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费正清新汉学的特点：文化视角

1.3.1 西方中国学的开拓者

费正清于1907年5月24日出生于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休伦一个传教士家庭，其祖父约翰·巴纳德·费尔班克毕业于杰克逊维尔的伊利诺伊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在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和明尼苏达州几个城市担任公理会教堂牧师，他的外祖父母都是公谊会教徒，不过，费正清的传教士家庭背景对他走上中国研究的道路并没有直接影响，而是产生在潜意识上的影响。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非宗教的，他对学术兴趣的自由选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父亲亚瑟·博伊思·费尔班克，亚瑟·费尔班克没有子承父业做牧师，而是经过长年阅读《圣经》之后，断定自己已得到基督的启示和足够的精神指引，在1896年于杰克逊维尔的伊利诺伊学院毕业之后，他决定做一名律师，成为当地的一位非宗教性活动的头面人物。不过，对费正清影响最大的他的母亲络伦娜·金·费尔班克，费正清从她那里学到了自信，这对他后来在学术研究和面对各种挑战时表现出来的坚强品格密不可分。与中国的渊源，最早可能来自他小时候一次课堂上，老师带了一个大大的地球仪，从老师那里，费正清第一次听到了在地球上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叫中国的地方，而且这个国家的历史比美国还要悠久，面积比美国还要大，因此他暗暗立志，有机会一定要去中国看看。1925年费正清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在上历史课时，教授又一次讲到了中国，告诫学生们，千万不要因为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情形而忽视中国，并引用了拿破仑的那句把中国比作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就会威镇寰宇的名言，深深打动了费正清。又一次，他在图书馆读到一个故事，大意是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矛头指向入侵中国的世界列强，其发展之迅速和影响之广泛震惊了八国联军，联军统帅的德国将领把中国战况写成报告后呈送给德国威廉大帝，威廉大帝读后大为惊叹，说中国人食不果腹还能有如此战斗力，敢与洋人的洋枪洋炮拼个高低，如果有朝一日他们丰衣足食的话，定会统治整个世界。费正清被震惊和征服了，立志要研究中国，从此与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读完学校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图书之后，感觉这所学校难于满足他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愿望和要求了，所以提出转学申请。校长很理解他的心情，毫不犹豫地同意费正清转学到哈佛大学。在哈佛，费正清遇到了真正领他走上中国研究道路的中国问题专家莫西（Mercy）教授，1929年费正清以优异成绩毕业，由于他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已经小有建树，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颁发的最高荣誉奖，在毕业典礼上，莫西教授鼓励他在中国问题研究中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告诉他说，作为研究中国的学者，一定要到中国亲眼看看，获得第一手资料，这有助于今后的研究，费正清当时毫不迟疑地表示一定不辜负教授的希望。他获得罗德斯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中国历史，1932年他偕新婚妻子威尔玛来到中国，进入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拜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为师，学习中文的同时攻读中国历史，在蒋廷黻教授的帮助下，他获得了清华大学的教职，得以专心致志地进行学术研究。从1932年到1936年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的经历，他利用各种机会，考察中国各地风土人情，足迹遍及华北、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时他还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胡适、丁文江、傅斯年、金岳霖等一大批中国学者，从他们那里听闻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还通过史沫特莱（Agnes Semdley）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结识了宋庆龄、鲁迅、林语堂、陈独秀、蔡元培等社会名流和学者，逐步进入中国学术和人际圈。对于这第一次中国之行，他一语双关地称之为“度蜜月”，因为他是与新婚妻子威尔玛一起来中国的，而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他正是因为此次的中国之行确定了自己的终生研究方向，可谓其学术生涯与中国相交的蜜月期。1936年费正清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费正清发现，当时整个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十分表层的阶段，美国那时候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还处在欧洲传统汉学的桎梏之中，当时的汉学要么是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或点缀，要么是只注重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而忽视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中国的研究。美国汉学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4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仍然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费正清作为一个低级外交官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工作，亲眼目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问题和弊病，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同情。国共内战期间，他第三次来到中国，亲眼看到了马歇尔调停中国内战的破产，从而使他在研究中国革命的同时，更加关心美国的对华政策。此后费正清的学术活动担负起双重使命，一方面他需要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他需要把学术研究成果综合起来，变成美国公众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信息。这样，他的学术成果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其史学研究往往和时事评论相互交融，在美国汉学界独树一帜。费正清到哈佛任教不久，就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活生生的当代史，主张跳出传统汉学的束缚，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他以哈佛为基地，充分利用哈佛大学的资源和声望，建立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新的中国研究模式，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提出了“冲击-回应”模式，即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稳定性和惯性，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才做出反应；第二，侧重研究清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认为只有追溯近代几百年的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第三，认为中国文明是个自成体系的文明。

费正清于1936年1月回到英国牛津，获得了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后经过修改、补充，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开埠》（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为题，于1954年出版。全书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题为“面对西方的接触毫无防备的中国”（China's Unpreparedness for Western Contact），在这一部分就提出了“中国对于西方的回应”（The problem of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论述了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和贸易的发展，以及当时清政府采取的政策和广东体制的建立；第二部分“1842—1843年第一个与英国条约协议”（The First British Treaty Settlement 1842—1843），论述鸦片贸易在中国的发展和广东体制的崩溃，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禁止导致鸦片战争，1842年清政府在英国的军事压力下签订了南京条约；第三部分“1843—1845年条约的实施”（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ies 1843—1845）；第四部分“1845—1851年条约系统的进步性突破”（The Progressive Breakthrough of the Treaty System 1845—1851）；第五部分“1850—1854年上海外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建立”（The Creation of the Foreign Inspectorate of Customs at Shanghai 1850—1854）。这本著作体现了费正清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独特视角。

作为学者的费正清文思敏捷，著述极多，一生共编撰57部著作，他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其学术代表作，主要有《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等；第二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如《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中国：传统与变迁》（Chin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第三类是为从事中国和东亚研究的学生和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如《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通考》（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清代文献介绍提要》（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等，这三类著作有机结合，构成了费正清整个学术体系。另外，他还为数十种报刊撰写了数以百计的短文和评论，让人叹服。费正清的学术成果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公认为西方的中国研究之父，“头号中国通”等。他不仅是美国汉学界的无冕之王，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的泰斗。

1.3.2 费正清研究中国的动因

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开始几乎源自一种巧合，1929年他在哈佛大学写了一篇论述俄国革命爆发的毕业论文，在他当时的想象中，“中国似乎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行了”，可以看出此时他对中国几乎还没有什么了解，更谈不上研究。费正清1985年12月在美国历史协会百年纪念会上做了一个演讲，演讲中他提到了19世纪上半叶一位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书《中国》，副标题是“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他认为这本书是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这种综合研究被称为汉学”。

在费正清看来，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他对此显得倒是颇为耐心，不过也能从中看出他对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够的不满，他告诉他的读者，“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该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亦与西方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第三，他们正经历着一场迅猛的发展与变革”。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远少于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许多美国人并不知道中国在地球的何处，这种情形在费正清进行中国研究的时候普遍存在。因此，费正清深切感到，对于这个必然会深刻影响西方人生活的大国，必须加强了解。第一，了解中国是中西方和谐相处的基础，而和谐相处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相互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他指出，对中国做远观式的了解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这一差异在近代中国与西方日渐频繁的接触中有些方面走向弥合，但某些其他因素反而扩大了这一差异，这些因素首先是中国人高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其次是中西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经济水平上的差距导致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第二，在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方面，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中国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方面的文献记载在某些时代或某些领域远远比西方丰富翔实。第三，通过中国历史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因为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更喜欢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存在，“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之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

1.3.3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

费正清在四十多年时间内，一直是美国汉学的代表人物，影响三代美国的中国史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不过，在其学术生涯中，也遭到不少责难与非议，海峡两岸的大陆和台湾也曾对费正清有诸多不满之处，国民党认为费正清亲共，称他为“姑息”分子，而中国共产党方面也有人因为他的某些文字对他不满，甚至一度拒绝他访华。难怪费正清感叹，若要保持同中国人的友谊，就要死得不早不晚，恰到好处。

无论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或海外的华人学者对费正清都有批评，批评集中的地方是费正清对中国文化的隔膜。费正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是面面俱到的，同时也是在发展变化的，在每个阶段有其盲点和缺陷，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细微的地方，作为一个外国学者，必定有把握不准的地方。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他对中国文化有些方面的认识甚至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回到美国的费正清的学术研究担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他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另一方面，他需要把学术研究的成果变成美国公众可以理解并可以接受的信息，并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提供参考。“他推动的中共研究直接冲击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因而特别受到国内和国际的注意。他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并不完全是从学术的观点出发，更主要的是他要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涉及面极广，但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这一点他自己也并不讳言。和大多数西方的历史学家相同，费正清也不相信任何抽象的理论，他讲求实证，对任何理论都心存戒心。费正清的历史观主要受到当时西方主流学派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多少理论兴趣，没有发展出一套有关中国史的系统理论。他用“挑战与回应”之说，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在其著述中贯穿始终，但这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并不能算做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理论。费正清的中国史观的核心是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中西两种文明是水火不相容的，二者相遇时，冲突就不可避免。在他看来，中西文明作为对立的两大体系，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不同走向，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华文明是一种有别于海洋文明的内向型大陆文明，是有别于扩张性的商业——工业——军事型的、充满调和折中精神的、停滞的农业——官僚政治文明，西方文明洋溢着勃勃生机，中国文明则充满顽固的惰性。中国的传统模式的稳定、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和排斥，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缺乏内在动力去突破传统框架，只能在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下，被迫作出回应，这就是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他认为中国整个近代史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

费正清的中国研究，着眼点还是为了增加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知识参考和学术意见。在论述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和发展时，费正清指出，是到了1945年时，即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开展起生机勃勃的运动，对全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中国共产党准备在乡村夺取政权，“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它才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直接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费正清写作《中国和美国》一书的目的是增加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理解，并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在回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时，费正清从当时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的现实出发，认为美国过去同东亚的关系需要有新的通盘认识，美国应该反思，对东亚的政策是否总要依靠武力或者至少是武力威胁。费正清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在东方的地位是靠武力维系的，但大部分是欧洲的武力，很少是美国的武力。美国在越南使用暴力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是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过时措施，与美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因此，他认为，美国需要有一套概念来重新思考美国的东亚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从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角度来进行思考，因为“当我们描述过去的情景时，从所有这些角度得出的见解都有助于我们做出历史的综合。对于一个虚心考察问题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探求单独因果关系的方法都不可能是充分的。无论是原罪还是阶级斗争都不是了解我们过去行为的唯一线索”。这充分说明，费正清的东亚研究和中国研究具有多学科、多材料、多角度的性质，具有实用主义的目的。

1.3.4 费正清新汉学的文化视角

费正清非常重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他指出：“中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这里所说的不同民族独特的风俗、思想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费正清的中国研究具有纵向性和大跨度的特点，把中国历史看成整体，传统与现实紧密相连，在历史进程中的朝代更迭、权力转移的世事变迁中，贯穿其间的是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文化。如果不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历史的中国，就只能知其皮毛，而通过文化视角，则能在历史的万花筒中找到不变的底色和花纹以及内在的演变逻辑。费正清主要从儒家思想下的集权政治、朝贡体制、大一统思想、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文化原因等几个方面来观察传统中国：

首先，儒家思想下高度集中的集权政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官僚体制。费正清指出，公元前2世纪汉初的统治者牢固地确立了某些原则，第一，国家政权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第二，皇帝的政权由他的大臣代表他行使，他们的施政得失要对皇帝负责；第三，皇帝对于集中在首都的庞大宫廷内的官僚行使任命权，主要任务是挑选文职官员，用以维护他的权力和王朝；第四，汉初统治者还订立了一套监督体系。皇帝施政的中心问题是选拔和任用官僚的问题，在这方面，儒家借用法家的一些方法从而增强了其力量。为选拔贤才做官，汉代皇帝资助办学，开始设立文章考试制度，并在后世沿用下去，到了唐朝时，考试制度牢固地建立起来，这套科举制度产生出历代的行政官员，以服膺于官场的正统思想来确立其居官任职的资格。

中国科技史表明，中国直到中世纪末，在科技的发明创造能力和系统观测自然方面，在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机械钟、制图学、地震学、药物学、数学的某些方面、铸青铜、陶瓷和织造丝绸等，曾在世界上领先；但另一方面，这些早期的科技成就并没有产生有组织的科技研究，也没有出现一整套的科学原理，没有把科研作为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费正清引用李约瑟的研究，指出在17世纪中叶，欧洲和中国在数学、天文、物理方面的知识已经融为一体，尽管在医药方面中西两大传统尚未合流，尽管西方医学在19世纪取得很大进步，但1900年前，西方实际的医疗成就并没有超过中医。中国后来为什么落后了呢？欧洲为何能一直往前发展呢？费正清没有给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但认为，第一个问题需要考察一下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些什么因素阻碍了现代科学的独立发展。他认为，13到19世纪理学盛行的时期，朱熹教导通过“格物”来了解自身，但格物在这里的意思并非指科学观察，而是指研究人事。杜维明和范曾在北京电视台《中华文明大讲堂》的儒学对话中就提及某学者对着竹子格三天而无所得的事例，说明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清朝17世纪末，一些儒家学者开始对儒家经典和教条持一种较为实用和批判的观点，但他们仍未冲破儒家思想的藩篱，不关心物质技术。

对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和大一统思想的文化思考，是费正清文化视角的主要关注对象，在下面分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