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今年适逢戴逸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自古以来有为长者祝寿的传统，去岁中国人民大学遂有“戴逸与清史研究”研讨会的举行，一时群贤毕至，济济一堂，共叙先生治学做人之风范恩谊。今岁先生若干及门弟子与先生亲手创办的清史研究所同人，再以撰写学术论文的形式为先生行九十寿礼。

先生出生于人文渊薮之区常熟，常熟自明清以来就是出大学者大文人的地方。但先生对历史产生兴趣却并非得自正规的学塾训练。先生曾自称，其史学启蒙大约来源于两种经验：一是故乡中那些“小人书”的出租者，他们身穿旧长衫，头戴遮阳帽，背着塞满连环图画的破旧藤篮或皮箱，串街走巷，吆喝出租，为小学生供应历史文学图书。夏天夕阳西下，鸦噪蝉鸣，树荫深处的流动书摊，正是启迪先生史学智慧的最初场所。二是常熟明清以来遍布藏书楼，虽经战火摧颓败落，街市上仍残存着数家古籍书店，店中陈满了各种线装古书，读者可随手翻阅品读，无异于一座座小型图书馆。先生经常流连徘徊其中，与古人朝夕对话。先生曾回忆当年攒钱许久才购得一本残破《昭明文选》的求书经历。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先生常常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断句阅读，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先生治学文字中时现悠然古风，大致可溯源于此。

先生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正逢风云际会的民国初年，随着清朝皇权的崩塌，千年帝制结束了，一系列变革正在酝酿进行。科举制被取消后，那些曾经向往踏上仕途再过传统士绅生活的青年学子的愿望纷纷破灭，他们对教育目标的追求逐渐远离了传统体制设定的轨道，日益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当年先生这辈激进有为的青年大多选择从国家建设出发去从事科技或法政等职业，或者通过军事学堂的教育加入新式军人群体之中。

先生早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学习，旋又难以抵御年少读史引发的兴趣诱惑，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因在北大从事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缉捕，无法继续学业，最终投奔解放区，进入正定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与党史专家胡华先生一起教书共事。

由此可见，先生之治史经历从一开始就区别于那些安于书斋的民初“学院派”历史学家，而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演进历程紧密相关。因为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写作理所当然地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互为表里，是一种具有高度践履风格的学术活动，而不是封闭在校园内的纯粹专门的治学路径。先生对历史的探索无论是选题还是研究方法同样表现出与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交织在一起的特点。尤为明显的是，当时与先生同龄或年龄稍长的一批青年学子就是因为受到革命魅力的感召，首先投身变革运动，成为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战争结束后，他们才回到环境相对静谧的学校氛围中从事历史研究：他们往往既是战士又是学者。

先生任教的华北大学和在其基础上实现转型的中国人民大学就聚集了一批有丰富革命经历的历史学家。除了胡华先生外，还有尚钺、郭影秋、罗髫渔等人，他们都是具有极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乱世斗争经验的革命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尚钺先生就有着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他早年在北大当学生时就是新文学运动“狂飙社”和“莽原社”的骨干成员，曾写出小说《斧背》，是鲁迅欣赏的文学青年。革命军北伐期间，尚钺先生曾在豫南农村组织农民协会，任工农军党代表，发动武装暴动，后任当地苏维埃主席，被地主武装围剿突围后，潜行至上海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亲历东方旅社事件，后又转至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盘点尚钺的一生，他从事过各种职业，如记者、作家、厨师、报务员、商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等，其人生阅历之复杂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戴逸先生在纪念文章中曾提到尚钺先生谦虚地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研习历史乃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并以此引为同道。

曾任清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罗髫渔先生曾与开国元帅聂荣臻一起担任黄埔军校少校政治教官，又曾任叶挺将军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长期在上海和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另一位清史专家、《李定国纪年》的作者郭影秋曾经担任新中国的云南省省长，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正因为这些史学家同样兼具革命实践家的特殊身份，其曲折复杂的阅世经验无疑会成为他们选择研究视角、构思历史论题的重要背景。先生虽没有上述革命家那般丰富的革命阅历，但其治史风格同样具有革命风潮留下的深刻烙印，使先生的治史主张与那些民国大学出身的“学院派”学者完全不同，亦与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史家思考角度颇为异趣。

简括言之，先生之治学风格颇符“实事求是”之人大校训，亦多贯穿古人“经世致用”之遗风。作为弟子，我在此不揣简陋，拟对先生之学问精义试加蠡测，以求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