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论与讨论

（一）以改革和创新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1．已经把社会改革提上议程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关键时期。社会改革已经提上议程，完善社会体制必须探索更加合法、更有责任心、能够向人们提供安全、公正和就业岗位的机制，实现发展方式根本转变。考虑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经营的理念或许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现在确实到了需要考虑社会经营这一问题的时候了，因为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利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改进等等，社会福利的模式需要改革和创新；改革和创新社会福利的模式需要人们对以往形成的认识进行反思，随之而来的是观念的创新和在观念创新基础上的决策模式的改变；随着观念的改变和决策模式的创新，社会的组织方式也需要改进。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社会经营理念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30多年前的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把激发人们的经济活力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新的改革是要在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发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解决社会问题，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如何像30多年前通过完善市场体制来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决策，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是新的改革必须面对不能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激发社会活力非常复杂，涉及社会的公平公正机制的建立完善等。过去十年中，学术界一直在探索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的作用和失灵问题。尤其是从事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研究的学者们把社会组织的发展归结为市场失灵，也就是建立志愿机制。学术界对市场机制探索的比较多，而且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也证明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当改革进行到必须进行整体设计阶段，厘清志愿机制的机理也就显得非常必要。

2．改革财政税收体制

国际经验值得注意。为了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老路，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全面考虑现阶段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和范围是什么，如何划定，在技术上如何计量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何建立一个与技术标准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也需要纳入议事议程，还有，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如何确保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这个问题也不能回避。在某种意义上，均等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它的优势，也要看到它的问题。

3．创新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模式

当年罗斯福通过了《社会保障法》，缓解了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失业和贫困等问题，现在却成为福利国家必须面对的财政压力。布什自己解释道：“在1935年这种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当时每40个在职员工承担1位退休者的生活费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生率下降，人口比例逐渐变化，生活成本则不断攀升。结果，到2005年，社会保障体制要求每3个在职员工承担1位退休者的生活费用。对于在21世纪头10年里步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比例将会变成2∶1。”如何让更多的人承担起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和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将是问题的出发点。随着人口尤其是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业已创造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已经出现问题，可以使用的资金数量已经捉襟见肘。如何动员社会中的非资本性资源——志愿服务和志愿者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另外，社会经营可以推动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这就是，通过引入志愿机制，动员更多的志愿服务资源作为非资本化资源（non financial resources）投入日益短缺的社会保障资源中去。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志愿服务可以提供社交和互相帮助的机会，加强人际间的接触及关怀，减低彼此的疏离感。通过志愿者与服务对象的接触，能有效地协助服务对象扩展社交圈子，并可以鼓励他们多参与社交活动，加强他们对人、对服务及对社会的信心。志愿者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了解所服务机构的情况，他们可担任桥梁的角色，将机构的工作、作用、困难及其他服务信息传达至社区中，将彼此的距离拉近，加强志愿机构在社区中的形象及建立密切的关系。志愿者以亲切的关怀及鼓励，协助服务对象减低在接受服务时的自卑感及疏离感，从而建立其自尊与自信心，推动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社会，促进社会融合与进步。通过倡导、鼓励和支持利他主义的文化价值把社会上的大量非资本化资源与有限的资本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新的资源组合。

4．创新中国的社会组织

发展与创新必须结合。社会组织在20世纪后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兴未艾，基金会在最近几年也蓬勃发展。如何使这些社会组织在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同时，能够自立自强、自力更生，将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新挑战。这也包括国务院已经决定、目前正在分步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转向公益性之后如何实现其社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这是改革目标中最需要考虑和提出切实可行对策的，如何建立与事业单位目标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事业单位内部的文化价值也不能忽视，没有这样一套文化价值与之相适应，这项制度改革将会大打折扣。所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是一句空话，需要与当前的各项发展和改革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各项体制机制的互相适应和相互渗透。

（二）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

国际经验表明，促进治理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中心问题，钱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如何通过治理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出和效率，而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治理问题，包括如何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者的可问责性和如何通过激励机制的完善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以及如何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套测量指标，创新计量方法。

绩效的设计是服务外包的核心，因为只有通过绩效才能对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及资金使用、规制管理等制定出明确的政策，来刺激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1．基本公共服务绩效

从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出发，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可以界定为，人们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对于这种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它包括客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主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感受。客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指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社会和市场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主观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是指人们对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社会和市场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客观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和主观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共同构成科学意义上的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缺一不可。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人通过直接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来得到最基本的满足，客观供给和主观感受在个体身上最终得到体现，基本公共服务目标也在此得以实现。

2．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公平性

人们非常关注绩效评估中的公平性问题。我们认为，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上。历史和经验说明，各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形形色色的、多样的，每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来建立各自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模式。加拿大是典型的联邦制模式，两级政府分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均等化目标和原则之一，在加拿大，它是整个均等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建立在财政能力均等化基础上的。而且，从国际经验来看，最重要的是全社会要对均等化的标准形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第一，均等化体系必须是简洁的，考虑全部均等化之含义，的确复杂多样，但各个国家多选择其中之一予以实施；第二，均等化必须集中在单一目标上；第三，均等化的产出必须基于有条件的转移支付和公众评价；第四，均等化标准必须基于财政能力均等化；第五，均等化的标准必须建立在政治共识基础上；第六，合理的制度化安排。均等化原则自产生之日就存在争议：（1）有人认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平等被效率低下抵消，它均等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却减少了人们对富裕追求的内在动力。（2）人们认为，均等化的理念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是实现这个理念的机制却不太容易理解。事实上，由于财政收入来源计算等技术问题，均等化在加拿大的实施并不顺利，在一些省份的运行也不公平。（3）也有人把基本公共均等化作为福利国家的特征之一的原因，在发展机会不均等情况，实施均等化可能会给政府带来巨大负担。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建立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和机制时认真研究，全面考虑。

（三）探索社会动员机制

有人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公众参与的动力源不足，其原因之一在于过度的利己主义导致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和财富过度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利益格局不合理。不管这一说法准确与否，资源配置需要双轮驱动，既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要发挥志愿机制的作用。既要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也要激发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既要给利己主义留有空间，也要给利他主义留有余地。市场机制基于个人利益驱动，这是市场行为的动因之一。在人类本性中，都能找到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影子。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天生就是一个“参与者”的国度，人们通过参与来实现一些共同的目标。80%的美国消防队员来自志愿者。无论是捐赠比重，还是志愿服务时间，美国都居先进地位。所以不能简单地否定利己主义，也不能无限扩大利他主义。最好的选择是，把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法律法规明晰产权，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创造宏观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法律法规使在产权明晰和公共竞争中由于历史、个人、家庭、机会等原因造成的不公平利益格局更加合理化，使每个社会成员在设计他们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激发他们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发挥志愿机制动员社会资源创造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市场机制和志愿机制就会实现有机结合。

把志愿机制作为公众参与的核心问题不仅仅是为了激励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服务，因为，志愿机制不仅仅是动员人们参与社会服务和各类此活动，而且它也是善治的基础。试想，即便是有了民主参与的环境，没有公民自愿参与社会的积极性，民主从何而来？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某些地区试点基层社会治理曾经发生过村民因参与议事会过多而向基层政府索要误工费的事情就足以证明民主需要其价值基础，民主的价值基础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制度设计问题，而且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问题，它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过去，中国30多年的发展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把激发人们的经济活力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未来，科学发展是要在继续发挥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发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解决社会问题，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如何像30多年前那样通过完善市场体制来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决策，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是新的发展必须面对且不能回避的问题。毫无疑问，激发社会活力非常复杂，涉及社会的公平公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等。

让我们再回到社会动员这个主题上来。毫无疑问，人类具有志愿行为的本质或者叫作本质属性，如何让这种本质性的东西展现出来？需要制度。志愿行为的制度环境至少应当包括合理的利益格局和社会公正的参与。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公正的社会关系将调动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个意义而言，社会动员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就现实意义而言，顶层设计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操作问题，不是个口号问题，而是必须面对各类现实问题。它需要打破现有的利益分割和权利分割，统一考虑一些全局性、宏观性和战略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