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千字文》是中国古代流行时间最长、传布范围最广、质量最上乘的识字课本，兼具知识启蒙、道德教化、历史教育、韵律学习、书法教学等多方面功能。
“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这是过去的人对于《增广贤文》和《幼学琼林》这两部童蒙著作的高度评价，也很好地说明了两部书的特色和风格：前者为警句格言式，后者为百科全书式。就流行和接受的普遍程度而言，《增广贤文》可称为警句格言作品的代表。
一、《千字文》：识字启蒙的上乘之作
《千字文》的作者为南北朝时期梁朝周兴嗣。唐代人李绰《尚书故实》称：“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
这段生动而详细的记述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是《千字文》这一千字并非由周兴嗣选择，而是梁武帝令人从王羲之（即“大王”）的手书中选择，选择此一千字或有标准；二是周兴嗣收到这一千字的拓片时，这些字本杂乱无序，周兴嗣运用才思，为之次韵，遂成今日所见之《千字文》。所以在古代许多书目中，《千字文》后常常写上“周兴嗣次韵”：次者，位次之谓，即为之排列顺序，使之成文成篇；韵者，谐韵之谓，即令其变成韵文，使读之朗朗上口。因为周兴嗣在《千字文》成文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所以现在许多单行本写“周兴嗣撰”也可以说实至名归。
中国古代传统启蒙教育教材大都具有多重属性，几乎每一部教材，都兼具识字、德育、知识拓展等多方面功能。但是每一部教材，其编撰初衷和整体特点是什么，大致都有自己的一个定位。比如《三字经》在劝学和知识拓展方面独树一帜，《弟子规》在道德规训方面登峰造极，《千家诗》在诗歌入门方面流传最广，《百家姓》则在姓氏知识普及方面一骑绝尘，此外如《声律启蒙》讲韵律，《幼学琼林》谈知识，《龙文鞭影》讲名人掌故，《增广贤文》录格言警句，乃至《医学三字经》讲医学养生，《梵语千字文》说梵语佛经，《闺训千字文》宣扬传统女德，等等。
那么，《千字文》的初衷和定位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识字和书法教材。从这一方面来看，除开周兴嗣天才般地排列和谐韵不论，这一千字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有学者通过比较《千字文》与同为南朝时代的字典《玉篇》的用字，以及《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用字，得出结论说：“《千字文》代表了六朝时期的常用字，也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比例是从古到今的常用字。”这一结论符合各朝各代人们对《千字文》的普遍感受，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从古至今历代蒙童都把《千字文》作为识字启蒙的第一本教材。也正因此，历代书法家都喜欢创作具有自身独特风格的《千字文》，因为完成这最常用的一千字，不仅是在向前代书法家致敬，而且几乎是在书法上“自成一派”的必经之路。
周兴嗣次韵的《千字文》，其内容包罗万象，从天文到地理，从自然到人世，三纲五常、帝王将相、伦理道德、历史掌故尽在其中。其语言典雅华美，气势磅礴，极富美感，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渠荷的历，园莽抽条。枇杷晚翠，梧桐早凋”，雄浑则如高山大海，婉约则如小家碧玉，令人回味无穷。其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具有正统性和统一性，又不失之于刻板，很有“君子时中”的味道，例如：既强调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如“孝”、“忠”、“三纲五常”等，又通篇透露着对自然环境和世俗生活的热爱；既充满了对历史人物尤其是上古圣王的钦佩，又关注时人和近人的功绩情怀、性格旨趣。更难能可贵的是，《千字文》主导和传递价值观的方式，不是直白干枯的道德说教，而是从事迹和人物背后渗透过来。这也是《千字文》受众广大、百读不厌的重要原因之一。
《千字文》诞生一千五百年来，出现过许多注本。这些注本，不断丰富和创新着《千字文》的内涵体系。日本目前还藏有传为北朝李暹的《千字文》注本，这一注本亦可见于敦煌文献中。后世唐宋明清都陆续有新的《千字文》注本问世。迄至当代，《千字文》的注本更多，本书的注释和解读，也即建立在众多注本基础之上。本书正文部分以喻岳衡主编、周艺点校的“传统蒙学丛书”《千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为底本，参校其他通行本。另外，直接对本书注释有启发作用的版本有《千字文释义》（清人汪啸尹辑，孙谦益注）、《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郝光明、罗容海、王军丽译注，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学解〈千字文〉》（寿大本著，中国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千字文》（冯国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在此，对以上同道一并表示感谢。
关于《千字文》的更多知识，我的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徐梓教授撰写过《〈千字文〉的流传及影响》、《〈千字文〉的续作及其改编》等文章，对《千字文》的流传、影响、续作、改编的情况有详尽准确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本书的注释工作需要说明几点。第一，由于《千字文》篇幅较短，自古以来各注家对《千字文》一般不分章节，清代以来，部分注家将《千字文》按照内容大致划分为五部分，本书为了读者理解和掌握方便，仍循此例。唯各部分内容概括均不甚精当，本书套用《大学》“八目”名称，将前四部分概括为“格物”、“修身”、“治国”、“齐家”，亦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第二，由于许多注本除了原文只有注释和译文，而本丛书则分“原文”、“注释”、“译文”和“解读”等部分，故对于“解读”部分，本书倾向于进行引申性阐发，而把纯粹解释的内容置于“注释”中完成，于是每节的“解读”几乎都是一篇小文章，亦可以说成是一篇篇小小的“千字文”。孔子说“述而不作”，这里笔者敢于不揣浅陋乃至“妄发议论”，亦是出于本丛书以“大众儒学”为宗旨，有宣讲之需要，故尝试为之。由于笔者学识水平有限，文中错误在所难免，其责任自然在笔者，《千字文》说“知过必改，得能莫忘”，望诸位君子有以教我。
二、“读了《增广》会说话”
在中国古代启蒙读物中，警句格言式的箴言体著作很多，起源也很早。唐代最盛行的童蒙读物《太公家教》就是箴言体，与《增广贤文》差不多同一时候的《名贤集》亦属此类。甚至流传甚广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也可以被归入此类，只不过《治家格言》将内容限定为治家方面而已。《增广贤文》是箴言体作品的代表作。
《增广贤文》成书何时已很难考证。因为《增广贤文》的全称叫《增广便读昔时贤文》，而明万历年间的《牡丹亭·闺塾》中有【绕池游】（贴）：“《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恁时节，则好教鹦哥唤茶。”此处“昔氏”当为“昔时”之误，所以，很多人认为《增广贤文》的成书年代当不晚于万历年间。然而依然不能不存有如下疑问：此《昔时贤文》是否就是《增广便读昔时贤文》所增广的《昔时贤文》？因为从现在的通行本《增广贤文》来看，这里面强调男女礼教之大防、“把人禁杀”的内容，并不明显。
20世纪80年代，敦煌学者胡同庆在《敦煌研究》上曾经撰文比较《太公家教》和《增广贤文》的具体内容，得出结论说：“《家教》以‘立仁道’为己任，并以孔子‘克己复礼’思想贯穿全文，说明《家教》作者受孔孟思想影响甚深。《增广》以‘论人生、谈处世’为中心思想，全篇充满了对‘礼’的怀疑，反映了宋以后的一般文人对没落封建社会的初步认识。”而其理由之一，就是“《家教》中关于‘妇道’的内容特别多，而《增广》中只有泛泛而谈的一两句”。从这个角度来说，《牡丹亭》里抨击的“把人禁杀”的《昔时贤文》，更像充满卫道色彩、更注重礼教大防的《太公家教》，而不太像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行版《增广贤文》。
其实在众多启蒙读物中，像《太公家教》这样坚持孔孟之道甚至带有卫道色彩的占绝大多数。如果说唐代《太公家教》，宋代朱熹《小学》、《童蒙须知》等反映的是士大夫的理想以及社会的“应然”状态，反映的是一种积极的处世观，那么《增广贤文》则更多的是在描述社会的现实和“本然”情况，反映的是一种基于底线的消极的处世观。当然，这里我们说消极和积极，仅仅是就处世的方法论而言，而不带价值色彩。而消极的方法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传统，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消极方法论的典范，在价值观上同积极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经提出，中国的民间伦理有三个层面：一是为政者从上而下注入的“教化伦理”；二是平民为了维持生活而形成的来自下层的“生活伦理”；三是表现社会职业观念的“职业伦理”。在众多童蒙读物几乎集体无意识地自动归附“教化伦理”的时候，《增广贤文》却标新立异，将来自下层的“生活伦理”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体现在其选文中有大量“话糙理不糙”的俗语、俚语等，如“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限来时各自飞”，而且展现在它对于经典话语有意无意的“篡改”，如“宁可负我，切莫负人”，其原句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又如“千里送毫毛，寄物不寄失”，其原句是“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也正因为此，《增广贤文》在启蒙读物中有它独有的地位，形成了它自己的特色，任何试图更改这种“生活伦理”风格，将它“纯洁化”、“齐整化”，试图变成“教化伦理”的举动，注定都很难成功。
例如同治年间，有位叫周希陶的学究，以通行本《增广贤文》雅俗兼收，没有统纪，因而对该书进行了一次内容大审查，删去一些他认为不通或不健康的句子，同时加入一些新的有意义的句子，编成《重订增广》。又有硕果山人，为了适应教学需要，使之更加齐整有序，对《增广贤文》进行了编排上的大调整，编成《训蒙增广改本》。这两部修订本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各自作用，但是世人最喜欢的，依然是原版的通行本《增广贤文》。其原因何在？《增广贤文》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修订本只是为浩如烟海的“教化伦理”读物锦上添花而已，而像通行本《增广贤文》这样反映生活最本然的消极、散乱状态的，却堪称凤毛麟角。
虽然不成功，然而像周希陶或者硕果山人一样，希冀给《增广贤文》动一动手术、美化美化的心理，却大为普遍。基本上每一个版本的《增广贤文》，都多少会带有刊印人的个人喜好，删去几句或者增加几句，这就造成了虽然有通行本《增广贤文》在，但是几乎没有两个本子是完全相同的。本次注解所采用的底本是民国版的《绘图增广贤文》，这也只能说是一个认可度相对较高的版本。
版本的繁多，给注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在给《增广贤文》作注释的时候，参考过至少五六种注释，或择善而从之，或执其两端而折中之，但依然有些译文不能确定不移。这是因为《增广贤文》虽然浅显，但是基本上是一些结论性的句子，其“字面义”尚好理解，但是要考究其“语境义”，就很难了，要进而全面了解其“源流义”，则更是浩大繁复的工作。我的老师徐梓教授曾经和我说过，他一直希望有学者可以将《增广贤文》中每一句话的源流出处弄清楚。老师所言，确至关重要，不唯注释歧出之处，可以赖此工作而豁然开朗，即版本差异优略，亦可有以评判。然而任务艰巨，学生不敏，兼之篇幅限制，此处尚不能达到，完成老师宏愿，只能以待来日了。
最后要解释的一点是，《增广贤文》文词非常通俗，也极少用典，故本书注释较少，大意于译文中均可以领会。另外，本书对《增广贤文》亦无解说或者点评。除了篇幅原因外，另外一点在于文内许多内容需要有语境或情境才能去体会，才能了解和理解其深意和绝妙之处。若是一般点评议论，则不能不对文章内容进行大量的批评和扬弃，而这既非注书体例，也非我所情愿。因此“不言”，让读者自己的生活来说话，用读者自己的经历来解读，或许是更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