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礼”

《礼记》对礼有众多描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礼的内涵和功用。首先，礼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人如果没有礼义，即使能说话，也只能算是禽兽之心性，因此，圣人制定礼法来教导人，使人有做人之规范，明确了自身和禽兽的本质区别，“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曲礼上》)。礼也是先代圣王用以顺承自然之道来治理人情的，丧失了礼就会灭亡，得到了礼方能生存，“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运》)。先代圣王顺应人情而拟定节制形式，用以隄防人民，使富有之人不至于骄纵，贫穷之人不至于困窘，尊贵之人不怨恨君上，以此使乱子日益减少以致消亡，即“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坊记》)。同时，礼又是用来防止人民淫纵、显明男女之别的，以此作为人民生活的纲纪，“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坊记》)。

对于国君而言，礼是其手中的权柄，用以区别嫌疑、辨明微隐、敬事鬼神、建立制度、分别仁义，进而治理国政、保君安位，所谓“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运》)。对于个人而言，礼是修身之器具，有礼而品行大备，品行大备即为盛德；礼能够消除邪恶，增益美质；礼措置于身，身就正；礼施用于事，事就通；礼于人身上如同竹箭之有丰润青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礼器》)。一言以蔽之，礼放之四海而皆准，“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曲礼上》)。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仲尼燕居》)而礼治的实行是由“亲亲”、“尊尊”推而广之、潜移默化的，从爱心出发事奉双亲，由亲情一级一级上推，从敬爱双亲到尊重祖先、敬重宗族、团结族人，再到尊奉宗庙、确保社稷，由亲亲而尊尊，进而为了确保社稷的威重而热爱百姓，自然而然做到刑罚公正，使民众安居乐业、财用充足、得以如愿以偿，从而形成良好的礼教风俗和和乐的社会氛围，即“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大传》)。统治者由敬重自身推及百姓之身，由敬重自己的儿子推及百姓的儿子，由敬重自己的配偶推及百姓的配偶，由这三敬教化进而推广到天下，如此则整个国家就和顺无疑了，即“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哀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