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历史氛围中歌谣的生成状态及演变
民间歌谣作为社会传统结构和风貌的产物，千百年来，融于最普通的民众生活中，成为民间口述文化中最活跃的细胞。它的传播涵盖着特定历史最深厚的文化情结，是阐述漫长社会生成和演化的佐证。
一
歌谣起源于原始社会，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再现于采集狩猎胜利后的欢愉，在祈吉万物神灵保佑的意识里，带着单纯的功利性质。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劳动先于艺术，人最初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在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它们。”古代典籍中，有不少提到了歌谣起源于劳动的传说。《吕氏春秋·淫辞篇》这样记载：“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淮南子·道应训》中也有“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的类似记述。上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大家在劳作中需要齐心协力的配合，为取得共同的成果，就要以歌、号来协调大家的动作，解除繁重的体力劳累。因此，歌谣的出现是伴随人们有意识的生产劳动而出现的。
在民间，有关神创造歌谣的说法不一，这本身就是人们残存原始概念的流露。黄帝是神话传说中的神祇，统领四方，关于他创造歌谣的传说可从《北堂书钞》《唐宋白孔六帖》中一窥貌端。此外，《庄子》《周礼》《乐记》《玉海》中也有黄帝作谣乐的典故。这之后，有关尧、舜、禹、颛顼创造歌谣之说也史不绝书。“诗言志，歌永言。”从歌谣的雏形看，开始以单句为主，且短促，衬词与感叹语也较多，并与生产劳动紧密相连。足以证明，歌谣最初是出自人们基本的生活和劳动需要而萌生的。它的创作显示了人们内心激情的勃发，即使是表现外界生产劳动的场面，也要通过人的思维、心理这一中介进行改造，过滤与其无关的内容，对所要表现的部分烙以人的主观情感印记，再通过语言行为得以渲染抒发。这样便完成了歌谣从孕育到诞生的全过程。
二
在阶级社会里，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劳动人民，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统治者的剥削和摧残，在这样水深火热的生活中，除了要从事沉重的生产劳动，与自然抗争，还要进行反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因而体现这个时期多种矛盾下民众心声的歌谣占了很大比例。自然，歌谣也成了劳动者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已编撰了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余首，其中“风”诗的绝大部分和“雅”诗的一小部分都是反映奴隶社会时期人们劳动生产和婚姻爱情观的民间歌谣，其中不乏《硕鼠》《伐檀》《采薇》《氓》等旷世之作，它们大胆、真挚、深刻地表达了在奴隶制枷锁禁锢下的人们憧憬幸福自由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些作品机智巧妙地运用赋、比、兴的手法抨击了奴隶制带给人们的深重苦难，其在语言结构上的美学造诣为后世歌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歌谣是人类的第二种语言，通过生动形象的叙说见证着历史的流动。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其主要作者是屈原。当时官府昏庸，民不聊生，巫风盛行。屈原的《九歌》基本是民间祭神的柔情歌谣，运用浓郁的浪漫主义手法直观地反映了对残酷社会现实的愤懑，这与西汉刘向的《越人歌》、战国荆轲的《易水歌》、秦末项羽的《垓下歌》、汉初刘邦的《大风歌》等形式相近，都为即兴之作，对研究楚文化的发展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汉代民间歌谣更为发达，许多作品被记于乐府。据《汉书·艺文志》载，设立乐府后采集的歌谣共13种、138篇，可惜都未保存下来。汉代采谣的目的是“观民风”以巩固统治者地位，同时是达官贵人为飨宴作乐、制作新声而寻找素材。因而歌谣多侧重于写实，这中间许多是反映下层社会现实的声音，如揭露战争残酷和徭役之苦的《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等。在《十五从军征》中这样吟道：
十五从军征，
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
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
松柏冢累累。
这首歌谣凄怆悲楚地描写了一个老兵十五岁从征、八十岁始归的可怜遭遇，通过摹景托情的描述，批判了东汉后期兵连祸结的现实和不合理的兵役制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现在东汉中期的《孔雀东南飞》《羽林郎》等，是汉乐府之精髓。前者描写了青年夫妇所遭受的封建礼教的迫害，后者则赞颂了酒家女子的勇敢与坚贞，不畏强暴，敢于与权贵豪奴做斗争的故事，歌谣在叙事和人物刻画上有了个性的突破。
晋朝吴歌盛行，战国史志中提及的“吴吟”，即吴歌，它的起源可追溯至虞夏之际。现存的《乐府诗集》中就载有吴歌342首，主要流传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江苏素为官家必争之地，吴歌留下了许多历史遗音。
吴歌多以民间采集的恋歌为主，其中以《华山畿》《子夜歌》等著称。《华山畿》为我国现存乐府《吴声歌曲》25首的第一首，为四大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早期原型，又称“小梁祝”。这首著名的南朝民歌最早表现了“同冢”与“阴配”的悲剧婚姻心态：“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乐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脍炙人口的佳句，为世人广为传诵。
唐、宋、元三代的歌谣不少与时政结合，讽刺尖锐，如王建的《水夫谣》：
苦哉生长当驿边，
官家使我牵驿船。
辛苦日多乐日少，
水宿沙行如海鸟。
这首歌谣以形象的自述倾吐了纤夫生活的辛酸，反映了黎民的疾苦。
宋元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故当时谣曰：“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又如《树旗谣》中的“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这些歌谣把人们对当朝统治者对内实行镇压迫害、对外屈辱投降的阶级怨恨表现得淋漓尽致，短小精悍，铿锵激越。
明、清两代，民间歌谣更为繁荣，由于封建制度面临土崩瓦解，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萌芽，交通经济的发达，带来了新民主主义人文思潮，为歌谣的采编开拓了新天地。大量反封建、反礼教的内容以口头形式广为传播。这中间有冯梦龙的《山歌》《挂枝儿》等。《山歌》宣扬了人性的解放，富有民主意识，充分反映了市民阶层与封建专制、伦理纲常的对立，并以不拘一格的文字组合，方言诵读，大胆表露了被束缚的男女情爱：
约郎约到月上时，
那了月上子山头弗见渠，
咦弗知奴处山低月上得早，
咦弗知郎处山高月上得迟。
这首歌谣情真意切，率真动人，堪称上乘之作。清王朝为加强统治，大兴文字狱，焚书禁诵，嚣张一时，但歌谣的生长并未由此扼断，反对清末封建礼教桎梏的篇章大量涌现。翻阅《中国俗曲总目稿》，收集整理的歌谣包括南方的“粤风”、北方的“秧歌”、四川的“山歌”和少数民族的“僮歌”等，有6900余种。在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中，歌谣又吸取其他文学样式的艺术精华，形成了长歌与时调、戏曲、唱本弹词、话本等俗文学互为补充并产生变异的格局。
三
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掀起了采集整理歌谣行动的高潮。由诗人刘半农提议，北京大学倡导的广泛搜集近代歌谣的工作如火如荼，首创了《歌谣》周刊，让口传文学见诸文字，涌现出一大批有文化、有成就的民间诗人和歌手，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环境变迁的独特风景。
近代民间歌谣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逐步壮大，仅以江苏地区搜集的歌谣为例，有反映鸦片战争的《林则徐烧鸦片》《可恨洋人害中原》《火烧洋楼十杯酒》《青州兵歌》等，有反映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歌谣《跟着天王上天京》《谁敢挡我入伙太平军》《杀尽勿平方太平》等。在歌颂太平军气吞山河的革命豪情的同时，也指出了历史失败的教训：“天父杀天兄，天下打不通。”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的歌谣以刚柔并济的吴歌见长，充实了重大历史题材下的社会内容。
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歌谣的内涵与外延相应扩展，在客观环境制约下，不断酝酿成熟，唤醒了工农民众翻身求解放的渴望。有反映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歌谣《歌唱五卅运动》《农民运动显威风》《妹妹送哥当红军》《哥哥参加赤卫队》《我心心念念盼共产党》等，有反映抗日斗争的歌谣《新四军东进过我庄》《你要清乡我要反》《鬼子一走各西东》等，还有反映解放战争的歌谣《打淮海》《解放军扛大炮》《突破天险一袋烟》《早送大军下江南》等，题材灵活多变，别具匠心，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为新时期歌谣改革的兴旺谱写了崭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歌谣的内容注入新鲜血液，生气蓬勃，各呈异彩。在涉及现代社会政治、经济、道德情操等多种文化的背景下，时政歌谣显得异军突起、首冠群芳。如《红旗飘扬天安门》《爷爷唱起翻身谣》《党的恩情比海深》《共产党一到抬起头》等，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人民为夺取全国解放胜利后的喜悦心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业技术水平日新月异，带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民在热情洋溢地讴歌新生活的同时，也对社会主义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善意批评，讽刺歌谣的出现，让我们明显听到这段时期民主监督的正义之声。当然，在流传中，质量参差不齐，有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也有偏激夸大的。如讽刺“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你说亩产一万斤，我说也可以，不知土地怎么说，是不是它也说可以”。又如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都是形式主义和政治化的“青年男女新婚配，买回枕头一对，新郎是‘造反有理’，新娘是‘革命无罪’”。
十年巨变，沧海桑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在民间歌谣中有许多反映：过去农村生活是吃大锅饭，“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都饿着”；如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积极性，是“你有能，我有巧，看谁的庄稼长得好”。农民有了自主经营权，为新农村经济建设和腾飞创造了条件，如民谣所唱：
种田有了自主权，
一抖翅膀上了天，
掐掐大腿不是梦啊，
农民笑在彩云间。
这首歌谣以通俗易懂的形象比喻赞美了改革政策推动农村改变了贫困的面貌。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最进步的社会，它承继和弘扬了历史上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当代精神文明广为颂扬的今天，改革开放不仅扭转了市场经济方向，而且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但同时，腐朽思想也乘虚而入，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社会上出现了小部分思想混乱、作风不正的腐败现象，拉关系、走后门、徇私枉法、以权谋私之风屡禁不绝，有不少党员干部非但放任不管，反而同流合污。如：“有权走正门，有钱走后门，无权无钱没有门。”又如：“往局长家一走，腿肚子发抖，没等开口说，局长先看手，空手趁早休开口。”再如：讽刺有些领导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谋取私利的“外行经理充专家，日耗千金忙考察，若问收获有多少？外汇、电器往家拿”，以诙谐的语言讽刺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一损公肥私的为官不良的行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刮起了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相互攀比的不良社会之风，红白喜事、人情往来给群众的生活造成了极大负担。“人情大似债，锅碗都要卖，请帖到家门，赶忙勒裤带”，幽默地道出了人们没有“票子”，却要“面子”的无奈。随着惩治腐败、严抓党风纪律，这种腐败现象已在“八项规定”的严格治理下得到有效遏制。
讽刺歌谣是社会显微镜，正因为它能及时、敏锐、大胆、辛辣地暴露社会上各种人与事的具体矛盾和丑恶现象，所以才是改进我们各项工作思路和促进社会文明运筹建设的一剂良方。
综上所述，民间歌谣是历史的代言者，它鲜活地存在于民众的口中。在劳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里，歌谣与时俱进，以其特有的内在潜力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整个社会集体的功能，它的原发性、稳定性、独创性、变异性等多方位学科价值无疑是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讨它在特定历史氛围中的生成状态及演变，对及时抢救、保护、发展民间本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