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奋学习

从祖国边远的山区泰顺到古老的首都北京，我心情特别激动，有一种从“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之地到“绿影秋实连王府，嬉闹暖木满城花”之地之感，反差特别显著，感觉也特别强烈。如果说1950年参加土改运动是我生命道路上的一次转折，那么到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就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它基本上决定了我的人生命运。我想命（古人以为是天命）是一种必然性，譬如人一定要死，自己不能把握，但“命运”的“运”是可以自己掌握的。我反反复复地思考如何把握好上大学这一难得的机遇。在求知的大道上，投机取巧是行不通的，懒惰贪玩是学不到的，必须分秒必争地学习，光阴似箭，不抓紧就溜过去了。运是一种机遇，不抓住就过去了，时不再来。记得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在《论时机》中说：“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我既已察视时机考上中国的名校，那么就要抓住时机，刻苦学习，向科学进军。开学第二天，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专门化和中国革命史专门化组成的历史系召开迎新大会，宣布由著名中国革命史专家何干之教授任系主任，云光任系副主任，每个学子都兴高采烈，心想在名师指导下，我们一定能学好，我也这样暗暗地下决心。何干之教授中等身材，微胖，额头很高，秃顶，说话口吃，所以他迎新大会的致辞是写好稿子的，照稿子念就不会口吃了。他后来给我们讲课也是念稿子，不过他写的稿子语言很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他对中国革命史如数家珍，所以同学们一点也不觉得枯燥乏味，而是听得津津有味。我有记笔记的习惯，他讲课的内容我基本上都能记下来。当时各门课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没有讲义，只有靠笔记，后来有人把它概括为：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一到考试前我的笔记本就忙开了，或被同学借去对笔记，或被借去抄笔记，转个圈才回到我手里。我作为第六班的学习班长，有责任使全班学习好，而当时学习好与不好的标准就是考试成绩。

这次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门化招生300人，加上备取生，超过300人，分为10个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专门化招350人，分12个班，整个系学生达650多人，加上教职工，人数就更多了。要召开这么多人参加的迎新会，原朝阳学院没有那样大的房子，只得借用隔壁军队机关的一个礼堂。朝阳学院的原建筑基本上是平房，唯一的楼房是二层的西大楼，历史系两个专门化的学生不够住，有的就与哲学系的学生住平房。新闻系住新盖的六层大楼，档案系以及研究班学生住铁狮子胡同1号，法律和经济各系住西郊校舍。校部各机关分散在东四各条胡同里办公。办一件事便要东跑西找，比较费时。

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招生，所以我们班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来自的地方有新疆、四川、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北京、河北、湖北以及东北三省等。我们班30人中男生26人，女生4人；调干生25人，应届高中毕业生5人。调干生助学金我们班分两级：政府19级～25级，每月25元人民币；18级以上的，每月29元人民币。应届毕业生每月15元人民币。我拿每月25元助学金。学生伙食分中灶和大灶，中灶每月15元，大灶每月12元5角。第一学期我吃中灶，8人一桌，与吃饭馆差不多，8菜一汤，主食有各种包子和鸡蛋炒饭等。第二学期以后想多买书，以及要寄钱回家，帮助弟妹读书，就改吃大灶，不过大灶伙食也很好，比我在泰顺机关里伙食好多了。

我们每个班都成立党团支部，我们班党支部书记是章赓圣，是湖北来的一个18级干部，即正区级干部。在县里区级干部就了不起了，如我工作的泰顺县各局局长、法院院长、各区区长等都是党员或老干部，觉得高不可攀。我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不过我们班除了党员就是团员，所以没有组织发展的任务。当时每个班的女同学都很少，但男党员又多又吃香，所以女同学都把终身目标锁定在党员干部上，团员根本没门，也就知趣地不去追。就像我们到泰顺土改时的女同学一样，她们的结婚目标是县里区局级党员干部，一般干部就没有资格攀上，这便是当时的恋爱观、婚姻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也是与时俱进的，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价值观潮流，抗拒价值观潮流很不容易。

从入学开始，我们班的同学就都很用功，个个刻苦学习，争取好成绩。系里提出创造全优班级的要求，所以学习压力很大，同学们从图书馆借来马克思、列宁等的大部头著作，根据课程要求，一本一本地啃，几个月的紧张学习，有的同学失眠了，有的同学脑袋昏沉沉的，有的同学吃不下饭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不但没有反应，反而精力充沛，因为这种学习的紧张与我在温州干校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学习的紧张完全不同，那是思想的痛苦、精神的摧残、心灵的折磨，这是思想的愉快、精神的培育、知识的增长。书籍给我的是智慧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要使学术生命得到滋养，就要读书；要使学术生命获得充实，还是要读书。读书可以神游无限的、奥秘的学术太空，可以遨游广阔的、无际的知识海洋，我要畅游到知识的彼岸。

第一学期结束考试，人民大学考试的方式学苏联莫斯科大学的考试方式，一律口试。口试老师3～5人，考生当着老师的面抽考签，抽一签，上有两题，没有挑选的余地，抽到哪一题就是哪一题。对这种考试方式我们都不习惯，没有经验。它与笔试大不一样，不少同学担心会因临时精神紧张而发生怯场现象，慌了神说不出话来，所以大家都很害怕，特别怕老师提问，有的同学说，老师一提问，脑袋就会懵，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那些平常不爱说话的学生更害怕自己临场说不出话来。我就请别的系的老同学来介绍经验，他们特别强调的是：不要紧张，一紧张脑子一热，原来背得滚瓜烂熟的就记不起来了，愈紧张就愈记不起来；对口试老师要视而不见，只当是听课的学生；要利用抽题后短短的时间写出回答问题的要点，回答时照着提纲要点讲，就不会说忘了，说丢了；考试复习时要注意概括问题和要点，要把每个问题搞清楚，否则老师提问题时就答不出来，也就不能给优了；等等。老同学还告诉我们，上午8点—10点时口试老师头脑最清醒，所以提问题多；到了下午3点—5点，口试老师的脑袋听木了，提的问题就少了。口试最怕中间提问题，回答了问题，原准备的提纲就被打乱了，记不起来了。这种考试一般要考两天，慢的考三天，一天考8～9人。所以，排考试的先后次序，大家都很计较，我当学习班长，负责排考试的先后次序，就得一个一个征求同学意见，然后调整次序。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学习班长只得自己带头，第一个进考场抽考题，我们有两个人同时进考场，我先抽一个考签，上有两题，一个属于大题，一个属于小题，在考场准备，可带一支自来水笔和一张白纸，不可带书和笔记本，其实在老师眼皮底下准备，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我准备时间最短，一会儿老师就催我回答问题，我做了较好的回答，对老师认为说得不清楚的问题的提问，也做了较好的说明，老师还算满意，给我的成绩为优。我记得当时记分分为五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我从考场出来后，再进去一个同学，即出来一个进去一个，考场保持一人回答考题，一人准备。出来后同学围住我问这问那，我对同学说，千万不要紧张，老师不吃人，不会为难学生。不过也有同学被老师提问了四五次，甚至有被追问不舍的，搞得同学晕头转向，全乱了套。考试结果，我们班并没有成为全优班，有三四个同学得了良。不过，与其他班比起来还算好的了。学校为照顾同学考试，一个月考试期间的伙食特别好，这是学校为了照顾同学们的身体。

这学期最激动人心的是参加十一国庆大游行、大检阅，我们系的学生站在离天安门城楼最近的金水桥边，面向天安门城楼，看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看得最清楚。我们每人手里拿一束大红花，是我们自己做的大红花，有同学说这是我们灿烂的红心。10月1日这一天我们起得早，整队出发从东四十二条海运仓校舍到铁狮子胡同1号，会齐其他系的同学，然后一起走到天安门广场，要走1小时左右，到达后站到事先排练过的位置上，每次排练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就同真的游行一样。我们的任务是隔开游行队伍，不让其越过我们到金水桥上去，实际起着保卫作用。当庆典开始时，党与国家领导人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呼雀跃，红旗飞舞，红花摇动。我们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不能回头看我们背后的游行队伍一队一队通过，游行结束后，天便暗了下来，像是要下雨，当我们回校走到一半路程时，雨就下起来了，所有人都没有带伞，回到海运仓时身上全湿透了，晚饭时食堂准备了红糖姜汤，驱寒以免感冒。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焰火，这次不是走而是用汽车把我们拉去参加天安门广场上的通宵舞会，每所大学分一块地方，打着大学的旗帜，在一块地方内围成几个圈跳舞。说是通宵，其实没有达旦，晚上12点以后就开始逐渐退场。此后几年的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都在天安门游行庆祝。

我虽到北京已有一学期，但没有出去玩过，北京的名胜亦未去看过。1957年1月24日学期考试后，同学们说放松一下，便相约去参观故宫、景山、北海等名胜古迹。这一天风怒吼着，沙尘蔽日，天阴沉沉的，使人难受，不仅冻手，而且冻耳。但春节前办年货的人们还是喜气洋洋的。据说故宫与“五海”构成了水火二龙的形象，水火便是坎离二卦，在中国《周易》思想里，水火是相对相关、不离不杂、相反相成的。《说卦传》讲坎为月，离为日，所以故宫的宫墙都是红的。故宫为中国古代天子所居，为天，天为乾、为父、为金，故用金黄色琉璃瓦。《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所以，故宫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五海”为地，地为坤、为母，我想“五海”应是东南西北海加什刹海，合乎五方或五行的意蕴。这就是中国“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五行理念。这些想法为参观后所得，也是私塾读书所闻的印证。

这一学期给我影响最深、启发最大的，一是名师上课，他们的为师之道令人敬佩。这些名师有蜚声国内外的著名学者何干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生必读必考的《中国革命史》作者胡华，中国史学界著名专家孙家让、尚钺、李春辉、冯拾、彭明、戴逸等。何干之讲课的理论性、逻辑性、思想性强，虽口吃，但讲得慢，好记笔记。胡华讲课潇洒，引经据典，史实事件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孙家让个子高，板书写得好，他讲先秦两汉史，旁征博引，条理清楚，生动活泼，除此之外，他还介绍当时史学界的一些争论问题，如中国封建制的分期问题等，发人深省。我亦对此感兴趣，便搜集、研读各派观点及资料，如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春秋战国之交封建说，尚钺、何兹全的魏晋封建说等。20世纪60年代，尚钺的史学观受到批判，被说成“托派”观点。尚钺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大学者的风范，讲课深入浅出，分析透彻。冯拾讲中国革命史专题，层层剖析，清晰易懂。老师们讲课各有特点，各有长处，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管是上大课，但人人认真听课、记笔记，那时没有扩音器，300多人的大教室却只有老师讲课的声音，而无其他杂声，坐在后排亦能听清楚，但黑板上的字就看不清了，所以需要早点去，以便坐在前面一点。名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循循善诱，如春风化雨，泽润心田，每次听课都觉得打开了一扇知识的天窗，自己的思想好像豁然洞开，窥见了知识海洋的底蕴，解开了自己学习中的许多疑惑。老师们将长期积累的知识和研究心得及理论概括传授给我们，听一堂课胜过自己读千百本书，因此，我课课必到，绝不缺课。名师们攀登学科高峰的精神魅力鼓舞着我们，他们诲人不倦的教导激励着我们，他们高尚纯朴的师德默化着我们。在名校名师的教育中，我们不仅获得了理论知识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获得了人格良知的提升。

二是聆听著名学者的学术报告。在全国向科学进军的氛围下，学术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尽管当时对哲学界泰斗冯友兰有种种批判文章发表，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还是邀请冯友兰来做学术报告。1956年11月16日，冯友兰来人民大学东四十二条海运仓礼堂做“中国哲学史中思想的继承性问题”的报告，我虽久闻其大名，但未见其人，很想看看这位名人的风采，于是我便提前两小时早早来到礼堂，占了一个较靠前的位置，后来住在铁狮子胡同1号的同学也赶来听，这样700～800人的礼堂就坐不下了，同学们只得站在过道里，过道站不下，就站在门外窗户下听，盛况空前。这次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提出了如何继承中国哲学思想（命题）的问题。我记得他举例说：譬如“忠”这个概念，在封建时代，它的具体意义是忠于皇帝，忠于封建国家，现在我们应该抛弃，但“忠”的字面意义，即抽象意义，可以继承下来，变为忠于党（中国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听后我觉得很有道理，解决了一个传统哲学命题如何转换为现代哲学命题的问题。散会后同学们议论纷纷，各种看法都有。当时，同学们思想比较开放，好辩论，无顾忌，熟悉的、不熟悉的同学走在一起或凑在一起，就辩论开来，滔滔不绝，思维特别清晰有条理。辩论使思想闪光，辩论启迪智慧，辩论没有结果就拉着人不让走，非得辩出个结果不可，但往往很少有人认输，都是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对冯友兰字面意义的继承问题，有赞同的，认为这是解决传统哲学继承问题的唯一途径；有反对的，字面意义（抽象意义）是通过具体意义来表现的，具有阶段性、封建性，是不能继承的；有认为一半对一半不对的等，各说其是。学生们吃集体食堂，饭桌就成为最佳、最自由的辩论场所，真是无所不辩，尽管争论得面红耳赤，亦无所谓。辩论声音又大，便吸引不少人来旁听或参加辩论。后来，冯友兰这个报告的内容被概括为“抽象继承法”，一直被作为取消道德阶级性、否定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来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才获得了公正的评价。1982年9月10日下午，冯友兰在跟我们一起参加夏威夷“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后到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答词中说：“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我的踌躇摇摆，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矛盾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50年代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一时讨论得很激烈。”冯友兰先生所说50年代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他讲的“中国哲学史中思想的继承性问题”，所谓“讨论得很激烈”，实际是批判得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