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

一、引言

战国中晚期到秦汉之际，黄老思想极为流行，这是一种具有道家色彩的政治思想，既有丰富的理论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老庄道家虽具高深哲理，但缺乏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方案，而黄老之学既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又援名、法入道，借用阴阳家之框架，重视儒家的伦理教化，不否定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着眼于建构现实的价值和秩序，从而完成了道家思想的现代化，成为一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政治思想。作为战国秦汉政治思想史的一条主线，黄老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有必要首先澄清“黄老”这个概念，本章主要从思想主旨而不是从师承渊源上谈“黄老”。在《史记·乐毅列传》中司马迁的确描述过有着明确师承渊源的“黄老学派”，但《史记》同时又借用“黄老”指代战国秦汉时期作为事实广泛存在的政治思潮，其内涵要远远大于狭义的“黄老学派”，这种思潮的特色简而言之，是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作为思想的基础，将以黄帝为代表的“天道”作为行动的法则，贯穿着本与末、道与术相对应的思维。正因为司马迁是借用了后代的名称去指称以前的思想，因此即便文献中没有出现“老子”“黄帝”，我们也可以依据其特色，将其判定为和“黄老”相关的材料。

对于这样的“黄老”文献，蒙文通、郭沫若等老一辈学者做过开拓性的研究，蒙文通对于《史记》中那些“学黄老之术”“本于黄老”“言黄老意”的人物做过详细的梳理。郭沫若利用青铜器“陈侯因敦”中出现的“高祖黄帝”，分析过“黄帝”之学在齐国兴盛的原因。然而，由于材料过少，他们最终只能勾勒出个别的线索，无法把握其基本形态和整体面貌，黄老学的研究很难有大的进展。

这种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出现之后，有了很大的改观，由于《黄帝四经》等佚文重见天日，与黄老相关的资料大量涌现，引发了黄老道家第一轮研究热潮，学界基本上倾向于用《黄帝四经》作为秦汉之际黄老道家的代表性文献，黄老学研究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近年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恒先》《三德》《凡物流形》，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汤在啻门》《汤处于汤丘》《殷高宗问于三寿》等新材料的公布，又引发了黄老道家第二轮研究热潮。如果说出土文献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思想史版图的话，黄老道家就是极好的例子。因为通过出土文献，黄老道家的内涵才开始丰满起来，具备了立体感。这些出土文献同时激活了对《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鹖冠子》等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使原来学派特征不那么浓厚，被视为杂家而不受重视的文献焕发出新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