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职业经历和著作

凯恩斯在印度事务局任职两年，其间，除了分内的工作以外，他完成了两本著作：一本为《印度的通货与财政》，对印度的金融状况作了论述；另一本是《概率论》，该书是凯恩斯为了取得国王学院院士职位而呈交的论文，虽与经济学的关系不大，却为概率提供了一个逻辑上的基础，从而受到哲学界的重视。

1908年，凯恩斯回到剑桥任教，讲授“货币”课程。为了促使他回校任教，马歇尔从个人收入中每年为凯恩斯提供100英镑的津贴。以当时英镑的购买力而论，这是一笔不小的贴补。回到剑桥后，他于1911年开始兼任英国学术上最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和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秘书长，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45）为止。

1915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凯恩斯进入英国财政部，参加战时财务工作。在该部，他晋升很快，以至在1919年，他被任命为英国财政部驻巴黎和会代表。任职不久，他因意见不被采纳而辞职，并以飞快的速度写成《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阐明他对和约的见解。他认为，和约迫使德国支付巨额的赔款，而又对它的经济施加种种限制。由于德国是欧洲各国经济顺利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和约不但有害于欧洲经济而且使德国不可能如期支付巨额赔款。这一在当时成为热门话题的见解再加上对巴黎和会三巨头（英国的劳合·乔治、法国的克列孟梭和美国的威尔逊）的生动描述，使得该书大为畅销。而凯恩斯则一举成名，甚至连远在苏联的列宁也对该书加以评论。

自此以后，凯恩斯把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在伦敦进行新闻评论和金融投机上，仅于每周的周末回到剑桥从事教学。金融投机使他成为富翁，他留下的遗产约为50万英镑，折合成现在购买力的货币，约在1000万美元之上。这样，他和李嘉图都由于金融投机而成为最富有的经济学家。

1923年，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一书出版。在该书中，他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得出结论：国家必须执行货币政策来驾驭经济的运行，但驾驭的目的不是像《通论》所主张的那样，去稳定就业量和国民收入，而是像当时许多传统学者所赞同的那样，去稳定物价。

《货币改革论》出版以后，凯恩斯发表的几篇短文充分显示了他的立场和世界观。

在1925年发表的《对俄国的简短考察》里，他把马克思主义污蔑为“一册陈腐的经济学教本……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已经没有关系或不相适应”。他接着说：“像这样一个学说，我怎么能接受呢？它认为可取的倒是河底的淤泥，而不是河里的鱼虾，它把粗鄙的无产阶级捧起来，抬高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后两者不管有什么缺点，总是生灵中的精粹，人世中一切进步的种子，当然是要靠他们来传播的。”

因此，他在同一年发表的《我是不是一个自由党员？》一文中宣称：“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虽然他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宗教”，但是，他还是承认，这种信仰并不带有迷信色彩，而且是为了“普通老百姓”并且具有献身的精神，从而使人感到鼓舞。

在1926年发表的《自由放任的终结》中，凯恩斯承认，“自由放任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并不存在。“个人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并不持有法定的‘天赋自由’，也没有一个‘法定契约’来使人们永远占有并取得财产。在世界之上，并不存在一个主宰，能保证私人利益总是和社会利益相一致，而现实世界的实践表明，二者并不总是一致的。从经济学的原理中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开明的个人利益会产生社会利益；更经常的情况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行其是的个人由于见识短浅和力量微弱，甚至获取不到个人自己的利益。经验表明：集体行动的个人，其思想并不比各自行动的个人的思想更不清楚。”

既然缺乏理论上的根据，凯恩斯认为，只能从实践的结果来判明自由放任的是非，而实践表明，自由放任已经不完全适用。因此，“在欧洲或者至少在欧洲的某些地区……暗中存在着一种相当广泛的反对意见，反对像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纯然把支持、鼓励和保护个人追求金钱的动机当作社会基础。”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但他建议，国家应该管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以便提高这一社会的效率。

1929年，英国的政治巨头劳合·乔治提出了用国家投资于公共工程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对于这一方案，凯恩斯和另一人写了一本名为《劳合·乔治能做到吗？》的小册子加以支持。在这本小册子中，凯恩斯显然碰到了理论上的困难。按照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国家投资仅仅能代替私人投资，因此并不能靠增加总投资量来解决失业问题，而凯恩斯的论敌恰恰利用这个教条来反对劳合·乔治的方案。对论敌的观点，凯恩斯无法予以正面的反驳，他只能使用旁敲侧击的办法。例如，他宣称，国家用于公共工程的投资可以带动相关行业的繁荣，国家的投资可以为一部分私人储蓄提供新的投资渠道等。然而，缺乏一个有力的理论根据仍然是这本小册子的一个重大缺陷。

1930年，他的《货币论》出版。由于在当时，凯恩斯已被认为是货币领域的权威之一，所以由上下两卷组成的《货币论》在出版前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尽管如此，该书并没有惊人之笔。它的最大贡献在于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来进一步说明，利息率的高低可以影响货币的需求量，从而引起价格的波动和商业周期。因此，要想稳定经济活动的波动，国家必须执行相应的利息率和信用的政策。

1931年1月，在一篇广播演讲中，凯恩斯承认，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空前严重的大萧条之中，1/4的英国、德国和美国的产业工人都处于失业状态，这还没有把破产了的农民计算在内。百业凋零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他说道：“对前途要有信心，我们现在如同一个青年，由于发育过速而患了神经痛，并不是处于精力衰退的年迈时期，患了无可救药的风湿症。”他号召英国人釆取行动来解决问题。

凯恩斯在演讲中提出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一，消费者，特别是家庭妇女，应该利用萧条时期的物价低廉来尽量多地购买物品，因为只有购买物品才能促使厂商进行生产，从而增加就业。按照他的估计，每购买5先令的物品便可以使一名劳动者就业一天。第二，各级政府都要兴办公共工程，如修建道路等，以便提供就业机会。

凯恩斯在1933年发表的《走向繁荣之路》中继续鼓吹国家投资于公共工程的必要性。为了强调国家投资在解决失业问题上所取得的效果，他使用了他在剑桥大学的同事卡恩于1931年发表的一篇关于乘数论的文章。他认为，英国的乘数为2，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每投资1元，在解决失业问题上所能收到的效果要2倍于1元。

1935年，在致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说他“写了一本关于经济学说的书”，而这本书将要击毁“马克思主义的李嘉图的基础”。凯恩斯的这句话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的贫乏。因为《通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危机和失业问题，而恰恰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李嘉图是完全对立的。后者相信萨伊定律，而前者则对该定律作了迄今为止最彻底的批判。关于这一点，《导读》第十五章将加以说明。

1936年，《通论》出版。在此以后，他没有作出较重大的理论贡献。

凯恩斯的职业生涯和著作告诉我们，在经济理论上，他学习并信奉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然而，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上，他持有不同于传统教条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观点。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教条的束缚，他无法对他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因为缺乏理论根据，他只能采取“劝说”的办法，从而使他的方案往往遭到冷遇，不为当局所采纳。他在《劝说集》的序言中把自己比作希腊神话里的卡珊德拉公主。这位公主能够作出正确的预言，却无法使人相信她。为了改变这种状态，凯恩斯必须摆脱传统的说法并且提供所需要的理论根据，而《通论》所做的正是如此。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写道：“对作者而言，写作本书是一个长期的挣扎过程，以求规避传统的思想和说法。如果作者对这些思想和说法的攻击是成功的，那么，大多数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也会有同感。本书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却是很简单的。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这些旧学说，对于我们这些大多数受其哺育而成长起来的人而言，已经深入到头脑中的每一个角落。”[第3～4页]

本书第二章表明，把资本主义从危机和萧条中拯救出来的经济理论是当时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的需要。既然存在着这种需要，就必然会出现一些学者来提出满足这种需要的理论。例如，早在1933年，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就提出了类似于凯恩斯的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在这些理论中，为什么偏偏凯恩斯的《通论》能被西方社会所接受并得到广泛的流传？在本章下一节中，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