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工、军宣队

面对这种状况和形势，我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往往会做历史比较的思考：中国历史上在每次大动乱后，新王朝往往会采取道家思想，与民休养生息，清静无为，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所以出现了汉的文景之治和唐的贞观之治。中国刚经过八年抗战、五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三年饿死人的困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不采取与民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的措施和政策？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朝令夕改，叫人捉摸不定。我也想到“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奉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打天下是“逆取”，是推翻一个政权，必须采取斗争的、发动群众运动的办法，否则难以“得天下”。“马上得之”就是说马上打出来的，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能不能马上治天下呢？陆贾认为，如果秦并天下（即统一六国，取得政权）以后，行儒家仁义之治，法先王，高帝能得天下而有之吗？秦不行仁义，不法先王，是秦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得天下”与“治天下”的不同。如果采取“得天下”的办法“治天下”，就只能搞乱自己，祸害人民。大凡一个政权在“得天下”以后，即掌握了政权以后，都采取巩固政权的措施，稳定社会秩序，使人民安居乐业，以能长治久安，而没有采取唯恐天下不乱的发动群众自己斗自己、自己推翻自己政府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苦了人民，苦了功臣，而使“小人”篡权当政，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人民大学两派没有联合起来，北京各高校的两派也没有联合起来，于是，1968年8月中央便向各教育单位（大学、中学、小学）和党政机关派遣“工宣队”和“军宣队”。这是根据毛泽东说的：“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把学校看成知识分子独霸的独立王国，于是“工宣队”和“军宣队”便到全国所有学校，占领上层建筑，占领“知识分子独霸的独立王国”。两队进驻我校后，天天召集我们训话，说是要打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嚣张气焰，打掉知识分子轻视工农兵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成了“臭老九”。所谓“臭老九”，是指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第九等人。“工宣队”和“军宣队”都说自己是工农兵，是领导阶级，但“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他们训道：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共产党、社会主义养你们，你们还说共产党、社会主义不好，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你们要老老实实接受工农兵的领导，接受思想改造，使自己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等。“工宣队”“军宣队”进校，说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阵地，于是便组织学生、教师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及马列著作，主要是学《语录》和检查自己各种错误的、修正主义的思想及学术观点，同时召开各种斗争会，斗争“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知识分子经过几年七斗八斗后，还要被批斗，知识分子的厄运接踵而来，不知何时了！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后，又有人自杀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谈学术研究了！

1968年7月，毛泽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传达、学习这个“最高指示”后，我们教师都为人民大学的命运担忧。毛泽东说理工科大学要办，没有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学要办，人民大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学，今后还要不要办就成问题了，同时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人大就没有招新的大学生，而1965年招的学生，当年提前毕业分配了，这就是说学校只剩下教职工了。教职工为学校命运担忧，也是为自己的前途和今后的工作担忧。这年10月，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党政机关、大学、科研、医院等单位都办起劳动基地，即“五七”干校。要我们知识分子走一辈子“五七”道路，即走劳动改造的道路，也要知识青年（即初、高中学生）到农村去，参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城镇居民也搬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实行改造。人民大学便派出人员到各省农村去找“五七”干校的校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