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外解构，解构内外

因此，谈及“从外部解构”还是“从内部解构”，我们必须问，真能有所谓“从外部解构”吗？还是解构其实始终都只能从内部开始，而且始终都已经在内部开始？思想的外部解构假设每一语言—思想都基于一个未被思考的起点或基础或原则或arche (ὰρχή)，而这一arche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的。而此一偶然性被认为是可以被外部揭示的。然而，每一语言—思想——或者，让我们说：哲学——都是自我奠基的，亦即，是要自觉地将自己的基础包括在自身之内的，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是普遍的。唯其普遍，或者说，唯其总要将自身的“起点”或“基础”或“第一原则”自觉地包含在自身之内（无论其是否真能做到这一点），它的“起点”才并不能只从外部——假如这样的外部真是可以被确认的——就被揭示为“偶然”。思想—哲学出于“本性”就必然追求“至大无外”，亦即，必然要思考—谈论他者，思考—谈论“它自己的”他者，必然要把每一个这样的他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这就是说，必然要不再留下任何未被思想—哲学触及和收纳进来的“之外”，必然要不让自身有任何“之外”。换言之，思想—哲学或哲学—思想，作为其自身之所是者，必然要谈论和思考自身的界限，或任何可能限制其扩张者，并于这样做之时超越其界限，从而将任何界限都化为哲学—思想“之内”。我上文已经触及下述这些基本问题：例如，我们如何才能从外部揭示西方形而上学的Sein/être/Being为偶然，或如何才能从外部解构它？在看到某种非印欧语言中表面上似乎没有“Sein/être/Being”时，我们是否立即就能简单地说，既然有的语言中没有这个词，所以有关Being的西方形而上学只是特定语言结构的特定产物？Being始终会把任何non-being包括在自身之内：当我们说“Non-being is not”（或There is non-being）时，所谓non-being就已经被纳入到Being的势力范围之内了。同理，汉语的“有”也已经把“非有”——或者说，无——置于其统治力量之下了，是以即使当庄子要谈论那尚未开始有有之前的无时，他也得以一种必然会肯定有的方式说“有无也者”。因为每一语言—思想作为语言—思想都必然是普遍的，是无所不包或“至大无外”的，亦即，是能够谈论一切并谈论自身的，而且每一语言—思想都只能在其自身之内才能谈论自身，所以对于明确追求自我奠基的西方思想或哲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谓的“西方形而上学”——来说，解构只能从内部发生，而且始终已经在内部发生。而且，首先，从根本上说，解构首先不应被理解为主动的行为，亦即出于某一主体之意志的行为。同样，对于中国的语言—思想—文化来说，解构同样也只能从内部发生，并且始终都已经在内部发生。

当然，我在这样一个普遍的意义上质疑“从外部解构”的可能性并不是要否认朱利安所强调的他者对于解构的重要性。也许，我们这里可以把事情反过来说：是解构——始终已经在发生的解构，内部的解构，自我的解构，或解构的自我——以某种方式为自我——为一个语言—思想—文化主体——准备了他者的到来，从而使他者的真正的到来成为可能，并使这一解构“的”主体有可能真正欢迎他者的到来。反之，也正是他者——他者的语言—思想，甚至语言—思想的他者——的到来，一个突如其来的到来，一个其实总是不期而至的到来，凸显了思想的“内部解构”或“自我解构”，并可能会使这样的解构进入某种加速度的状态。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他者的到来不仅可能会让语言—思想—文化主体更深刻地自我解构，更大度地向他者敞开，但也可能会让这样的自我—主体因担心丧失朱利安所说的、没有任何文化其实能够真正拥有的identité或identity而变得更加自我保护，更加排“他”排“外”，甚至会试图以强力以至于暴力来压抑内部的解构，并通过这样的压抑而恢复或创造文化自我的神话，或神话（化）的文化自我。就此而言，我们那个根深蒂固的渴望，那个必然的、因而乃是不可压抑的渴望，那个我们因而必须要承认其“有限合法性”的渴望，亦即，借助某种必要的“绕道”而返回自我，或“通—过”他者而重新进入自我，始终都会有导致自我强化或自我封闭的内在危险。

那么，是否能有这样一种极端的可能性：离开自己的语言—语法—概念—思想的掩体，但也不躲入另一这样的掩体之中，亦即，不躲入与之对射—交战的掩体之中，不投向—投降对方，而却要让自己——特定的发言主体，思想主体，文化主体，亦即，承载语言、思想和文化的主体，或为语言、思想和文化所渗透和型塑的主体——毫无保护地、全然裸露地暴露于双向或多向的交叉火力之下？再无与任何语言—语法—概念—思想的任何“特定认同”（这里我要强调“特定”，而且也要强调“认（为）同（一）”，因为“认—同”——“认……为同于……”——是意识行为，主体行为。所以我并不是要说，“完全不再有任何认同”），因而也再无它们所提供的特定保护。这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呢？就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而言，那可能就是，同时离开印欧语言—语法—概念—思想和汉语语言—语法—概念—思想，进入二者的交叉火力之中，真正——假如这样的“真正”是可能的话——待在二者“之间”。我不知道这样的比喻与朱利安所说的“我在中国与欧洲之间思索”或“我不留在任何一方，我在两者之间操作”（Non, je ne m'installe ni d'un côté ni de l'autre, mais j'opère dans l'entre-deux）的情况是否能有某种关系？我们这里将会看到什么？也许很有可能是：由于被每一方都怀疑为是另一方的战士，结果就引发双方的火力对射，并在这样的交叉射击中无谓地“牺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是让自身成为语言—思想交战的战场。这当然是非常英勇的行为。但是，当如此英勇的语言—思想战士“牺牲”之后，当战火烟消云散之后，当“和平”——相对的、有限的和平，而不是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到来之际，对峙的掩体，亦即，特定的语言—思想，很可能仍然还会存在，它们仍然需要拆毁自己或让自己被拆毁，从而能够真正“和平”地欢迎对方—他者的到来。

如果不可能完全从外部解构（这里我强调“完全”，因为解构当然也离不开某种“外部”，某种从根本上说从来不可确定，因而也无法发现、无法命名的外部，而不是“中国”或“欧洲”这样的“具体的外部”），发生的将会是什么呢？每一语言—思想都是普遍的，都是总体，而且就由于是普遍性的总体而有其必然性，但其他语言—思想作为他者却总是超出这一总体，是迫使这一总体开放者，尽管这一总体可能会尽量躲避或对抗这样的被迫开放。以缩短——而不是拉开——距离来“开启”、“生产”、“解放”我他之“间”并不是“我—我们”的主动—主体行为，而是首先被动暴露于他者的结果（这里我们应该再次思考中国文化百多年来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情况）。对话的可能性在于如此面对他者之时我不可能不做出回应，因此不可能不必然已经“应—承”——回应和承担——了他者。开放——在自己身上“打开缺口”，让自己不完全，让自己不同于自己——当然是自我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开放却也不是那总是倾向于至大无外的自我的慷慨大方的主动—主体行为，而是他者使我不得不然。

也许，在某种意义上，问“从外部解构可能吗”最终也就是问，穿越语言边界的“思想—哲学对话可能吗”？但为了进行思想——只能表述在这一或那一特定语言之中的思想，只能在这一或那一特定语言中表述自己的思想——对话，我们必然首先只能进入某一语言—思想之内，而不可能希望待在不同语言—思想“之间”。任何需要被说出的东西，需要被说给对方或他者的东西，都只能在某一语言中被说出，哪怕要说的东西超出任何语言，假使这样的超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承认和尊重语言—思想—文化的他者性的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意识到“之间”的重要性，应该尊重“之间”，应该思考“之间”，但却必须——而且也只能——满足于在某一特定语言中说出这一“之间”，或这一“l'entre”，并邀请和期待他者进入/加入这一对话，一个必然始终或者在此一语言、或者在彼一语言、或者以某种方式“轮流”在不同语言之中进行的对话。而为了这样的对话，我们就必须翻译。翻译的必要既是一个在“我们的”语言里言说他者的必要，也是一个让他者在“我们的”语言里言说自己和向我们言说的必要。没有这样的翻译，我们就不可能听到他者，因而也就不会结束我们的其实总是自以为是的独白。因此，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所一直面对的——或那一直面对着我们的——也许首先和始终都是翻译问题，是那个在思想对话中始终困扰着我们的翻译问题，是思想对话中的那个既不可能而又完全必要、既必要但又几乎不可能的翻译，一个也许几乎所有的关于思想对话的问题都可以被归结于其上的问题。让我们别太过自信地以为：我们已经学会翻译了，我们已经开始翻译了。当然，我们似乎一直都在翻译：把他者翻译给我们自己，也把我们自己翻译给他者。然而，如果我们检视中国和欧洲一百年多来——甚至四百多年来——的相互翻译，也许就会发现，所有的既成翻译可能都需要重新翻译。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基本概念开始： Dieu , l' Être , la Vérité , la Liberté，天，道，德，气，仁，礼，主体，客体，本体，物质，等等，等等。因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思想对话中的基本理解就从这些概念开始，而双方或各方之间的基本误解也是从这些概念开始的。重新检视这些概念的翻译，从它们在汉语和西语的双语词典中如何被翻译，以及它们如何在现存的哲学—思想文本中被固定开始，这是一项需要无限耐心、无限谨慎的艰巨工作。只有当我们真正开始——重新开始，就像最早开始尝试这些翻译的先驱者一样——尝试这一必要而又不可能、不可能而又完全必要的翻译之时，我们才是在开始真正尝试认真的思想对话。而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这样的翻译的开始也就是解构的开始，一个必然从某一特定语言—思想内部开始的解构（因为翻译就是以某种方式将一种语言—思想的他者从“外部”请入“内部”，就是让他者——他者的思想，甚至思想的他者——来搅扰和打乱自己的内部），一个为了欢迎他者——他者的思想，思想的他者——的到来、但同时也为了将自己呈现/呈献给他者的解构。

但当解构与他者——与真正的他者的到来，或与他者的真正的到来——如此密不可分之时，我们还能轻易地决定任何一种解构的“内外”起点吗？难道解构——思想的解构，解构的思想——不必然也始终都是“内—外”这一对立本身的解构吗？而一旦我们解构了内与外的对立，我们还能轻而易举地在“欧洲”和“中国”之间，或在任何自我和他者之间，分出内外吗？在这一思想对话中，对于作为本文作者的我而言，或对于作为我欲与之进行思想对话的朱利安而言，我们在“欧洲与中国”或“中国与欧洲”这一对立中究竟身在何处？谁在内，谁在外？又是哪一个内，哪一个外？朱利安说他要待在“之间”，但在这一特定对话中，我却基本上是在汉语中看见他和听见他的。我当然很想尊重他要待在“之间”的欲望，并很想与他一起就只待在“之间”，亦即，汉语和法语之“间”。然而，作为一个回应，一个需要在“某一语言”中说出来的回应，我却只能抱歉地以汉语来说出和结束我想向他说的话。那么，在这一对话中，我们究竟各自身在何处？孰内孰外？“中国”和“欧洲”又各自身在何处？孰内孰外？

2012年11月写于北京

2013年10月至11月修改于基督城和台北

2013年12月27日星期五定稿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