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徒乡绣的传承及走向
镇江丹徒上党、上会、西麓一带，民间流传着古老的南乡刺绣工艺，它以针法细腻别致、纹样精巧多变、色泽艳丽柔和、造型秀美生动而形成独特的江南地方乡绣。其中，拥有两百余年历史的手工挑花技艺，以十字、直线、空针等不同的运针技法，绣绘人物、花草、鱼虫、飞禽走兽等图案，布局严密和谐，概括婉转抽象，是独树一帜的传统手工女红，为近代苏绣基础之一。
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因素，这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面临承袭断层、濒临流失的困境。
本文试以这独特的地方传统女红为研究对象，探析其现有状况和存在价值，研究如何全面积极保护、挖掘和开发，促使传统女红朝市场经济导向型发展，延续其艺术生命，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是亟待大家达成共识的课题。
一、特定背景下的传统生存状态和表现形式
女红，亦作“女功”，旧指妇女所做的纺绩、刺绣、缝纫等事。《汉书·哀帝纪》曰：“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桃花扇·栖真》中也有“慵线懒针，几曾解女红”的描写。由于这种传统技艺出自民间妇人之手，这一特定对象衍生的艺术内涵和生活习俗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通鉴外纪》中载，黄帝之妻嫘祖见人们衣服粗陋，遂教大家育蚕，抽丝织衣，被尊为蚕神。又据《事物纪原》等史籍的记载，民间刺绣由舜创造。从女红发展史料考察，刺绣始于商周之前，到秦汉已开始流行，隋唐以降，刺绣更加普及。明清两代是刺绣工艺的鼎盛期。中国四大民绣（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中，江苏作为刺绣工艺的主要产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生产历史。目前仅存的苏绣原始基础——丹徒乡绣——有着独特的生活环境和历史渊源。
丹徒是镇江境内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县城之一，是闻名中外的大运河入长江的必经腹地，为吴楚文化的发祥地。
镇江丹徒素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那里的老百姓有“家家养蚕，户户刺绣”的传统生活习俗。勤劳聪慧的南乡人，不管富贵贫贱，只要是年满十来岁的农家少女，无一例外都要向母亲或其他长辈学习手工挑绣技艺，因为这是衡量一个女子才能的重要标志。
农闲时节，姑娘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聚集在屋檐下、院子里、田畴旁、晒场上，凭着日常所搜集的花样和掌握的技巧在一块空白直纹棉布上，运用小小的绣针进行构思，飞针走线，想啥挑啥，挑啥像啥。到了待嫁的年龄，将已积攒的全部绣品作为嫁妆带进婆家，有出嫁时穿戴的绣衣、袄裙、披肩、巾帕、盖头等，有给丈夫做的鞋帽、衣裤、荷包、笔袋和香囊等，有为将来娃娃准备的肚兜、背心、围涎儿等，还有给未来公婆姑叔嫂们送的烟袋、钱包、镜套、香袋、拜垫和部分饰物礼品。此外，其他林林总总的还有帐幔、床帏、被面、枕套、门帘等家具饰物。祥花瑞鸟、福寿吉祥等图案琳琅满目，绣品门类繁多，倾注了姑娘们的全部身心智慧。为了能在新家庭中得到长辈和夫婿的认可，以及其他亲戚们的重视，姑娘必须将自己的聪明贤惠的德行通过亲手缝制的绣品加以展示，一针一线，绣进自己最纯真的情感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在她们相互切磋技艺，编织即将而至的命运的同时，民间乡绣得到了进一步承继和推广。
丹徒乡绣很讲究针法和颜色纹样，有一定的组成规律。针法由图案的整体构成形状设定，常见的是运用十字技法进行平绣与打点，实行面与线相衔接。在灵活操作的同时，在密集的十字针脚处恰到好处地出现空针，以单线牵拉，显示空心纹，这或面或线、或直或弯、或方或圆、或紧或松的施针布局，起了异曲同工之效——在单一中求复杂，流畅中求变化，对比中求统一。更称绝的是这些花边都绣在领口、袋底、裤管边等容易磨损的地方，可谓匠心独具。
在色彩处理上，南乡刺绣以红、绿、黄、紫等重色为主，辅以自然形成的色彩过渡，以传统的规矩花、牵花、套花、边花、团花、角花等花纹形成花内有花、花外套花的色彩图案效果，注重颜色过渡对比。如围腰，在大片深蓝布上打结，在中间一块深蓝布上挑花，小块白底绣片，详略得当，和谐对称。
在丹徒绣品中，人们擅长把许多不同形象的花、鸟、物、兽等按主观意愿组合于一个平面内，如荷花莲子、鸳鸯戏水、凤穿牡丹、四季花开、天下太平、寿比南山等。由于长期受乡规民约、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人们希望改善现实的愿望往往只能通过手工绣品得以精神宣泄。如利用口头谐音，寓意深刻：“连生贵子”（莲花、藕）、“喜鹊闹梅”（喜鹊、梅花）、“五福盈门”（五只蝙蝠）、“连年有余”（鲢鱼、阿福）、“事事如意”（柿子、如意）、“多子多福”（石榴、蝙蝠）等。为了把自己的生活想象得如神仙般幸福，“罗汉钱”“如意”“菱花”“桂花”“福”“禄”“寿”“喜”等纹样也被广泛运用于刺绣中，表达了劳动者真实率性、不矫揉造作、质朴豁达的性格本质。
丹徒乡绣是朵土生土长的艺术奇葩，它源于地域生活，扎根群众，从它的创作经验和美学造诣可以看出，传统女红最初都以功利为目的，即制一件手工绣品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会有什么样的物用价值等。它在长期的生产劳作中，经不断提炼、完善、升华，形成了固有的审美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广为流传，并产生多学科价值。
二、派生的多种价值和可开发资源
镇江丹徒乡绣这一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女红工艺，在传承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源于自然民俗心理，也与宗教信仰、审美趣味紧密关联。它的造物反映是人类构造理性思维的基础，它的艺术框架是人们最直接和最原始生活层面的展示，这具有个性的物承文化囊括了多种价值资源，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艺术价值
手工绣品的制作者大多为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制品的创造往往都带有自发性，是其内心所思所想的直观反映，没有任何限制，显得率真、自然，拥有个性的激情。因此，从绣品的艺术层面可以一窥群众的审美心态和精神所在。譬如朴素的劳动情怀，如“鱼戏莲叶”“五谷丰登”等图案。而“龙凤呈祥”“鲤鱼跳龙门”“四季花开”等图案象征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还有端午节绣品上的“公鸡捉蜈蚣”“五毒”图案等则具有惩恶扬善、避邪扶正的含义。至于母亲在孩子兜肚上绣的吉祥符瑞，待嫁姑娘绣在未婚夫荷包上的蝶恋花、比翼鸟、鸳鸯对等，更表明了人们祈求幸福的美好愿望。从这情感与形式之间约定俗成的互为关系中不难看出，美的形式中勃发着情感涌动，而情感的表达中又显露美的形式生成与变化。这种由情向美转化进而物化的转变过程，是构成其特征的主旋律，纵使它的内涵与外延将随今后的发展相应拓展，但它蕴含的艺术灵魂是长存的。
（二）文化价值
传统女红艺术所涉的研究范围较广，除艺术学外，还有人文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与传统女红联系尤为密切的是民俗学和宗教学，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具体表现在反映日常起居、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劳动娱乐等的图案中，是一种无声艺术语汇在手工绣品构思中的渗透。如丹徒上党镇时年七十多岁的巧婆婆袁巧梅手绣的汗巾“天下太平”。作品左上方是大红“喜”字，其下是花团锦簇的“寿”字，右上角是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鲜桃，下方是象征吉祥如意的“八吉”，中间两排是象征越老越红的南瓜灯，最底下是象征坚实基础的整齐地砖。这包含多种民俗寓意的组合，是最实在、最具体的乡土文化写真。
按唯物主义理论，虽然那些属于消极思想的迷信观念不宜广为宣传，但从研究信仰者的创作动机、目的和制作思想出发，却是有一定文化考证价值的。
（三）历史价值
传统女红文化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每件作品都能展示遥远的过去，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形成自身发展的立体结构。其所表现的某一内容、某种思想或形式不仅能弥补文献的不足，而且能形象地解释和说明历史上的一些疑团。如绣品中的“鸟”与“龙”等动物形象的描绣，就带有“活化石”的意味，它阐明了人类原始图腾崇拜概念。又如绣品中出现的“莲生贵子”“瓜瓞绵绵”等吉祥图案，这就是人们对生殖概念的初步认识。旧时人们把男根视作“生命之源”，在封建宗法枷锁下是对妇女操行的一种精神压力，通过手绣品展露人性情感的“性崇拜”原始信仰，从中可分析考证人们对生殖概念的理解的变化过程。
（四）实用价值
作为单元体的传统女红艺术主要有三大类使用价值。第一大类以欣赏、装饰、点缀生活环境为主，如作为饰物的香袋、荷包、飘带等；第二大类是结合民间传统礼仪和岁时节令的用品，如盖头、嫁衣、叩头垫以及端午避邪用的香囊等；第三大类是日常用的枕套、被面、镜罩、床帏等。这几大类常用于实际生活的各方面。正如马克思曾指出，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或消费中实现，无论财富的社会形式怎样，使用价值都是形成财富的物质内容。
因此，不管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在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观念驱使下会产生怎样的认识，这种物用潜力都是客观存在的。
（五）经济价值
我国乡村，旧时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是人们根深蒂固的生存方式。妇女在劳动之余纺纱织布、缝纫刺绣，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制作全部衣物，或装点自己的生活环境。如果谁家娶媳妇、嫁闺女、生孩子，便邀请同村或邻近的巧手，帮助制作各种绣品。有的刺绣者是为了糊口或贴补家用，也有的人是专门从事绣品销售。丹徒上党镇时年六十多岁的刺绣艺人马腊英，十五六岁就向母亲学习挑花，当年是村里出了名的巧女，几十年来，从未间歇练这活计，今日给东家挑个肚兜，明日给西家挑个枕套，闲时自己还挑围裙拿到集市上卖，以此来换米吃。这种简单的手工操作制成的产品，没有生产规模，也无成本构成和核算。“手艺无贵贱，好歹混碗饭”，这种代代相传的简单商品交易形式延传了许多年。而事实上，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繁荣，这种价值正被人们逐步认识和利用，延伸至更广的经济领域。
那么，这种经济学上所谓的“附加价值”到底能承受多大限度？尚能维持多久？只有全面地考虑持续发展的各方面因素，研究发掘潜力，民间传统女红艺术的创造才能达到更高层次。
三、面临的现状及技艺传承发展趋向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何继承和弘扬传统的女红文化是个复杂而细致的问题。
南乡刺绣的传承由于20世纪50年代传统技艺的断层，六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大量珍贵的绣品被当成“四旧”焚毁。即使幸存下来的，也因老艺人年事已高，相继故去，加之风俗习惯的改变，出现无人问津、濒临散失的局面。
如今，飞速发展的现代生活冲击着古老村落，信息传导大大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一些世袭的陈规陋习正逐渐消亡。妇女提升了文化知识和地位，她们不再以生儿育女、穿针引线为主要生活内容，新的利益观迫使她们无须耗费大量的时间长年累月地从事手工刺绣。
现代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生产工具的改良与革新，促使大量农村人口外流谋求更多的择业机遇。加之绣品机器的涌入使原发性、创造性相对减弱，而被动性、指令性、盈利性的生产倾向明显增强，因此以个体为单位的手工刺绣就显得寥寥无几。
随着生产机器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新的机械、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设备的加入，让人变成机器的奴隶，紧张、多变的社会环境，使人在心理上产生追求自然、放松、简练、扩大空间的审美要求。而传统女红正是以它单纯、明快的色调补充了这方面的情感缺憾，人们在无拘无束、兴之所至中得到和光同尘的感觉。
面对蜂拥而至的经济大潮，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对美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如何有益地对传统女红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开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工作。
（一）广泛搜集保护
通过深入调研，挖掘民间原始资料，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对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技艺流程进行科学而立体的采录、研究，探讨女红艺术的存在价值。
（二）形成一定的传承网络
深入基层，有组织地设立技艺传承点进行传授学习。配合学校素质教育课，建立女红技艺传承基地，进行实践面授，这样既可以让学生了解祖国珍贵的传统文化，又培养了后备力量。
（三）开发旅游商贸资源
旅游业的兴旺，带来女红艺术品多项经济价值的选择。可以将手工女红绣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组织营销出口或作为旅游纪念品销售，这是促使其发展的一条途径。
可在女红手工传承的古老村落，如丹徒上党、上会一带，建立民俗自然村。通过有历史、有风貌的乡土地域文化回味，供人们实地考察、寻根、借鉴、探究特有的民俗史遗迹，来吸引中外游客，开辟旅游资源。
（四）与现代服饰技艺相结合
在传统手工刺绣技艺上挖掘其主要特征，通过不同的选材，在原有的花型、纹饰、设色等方面进行突破和创新，将手工刺绣的精细与机器编制的简约相辅相成。并根据现代设计水准，将土与洋、古朴与典雅相结合，形成富有东方民族风情的服饰文化，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从而扩大服饰的感召力。
传统女红艺术是颗璀璨的文化明珠，置身其间，我们无不为祖先留与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而感到自豪。它的原发性、创造力是艺术表现永久不竭的源泉，是任何机制品无法超越的。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人们对手工艺品的需求和认知有增无减。经验告诉我们，在继承和开发的同时，更需要保持和丰富自身土壤，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