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遍和谐”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我们回头看看20世纪的历史，可以发现过去的这个世纪是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世纪，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但同时又是一充满矛盾悲惨的世纪。在这百年中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几千万人，大量破坏了人类多少世纪辛勤建造的文化遗产。而我们的国家，在百年中又经历了种种苦难，同时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日的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问题，例如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真空”、“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等等，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是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时候了。从全世界看，现今虽然走出了冷战时代，可是人类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虽然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进步，但是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正如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联合发表的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开头就提到的，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非常深刻的。对自然界的过量开发，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的毒化，环境的污染，人口的暴涨，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造成了“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由于片面的物质利益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权力欲望的膨胀，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过分注重金钱和物质享受，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心灵的孤寂，使人们失落感日甚。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隔膜，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了解甚至仇视，使人们失去了对“人与人的和谐”的追求，这样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忽视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在我们走进21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如何走出人自身造成的困境，就必须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而大之即是要调整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必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使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因此，我认为，如果人们能更加重视儒家的“太和”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应该说对今日和将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太和”见于《周易·乾卦·彖辞》:“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太和，和之至也。……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在宇宙未分化出具体事物之前，宇宙本来就是和谐的，没有什么不和谐；在宇宙分化出天地万物（包括人）之后，如果不使和谐丧失，这才叫做“太和”。可见“太和”包含着“普遍和谐”的意义。我认为，“普遍和谐”观念至少应包含几个层面才可以被称为“普遍和谐”，而在儒家思想中“太和”观念恰恰包含着：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生活的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这样大体上构成了“普遍和谐”的观念。
首先，儒家把“自然”（“天”或“天地”）看成一和谐的整体。我们知道，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百物的生长也是自然而然的，这说明孔子对“自然”的和谐的认识。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周易》认为，在阴阳变化中体现了宇宙运行的规律，“自然”的运行是在“元”（自然界万物的起始）、“亨”（万物的生长）、“利”（万物的成熟）、“贞”（万物的完成）中进行的。在《周易》中把这种“自然”最完美的“和谐”叫做“太和”。以后儒家关于“自然和谐”的观念大体都是发挥这个思想，例如在《中庸》中认为，“和”（即和谐）是天下根本的道理。张载《正蒙·太和》开头说：“太和所谓道”。“太和”就是万物之通理，故王夫之认为宇宙本来就是“合同而不相悖，浑沦无间”。这些都说明，儒家对“自然和谐”的重视。
其次，如果说儒家重视“自然的和谐”，那么可以说儒家更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不仅仅认为“自然”为一“和谐”之整体，而此和谐整体之宇宙又是永远在生息变化之中，也就是说它是一刚健的大流行，因此人应该体现“自然”（“天”）的这一特点而自强不息，所以《周易》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思想的基础正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是指“天道”，即宇宙的规律；“人”是指“人道”，即人和人类社会的道理。孔子有一段话可以说是他追求“天人合一”境界的过程，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说，在五十岁前是孔子认识“天命”的准备阶段，由五十岁起他对“天命”有了认识，六十岁可以根据宇宙的规律来辨明是非、善恶、美丑等等，七十岁就可以做到什么都自然而然地符合宇宙规律的要求，也就是说达到了完全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人自身的努力。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的努力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努力，那么“天道”并不能使人高尚完善。孟子更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认为只要人充分发挥其本心的作用，就可以对其由“天”得到的善性有深切的体会，从而也就可以对“天”了解了，而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后来的儒家虽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所发展，但大体都是沿着孔孟的思想发展下来的。例如朱熹说：“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天道”也不能不由人来体现，这是因为“人道”开始产生时是由“天道”决定的，但有了人及人类社会之后，“天道”就要在“人道”中表现了，圣人的贡献就是要使人类社会完完全全地体现“天道”的要求，以实现“天人合一”。儒家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是基于不把人和自然看成对立的，而是把人看成是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由于儒家认为，自然是和谐的，并追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样就必然引发出“人与人的和谐”的观念。这是因为，人和人之间以及人类社会也是应体现“天道”的要求的。所以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和谐为最重要。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里的“道”就是“天道”（当然也包含体现“天道”的“人道”），人应该把“天道”的要求实现于社会；如果人不能把“天道”推行于社会，不如乘木船到海上去。为什么人有可能把“天道”推行于社会呢？因为儒家的主流思想认为人性本“善”，而人之善性来源于“天”之“至善”，如果人能充分发挥其善性，而使之实践于社会，那么就能把社会变成一理想的和谐社会。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理想的和谐社会的意义。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大学》首章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明明德、亲民的目的是在至于至善。所以《大学》中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一切都以修身为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把道德修养好了，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做到道德完美全靠自己，哪里能靠别人呢？对于这个建立在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儒家称之为“大同”社会。在《礼记·礼运》中对这个“大同”社会有一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和谐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当然包含着许多空想的成分，而且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完全建立在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也是片面的，甚至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从儒家追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来说，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既然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的，也不应是人追求的目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是人的道德和学问则是要靠人的努力来取得，“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伊川语）。如果一个人能做到“民胞、物与”，他就可以达到一种身心内外和谐的境界。孔子曾赞美他的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又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这就是说，颜回对富贵和生死无能为力，但他却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而且能在贫困中保持身心内外的和谐。孟子认为要达到“天人合一”就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个人如果能保存他的本心，修养他的善性，以实现天道之要求，短命和长寿都应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一致，这就是安身立命了。晋朝的潘尼做了一篇《安身论》，其中有两段阐发了儒家“安身立命”的思想，他说：“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故寝蓬室，隐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环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安身立命”主要是要使自己的身心和谐、内外和谐，使自己言行符合天道的要求，至于衣、食、住、行等并不能对自己的身心发生什么重要影响，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是宋儒追求的“孔颜乐处”。周敦颐尝问程氏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宋儒对此多有所论，归结起来就是寻得一个“安身立命”处。朱熹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张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可见儒家所强调的正是由道德学养的提升，以求身心内外之和谐。
由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由“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所构成的“普遍和谐”观念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本文虽然是从“自然的和谐”开始论述，但儒家关于“和谐”的观念是把“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作为起点的。儒家是由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而推广到“人与人的和谐”，人类社会和谐了，才能很好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不破坏“自然的和谐”。正如《中庸》第二十二章中所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而儒家关于“和谐”的路向是：由自身之“安身立命”，而至“推己及人”，再至“民胞物与”，而达到“保合太和”而与天地参。儒家这一关于“和谐”观念的路向，当然也并非十分完善，盖因过分强调了道德修养的意义，容易走上泛道德主义。但“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种观念说，无疑它对现代社会是有其正面的价值的。如果我们扬弃其中可能导致的缺点方面，并给以现代意义的解释和发挥，并通过各种可行之途径，使之落实于操作层面，我认为它将会对今日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经验，以匡正今日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弊病。
原题为《“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刊于《中国哲学史》,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