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礼之沿革

“礼”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革，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零散到完整的渐进过程。中国古代礼之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礼之起源期

礼之起源期，即礼仪的滥觞期，具体说来，也就是指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以前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中、晚期 (约旧石器时期)出现了早期礼仪的萌芽。远古先祖对于生存环境中出现的风雨雷电、洪水地震、日食、月食、动植物的生生灭灭以及自身的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感到迷惑不安，无法驾驭，便认定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超越现实和自然的力量，即鬼神。为了祈求鬼神消灾祛祸、福佑人间，古代先祖想方设法使鬼神满意，以便让鬼神对人们宽容开恩。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这就是原始社会的礼仪，有人称之为“原始礼”，主要源于祭神、祭鬼的仪式。

(二)礼之形成期

礼之形成期，即奴隶社会的夏商周三代，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这段时期，我国的传统礼仪在这个时期迅速发展成形。

夏礼最早出现，较简朴，忠孝之道已基本形成，商礼、周礼都是在夏礼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孔子对三代之礼作了详细的比较和精辟的总结：“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表记》)虽然三代之礼损益不同，然而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都是民众共同遵守的，“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礼器》)。具体而言，“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侑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礼器》)

周代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逐渐稳定，周公旦为巩固其奴隶制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周礼。周礼比前二代更成熟、更完备，《论语·八佾》有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尹氏注：“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于美其文旧从之。”周礼是我国奴隶社会中最庞大、最严整、最文明的制度和礼仪，对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明堂位》记载：“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周公摄政期间，建立了朝纲制度，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形成了西周特色的礼乐文化与礼乐文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礼之发展、变革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前221年，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土地私有制产生，礼作为一种旧的习惯法则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

早在孔子时代，周代的制度已经遭受了周幽王、周厉王的破坏，从《礼记》所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中可窥一二。《礼运》：“孔子曰：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言偃向孔子问“礼”，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是徴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运》)难怪《史记·礼书》感慨：“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由此可见，“礼崩乐坏”的局面已经不可挽回。

在此期间，也相继涌现出了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系统阐述了礼乐的起源、本质与功能，第一次在理论上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社会等级秩序的划分及意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礼仪规范、道德义务，并整理了一批珍贵的礼仪典籍和文献资料。《论语》里，孔子有七十四处谈到礼仪要求人们用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其是主张以礼治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战国时期，孟子把礼看成是一种道德原则，是仁、义的表现形式，以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荀子把礼作为道德规范体系和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阐述了礼的起源和作用，提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荀子·劝学》)。

(四)礼之强化、衰落期

这一时期从公元前221至公元1911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不仅是传统礼仪的发展史，也是我国封建王朝兴衰起落的历史见证。

秦朝统一“六国”以后，“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史记·礼书》)。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实行中央集权制，奠定了封建体制的基础。秦始皇始用“皇帝”为君王名号，并采用了五行、正朔、服色一系列相应的礼仪举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歩，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这些开先河的举措至李斯燔《诗》《书》也意味着乐崩而礼坏。

汉高祖时，“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汉书·礼乐志》)，虽然“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史记·礼书》)，然而在秦灭学之后、旧典残缺的状况下，叔孙通参用先代之礼制一改汉建国初期杂乱无章的政治秩序。汉高祖说而叹曰：“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汉书·礼乐志》)

汉文帝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史记·礼书》)。汉文帝极其恭俭，“常衣绨衣，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史记·孝文本纪》)，其遗诏规定“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人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己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纎七日，释服”(《史记·孝文本纪》)，充分反映了他丧葬从简以便民的心愿。

汉景帝时，“御史大夫鼂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専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史记·礼书》)。汉景帝用晁错之计最终导致“六国畔逆”，于是“诛错以解难”。此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待到汉武帝即位，以太初之元改正朔，色上黄，数用五，尊崇儒家礼仪，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脩郊祀，改正朔，定歴数，恊音律，作诗乐，建封襢，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汉书·武帝纪》)。汉武帝把礼仪作为社会道德、行为标准和精神支柱，司马迁评价说“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汉书·武帝纪》)。

汉代礼仪的建设已相当完备，此后东汉、魏、蜀、吴、西晋期间，历代礼仪因循的痕迹非常明显。据《宋书·礼志一》记载，魏文帝受禅于汉，黄初元年诏曰：“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曹魏礼仪，因循汉制；晋代礼仪，又循魏制。《晋书·礼志上》亦称：“魏氏光宅，宪章斯美。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

南朝梁武帝以儒家精神为基础，命群儒敕修礼仪大典，终成一千多卷、八千一十九条的礼仪巨著——《五礼》。《隋书·礼仪志一》详细记载了成书过程：梁武帝命人分别撰写五礼，“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褧”，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或因行事，随时取舍”，“平章国典，以为时用”(《隋书·礼仪志一》)。

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是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开皇初，隋文帝“思定典礼”(《隋书·礼仪志三》)，循制礼作乐的老规矩办事。先颁服色，“五德相生，赤为火色……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今尚赤”(《隋书·高祖纪上》)。太常卿牛弘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爲准，亦微采王俭礼”(《隋书·礼仪志三》)。隋文帝又在前朝的基础上，“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隋书·礼仪志一》)。

唐初沿袭隋礼。唐太宗贞观十一年 (637年)命房玄龄、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成以简明扼要为特点的《贞观新礼》(即《贞观礼》)。《贞观礼》是唐朝官修的第一部大礼书。据《唐会要·五礼篇目》记载：“武德初，朝廷草创，末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祕书监魏徵、礼官学士，修改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贞观礼》增加了“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等周隋所阙的二十九件，其余并依古礼。

唐高宗即位不久，“议者以《贞观礼》节文末尽，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枚正伦、李义府……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显庆三年奏上之，增损旧礼，并与令式参会改定，高宗自为之序”(《旧唐书·礼仪志一》)。此即继《贞观礼》之后唐代官修的第二部大礼书——《显庆礼》。《显庆礼》所增部分大多为迎合皇帝意图，引发学者议论纷纷，且其后二者并用，以致无固定的礼仪制度，凡遇大事时均为临时议定礼仪。

开元中，从张说奏，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定制。由徐坚等创始、萧嵩等奉命修撰的一百五十卷《大唐开元礼》，功成制礼，治政作乐，依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的次序，详尽而完备地记载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典礼仪制，兼及地方政府的祭仪和官僚家庭的吉凶之仪，是大唐的典制大备。《大唐开元礼》成书后成为唐代臣僚谈及礼制时较常引据和提及的对象，“朝廷有大疑，稽是书而可定；《开元礼》国家有盛举，即是书而可行。诚考礼者之圭臬也”。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上述隋唐之礼进行了评价：“《唐会要》及《旧唐书》之所谓古礼，参以《新唐书》之文，足知即为隋礼。然则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尤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

开元二十六年 (738年)成书的《大唐六典》(即《唐六典》)共三十卷，近三十万字，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最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规定了唐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机构、编制、职责、人员、品位、待遇等，注中又叙述了官制的历史沿革。唐杜佑所撰《通典》二百卷，内分九门，子目一千五百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记述了唐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唐代之后所修的礼典据《新唐书·礼乐志一》可谓是“礼乐为虚名”：“贞元中，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次历代郊庙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号，而图其坛屋陟降之序，为《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为《礼阁新仪》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为《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元和以来王公士民昏祭丧葬之礼为《续曲台礼》三十卷。呜呼，考其文记，可谓备矣，以之施于贞观、开元之间，亦可谓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

五代时期由于衰乱之极，“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宋史·礼志一》)。

宋修礼书，最有影响的是《开宝通礼》和《政和五礼新仪》。宋太祖时期所编修的《开宝通礼》仍以《开元礼》为蓝本而有所损益：“《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宋史·礼志一》)《政和五礼新仪》则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的国家礼典，利用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由徽宗皇帝亲自裁定，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欧阳修、苏洵参与编纂的一百卷宋代礼典《太常因革礼》是“以《开宝通礼》为之主而记其变，其无所沿于通礼者谓之新礼，通礼所有而建隆以来不复举者谓之废礼。凡立庙有议论谓之庙，议余即用通礼条目，修与判寺李柬之等上之诏赐名曰‘太常因革礼’”(《玉海·礼制下·治平太常因革礼》)。

北宋时期的李觏提出“礼”备体用、合内外，礼顺人情、学礼成性等独特的思想，并密切关注礼的现实作用，把“礼”扩展到包括行政、法律、艺术、道德及生活方式等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关于礼的著述主要有《礼论》、《周礼致太平论》等。

宋代家礼研究成果卓著，这是礼仪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所谓家礼，即家庭礼仪。统治阶级的学者“领悟”到治国必先治家，治家必先修礼，注重礼仪教育与启蒙知识、日常生活行为的结合，出现了司马光的《涑水家仪》和朱熹的《朱子家礼》(又称《文公家礼》)等礼仪经典。《涑水家仪》对古代女子礼仪道德提出了标准和要求。《朱子家礼》根据当时的社会习俗参考古今家礼而成，是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对后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至此，我国古代礼仪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辽代契丹礼与汉礼并用。《辽史·礼志一》称：“箕于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大宗克晋，稍用汉礼。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郁辽朝杂礼》，汉仪为多。”《辽史·仪卫志一》也记载：“辽国自太宗人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

靖康之变后，“礼文乐器，扫荡无遗”(《元史·礼乐志一》)，元之有国，一方面保留自己本民族的礼俗，“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元史·礼乐志一》)；另一方面，因循古制制定朝仪，“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元史·礼乐志一》)。元代的礼典主要有《至元州县社稷通礼》、《太常集礼》(五十卷)、《大元太常集礼稿》。

明朝礼仪之风更加兴盛，理论上虽没有发展，但名目增多，形式更完善，如家礼名目有忠、贞、节、烈、孝。此外，君臣之礼、尊卑之礼、交友之礼更加完善。

明太祖初定天下，“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赐名《大明集礼》”(《明史·礼志一》)。《大明集礼》为明朝第一部礼制全书，“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明史·礼志一》)。明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余年，所修礼书见载于《礼志》的又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

其后，明朝历代统治者均对礼仪制度进行了完善，“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明史·礼志一》)。

明嘉靖即位之初，朝廷围绕着对嘉靖皇帝生父的封号问题展开争论，史称“大礼仪之争”。其实质上是对祖宗之法、朝廷大礼展开的一场有关礼仪问题的争论。此后，与礼仪相关的典章制度的研究更受关注，经世致用之风也由此开启。

清朝自入关以来一直重视礼仪的建规立制，“世祖入关，顺命创制，规模闳达。顺治三年，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圣祖岁御经筵，纂成《日讲礼记解义》，敷陈虽出群工，阐绎悉遵圣训。高宗御定《三礼义疏》，网络议理家言，折衷至当，雅号钜制。若《皇朝三通》、《大清会典》，其经纬礼律，尤见本原”(《清史稿·礼志一》)。至于礼仪方面的专书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一曰大清通礼，乾隆中撰成，道光年增修；一曰皇朝礼器图式，曰祭器、曰仪器、曰冠服、曰乐器、曰卤簿、曰武备；一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其始关外启荜，崇祭天神暨群祀祖祢，意示从俭。凡所纪录，悉用国语、国书。入关后，有举莫废。逮高宗时，依据清文，译成四卷。祭期、祭品、仪注、祝辞。与夫口耳相传，或小有异同者，并加釐订，此国俗特殊之祀典也。德宗季叶，设礼学馆，博选耆儒，将有所缀述。大例主用《通礼》，仿江永《礼书》例，增《曲礼》一目。又仿《宋太常因革礼例》，增《废礼》、《新礼》二目，附《后简》。未及编订，而政变作矣。”(《清史稿·礼志一》)

乾隆元年 (1736年)诏开三礼馆修《三礼》，任命高官负责纂修，清代学术界掀起了对三礼之学诠释的风气，取得了集前代礼学之大成的硕果——《三礼义疏》(包括《周官义疏》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四十八卷、《礼记义疏》九十二卷，尚不计卷首在内)。

乾隆元年又参考《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等，遵循实用原则，“事求其合宜，不拘泥於成迹；法求其可守，不夸饰以浮文”，着力编撰《大清通礼》(五十卷)，越二十一年而告成，为四库全书之一。该书“首纪朝庙大典及钦颁仪式，其馀五礼之序，悉准《周官》，而体例则依仿《仪礼》。惟载贵贱之等差，节目之先后，而不及其沿革；惟载器物之名数，陈设之方隅，而不及形制。盖沿革具于《会典则例》，形制具于《礼器图式》，各有明文，足资考证……赐名曰《通礼》，信乎酌於古今而达於上下，为亿万年治世之范矣”。

乾隆时礼部右侍郎秦蕙田所纂《五礼通考》致力于礼之源流、沿革的考究，“包络天地，括囊人事，缕析物情，探制作之本旨，究变迁之得失。义未安，虽昔贤之论不轻徇；理苟当，即豪末之善亦必录”。可与清廷所修《大清通礼》媲美。

清朝乾嘉年间，礼仪研究趋于昌盛，涌现了一批礼经学的名家、名著，徐乾学及其《读礼通考》、凌廷堪及其《礼经释例》、胡培翚及其《仪礼正义》、黄以周及其《礼书通故》、孙诒让及其《周礼正义》等，对于我国礼仪文化和礼仪教育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满族入关后，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礼制，并且使其复杂化，甚至把礼发展到僵化、刻板的地步，“三跪九叩”之礼即是其例，即使对外国使节也要求其行此大礼，引发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接见英国使臣时的“礼仪之争”。

中国古代礼仪至有清一代盛极而衰。随着西学东渐，一些西方礼仪传入中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礼仪的根基渐渐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