便偷偷到天安门看小字报和悼诗，并抄回给大家看。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北京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一再重申的禁令，前往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队伍绵延不断，声势浩大。人民群众在悲痛中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中央政治局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定为反革命事件。悼念周总理逝世，无可厚非，为什么是反革命事件？一般老百姓都想不通。人民在沉思中觉醒。在“文化大革命”持续近十年的时候，这预示着人民群众对是非颠倒、忠奸不分的不满，代表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所制造的政治迫害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