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

儒家思想有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这是把春秋战国时期孔孟荀等看成儒家发展的第一期；汉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在经过佛教思想的冲击之后，到宋明产生了理学，儒家思想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近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传入，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又传入中国，这一冲击比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更大、更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思想有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它会不会“死而复生”？它还能不能在中国、在世界上起作用？我想，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或者为时过早，但试图从某些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看法，也许对于推动这一问题的探讨是有益的。

讨论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首先应弄清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对于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过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今后仍然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并不一定是坏事，它会推动对儒家思想基本精神的研究。弄清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我觉得可以注意两点：一点是要注意贯穿儒家思想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常起作用的某些思想；另一点是它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活力的那一部分。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考虑，也许可以从某一侧面看到儒家思想有没有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我认为贯穿整个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意义，一是理想主义，二是人本主义，而这两者又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一种理想主义，从孔子起就向往着“天下有道”的社会，并且极力想把它实现于现实社会之中，甚至并不认为完全能够实现，但却认为人们应有这种理想，应有“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而致力于此。所以当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的时候，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可见孔子并没有认为尧舜时期的社会就是人类最高的理想社会。因此，就有一个对于理想社会应如何看的问题。照儒家看，理想社会就是一种理想，它只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并不一定能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尽管理想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但要不要追求它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孔孟认为，对于它应去不断地追求，所以当时人批评儒家“迂阔”。我看问题就在于此。理想社会虽然不一定能在现实中实现，但对于古代的哲人说，却可以在他们的心中实现。为什么张载的《西铭》那么受后来宋明理学家的重视？我想就在于《西铭》体现了古代思想家追求理想社会的精神，而且在他的心中已经建立了这个理想社会。张载所理想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社会是否能实现，这对他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能不能有一种追求理想社会的人生态度，所以《西铭》的最后一句是“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人生在世必须去尽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如何为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奋斗。

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又是以它的人本主义为前提的。人为什么要有一个理想，要追求建立一理想社会？照儒家看，人在天地中是最重要的，他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或“天道”）是客观存在的，但“道”要人来发扬光大它，要人在实践中体现它。人怎样体现“天道”？儒家认为，如果能了解“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那么人就有了一种做人的最高境界，也就可以把其美好的理想凝聚于心中。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真、善、美的三个基本命题，它也是儒家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家思想为什么要追求这三个“合一”呢？我认为，儒家思想无非是教人如何做人，对自己应有一个要求，对天下国家应有一个责任感，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极难做到的问题。达到了这个“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天人合一”的问题虽然是说明人和整个宇宙的关系，但它是把人作为宇宙中心来考虑的，《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因此，圣人的行为不仅应符合天道的要求，而且是以实现“天道”的要求为己任。人生活在天地之中，不应取消极态度，而应“自强不息”，体现宇宙大化的流行，这样人就会对自己有个要求，有个做人的道理，有个高尚的境界。即对自己有个要求，要有个做人的道理，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知行合一”，有个道德修养上的统一观。《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它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更是一个道德实践的过程。人应该有理想，最高的理想是“致太平”，使人类社会达到一个“大同”的境地。而“大同”世界的基本要求主要是每个人对自己有个做人的要求，要有个做人的道理，要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理想的“大同”世界能否达到自然是个问题，但儒者应有这个要求，并从中得到做人的乐趣。盖人生活在天地之中，要做人，也要有做人的乐趣，要能领略天地造化之功；而真正能领略天地造化之功的，就必须能于再现“天地造化之功”中表现人的创造力，表现人的精神境界，表现人之所以为人者，使诗文成为“至文”，使绘画成为“神品”，使音乐成为“天籁”。所以艺术的要求是“情景合一”的，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情景一合，自得妙语”。当人进入这一创造的境界，这将是真、善、美合一的境界；人生的意义、人类的最高理想正在于此。孔子说他“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境界，自己的一切言行和宇宙、社会、自己的身心都和谐了，这种境界是真、善、美合一的境界，自然也就是圣人的境界了。

儒家思想之所以仍有存在的价值，也许就仅仅在于它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做人是最不容易的，做到和自然、社会、他人以及自己的身心内外的和谐更是不容易的，难道今天的世界不应有这样的要求吗？正因为儒家思想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就不应从其他方面要求它。它有不足的方面，也不应该奇怪。

1983年8月写于美国哈佛大学，并于是年8月25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举办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以此稿为基础作了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