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在谈大统授受第三个问题，即末命见证人的问题。

雍正帝后来说的隆科多加七位皇子面承末命的说法遭到了许多人质疑，但康熙帝是以口头的末命传位，他绝不可能只说给隆科多一人听，多人面承末命是可信的。

《大义觉迷录》记述了大统授受，最后说：“……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也就是说末命见证的人远不止隆科多和面承末命的几位皇子。

“篡位说”也想到了这一点，却是将此作为篡位的证据来源之一。

《简明清史》据当时在京的传教士马国贤的记载“雍正即位，发布一个使全国震惊的命令，赵被拘执，处死刑，财产抄没，子女为奴”，论道：

赵即赵昌，地位虽不高，却是康熙晚年的近侍，常传达康熙的命令。为什么雍正一上台就要把他杀掉？为什么此人被杀使全国震惊？合理的解释是赵昌知道的事太多，而且不肯附和雍正，雍正必须立即把他解决掉。

杨珍先生的研究，将妃嫔、宫女们排除在康熙帝临终现场之外，但皇帝身边还是有人的：

妃嫔、宫女们恐怕都不在他身边。在这种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服侍他的只有贴身近侍与太监。值得注意的是，胤禛即位伊始，首先清洗的，恰恰是康熙帝生前任御前养心殿总理的赵昌与总管太监魏珠。由于他们，尤其是魏珠，很可能是康熙帝临终情景的目击者。

1998年《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出版，戴逸先生据此说：

雍正元年正月初六日赫然列有查抄赵昌家产的奏折，计有奴才家丁四百余人、房五百余间、田地五千六百余亩及大批金银物件，可以证实马国贤所说赵昌很快被杀为不虚。

学者们对于赵昌、魏珠的这种说法，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在编辑《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论文集时，格外注意金国平、吴志良两位先生的论文《西方史料所记载的赵昌》，此文提供了许多西文材料中关于赵昌的记载，说他没有被杀，而是一直关押在东直门城楼上，1731年即雍正九年在狱中受洗，皈依了基督教，可能于第二年离世。这大大深化了关于赵昌的研究。同时我又注意到文中有一段议论：

中国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赵昌经常传达康熙帝的旨意，知道的事太多，尤其是可能了解康熙帝关于帝位继承的真正意图，而且不肯附和雍正。赵昌未下大狱，而是被关押在东直门城门楼上，与其他犯人分开。这就说明完全是为了封口。这足以为以孟森、王锺翰、戴逸先生为代表的“篡立说”提供一佐证。

论文集出版后，我于2012年4月1日通过电子邮件向金国平先生请教：

如前引材料，只因您看到赵一个人单独被关起来，就表示为“封口”，这哪有把赵“咔嚓”了封得更严实。这更符合雍正的性格啊，哪容他活到雍正十年。

不到两个小时，金先生就回信说：

雍正对赵昌的态度问题，我考虑了许久。

如果雍正把赵昌一下“喀嚓”了，就太明显了。雍正是拿赵昌开刀，杀鸡给猴看。这正是雍正高明之处。

我于当天回信说：

您谓为孟森、王锺翰、戴逸先生的“篡位说”提供了佐证，而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回击以赵昌作为“篡位说”证据的最好的材料。这最起码证明了他不知道事情的最后真相，至于他有态度倾向或是雍正对他不感兴趣，这可能都是存在的，而抄家也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抄家而已。

还有一点，就是所谓与赵昌一样重要的人物——魏珠。魏珠根本就没有死，到了乾隆时期又在宫中做太监。这样的人，是篡位的目睹者吗？肯定不是。

2013年第3期《清史研究》刊出了常建华先生《雍正帝打击太监魏珠原因新探——魏珠其人其事考》一文，文章说：“雍正帝打击魏珠未必是因为魏珠目击康熙帝临终情景、得知雍正帝得位不正或者说是篡位的秘密。”

我就此问题请教杨珍先生。杨先生回复说她重新考察了魏珠，写在了新出版的书中。后来，我收到了赠书《历程制度人——清朝皇权略探》。关于赵昌，杨先生利用的弘旺《皇清通志纲要》记载是雍正十二年卒。经过分析，她的看法是：“雍正帝在继位伊始治罪赵昌，表明他对赵昌的某些行为或举止无法容忍，急欲惩之以泄恨。”关于魏珠的新认识是：“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患病时，魏珠身为近侍太监，理应在旁服侍。不过，根据其后魏珠的遭际看，不能认为他在康熙帝传位问题上起过不利于雍正帝的作用。”杨先生的结论是：“雍正初年，两人相继获罪，获罪原因均与雍正帝继位问题无涉。”

赵昌、魏珠，特别是魏珠应是雍正帝所说的现场人员之一，而魏珠没有看到什么“篡位”举动。第一，这反证了雍正帝的话“此当日之情形，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并没有说谎（当然杨先生是将“宫人”排除在外，与雍正帝所说有差异）；第二，它间接否认了康熙帝被控制甚至死于非命的说法，诸如胤禛等人谋害康熙帝，进一碗参汤就驾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