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

儒学，有时也被称为儒家思想、儒教等等。儒家思想源自孔子，或孔夫子，这毫无疑义。但儒学算不算是一种宗教呢？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于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学界争论已久。不承认儒学是宗教的，有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健将，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北大教授季羡林，复旦教授蔡尚思等诸多知名学者。他们认为儒学不是宗教，基本基于儒学不具备一般宗教的特征的理由。以季羡林教授的论证为例，季教授从三方面认定：儒者一般不信鬼神，儒学没有宗教组织和宗教仪式，儒学没有彼岸世界。相反，也有众多的学者认为儒学是宗教，有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社会功能的，有从学理的角度考察其文本的，如牟宗三根据儒家承认道德本体，得出儒学是一种道德宗教的结论。张岱年从终极关怀着眼，认为儒学是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对象的宗教。季羡林也认为，到了唐代这些研究工作以不同的视角，立足于儒学的某一方面进行推演，都得出了圆满的结论。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费正清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他从儒学入手来解读中国，动因潜藏有类似于儒家思想的和合意识。他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

现代人类学研究一般认为，人类起源于数百万年前的非洲，原始人类逐渐向世界各地迁移，向北进入欧洲，向东进入亚洲，还有一些分支跨越了辽阔的大洋进入大洋洲，在冰河时期跨越白令海峡进入今日的美洲。早期的人类文明，基本上是在相互孤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有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古中国四大文明，当然，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的古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也有悠久的历史，各个文明均产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灿烂文化。巧合的是，在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左右，几大文明均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费正清在论及儒学起源时说，孔子和孟子作为开创性思想家，他们同时代的有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均出现在被称为“轴心时代”的这段时期，为这些早期文明提供了基本思维方式。当然，这几个早期人类文明对生命、社会目的以及意义等重大问题的思考提供的答案大相径庭，使地中海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各自独特的哲学思想也成为这几大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区别性特征。

费正清认为，与南亚文明或地中海文明不同，从早期开始，中国哲学的兴趣就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上，采取的是一种人道主义或者社会性的思路，着重于社会而非个人，与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的哲学传统大不相同。对于中国的无神传统，鲁迅认为有一条重要原因是汉民族起源的黄河流域土壤贫瘠，人们整日忙于劳作，而少绚丽想象，故神话难成系统。费正清认为很难解释中国思想为何朝着社会性或者人道主义的思路发展，推测可能是因为历史上东周列国纷争的无政府状态，使中国人感到政治和社会问题格外突出和迫切。费正清指出，孔子虽然也承认鬼神和天，但他对人类以外的领域兴趣没有什么兴趣，曾有学生问其人死后的情况，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在政治领域，他恪守古代传统，提倡继承古代的智慧。

费正清指出，儒家思想不是从孔子才开始的，比如儒学中“天命”的观点就可以追溯到周朝初期，据书经记载，商末统治者纣是个暴君，但商民并不能将其推翻，故上天授命于周，令其灭纣并取而代之，这一思想符合儒家思想，强调统治者必须有德，这是其统治的伦理基础，如果他作恶，则违背了天命，上天会收回天命，人民就有理由推翻这个王朝。这样的思想经过发挥成为民众反抗专制政府的思想武器，历代文人对坏政府的批评和反抗，其思想来源也正是在此。到公元前3世纪，中国社会分成明显阶层，一方是官吏和贵族，另一方是普通百姓，这一社会差别产生了一种特殊类型的贵族传统，被儒家保存下来，传到今天，早先的贵族变成了士大夫，儒家学说则成了他们的思想意识。费正清认为，孔子所主张的这种才智之士形成的贵族，比起欧洲的世袭贵族来说，更接近最初希腊人关于贵族的“以最优秀者治国”的观念，当时各大流派的中国思想家都反对诸侯的特权世袭原则，强调人在出生时是平等的，性本善，人能通过教育特别是通过自我修养达到正道，也可以通过见贤思齐，学习别人的长处达到目的。这种重视教育，重视道德的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

当然，儒学并没有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就被广泛接受。事实上，儒学是到了汉代才确立了其“独尊”的地位。秦统一中国之后，认为诸子百家的著作不利于秦朝的统治，发动了焚书坑儒的运动。两汉400余年，儒学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发展成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汉代的学者渐渐皈依儒家思想，儒家的礼仪教条逐渐成为官方的法律。公元3到6世纪时，汉代以后中央政权衰微时期，外来的佛教一度似乎盖过了儒家思想，但在随后的第二个昌盛时期，即7至13世纪的唐宋朝代，儒家思想重新获得主流思想地位，并被“改造成为空前稳固的形式”。费正清指出，朱熹是唐宋以后集大成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宋代新儒学体系成为其后700年间中国的正统思想，基础是不受空间和时间制约而存在的太极，而太极则体现在“理”的无限量的范围之中，此处的“理”与旧儒家所说的“理”所指不同，是指规律或者形式的本原；另一方面，具体物质则由“气”组成，即元气或原质，是组成物理世界的素材，故在所有事物之中，理与气（即规律和物质）缺一不可，相辅相成。费正清认为，这样的思想完全可以和柏拉图的思想相比。朱熹在谈及恶的伦理问题时，认为“恶”之所以出现，是在于以“气”蔽“理”，人的本性基本上是好的，性本善的主张出现在学童自小学习的《三字经》中，这种对人性的乐观观点长久以来影响国人，因此，费正清认为，西方传教士关心人的原罪的忧郁思想，很难战胜这种乐观的儒家观点。另外，明代以后，宋代的理学思想变成了禁锢中国人思想的紧箍咒，开始推行讲究排偶对比的八股文，影响到人们习惯于用四六骈体文以及对偶句来表达任何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体的特点。

儒学的发展绵延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虽然儒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种种曲折，既经历过昌盛，也经历过衰退，但是，费正清指出，自宋朝“儒家正统思想重新抬头，并在此后再也没有丧失它的控制力量”。儒学经过两千多年的积淀，已经深深融入中国人的道德伦理、风俗习惯和民族性格之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在近代中国，儒学的独尊地位终结，甚至政治上有过排孔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影响的终结。事实上，传统儒家思想，例如孝道、仁爱、守信、忠诚、廉洁、勤劳、讲究个人修养、重视教育、以家庭为中心等，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道德审美标准。尤其是孝道的思想，以家庭为重的思想，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民族性格的一个特征。这些观念甚至一些批孔英雄也难以逾越，例如鲁迅就长期生活在其母亲为其安排的无爱婚姻之中而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也遵循其母亲的意志回到家乡与一位从未见过的缺乏文化的小脚女人结婚。每年中国春节前的民工返乡潮，当然有社会转型期城乡二元体制及城市化进程的原因，但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于家庭的观念是何等看重。“有钱无钱，回家过年”， “常回家看看”，这些字眼，总能轻易在中国人的心中找到位置，每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绝对少不了家庭的主题。有人甚至说，大部分中国人虽然并不信仰某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家就是他们的宗教。这些都说明，儒学或者儒家思想的诸多观念，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族特征的一部分。

儒学不但是中原汉民族的思想体系和信仰，外来入侵的游牧民族在征服中国后，只能按照中国方式才能维系其统治，他们会听取一些人的意见，这些人“既懂得儒家的一些东西，又能维持一个有组织的征服，只要继承天命的人按儒家原则办事，不管谁来都行”。例如，契丹就“采用中国世袭君主制以及儒家的许多治国方式，从而延长了帝国寿命”。

在费正清看来，虽然孔子的很多论点听起来很保守，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位伟大的革新者，因为孔子提出，好的统治者首先是道德的问题。孔子不反对君主世袭制，但他强调君主的首要任务是以身作则按照道德准则办事，而孔子之前的思想可以说是“前道德”的，其中心是占卜和献祭。因此，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道德伦理学家，他开创的道德伦理传统使中华文化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注重伦理道德的价值。

费正清指出，儒家思想首先作为一种个人准则，力图使每个人都变成有道德的人，随时准备根据理想的理由以坚持德行，反对人类的谬误，特别是反对昏君。“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原指宗室之子或者贵族，但孔子所说的君子是高尚的人，在英语中或许gentleman（绅士）一词或许比较接近，指有教养的人或上等人，他认为君子应当具有多种德行，比如“知”、“义”、“忠”、“恕”和“仁”。但君子光有内在的德行还不够，还必须有“文”（教养或修饰）有“礼”（指对正当礼节及社会习俗的尊重）。这种文质之间的平衡代表了孔子“中庸”学说的特点。与之相对，印度和西方的大哲学家和宗教领袖往往宣扬绝对化的思想，强调逻辑和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孔子却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费正清认为，正是儒家折中和平衡的思想使之在中国获得胜利，其保守的政治思想也使儒家思想在后世受到东亚统治者的欢迎，与权力世袭制相比，儒家学说严格的道德标准提供了更坚实的统治基础，并成为统治者不断改进统治方式的动力。

事实上，儒学不但是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也是中国近代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无论是反动的还是进步的，基于儒学的强大传统力量，都把儒家思想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袁世凯利用儒学搞帝制复辟，还借用孟子“小国师大国”，天下为公为大同的思想，鼓吹文明无国界，实际上是要中国人民承认清政府通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儒学成为其反动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主要是利用孔子学说及其传统力量稳定其统治，因为儒学本身有利于稳定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的民主运动中一般都要批孔，但又都离不开儒家传统。太平天国时洪秀全曾激烈反孔，砸孔庙，烧儒书，因此还丢了私塾先生的职位，但当他定都天京，实行“天朝田亩”制度时，其理想又部分来源于儒家“大同”理想，而其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无疑也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沿袭。康有为抨击儒家纲常，鼓吹维新变法，但却打着孔子的旗号进行改革，最后走上尊孔保皇的旧路。孙中山曾尖锐批评儒教束缚人心，要对其扫除净尽，但其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又吸收了大量儒学思想，并对其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