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对称与国际关系

沃马克在《中国与越南》一书中提到，来自国际关系理论内部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一系列假设让他深感不安，因为这些假设将他感兴趣的那些历史原因和理论原因加以排除或边缘化。在他看来，国际关系理论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相对性力量（relative power）往往仅被视为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带来不稳定性的因素。不对称的力量关系被理解为会从根本上破坏一个平衡的国际关系，或导致“屈从”，或导致“对主导权的竞争”。其次，所有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都集中于讨论强国之间的互动，然而建立一套国际关系理论的关键，正如沃尔兹（Kenneth Waltz）说，应当“基于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之类的小地方。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说，权力，以及均势得到了首要的关注，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沃马克可能会说，不仅这种观点是欧洲中心的，而且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而且这还是一个主要涉及“现代”国际体系的欧洲中心主义。因此，中国和越南没有资格被纳入其中，其中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他们不是欧洲国家，因此没有必要认真对待；其次，他们或者从未实现现代化，或者其现代化性质徒有其表，极为可疑。

沃马克的贡献在于，他坚持从欧洲中心的相对框架之外的其他视角切入。他注意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很少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弱小的国家并没有消亡而强大的国家也不能总是如愿以偿。这一提醒相当有用，而沃马克即从中发展出了一种研究相对强大与相对弱小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方法，并聚焦于中国与越南。沃马克将其研究结论总结为一张题为“中越关系的不对称类型”（Varieties of SinoVietnamese Asymmetry）的表格，其中辨别并定义了九种类型，而且分别列出了例子。这九种类型是：不规则型（amorphous），内部型（internal），被征服型（subjugated），角色型（role），分离型（disjunctive），扰乱型（distracted），独立型（dependent），敌对型（hostile）和正常化型（normalized）。在此我并不是要评价这些类型，而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朝贡体系是否已经被更好的理论模型所替代；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模型是否能够解释前文所述的许多乖舛现象？

我认为，对于朝贡体系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乖舛案例，沃马克提出的类型学虽然可以不依靠朝贡体系本身的逻辑来解释其中的大部分，但仍然应该指出的是，沃马克实际上并没有抛弃朝贡体系——他仍然将朝贡体系当作形容1840年之前的中华帝国（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秩序”）的首要范畴。这大概是一个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依然是其设定的诸关系中的主要行动者。这样的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型中似乎不难辨识（他并未着力描述他所谓的国家有何独特之处）。这样的国家是一个由边界所界定的地域性实体，其边界内部有一个权力垄断的主权。这样一种国家的主权合法性也可以基于其他国家的认同，即使存在不对称的力量差别。

第二个问题是，那些以国家之名而做出的行动被当作了操作实用理性的范例。这些行动被置于一个相对力量体系或一个相互承认权力差别的体系之中。将理性赋予那些合理性遭到质疑的、并且被认为是依靠幻想而非现实力量的行动者，这一做法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这种理性似乎与促发许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理性是同一类，即工具理性——虽然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其他形式的理性可供考虑。这是一种强调效率、可计算性、标准化和祛魅的理性。按照我的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似乎最偏爱这种理性。

第三个问题是，沃马克关于中越关系的类型学或分类学虽自历史记录中总结而出，却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产物，这不禁使我心生疑虑。我认为，这将导致一系列置换：首先，研究者所界定的一套理性范畴被加诸历史资料，重塑或阻塞了任何可能呈现的地方性范畴；其次，欧美概念系统中的工具理性被普遍化，并取代了本土性记录中可能发现的任何推理形式。

于是，最终的结果是，行为和制度形式（如国家）的现代主义模型被投射到了过去。如前所述，沃马克无疑提供了比费正清更为复杂的类型学，但他的类型划分来自于当代的政治学传统——这一传统内部学派林立，充满争辩。而在沃马克的解释中，宇宙论（如“天命”观念）、各种相互竞争的世界观或形而上学等内容从未出现。他几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过去世界的秩序原则，与当代社会科学所设定的理论架构或基于欧洲民族国家模型的主权定义或许并不符合。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框架中并非罕见——他者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由于其无法得到证实，便常常被置于西方普遍而固定的人性的视野之中来加以看待，进而被作为一种异国社会结构的产物而摒弃，或者，其复杂性被缩减至英文中的相应概念。费正清在将清朝待客礼仪（“宾礼”）翻译为朝贡体系时，恰是进行了置换、摒弃与（或）简化。我还认为，当历史的特殊性与偶然性被沃马克转换为一个用以修正国际关系理论的类型学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现在，我想我理解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的动机。他们的学术倾向不同于历史学者：从外部看，政治学似乎致力于应用某些理论工具去对未来的事件作出预测或可靠的猜想。比如，考虑到世界上的某些客观事实（例如，不对称的历史），那么，再一次成为强国的中国将会如何行动？国际关系领域的从业者每天都在用他们的理论模型进行这样的估算和预测。与之相反，历史学家并不从事与预测未来行为相关的研究项目。历史学家所创造的知识是透视性的（perspectival），他们试图去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何形成，或者我们可以从过去学到什么，以及对当下可能会有什么帮助。我认为，很少有历史学者敢于预测未来的行为。不过，历史学家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政策制定者，他们的聪明想法其实并非原创，并需要警惕某些问题。

然而，与此同时，历史学家也未能避免将那些当代理论投射到过去，而这些理论则是今天我们构想世界的产物。将某些观念形态应用于不同于我们的其他时代和其他地域的情况并非罕见，即便是出于比较的目的。这些观念形态包括所谓的稳定的人类天性，贸易和外交等自然化实践，理性的选择，社会、文化、国家或是对外关系之类的普遍化范畴等等。在史学史中我们可以得知，历史学家也知道这是危险的，但（概略言之）他们也似乎相信，那些自然化的范畴十分契合于过去的事物，即使那些范畴（如朝贡体系）在当地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语或表达。我不确定这种对待过去的方法是否是难以避免的，但我确定的是，总会有一些方法比通常的社会科学模型和范畴更好。换句话说，一定会有一些方法，能够既让我们在解释中容纳他者的形而上学，又不必像费正清的朝贡体系那样将“天子”等的本土性表达置换为另一套社会结构。

在我的著作《怀柔远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一书中，我找到了一些对于处理清朝资料中的他者关系而言有所助益的方法。其中，我使用了“帝国构建”（imperial formations）一词并将之作为一种概念场域，以之比较英帝国与清帝国的目标与行为。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一个重要的欧洲批判哲学传统——不满足于工具理性并倡导以其他多种方法处理不同政治形态或政体关系问题。在此我将更为全面地阐明这部著作中各种概念的来源，尤其是那些尝试在朝贡体系模型之外寻求另一种方法的部分——这种方法试图不再将那些欧洲人的理性形式投射于乾隆皇帝及其朝臣。“帝国构建”的概念借鉴于罗纳尔德·印德恩（Ronald Inden）的《想象的印度》（Imagining India）一书。印德恩认为，“帝国”一词强调的是中央的统治地位和边疆的被统治地位，从而具有局限性；他于是以“帝国构建”的概念来关注清朝等复杂实体中的偶然性、驳杂多样以及国际性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他要质疑的是那些将亚洲王权化约为专制或暴政的解释。

《想象的印度》致力于印度学的解构，在精神上契合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批判，并为之做了重要的补充。印德恩重构了一个被称为罗湿陀罗拘陀（Rashtrakutas）的8世纪印度王朝。在重构的过程中，印德恩注意到，罗湿陀罗拘陀的帝国构建“是由神圣与个人意志的层级所构成的，而不是来自于神圣的、绝对的统治者与世俗的、无权的官员或民众的对立”。印德恩的说法或许恰可修正我们关于中国王朝的理解，然而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希望叙述他如何得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构想——可以说，这一构想深入了“东方”特质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