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帝和老子为什么会联姻

我刚才提到，道家是可以分三系的，都以老子为思想源头，下面可以分出老庄道家、黄老道家跟道教。就这三家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每一家的立场、角度和解答方式也都不同。

我们先来看看老庄道家跟政治的关系。老庄道家当然以庄子为代表，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基本上是从批判者的立场出发，和政治保持距离。读过《庄子》的人都知道，他宁可做一只“曳尾涂中”，在泥水里打滚的、自由自在的乌龟，也不愿为了荣华富贵，终身受人驱使，甚至丧失性命。他嘲笑道德仁义、功名利禄，甚至将其比喻成附赘悬疣、骈拇枝指，都不是正常的、必要的东西。他追求“无待”而“逍遥”，即个人生命同宇宙大化的统一，或者说个人心灵的自由与超越。所以他的哲学应该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哲学，是一种力图解脱现实痛苦的心灵哲学。

所以老庄道家基本上追求的是超迈脱俗、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老子的思想经过庄子的再发挥、再创造以后，他的“道”主要用来反衬人间的种种不合理，用来洗涤心灵上的污泥浊水，用来拓展人的心灵空间、思维空间，培养人的超越意识，开拓人的胸襟，教人能够自由自在地安顿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道教与政治的关系。道教基本上也是走个人化的道路，同样希望和政治之间保持距离。道教塑造的人物大多是隐士，是一些追求长生不老的人物，《庄子》里面描写了许多神人、仙人、真人、至人，道教也都是用这些封号来形容得道高人。他们基本上远离城市，跑到山林里面，最好跟政治越远越好。但也不能说道教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往往在一些动乱的时期，尤其是在战争年代，道教人士会发挥特殊的作用。比如伊尹、姜太公、张良、丘处机、刘伯温，这些人物会在关键的时刻出来，帮助统治者走上成功的道路。有的道教人士甚至自己创立国家，最著名的就是东汉末年，张鲁在今天陕西汉中一带建立的信奉五斗米教的道教王国，不过这个王国时间不长，后来被曹操所灭。

今天要重点讲的是黄老跟政治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让大家理解黄老政治的实质呢？我觉得黄老道家既是一种政治理论，又是一种政治实践，是以道家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既有丰富的理论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性。老庄道家虽然有很多高深哲理，但是缺乏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方案。黄老道家既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同时又能够容纳名家、法家，能够借用阴阳家的框架，能够重视儒家的伦理教化，不否定传统的固有的好东西，着眼于构建现实的秩序与价值，所以成为一种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使道家从原来批判的立场、解构的立场走向了建构的立场，从以往注重超验走向注重经验，从过去的神秘走向了现实，从讲究对道的体悟走向了对道的运用，把原来的反权威主义改变成新权威主义，把在野的学术、民间的学术改变成在朝的学术。既有救世的情怀，又有现实的方法，同时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说黄老道家有宏大的视野、超脱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善于从整体的、全局的、超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其特征是以本治末、以一治多、以简驭繁，有冷的面孔、热的心肠。事实上，从战国中晚期到汉初，黄老成了当时强势的、主流的时代话语。

刚才讲“黄”和“老”类似夫妻，这说明它们两者肯定有相似的地方，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但是肯定又有不同的功能。以前研究黄老的人都讲黄老学说不过是对老子学说的一种创造性转化，那为什么需要黄帝？他们认为黄帝不过是拉来壮大声势的旗帜而已。这点我是不太赞同的。在我看来，老子思想出来以后，可以从多个方向加以诠释，后代各有各的解释路径，有的从养生，有的从治国，有的从宗教。那么，主要从政治角度去解释的就是黄老。老子思想其实也有其局限和缺陷，这点我在后面会细讲。其局限和缺陷，正是由黄帝这部分来弥补的，所以以黄帝为代表的思想系统，在黄老学说里面有其独到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可有可无的。

我们先讲老子的思想在黄老学说里起着怎样的作用。说到这里，我想先谈谈老子的思想框架，谈谈老子关于世界的基本预设。老子有三个基本预设、基本思路，那就是：第一，“道”与“物”相分；第二，“道”与“德”相对；第三，“无为”与“自然”相应。

王弼本《老子》第一章是这样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古人写书，第一章绝对是精心安排的，不会马马虎虎，随便拿个什么东西出来做第一章。老子在第一章里面，把他的世界观基本上展现出来了。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观呢？这里面他虽然没有用“形而上”“形而下”这样的名词，但我们完全可以说这里面存在着形上形下的框架。“形而上”“形而下”出自何处？出自《周易》的《易传·系辞》，原话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跟《老子》的关系很密切，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老子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形而上”的部分是“道”。“形而下”的部分是“万物”。“万物”中有机物、无机物全部包括在内，人也包括在里边。这就是老子的基本思想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简单地称之为“道物论”或者“道器论”，要理解老子，必须首先掌握道物二分的世界。

其次，要讲讲《老子》的文本。大家知道《老子》就是《道德经》，这是因为此书由《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构成。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传本——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本只有今本《老子》的三分之一左右，还看不出来这个本子到底有没有分成《道经》《德经》两篇，章节显然也没有固定下来。到了汉初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图一），由《道经》《德经》两篇构成的《老子》显然已经定型，马王堆帛书本和今本很接近，字数接近，内容也接近，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个本子可以称为《德道经》，而不是《道德经》。就是说《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如果大家对《老子》感兴趣，可以读一读《韩非子》的《解老》《喻老》，这是韩非子解读《老子》的两篇文章，通过研究就能看出来，其解读的顺序是先解《德经》后解《道经》，就说明韩非子看到的本子也是《德道经》。现在又出了一个北大汉简《老子》（图二、三），这个《老子》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汉武帝时期的本子，这本书也是《德道经》,《德经》篇在前，《道经》篇在后，而且是七十七章本，不是今天的八十一章本。所以，我们今天常用的《老子》文本，出现的时代可能很晚，或许是到了魏晋时期，才由王弼等人整理定型的。当然，不管文本如何不同，《老子》基本上分成讲道和讲德两个部分。可以说《老子》是以道为体，以德为用，这也是一条基本思路。

《老子》的第三条思路就是“无为”与“自然”的关系。这条思路建立在刚才所说的道物二分基础之上，道是“无为”的，万物是“自然”的；执道的圣人是“无为”的，万物层面的百姓是“自然”的。这点我在后面会详细地加以说明。

这三个基本预设、基本思路在黄老道家里面，都有充分的发挥。

《老子》是一本天书，为什么叫它天书呢？和《论语》比一比就知道了：《论语》的一章一节，就像一幕幕话剧一样，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非常生动，基本上是孔子跟弟子、弟子跟弟子之间的问对，很精彩，栩栩如生。所以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孔子生活在什么时代，他要解决什么现实的问题，当时的君王叫什么，他的弟子叫什么，等等，所以通过《论语》来了解孔子一生是比较容易的。可是你通过《老子》这本书你能了解老子吗？不可能。因为《老子》这本书里面没有一个人名、没有一个地名、没有一个朝代名，你们看了就知道了。《老子》这本书是不是真的成于一人一时一地，我是怀疑的。当然也有不少人相信，春秋晚期有这么一个神人，一口气写出了《老子》五千言。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批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打造宇宙第一书的意识是很强烈的。老子要建立宇宙间的最高原理，以及评判一切价值合理性的最高标准，这个最高原理和最高标准当然就是“道”。依据道物二分的框架，道是万物的根源，道是无名无形的，“无名天地之始”，进入万物以后，才有名有形，“有名万物之母”。道也是万物存在合理性的终极依据，是人理性的终极规范。因此，道这种东西是超越时代、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是永恒的。

因此，就道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两者之间显然是主宰和被主宰的关系。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尖锐的问题，诸子百家纷纷献计献策，要救国救民，但在老子看来，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永远是在形而下这个圈子里面打转，永远跳不出来。他认为社会上那些难题，在形而下层面是解决不了的，只有跳出来，站在形而上的角度才能解决，这在政治上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一个执道的人，一个懂得道、把握道的人，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最好的、全天下的统治者。所以以老子为首的道家，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就是培养能够“执道”的统治者。今天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种理念可以叫作顶层设计。其他各家讨论来讨论去的什么君民关系、君臣关系等，在道家看来并不算顶层设计。道家认为，一定要让领导站在最高的、宏观的、俯视的位置，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统一的、整体的解决方法，显然跳出了那些斤斤计较的设计。

所以老子思想最为重要的核心就是“道”，发扬老子思想的黄老道家学说，也是离不开道的，离开道，就不能称之为道家了。我们发现黄老学说里边有很多地方讲道，当然有时候不一定非用“道”这个名称，因为老子自己也说不清楚“道”到底是什么，“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不过是“字”，是小名而已。所以，在黄老道家那里，道这个东西，有时候也可以叫作“太一”，叫作“一”，叫作“恒”“恒先”，等等。但不管怎么样，首先都要谈道。如果我们去看一些跟黄老相关的文献，你会发现在这些书里面，第一章或者最后一章往往是谈道的。古人给书写序，有时候放在最后面。大家知道《史记》的最后一篇是什么？就是《太史公自序》，最重要的一篇。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文献，由四篇文献构成，《黄帝四经》的最后一篇叫《道原》，这是一篇具有统领意义的文章。汉初《淮南子》也是有着黄老道家色彩的作品，此书第一篇叫作《原道》，这是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到书的最前面了。《文子》和《淮南子》的内容很接近，此书第一篇和《黄帝四经》一样，也叫《道原》。不管叫《道原》还是叫《原道》，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说如果不从道入手，不懂的道的作用和价值，不能体道、悟道、得道、执道，那只会劳而无功。

因此，一个最好的统治者，一定要站在道的高度。如果你能够站在道的高度，你就具有了神圣性、绝对性，你就能够以本治末、以一统万、以简驭繁。就操作层面来讲，你就能够通过“无名无形”的道去把握“有名有形”的万物，让“有名有形”的万物通过自我管理来实现政治目标。所以好的君主，不应该拘泥于小事，这就是所谓的“垂拱而治”。

这套东西，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实践，在慎到、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得到大大的发挥。过去主要从法家的角度讲这三个人，其实，慎到、申不害、韩非子都有黄老道家的背景，这三个人是提倡“法”“术”“势”的，这里面“术”的基本思路就是“君臣不同道”，君操“道”，臣操“术”；君负责大事、全局，臣负责小事、局部。君不要“代马走”“代鸟飞”，事事亲力亲为，代替臣下做事，但要懂得驭臣之术。“势”的基本思路就是君主不可以没有居高临下的威势，要借助从上到下、从“道”到“万物”的“势”来实现统治，这样政治管理就变得轻而易举。至于“法”，主要是针对臣民的，是用来驾驭“万物”的，如果没有“术”和“势”，“法”也不起作用。可以说，这是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阐释了老子的道物论。

所以我们说黄老有宏大的视野，有超脱的胸怀，有长远的眼光，善于从整体的、全局的、超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虚言。

这样一种从道到万物的思路及其政治理论，主要是为君主专制体制服务的。可能大家一听“君主专制”这个名称，就不太喜欢，因为我们平时接受的教育，总是说君主专制体制是个坏东西。但我觉得要看在什么时代，至少在战国秦汉时期，君主专制不是件坏事。

秦国为什么能够战胜其他六国，最终统一天下？这里面原因很多，例如秦始皇如何雄才大略，秦国的地理条件如何易守难攻，秦国的法制如何健全、军队如何强大，等等。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秦国的君主专制体制在当时各个国家中最为完备。所谓君主专制体制，就是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变成金字塔的形状，能够让君主站到最高的位置，而且掌握真正的权力。其实东方六国之所以被秦国吞并，就是在君主专制体制这件事情上没有搞好。大家知道战国晚期有所谓的四君子，楚国是春申君，齐国是孟尝君，魏国是信陵君，赵国是平原君。四君子是些什么人物呢？都是能够跟君主分庭抗礼的强势人物，像信陵君甚至敢于窃符救赵。这个事情现在传为美谈了，但你站在君主的角度来考虑，下面的人居然能够调动兵马影响战局，这显然威胁到君主的地位。从政治体制的角度讲，就说明东方六国实际上很难把权力拧成一股绳，让君主能够把握最高权力。

黄老道家恰恰非常讲究以道来统御万物，所以这套思维方式实际上最有利于君主专制体制。

请问儒家跟道家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当然很多很多了。但是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讲，那就是，儒家是培养君子的，道家是培养圣人的。君子可以培养一大批，而圣人只能培养一个。如果圣人培养太多就互掐了，这样反而不利于国家和社会。儒家要培养千千万万的君子，黄老道家认为只要培养最高明的统治者，也就是“执道者”，就可以了。

在这里可以再讲一个故事，还是跟刚才那个拿刀子去刺野猪的辕固生有关，这个故事在《史记》的《儒林列传》里面。辕固生这个儒生做过清河王的太傅，也就是一个诸侯王的老师，他是齐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就是说他这个人因为善于研究《诗经》出名，在景帝时被立为博士，博士在当时是个官名。有一天，他跟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这个黄生实际上是黄老学派的代表，这两个人争论什么呢？争论商汤对夏桀、周武王对商纣王发动的革命，究竟是非正义的“弑”君还是顺应天命的正义行动。黄生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就是说，黄生认为儒家推崇的商汤、周武王并不是接受了什么天命而取代夏桀、商纣，实际上就是以下犯上的叛乱，所以只能用臣下篡位的“弑”来形容，显然“弑”这个词是贬义的，是大逆不道。辕固生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意思是夏桀、商纣暴虐无道，天下人心都归了商汤、周武王，汤、武是顺随天下人心去诛杀桀、纣的，所以汤、武是不得已而立，这不就是受命吗？大家知道儒家尤其孟子，是赞赏革命的，如果一个人失道失德，那么下面的人可以取而代之，这符合天命。孟子有个说法，所谓天命就是民心，民心所向就是天命，顺随民心就是顺随天命。辕固生坚持的就是这个观点。

但是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他说君主就是君主，臣下就是臣下，帽子虽然旧，还是戴在头上的；鞋子虽然新，就是穿在脚上的。这个上下之分是不能乱的。他说桀、纣虽然失道，但是他还是君主；汤、武虽然圣明，毕竟是臣下。如果主上失行，有不对的地方，你要正言匡过，按照后来的说法就是要犯颜直谏、冒死直谏才行，你现在不这样做，反而因为他的过失而去诛杀天子，然后“代立践南面”，自己做皇帝，这不是“弑”是什么呢？这就是杀人，对不对？你知道辕固生说什么？“必若所云”，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这一下打到要害了，我们的汉高祖刘邦不就是取代了秦皇的位子吗？听到这里，景帝只能无奈地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就是说吃肉不一定非要吃马肝，因为马肝是有毒的；读书人不讨论“汤、武受命”这件事不等于说你没有学问。实际上是在打马虎眼，王顾左右而言他。因为这个问题太要害了，不好谈，算了，不谈了。“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后来的学者再也不敢讲这个问题了。

这是个什么问题？这实际上点到了汉代政治的要害，因为汉代政治继承的是秦代体制，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体制，一个君主专制的体制，当然不允许以下犯上，所以西汉早年的种种政治行为，大部分是在扫平诸侯王，就是怕诸侯王有一天会起来造反。后来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难道不就是在践行黄老政治吗？你臣下可以直谏，即使有些昏庸残忍的皇帝不听，把你当场拖下去杀掉，臣下也不能起来革命，取代皇位。汉以后的中国政治，好像是儒家一统天下，但其实有很多黄老的影子在里面，不然的话，按照辕固生的儒家理论，无德的君主是应该可以取而代之的，那样的话，天下动不动就会革命。当然，事实上中国的朝代隔一段时间就会轮换一次。但《老子》所讲的道和万物的框架，实际上是有助于君主专制体制稳固的。

汉代政治实际上黄老和儒家两家都用，即便汉武帝后来独尊儒术，背后还是有黄老与法家的影子。汉人发现过分强调法家、黄老，会产生很多问题，那就是太绝情。因为他们看到秦代二世而亡是因为暴政。贾谊的《过秦论》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政论，他说秦为什么会灭亡，主要就是四个字——“仁义不施”。因此德政还是非常重要的。表面上汉武帝以后不再以黄老为主，可能是因为他的位子，他金字塔顶尖的位子已经稳固了，所以如何建立君主专制体制的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不然的话，这个问题一定还会讨论下去。汉武帝以后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呢？不再是培养最高的圣人，而是培养千千万万的君子。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们就不再展开。

这样看来，老子学说中“道”跟“物”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主宰与被主宰、本与末、一与多、集中与分散、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道是万物存在、运动、变化的主宰者，万物因为道而得以存在、运动、变化。道超越时空，超越了人类的各种价值，而万物只能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时空之中，而且只能承受其中一种价值。

这样的话，我们说，通过老子的道物论思想建构，道家就人为地在道和万物之间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对立和一种严重的紧张。这种哲学看上去只是一种理论，和政治好像没有关系，但如果你把这样一个关于世界的框架加以平移，平移到一个政治领域的话，你很容易明白，它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完全可以用来为金字塔式的君主专制体制服务，黄老道家在这一点上做了大大的发挥，黄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老子》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框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圣人“无为”、百姓“自然”的框架，这点在黄老道家里面也是大大发挥了的。

在老子看来，政治的最大问题不是要消除所有的矛盾，而是要把矛盾降到最低点，所以道家觉得其他各家，往往都是空谈，好像它们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得了，它觉得不可能。人不生病可能吗？但是可以尽量让你不要生大病。并不是说像儒家说的那样，有了贤明的君主，就能给老百姓一切，不可能的。老子希望尽可能给予百姓更多的自由伸展的空间，君主不要过分挤压百姓的生存空间。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圣人“无为”，然后导致百姓的“自然”。这点在《老子》里面讲得很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

比如《老子》第五十七章说：“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如下所示，这里面因果结构、逻辑结构是非常清晰的。

我无为〔原因〕→民自化〔结果〕

我好静〔原因〕→民自正〔结果〕

我无事〔原因〕→民自富〔结果〕

我无欲〔原因〕→民自朴〔结果〕

因为版本不同，马王堆帛书本、北大汉简本等在文字表现上有所不同，但意思完全是一样的。里面“好静”“无事”“无欲”，指的就是“无为”；“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指的就是“自然”。这是说统治者要懂得退让，要为老百姓减压、减负，减少统治者的作为，不要为所欲为，要让老百姓获得喘息之机，借此赢得民心，才能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

从政治学上看，这是一个政治空间的问题，就是你在什么地方下功夫。黄老道家认为应该在圣人和百姓的空间问题上下功夫。黄老道家不像儒家所宣扬的那样，要求君主任劳任怨、大公无私、一心为民，黄老道家不做吃力不讨好的事，而是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化解矛盾。前面讲了那么多汉初政治，就是黄老政治的最好写照。

台湾的胡适纪念馆里面有一幅字，据说是胡适一生的体悟。这幅字叫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很有意思。这幅字的意涵，或许有很多解读。一般认为，这是说自由不是万能的，西方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个性的民主制度，强调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其实有着很多的弊病。如果过分强调自由，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必须学会容忍不同的文化甚至对立的价值观存在。对于这句话，我有自己的体会，我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神实质，和老子所讲的圣人无为、百姓自然非常接近。也就是说，统治者最大程度的容忍、包容才能导致被统治者最大程度的活跃和生机。也就是说，要通过你的容忍换来别人的自由。所以我以为这句话还是站在一个统治者的角度来讲的，也许这句话就是要说给蒋介石听。老子强调要给百姓更多的自由，前提是圣人——当然也就是最高明的统治者——必须无为。

大家对《老子》都比较熟。《老子》惜墨如金，只有五千言。可是在《老子》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反复说了多次，不怕麻烦、不怕啰唆，这句话是什么？“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在第十章和第五十一章里面，同样的话两次出现，第二章以及其他章里头也有类似的内容，只是没有提到“玄德”。

前面提到，“道”和“德”是《老子》又一个重要的框架。这个“德”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玄德”。“玄德”又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无为”。什么叫“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生”，就是“道生万物”，“生而不有”是说高明的统治者虽然处于道的位置，仿佛是百姓的生育者，但并不是百姓的占有者。“为而不恃”，我有所作为，但我不居功自傲。“长而不宰”，虽然我做统治者，但百姓并不感到在受统治、被压迫。归根结底，高明的统治者虽然起了作用，但“百姓皆曰我自然”，老百姓反而认为什么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做的，依靠的是百姓自己的智慧、能力，是百姓自己创造了财富、获得了成功。

所以《老子》讲：“太上，下知有之。”就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下面只要知道其存在就可以了，最好不要对下面的百姓直接产生影响，越想施加影响，往往越束缚百姓的手脚。老子的政治理想只有一个，就是要让百姓放开手脚，有所作为，而领导却无所作为，让百姓觉得好像根本没有人在管我，这就是政治的最高境界。这也体现着圣人无为、百姓自然。

在今天看来，《老子》这本书里面，其实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是什么张力呢？如我前面所言，道跟万物相分、道高于万物这样一个思想框架，从政治上看，实际上容易导致君主专制。而圣人无为、百姓自然，实际上和今天所谓的民主主义接近，甚至是和无政府主义接近。但这两者在具体历史环境中似乎没有发生冲突，从《老子》这里开出的这两条道路，后来的黄老道家都有所发挥，黄生发挥的那条是强调君主专制的路线，曹参发挥的那条是重视百姓自由的路线。这两条路线都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

黄老道家里面，对老子思想的发挥还有很多，比如在老子那里，有非常著名的辩证思维。有段话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就是欲擒故纵之道。用在政治上，就是教你敢于利用矛盾、驾驭矛盾，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主动挑起矛盾，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事物都是相互转化的，必然会走向其对立面。一个高明的统治者，通过主动挑起矛盾、激化矛盾，促使事物走向其对立面，来创造时机，让时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种理论在《黄帝四经》等黄老著作里面也不少见。

老子还有一句名言，叫作“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这也是黄老道家要竭力达到的境界。掌握了道的圣人，“无为”的圣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具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洞察能力，能够把矛盾消灭于无形之中。

有一本黄老道家的书叫《鹖冠子》，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鹖冠子，据说是头上戴着用鸟羽做的帽子，在世外修炼的一个隐士。《鹖冠子》里面有个故事，说的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庞煖，在赵悼襄王面前解说什么才是高明的统治，他以扁鹊为例子。有一次，魏文侯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哪个医术最高明？“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就是说我的水平最差。于是魏文侯说：“可得闻耶？”魏文侯觉得奇怪，要请他仔细讲讲。“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医术以扁鹊之道，曰桓公几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无名，使之无形。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然。’”

这是说，兄弟三个人里面，我扁鹊的名气最大，为什么我的名气最大呢？因为我要等病人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才给你用绝招、下猛药，结果我的名声传遍天下。我大哥看病的方法叫“视神”，在你的病还没有发出来时，就已经告诉你快得什么病，这样很快就治好了。这样的人，他的名声“不出于家”，很少有人知道。我二哥名声在闾里之内，闾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社区。他给人看病时，病人的症状还不重，只出现在皮肤表面、毫毛之间，虽然他很快给你治好了，但是他的名声也不大。这和我们今天完全一样，那些在单位医务室或者社区医院给人看病的医生都不出名，出名的都是大医院专门给人看重病、看疑难杂症的那些医生，这样的人和扁鹊一样名满天下。可以说病人越多、病情越重，名医也越多，可是，天下无病或者说天下无贼，不需要名医，不需要明君，难道不是更好吗？

于是，魏文侯从这么一个平常的现象中悟出了治国的道理，那就是：“不病病，治之无名，使之无形。至功之成，其下谓之自然。”在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或者病还很轻的时候开始治病，防患于未然，这是最高明的治病方法。因此，扁鹊长兄医术之所以高明，就在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将隐患消灭在无形之中。这种高明的治国之道，也是黄老特别强调的。

另外，黄老道家非常强调通过养生以治国。《吕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叫作《执一》，里面提到楚王向一位道家人物詹何问如何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何说我只听说过如何养生，没有听说过如何治理国家。《执一》的作者总结道：“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意思是，难道詹何真的以为国家不需要治理吗？他是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修身。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了，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从根本上讲，这四种情况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高明的统治者，其事业可以远及天地日月，但归根结底是从养生开始做起的。可以发现，詹何的思维模式和《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非常相近。但儒家修的是道德之身，而黄老道家的修身更为复杂，一方面是追求身体的“长生久视”，另一方面则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宁静的、宽容的、谦和的人。用老子的话讲，就是要达到“致虚极，守静笃”的境界。为此，产生了很多提炼“精气”的功夫和理论，譬如《管子》四篇。《管子》这本书内容很驳杂，其中《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这四篇，被公认为是黄老道家在养生治气方面的代表作。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里面，有一篇叫《凡物流形》，里面也涉及这方面的不少内容。马王堆帛书里面有很多医书，不单纯讲如何看病，而是讲通过养生原理甚至房中技巧去体悟“道”的精髓。这和《庄子》讲的“心斋”“坐忘”不太一样，《庄子》的“心斋”“坐忘”虽然也是养生治气，但主要追求的是个人的心灵解放和超脱，而黄老道家的养生治气，是要练就把握万事万物的超能力，养生的目的最终是治国。

前面提到，《老子》思想虽然那么伟大、那么高明，但也并非没有局限。有哪些局限呢？第一，《老子》的“道”过于玄虚，容易脱离现实。《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道这个东西不可名状，说不清楚。《老子》强调“道”是虚无的，是无名无形的，因此关于“道”的学说就一定玄远高深、恍恍惚惚、隐晦莫测、不可感知，普通人听不懂、领会不了，甚至听了会大笑，不笑就不是道。那么究竟什么是道呢？好像只有几个山里修炼的人才知道，这样道家理论就跟现实生活距离越拉越大，等于彻底阻断了普通人认识道、掌握道的可能性。第二，《老子》过于强调柔而不争，少私寡欲，容易导致消极无为。第三，《老子》过于强调批判，除了批判统治者那些恶行之外，也毫不留情地批判其他学派，尤其跟儒家成为死对头。司马迁就说当时学儒学的人肯定会打压学老子的人，而学老子的人也一定会打压学儒学的人，“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

关于道的作用，《老子》讲了不少，但还远远不够。就像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但如果你不通俗化，不能落到民间，不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话，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后世的道家对《老子》思想做了很多的转化，像我前面提到过的《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黄老道家作品，下了很多的功夫，从气的角度、理的角度、术的角度、法的角度去做解释，竭力促使老子的理论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从道走向万物，从无名走向有名。这样老子理论就不会过于玄虚、过于抽象了。

真正帮助《老子》思想摆脱局限、弥补缺陷的，就是我今天特别强调的黄帝系统。黄帝系统的加入，使得“道”既保持了神圣性、绝对性，又把《老子》那个虚无缥缈的“道”转化成了可以认识、可以效法的天道。老子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要不断地抽象、不断地提炼，抽象、提炼出一个最高、最核心的东西，这就是“道”，但这样一来又特别玄虚，让人难以接近、无法认识。而黄老既讲道也讲天道，天道讲得更多一些。这个天道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认识、可以学习、可以效仿的。这样一来的话，原来不可知、不可学的那个东西，就转化成可以了解、可以把握的东西了。

说到黄帝，我们马上就想到，每年清明节都有一次国家级别的典礼，那就是在陕西黄帝陵对黄帝的祭拜。黄帝在今天已化身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那么，古人是如何看待黄帝的呢？请大家看这幅图（图四），这是一幅唐代的图画，出土于新疆。显然这是汉文化传播到新疆的遗留物。大家可以看出，这个图案上面有一男一女，据说是伏羲、女娲。伏羲手里拿着矩，女娲手里拿着规，也就是说伏羲掌握的是方，女娲掌握的是圆。我们可以以此想象黄帝，在《黄帝四经·十六经·五正》篇中，黄帝“左执规，右执矩”，并因此“何患天下？”，因为掌握规矩而不用忧虑天下。可见只有黄帝才有可能既圆又方，既文又武，既阴又阳。这个人物超越了阴阳对立，这一点和《老子》对“道”的形容非常接近，因为“道”正是超越两极的。

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五帝的第一帝就是黄帝，可见地位极高。但司马迁又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就是说大家都在传颂黄帝，但黄帝传说有不文雅的地方，所以知识分子往往难言之。司马迁这个人很不容易，在他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已经几乎走遍了当时中国的主要区域，他说他“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这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地区。“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其所表见皆不虚”，可见当时各地对黄帝的认同度非常高，虽然他的事迹不雅驯，但是大家还是尊奉他、崇拜他。

“不雅驯”说明他身上色彩驳杂，我们今天看《汉书·艺文志》所罗列的黄帝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譬如天文、历法、占卜、养生、医疗、兵法、权谋等。《汉书·艺文志》里挂黄帝名字的书是最多的，当然大部分都已经失传了。黄帝所做的事情有点像今天的理工科，大多属于知识、技术的系统。像《周易》里面就强调黄帝是个发明家。据说挖井、钻木取火、车、船、音乐、弓箭等，都是他发明的。在古代，发明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可能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什么人才能做到呢？就是通天的人，懂得天道的人，也就是古代的那些巫师，黄帝实际上可以说是巫师的总代表。

关于黄帝有很多古代传说，有的说他住在神山上面，和宇宙相通；有的说他有一根神木，借助这根神木可以沟通天人。似乎这人身上迷信的色彩很浓。但古代迷信和理性往往很难区分，此人的事迹以及借助黄帝之名形成的书籍中，有很多是讲天道的，天道是非常理性的。

我们来举一些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例子，比如《黄帝内经》是一部托名黄帝的医书，其中的《素问》篇有这么一段话：“黄帝问曰：‘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岐伯对曰：‘法天则地，合以天光。’帝曰：‘愿卒闻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风之虚邪以时至者也。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八正之虚邪，而避之勿犯也。……’”和黄帝相关的书籍，很多都是黄帝跟他的老师、跟他的弟子之间的对话，这里的岐伯就是黄帝之师。此文讲的是针刺之法，岐伯说用针要以天为法、以地为则，还要与日月星三光相合。就是说扎针之际，必须配合日月星辰、春夏秋冬八正之气，你才敢行用针之法。而且用针之法在他看来和治国之术没有什么两样。例如，在《黄帝内经·灵枢·外揣》里有这么一段话，“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就是说，不要以为我在讲医疗养生，医疗养生和治国之道是一回事儿，都要对道加以尊崇、加以奉行。这个“道”在《灵枢》的《逆顺肥瘦》篇里有明确说明：“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针道于夫子，众多毕悉矣。……’岐伯曰：‘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就是说，我讲的这个道，实际上就是天地人三者的相互联动、相互因果，所以这是整体意义上的天道。因此，我们可以说黄帝是天道的总代言人，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最善于把握自然规律的人。

我前面讲《史记》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太史公自序》，在这篇序文中，司马迁对前面的每一篇文章，都用最简略的语言重新加以概括。这个概括都是四字一句，文章非常漂亮，读起来赏心悦目。关于黄帝，他用了四个字去评价他，就是“法天则地”，通俗地讲，黄帝就是一个替天行道的人，他能够把握天地人一切关系中所遵循的根本原理。这些原理具有道的绝对性、神圣性、正当性和合理性，但不是《老子》那种妙不可言，只能体会不能言传的“道”，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理解、可以效仿的“道”。这里面或许有迷信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非常理性的。譬如《吕氏春秋》，我们发现《吕氏春秋》有一个精巧的布置，那就是十二纪。十二纪是什么呢？“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十二纪先记录四季十二月的天文、历象、物候，然后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对天子的衣食住行乃至行事政令做出详细的规定，强调人事一定要跟天道相合，要天人合一。十二纪就是“道”，人们可以认识、可以遵循，或者说是不得不遵循的天地法则。

这里我想更多地讲一讲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图五）。这本书可以说就是一部讲述天道的书，这本书的叙事有个既定的框架，即一定是在天地人三重架构中展开的。如说《经法·六分》篇就说：“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有地焉。三者参用之，□□而有天下矣。”“□□”是两个缺字，帛书在这里正好残损了，但不影响理解。你要想取得天下，就必须同时把握天地人三才之道，虽然三才之道中天地之道更重要，人必须无条件遵循，但这不是说人在里面就一点作用也不起，完完全全像个奴隶一样匍匐在天地权威之下，人道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指人对天地之道的积极配合。

《黄帝四经》里面有大量天地之道的描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日月运行、四时更替等表现为理、数、纪的宇宙法则和秩序，另外一类指的是阴阳消长、动静盈虚、刚柔兼济的宇宙原则和道理。这两者都是人所要把握的天道。

我们首先来看所谓的秩序与法则，天道之“道”之所以被人效法，就在于天道有它的绝对性、永恒性，是经过世世代代验证的、颠扑不破的规则，像《经法·道法》里面所讲的：“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万民”之所以有“男农、女工”这样的“恒事”，是因为“天地”有“四时、晦明、生杀、柔刚”这样的“恒常”。两者是必然对应的。《经法·四度》也说：“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动静]之位，外内之处，天之稽也。高 [下]不蔽其形，美恶不匿其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其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具体内容我就不展开了。关键在于有了“天之稽”“地之稽”，有了天的法度和地的法度，接下来才会有人的法度，人的法度就是所谓的“君臣不失其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这种理论对后代影响很大，例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无论是养生还是社会活动，都不能超过这个法度，春夏秋不要做冬天的事情，例如出兵、修城等，不然天就要降下灾异。用今天话讲，就是人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存。总之，天道带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这就要求君主必须掌握这个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天道，去治理国家，解决一年四季中的经济、政治问题。

天道在黄老道家那里，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循环往复的、盛极必衰的、阴阳互补的、交替不已的原理，这些原理在《黄帝四经》里面也有体现。这本书里面有大量相互对立的概念，例如阴阳、男女、外内、刑德、文武、动静、刚柔、雌雄、逆顺、生杀、取予、吉凶、兴废等，这些概念我们总体上可以用两个字来代表，就是阴阳。也就是说，政治绝不仅是机械地、僵化地、简单地去模仿、套用天地间那些确定不移的禁忌和规范，而且要注意观察、揣摩、提炼、运用天地间阴阳消长的节律以及万物间那些看似复杂、实则充满规律的辩证关系。例如《十六经·观》提出：“秉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这是说，统治者应该依据一文一武、一阴一阳、一刑一德的节拍以及四时的变迁来安排人的政治活动，比如杀伐庆赏等，把德治和刑治有机地结合起来。

黄老道家认为，一切政治行动必须从自然原理（这些自然原理同时也是禁忌系统）中找到合理性依据，准确把握自然的节奏，然后按照自然的规律和节拍进行人事，这就是最好的政治。依据天道法则制定出来的人间法律，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才具有最大的认可度和公共性，这就是所谓的由天道的固然推出人事的必然。这样黄老的理论就变成天经地义了。这些正是儒家和墨家理论所不具备的而黄老道家独有的特色。

还有一点要强调，黄老道家特别讲因循。因循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因循天道，就是我刚才说的因循天地四时的运行法则，另外一个就是因循人情，这涉及黄老道家的人性。提到人性论，可能大家马上会想到荀子的人性恶、孟子的人性善，黄老道家的人性论有点类似于荀子的人性恶，但还不完全一样。因为荀子强调要用儒家的手段去改造人性恶，而黄老道家更多讲的是君主怎样利用人的自然本性来为自己统治服务。一方面黄老道家说水有水之道、马有马之道、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要各用所长、各尽其能，让臣民能力最大化，因此君主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因”。另一方面黄老道家说好逸恶劳、趋利避害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但这不是坏事，反而有助于君主利用这一特点，利用人的自私自利、贪生怕死，有效使用赏罚两种手段，使其为我所用。这也是一种“因”。这些在《慎子》《韩非子》里面有很多描述。

我们可以举《慎子》里面的一个例子，慎到说“人莫不自为也”，就是说人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如果君主掌握住这条规律，让百姓为我所用，那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难。”就是说，好的君主，看到那些不要俸禄，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人，他反而不敢把他当作臣下，俸禄达不到一定的程度，不敢让人做大事、难事。“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人如果不追求自己的利益，君主反而不能用他。所以“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不要去用那些嘴上说得好听，动不动讲我要为国家、为社稷、为君主舍生忘死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华而不实，并不可靠，那些为他自己利益着想的人反而踏实可用。我觉得这和西方的一些人性预设非常接近。

黄老道家还特别喜欢从宇宙论、生成论的角度谈问题，刚才说到老子认为圣人无为、百姓自然是最高的政治，黄老道家就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去论证其天然合理性。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恒先》的气论为例，为了证明自生自为这种政治理念的合理性，《恒先》描述了一种不见于传世文献的气论——“气是自生”理论。《恒先》有一条非常明确的思想线索，那就是：从宇宙生成论上讲，“气是自生、自作”，所以由“气”所构成之物，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也都是“自生、自作”的，从行为上讲就是“自为”的，所以统治者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无为的姿态。反过来讲，统治者的无为，即政治上的无意识、无目的、不干预、不强制，作为结果又必然导致百姓的“自作”“自为”。

过去我们依据传世文献，只能将万物生成的动力归结为阴阳气化论一种模式，现在通过《恒先》，可以明确地提炼出另外一种动力学说，那就是自生模式。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找出了另外一种万物生成动力说，而且说明了黄老道家为了证成现实政治原理的合理性，可能对当时的各种天道论做了有意识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普通的生成论中，阴阳气化的生成动力说已经足够，但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才有意强调了、突出了“气是自生”之生成论。

从天道到人道，这是黄老道家非常明显的套路，先讲道如何如何，再讲政治如何如何，所以黄老道家的文章几乎都是先道论、后政论。这里面既有“老子类型的道论和政论”，也有“黄帝类型的道论和政论”。“老子类型”较多讲“道”和“万物”的关系，比较抽象；“黄帝类型”更多讲“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更接地气。这两个系统未必同时呈现于同一文本，但从思想史看，这两条系统明确存在，相互涵摄、相互补充，交汇而成具有实际政治效应的黄老道家理论。

总之，道家借助“黄”，才落到实处，成为一种可以被参照、认识、掌握、实践的政治理论。

回到前面，我们说一种高明的政治哲学，它必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国君地位的神圣性、绝对性，法律的公共空间及其正义性，行政的效率及其可操作性，思想的包容性，还有人性的基础、民众的幸福，等等。黄老道家通过道论、天道论、人性论、因循论等角度做了解答，而且通过历史实践告诉我们，这些理论曾经大为流行，获得过很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