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性格特点

凯恩斯一生繁忙，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他企图从生命的过程中榨取出更多被他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他曾说过，他宁可被磨损掉，也不愿因锈蚀而缓慢地消亡。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在62岁那年，先于他的父母去世也可能与此有关。

除了学术生涯以外，他经营着一家投资公司、一家保险公司、一家艺术演出团并进行金融投机。在投机中，他不仅为他自己，而且，由于他兼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财务总监，也为他的学院赚取了大量金钱。

在这些商业活动之上，他还担任英国财政大臣顾问团顾问、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协助创立了在今天仍然发挥巨大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他在1945年又以英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英美贷款谈判，并获得巨额的美国贷款。

从凯恩斯繁忙的一生中，可以找出属于他个人方面的四个特点。这些特点使他能改写西方经济学，成为一个拯救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并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中进行了一次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变革。

他的第一个特点是行事务实。凯恩斯不是躲在“象牙塔”中专心致志于纯理论研究的人物。当时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寻找长期均衡。所谓长期均衡就是经济事物最终会达到的状态。这里所指的“最终”虽然没有人能确切规定它的时间跨度，但它至少含有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意思。

对于这种长期状态的追求，凯恩斯认为意义不大。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意思是说，既然到了那时，人们都会死掉，那么，经济事物的长期均衡状态又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呢？他也曾用一个事例来表达同一种想法。他说，如果一条航船遇到了惊风骇浪，而此时，人们不去寻求避免倾覆的办法，却在那里叫喊，在长期中，大海最终会风平浪静的，那么，你对这些人有何看法？

凯恩斯不但很少研究长期均衡，而且也不太热衷于纯理论的研究。他的著作为数众多，但真正涉及纯理论的，除了《通论》以外，只有本章第二节提到的《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两部。即使以这两部书而论，它们也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解答，绝非虚无缥缈的纯理论的探讨。

他的行事务实的特点使他写出了被公认为用短期均衡来解决资本主义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和萧条问题的著作，即《通论》。

凯恩斯的第二个特点是思想多变。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他提出的见解会有很大差异。当时西方社会流传的一则笑话说，如果有两个经济学家对一个问题提出三种意见，那么，其中的两个必定来自凯恩斯。不仅如此，有的时候，他会提出方向迥然相反的意见。例如，在1923年，他说：“解决失业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谬论的最大和最粗浅的形式。”然而，到了1931年，他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反而建议英国施加保护性的关税。

正是思想多变的特点使凯恩斯写出了与传统的就业论相决裂的《通论》。

凯恩斯的第三个特点是态度开明。虽然凯恩斯属于西方社会的统治集团，但是，和统治集团中一般人物相比，他还是比较开明的。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他并不十分满意；对上层集团人物的傲慢自大和游手好闲，他也并不完全赞同。例如，上文中已经指出，他公开宣称，对财富的追求和财富继承都不是天赋的人权。他和白俄罗斯的舞蹈演员结婚，以致在长时期中，这种门第悬殊的婚姻不为英国上层集团所容纳。这一事实多少象征着凯恩斯对上层集团的藐视，这种藐视的态度也多少与《通论》反对传统的精神有关。

凯恩斯的第四个特点是地位崇高。这里所说的地位主要指学术地位。凯恩斯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英国处于“英旗无落日”的鼎盛时期。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就经济力量而论，英国居于世界霸主地位。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马歇尔、庇古等教授的影响，剑桥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中执世界之牛耳，起着举足轻重的统治作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成为全世界使用的教科书。凯恩斯主编的《剑桥经济学手册丛书》也在全世界流行。该书的主要部分被翻译成为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日文、波兰文和立陶宛文，其中的《货币》一册在1922年到1948年间重版了17次之多。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曾以简要的笔法描述了当时剑桥的统治地位：“当我在1921年10月进入剑桥学习经济学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圣经；除此以外，我们知之不多。杰文斯、古诺，甚至李嘉图都是在注释中出现的人物。我们听到过‘帕累托定律’，但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一无所知。关于瑞典学派，只知道有卡塞尔，而美国只有欧文·费雪；对奥地利和德国的情况则根本无从谈起。马歇尔就是当时的经济学。”

在影响巨大的剑桥学派中，凯恩斯是其中的领袖人物。无怪乎在《通论》出版以前，当各国学术界人士得知该书将要出版的消息时，都事先预订，以便先睹为快；而在《通论》出版之后，为之撰写书评的人都是经济学界的名流，如庇古、熊彼特、奈特、汉森等人。

一方面，由于凯恩斯具有比较开明的态度，所以他能正视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萧条的弊端，并且提出他的解决方案，从而使《通论》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不但使《通论》能以受人尊敬的语言说明它的内容，而且使人们以认真的态度阅读该书。这种结果是那时默默无闻的像上述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那样的人物所做不到的。总之，从凯恩斯的个人特点中可以看到，为什么《通论》能够完成变革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任务。

另一方面，凯恩斯的个人特点也可以说明《通论》的局限性。作为英国上层社会的一员，他留恋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而不愿意看到它的覆灭，力图使它继续存在下去。因此，《通论》作出的理论分析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都局限于资本主义所容许的范围以内。这种在资本主义所容许的范围内拯救资本主义的著作理所当然会受到西方统治集团的欢迎，《通论》之所以广泛流行于西方世界是可以理解的。

从凯恩斯的个人特点中，也可以了解为什么他对《通论》的写作使用了“随意写来”的手法，以致该书的章节安排稍显混乱，而其内容又有不少含糊不清之处。因为他的“短、平、快”的特点使他无法进行周密的思考和安排。此外，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也使他认为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他知道，不论他的写作是否清晰，总是会存在着大量而热心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