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相关概念诠释

2.1.1 产学研

（1）产学研互动的概念界定。

产学研即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各主体之间长短互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形成强大的从科研技术开发到产品开发再到产业化的合作方式，并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综合优势。产学研合作指的是作为研发需求方的企业同技术提供方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协作，利用一定的机制将供需主体的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结合，以实现企业的技术创新为目的，完成高校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产业化。

在产学研合作这一系统中，各个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其中“产”指的是企业。企业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和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需要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高校、科研机构输出研究成果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同时也为高校、研究机构提供研究和人才开发的必要资源。“学”指的是高等院校。通过产学研合作，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实验室等技术研发设备优势和师资力量优势，同时为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人才提供了平台。“研”指的是科研机构。科研机构借助企业的良好平台及生产资源，在完成自身科研课题的同时，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科学规划和技术开发，研究成果将促进企业的发展及产业的提升。总之，产学研合作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科学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的形式，是知识时代和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其实质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方式。

（2）国内外产学研互动发展历程。

普遍认为195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研究园的建立，引发了世界科技园区建设的热潮。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世界各国纷纷出现并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产学研互动历经了四个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科技革命，产学研互动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出现。美国斯坦福研究园和苏联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拉开了产学研互动建设的序幕。随后，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也出现了高技术企业的集聚现象。当时大部分园区集中在美国，硅谷、128号公路、贝德福研究与管理园、伯翰诺工业园、伯尔德工业园和三角研究园的成功创建不仅成为美国国内各州效仿的典范，也成为世界各国模仿的样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产学研互动进入缓慢发展时期。60年代中后期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罗马尼亚、巴西等国家纷纷开始设立高技术开发区，巴西于1965年建设坎皮纳斯科学城，1968年日本、比利时和罗马尼亚分别筹建了筑波科学城、新鲁汶科技园和皮佩拉电子城，1969年法国建立了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城，英国在1972年和1975年先后建立了赫利奥·瓦特大学科技园和剑桥科技园。亚洲各国在70年代经济开始高速发展，韩国效仿日本的筑波模式于1974年建设大德科学园地。这期间全球产学研互动园区的总数只有50个，且主要分布于欧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园区的带动、示范作用不是很显著。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回暖，产学研互动大规模出现并快速发展。1980年末美国拥有24个园区，到1989年末美国已设立了遍布全国的141个产学研互动园区。到1990年日本已选定18个地方兴建科技城，加强建立技术城市的步伐。同期，产学研互动在西欧一些国家也得到了比较迅猛的发展。法国自1984年以来相继在波尔多、马赛、斯特拉斯堡、里昂、图卢兹等地建立开发区。德国到1990年也已建设有70多个高新技术园。此外，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也建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产学研互动园区。到80年代末，世界高新技术园区总数增加到了641个，园区的建设和发展在腹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世界范围内的数量和分布继续扩大，至1992年，设区国和地区增加到48个，园区总数达到1009个，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欧和东亚等国家的高技术区。美国、加拿大等北美园区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产物；德、英、法等西欧园区则着眼发展本土高校技术；而日、韩东亚高技术区则多为政府规划的产物。

对于国内产学研互动发展历程，本书的划分方式如下（见表2-1）。第一阶段从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到1998年，产学研互动工作主要是促进科研院所向产业的技术转移。第二阶段从1999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开始到2005年，我们注意到这个阶段中国企业的吸收能力有一个显著的提高。该阶段，产学研互动工作主要是建设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三阶段始于2006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产学研互动工作主要是突破产业前瞻性技术和核心技术。阶段转型的动力来自企业吸收能力的变革。

2.1.2 区域

（1）区域与腹地的概念界定。

不同学科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对于“区域”的概念解释也不尽相同，地理学是最早将“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西伯特认为区域概念是一个中间性范畴，区域的划分带有极大的随意性（Siebert H.,1969）；佩洛夫、邓恩、兰帕德与穆特四位学者认为在一定区域内地理上毗邻的地区是紧密结合的，具有某些共同的或互补的特征，并提出了明确的区域划分标准（Harvey S.Perloff, E.S.Dunn, E.E.Lampard and R.F.Muth, 1960）；西方学者采曼斯基也曾对地区、地带与区域做过明确区分（Czamanski,1973）；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对“区域”概念的解释确定了差异性这一标准（哈特向，1981）；1992年，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 M.胡佛对“区域”概念的界定影响较大；1999年，郝寿义、安虎森教授也给出了“区域”的定义，他们认为区域是基于行政区划以整体加以考虑的一定的空间范围，拥有组织区内外经济活动和联系的能力，多由一个或多个重要的中心城市或多个乡镇组成。

在港口研究中最早提出了“腹地”的概念。1888年，商业地理学创始人奇泽姆在《商业地理手册》中第一次引入德语“背后的土地”（Hinterland）一词，指围绕在港口周围，为港口提供进出口商品集散的区域。另一个德语词“周围的土地”（Umland）经常与“Hinterland”混用。20世纪初，相关研究延伸到了内陆地区，内陆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也开始出现“腹地”字眼，如：赖利、康维斯依托“零售引力模型”深入研究了城市腹地理论，认为城市中心对腹地的影响程度与其规模成正比，与二者间的距离成反比（Reilly W.J.,1944）；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涉及了腹地的分级问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腹地（Hinterland）一词的内涵才被广泛认可，指港口或内陆地区等各类经济中心的外围附属区域，也被称为“城市贡地和城市腹地”。腹地与城市核心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具有向城市核心输送人力、物力、财力和接受城市核心区辐射的双重功能。腹地区域的发展状况、所处区域的城市密度、市场规模、行政区划和自然条件、资源供给能力影响着核心区的吸引力半径、发展速度以及产业高级化程度。如1972年海格特提出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表明了中心区域与周围腹地间存在对流、传导、辐射的相互传递关系。我国对于城市腹地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主要是根据国内各种区域的不同，提出与城市腹地相关的很多区域概念，如经济腹地、经济区、城市经济影响区等。

本书认为“区域”是指由围绕在区域内，其利益目标一致且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资源，拥有自组织和沟通合作的能力，具有向区域输送要素流和接受区域辐射双重功能的多个地域单元组成的地区。

（2）国外区域发展历程。

首先，从单一城市研究转向城市区域研究。国外对于城市区域现象的研究始于对单一城市的研究。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步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城市空间组织的巨大变化，表现为城市的主导功能逐步被工业所占领，城市的规模在扩大，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之间的联系日趋加强，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日趋复杂，一系列的城市病开始出现。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将目光从城市内部转向城市以外的区域。其次，从城镇体系研究转向大都市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工业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日益普及，从城镇群体角度研究城市和区域显得日益重要。城镇体系概念与随后出现的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大都市带概念虽有较大不同，但它们都是在区域的背景下研究城市或城市区域现象的，而且城镇体系与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大都市带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以交通为主的传统因素。因此，城镇体系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为后来的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大都市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后，从影响城市区域的传统因素研究转向现代因素研究。从城镇体系到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大都市带，其形成的动力机制都与交通条件等传统因素有关。布鲁恩和威廉斯在分析了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地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后认为，大都市带的出现是时空耦合的空间特征之一，所谓的“填入”（filling in）过程往往发生在连接主要节点的交通干线附近，主要城市和区域中心等节点增长会逐渐形成一种线状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全球的经济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为管理的高层次集聚、生产的低层次扩散、控制和服务的等级体系扩散构成了信息经济社会的总体特征。范吉提斯（Pyrgiotis,1991）、昆曼和魏格纳（Kunzmann, Wegener,1991）通过对欧洲城市的研究认为，经济全球化和集团化双轨并行形成了跨国网络化城市体系，并认为该体系的主要物质基础是跨国高速公路和发达的电子通信设施（Kunzmann, Wegener,1991）。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主要城市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新型的城市类型——全球城市（global city），在此背景下，传统的城镇体系正在演化为新的世界城镇等级体系结构。弗里德曼认为跨国资本浪潮的空间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世界城市体系的出现，即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和地方级城市，新型的城市等级体系以其复杂的网络结构正在代替城镇体系单一的等级概念（Friedman,1986）。

（3）国内区域发展历程。

第一，基于交通等传统因素对区域的研究。国内最早从区域角度研究城市的是宋家泰教授，他首先提出了“城市—区域”的概念（宋家泰，1980）。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的关系表现为城镇体系结构。区域有大小之分，城镇体系也有等级之分，有全国一级的城镇体系、省一级的城镇体系，也有地区级的城镇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较为广泛地开展了城镇体系研究。1992年，顾朝林出版了《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一书，被认为是“国内近10年研究与实践里程碑式的总结”。顾朝林1997年又对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总结。90年代以后，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和大都市带的研究。城镇体系、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和大都市带都是在以交通为主的传统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城市化空间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中心城市及其下级城镇形成城镇体系，多个城镇体系共同组成城市群，多个城市群形成城镇密集区，而城镇密集区的进一步发展则形成大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对于城镇体系、城市群、城镇密集区和大都市带等城市区域现象的形成条件与演化机制，传统理论认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和完善的交通网络是这类地域形成的前提条件。因此，已有研究多关注对影响城市区域空间传统因素的研究。

第二，基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等现代因素对城市区域的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行为，主要包括生产服务业发展、跨国公司发展、国际金融和商务中心形成（顾朝林，1999）。这些新经济行为均需要强大的知识、信息系统为支撑，城市是知识产生、使用和交换的主要场所，网状城市组合结构是知识传播、交换的最佳环境（杨家文，1999）。城市之间改变原来经济割据与结构雷同的特点，开展广泛的技术合作与信息交流，城市地域系统联系和组合形态发生变化，城市区域空间关系由网络取代传统城镇体系的等级概念，形成了多中心、多层次、组团型、交嵌式发展模式。城市在城镇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取决于其规模和经济功能，还取决于其作为复合网络连结点的作用（吴良镛，2000）。在信息网络的背景下，与传统的城镇等级体系相比，许多城市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张捷等较早地研究了信息时代地理空间及其连通性。刘卫东讨论了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潜在影响（刘卫东，2002）。汪明峰、宁越敏研究了互联网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作用，他们认为北京、上海、广州是全国的互联网中心城市，武汉、南京、西安、深圳、郑州、杭州、厦门等城市在互联网络中的地位有上升之势，而天津、重庆、昆明和哈尔滨的地位也较传统的中心城市地位有下降之势（汪明峰、宁越敏，2004）。可见，在互联网络城市体系中，许多城市中心性不再突出，只表现出明显的节点性。上述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之间新关系的出现，是在以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为背景的新经济因素作用下形成的，许多学者用城市区域来统称这类新型城市化空间组织形式，其空间结构则主要表现为都市圈结构。

第三，基于整合发展对城市区域的研究。有关区域整合发展的研究最早始于区际联系的研究。李春芬（1995）撰文指出，区际联系是区域地理学的近期前沿。牛慧恩等用定量的方法对甘肃与邻省的经济联系度进行了分析（牛慧恩、孟庆民，1998）。周一星等（2002）从航空运输网络方面对我国的城市体系网络连接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定量研究。有学者运用GIS空间分析和图形技术，就中国省（区、市）际人口迁移、铁路客流、航空客流、铁路货流、信件流等经济社会要素流动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张敏、顾朝林，2002）。上述研究拓展了区际联系的研究方法，为整合发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1.3 互动与互动发展

（1）互动与协调的区别与联系。

协调（coordinate, harmonize），依据《新华字典》的解释，“协”指调和、调整（mediate），“调”是指调节、调匀（adjust, regulate），从字面上看，二字都体现出“和谐、平等”的含义。“协调”在《新华字典》中解释为“和谐一致、配合得当”。所以，协调的本质和原则就是要实现均衡、稳定的关系。协调不仅仅体现在静态的层面上，还应该包含在为了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而努力的过程之中；互动（interaction），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互”是交替、相互（mutually, each other）；“动”是起作用或变化（act）。“互动”就是指多个主体之间相互影响或作用，从而促使彼此发生改变的过程。互动在字面上兼有持续的作用与回应。《麦孝瑞辞典》（MacquarieDictionary）中对“互动”的一般定义是“相互作用”（action on each other）。顾明远（1990）在《教育大辞典》中将“相互作用”定义为一个因素各个水平之间反应量的差异随其他因素的不同水平而发生变化的现象。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较早阐述了互动的概念，用以解释物体或系统之间的作用和影响。20世纪70年代，互动概念开始出现在人文社会、心理学学习与远程教学中。总结起来，“互动”是指一种使对象之间相互作用而彼此产生积极的改变的行为和过程，表现为合作（配合）、反对（竞争、进步、协调）、顺应（协调）、同化（融为一体）。

（2）互动与联动的区别与联系。

“互动”与“联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域联动”是以“行政区经济”为基础，主要借助行政外力发展的产学研经济交互系统，政府是其行为主体；而“区域互动”的行为主体已经逐渐过渡到了企业，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秉承“互需、互惠”原则，在“区域联动”的基础上向纵深推进的、良性合作互动发展的系统。产学研互动发展，主要指产学研内各个利益相关主体，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展开全方位的良性互动合作，整合和优化配置各种资源，谋求实现经济增值、技术创新以及“双赢”发展的状态和行为过程。产学研互动与区域协同发展本质上是指在互动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证产学研系统自身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区域整体的发展。

（3）互动发展与互动效应。

杨士弘、廖重斌（1992）在其《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方法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互动发展是互动与发展的集合，“发展”是系统运动的方向，“互动”是对发展行为的有益约束和规定；徐小玲（2007）在其博士论文《三江源地区生态脆弱变化及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模式研究》中指出，互动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强调相关要素之间在和谐发展的基础上，以互利为目标积极地互相作用和变化。综合和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认为“互动发展”是一种以互利为目标展开的多元发展，是指通过积极促进因素、产业、企业和制度等各方面要素的跨区域相互流动与合作，使原来关联性不强的区域实现有机融合，达到规划同筹、交通同网、信息同享、市场同体、产业同布、旅游同线、环境同治的一体化境界，形成区域间沟通、交流与互促机制，在提升各个子区域生产力的同时逐步实现区域整体平稳发展的动态演化过程。在互动发展过程中，区域之间、区域子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互动演化过程中彼此作用和互相影响而产生的和谐一致的程度被称为互动效应。互动效应是测度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人文环境是否处于良性互动发展状态的定量指标，互动效应不仅可以反映区域发展的各方面综合实力，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显示出区域多重主体之间互动发展的同步性和协调性。

以上辨析了“产学研”“腹地”“互动发展”等关联概念，经理论提炼得出“互动效应”是同产学研与区域互动效应测度研究相关的核心概念，是测度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人文环境是否处于良性互动发展状态的定量指标。互动效应不仅可以反映区域发展的各方面综合实力，还可以显示出区域多重主体之间互动发展的同步性和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