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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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近代城市商圈演进

一、近代城市商圈演进轨迹

(一)商业中心城市逐渐形成城市群

中国近代以前商业中心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数目不多且未形成集群,典型的商业中心包括广州、泉州、福州、苏州、扬州、杭州、汉口、重庆,等等。而近代商业中心城市不但数目不断增多,而且从北向南形成了东北、华北、中部、华东和华南五大城市群,从整体上呈“弓箭”形,以东部海岸线为弓,以长江为箭,以京汉、粤汉铁路为弦(参见图3-2)。

图3-2 中国近代商业中心城市分布图

由图3-2可以得出,近代商业中心城市可以分为下列五种发展模式:

1.综合型的开埠通商城市,包括上海、天津、苏州、武汉、广州、厦门、福州、汕头等。这类城市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不断入侵、扩张而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类城市具有几点共同特征:首先,开埠以后形成的租界为城市商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其次,租界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商圈的建设乃至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最后,这些城市都成为了区域内商品输出海外及国内市场的贸易中心。

2.单一的殖民地类型的城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青岛、香港等。这类城市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长期处于外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大多数商圈的建设也照搬西方的模式。

3.政治统治中心类型的城市,主要是指南京和北京。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设南京特别市,使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金融、军事中心;到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达到75万左右,成为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南京的商业在此期间也不断地发展壮大。北洋政府(1911-1927年)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1945年)先后定都北京,由于占据着首都的地利,北京的商业在近代从未中断;在社会政治动荡、人口数量众多、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并存等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北京商业遵循着本地市场的发展规律,因应时势,创造出了独特的北京商业文化,北京城也突破了原有以王权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完成了从封建帝都向近代城市转型的过渡。

4.因交通便利而迅速扩张的城市,包括唐山、石家庄、郑州、长沙、九江等。唐山、石家庄、郑州都是因为沿线铁路的建成而壮大的:唐胥铁路的兴修,再加上开滦煤矿等工矿企业的兴起,大大刺激和推动了唐山的发展,也使其短期内就成为了冀东地区重要的商埠之一;石家庄城市的崛起应归功于正太铁路的修建;而郑州作为中原地区商业中心,也得益于其处于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处。另外,九江和长沙都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以来水运便利、四通八达,并且都属于“四大米市”之列,它们分别于1858年和1905年开埠,从此之后都发展成中部地区重要的农矿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和外来工业品的转销口岸。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第560~561页。

5.依靠区域内核心城市的外贸港口城市,特指处于长江三角洲上、上海周边的杭州、扬州等。上海开埠后,原先经由苏州集散的大宗贸易纷纷改趋上海,苏州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地位逐渐由上海取代,而上海周边的杭州、扬州等城市外贸货物的运输,必须直接与上海沟通。以杭州为例,过去因受到涌潮涨落及泥沙淤积的阻碍,近海、远洋船只无法驶入,与外地的经济交往主要借助内河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经由苏州的周转,自上海开埠及区域中心城市易位,杭州连同杭嘉湖地区其他城镇的进出商品,大多直接纳入上海港货物集散渠道。参见戴鞍钢:《发展与落差——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城比较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428~432页。

(二)商业行业不断丰富

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近代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商业行业从原有的棉布商、丝商、茶商等境内外贸易拓展到各类商品境内对外贸易,百货业和西药零售、五金批零,乃至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等,其中以对外贸易、百货业和金融的发展最为典型。

1.对外贸易的兴盛。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无论从商品范围还是商品总量上看都远远超过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水平。1868年是有全面按商品记载的海关贸易报告的第一年,丝、茶两项的出口值合计占中国出口额的94%。1913年,大豆、植物籽和植物油的出口值达到5500万关两,约占出口贸易总额的14%。其他出口产品,如棉花、煤、羊毛、生皮、熟皮和皮货、蛋类等的出口值增长也极为迅速。进口商品中,自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有了商贸联系之后,棉制品始终是进口商品中的一个重要项目。进口的其他日用必需品和消费品还有谷类(米)和面粉。1895-1907年间,每年进口量由数千担至数千万担不等。糖和烟草(卷烟)也是重要的进口商品,两者每年进口值分别为数百万关两。1895年以后,随着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的扩大,以及中国新式工业、交通业的发展,机器、车辆、化学用品、电器材料、染料、钢铁及其他金属等生产资料成倍或数倍增长。这6项商品进口值1913年为6799万关两,占商品进口总值的11.6%。

2.百货业的兴起。中国门户的开放导致大量制造品涌入市场,为了更快速地销售商品,强调“薄利多销”的百货公司应运而生,商人降低价格以提升买气,利用销货的速度与数量弥补所减少的利润。为了加速商品周转率,百货公司采取包括密集的媒体广告、舒适开放的购物空间、贴心的免费服务等在内的营销手段。这些新的销售哲学与措施,不但带来零售商业的突破,也影响到消费生活及城市文化。参见连玲玲:《从零售革命到消费革命:以近代上海百货公司为中心》,载《历史研究》, 2008年第5期。

3.金融业的扩张。随着近代通商口岸城市贸易的发展,金融业逐渐发展壮大。开埠后,外资银行相继在口岸城市中设立,并逐渐控制了城市的财政金融。与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票号、钱庄相比,外资银行具有动员闲置资金、集中信贷、组织结算、调节货币流通等优势。20世纪30年代,分布于全国各主要通商口岸的外资银行已达84家。金融业的发展对于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近代化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上海的外资银行占全国总数的33%,使上海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天津金融业的发展规模在当时位居全国第二,再加上天津对外贸易繁荣、工商业发达、交通通讯便捷,逐步发展成为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

(三)商品消费规模持续扩张

伴随着近代商业行业的日趋丰富,中国各地的商品消费规模也不断上升,主要体现在五金、棉布、茶叶、百货和西药行业(见表3-1)。从表中不难看出,上海是近代中国商业行业最齐全、商品消费规模最大的城市,其五金、棉布、茶叶、百货、西药行业的营业额和商品消费规模大致呈逐渐扩张趋势;广州的华洋杂货行业、汉口和青岛的五金行业、西安中南百货店、江苏等13省市的西药行业,也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营业业绩较为良好,进一步说明了各地的商品消费水平在逐步提升。

表3-1 近代各地商品消费各行业营业额变化

续前表

注:a包括五金、钢铁等6个自然行业;b为上海专营绸布的老字号商店;c包括洋庄茶叶、制茶业和零售店;d不包括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e是指用在工装上的,焊接设备、机械产品、较大的五金工具等。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1005~1006页。

另外,在商品消费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近代中国国民个人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一直略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1887-1936年间,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和人均实际消费需求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5%和0.92%,而同期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86%,人均实际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23%。同期恩格尔系数仍然很高,且下降速度也不太明显,由1917年的74.3%下降至1936年的63.4%。参见张东刚:《近代中国总需求变动的宏观分析》,载《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四)商业从业人员素质日益提升

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商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日臻完善,主要表现在其受教育程度和主体意识两个方面:

一方面,商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开埠通商之后,一些旧式商家开始到上海、苏州等大城市谋求发展。而新式商业从业人员素质也大为改善,如1922年由澳洲华侨郭氏家族在上海创办的永安纺织印染公司,80%的货物都是洋货,要求职员都初通洋文,最低文化程度初小以上。另据上海职介所1931年的统计,每年至该所登记求职者国外大学毕业的16.7%,专科毕业11.66%,师范毕业9.47%,中学毕业以上学历的占所有求职者中的65%多。参见孙艳、田凯:《近代城市商业劳动生活方式之变迁》,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另一方面,商人的主体意识也开始觉醒。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强化了商人的主体意识。晚清商人们挺直腰板,向社会宣告以商为标志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命系之,……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从1902 —1911年,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区都成立了商会,总计有793个,其中总商会有47个。1905年以后,商会得到迅速发展,已经由通商要镇扩大到全国范围的县城乡镇,使商人、绅商都聚集在商会周围,以组织的形式显示了近代商人阶层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参见周少元:《近代商人群体的出现与传统法等级观念的动摇》, http://law.ahu. edu.cn/search/pdf/2006122692940475.pdf.

二、近代城市商圈的主要特征

(一)商业城市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

近代中国在中东部形成五大城市群的同时,西部商业中心城市分布稀疏,商业城市的发展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而近代中国西部地区的商业城市仍然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因开埠通商、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西部省份共开埠23个,仅占全国总开埠数的约五分之一。开埠城市的开埠时间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大部分中东部的商埠开埠晚了大约三十年左右,其中最早的是云南大理(1876年开埠),最晚的是西藏的江孜和噶大克(1909年开埠)。在上述城市开埠之后,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的建设逐步展开,其中铁路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最为突出,但是整体上相比于中东部地区铁路分布的密度太小。

另外,很大一部分的城市都是因民间自发的习惯聚集及其交易等而兴起的。这些城市在鸦片战争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并未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冲击,而是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而缓慢地向前渐变着。例如成都,近代以后由于处于封闭状态,逐渐落后于重庆,直到晚清“新政”时,才建立了一些近代技术生产的工厂和新式学校。和成都类似的一些传统大中城市,如西安、太原、济南、兰州、南宁、贵阳等在民国时期才发生了不少变化,缓慢地由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对中国近代商业和商业城市的发展起到的作用较之于中东部地区要小得多。参见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第562页。

(二)商业行业发展的半殖民地性

中国近代商业各行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艰难前行的,从整体上来看,不管是外贸业、金融业还是其他商业,从甲午战争之后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外商在华投资的资本额都在持续增加(见图3-3)。

图3-3 近代外商在华投资商业各行业的资本额变化

资料来源: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538、10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三)商品消费方式的包容性

在近代中国人们不再将消费停留在生存层次,而是开始重视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用以提高生活质量,尤其是对文化娱乐活动的消费。而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活动表现出了中西杂糅、多元复杂的特点。

1.中西杂糅。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因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冲突中发生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映现出来的社会氛围和时代特点,给近代城市商品消费方式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孕育了一个城市文化生活深刻变革,旧势力继续存在的新旧交替的历史时代,新的商品消费方式包括观赏电影、话剧,参与西洋体育活动,学习西方交谊舞,欣赏中西音乐,读书看报,外出旅游等,以及包括新式舞台、影戏院、夜总会、舞厅、赛马场、综合性娱乐厅在内的新式娱乐场所不断涌现。

2.多元复杂。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部效应与内部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与相互制约中进行的。内力与外力共同作用制约着现代化进程,使得这一进程必然出现多元并存、交错共生的复杂局面。伴随城市化而来的便是大批移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异质化不断增强,城市中出现了以新的阶层、阶级为基础的无数多元的社会群体与地位、利益、职业、生活各异的社会成员。而每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商品消费习惯、自己的爱好,由此必然导致不同的文化生活需求与审美情趣。参见扶小兰:《论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生活方式之变迁》,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2007年第5期。

三、近代典型城市商圈分析

近代上海商圈的演进过程中,“海派特色”尤为突出。它主要表现为下列四大特征:第一,重商而包容;第二,开放而创新;第三,儒雅而大气;第四,规范而竞争。四大特征又具体渗透在城市商圈的五要素中。

(一)商业空间布局海派特色的形成

近代上海商业空间布局的变化,是在近代租界变迁的过程中发生的(见图3-4、表3-2)。

图3-4 近代上海租界变迁与商圈分布图

资料来源:胡晓鸣、刘丹、翁芳玲:《上海租界百年对城市发展的启示》,载《规划历史研究》,2008(10)。

表3-2 近代上海主要商圈的兴起时间及其特色

续前表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互动百科,http://www.hudong.com/

由以上图表可以得出,近代上海商业空间布局具有下列三点特征:

1.规范而竞争。租界当局对近代上海商圈的规划,经历了马路商圈的建设,路里并进、成片开发,四个特色经营区的形成三个发展阶段。民国时期该地区商圈分布特点:一是以南京路商圈为充分展示商业文化个性魅力的长廊,以引导市民日常生活由基本消费为宗旨集吃穿用玩于一体;二是路里结合、扬长互补,发挥特色商业的规模效应。宁波路—天津路商圈以金融业为特色,设有银行、钱庄、钱业公会和钱庄俱乐部,在该地区专业化经营集中于一个相对紧凑的商业空间;福州路东段的文化街是上海几乎所有的报馆、书局、文教用品大商店集中地,福州路中段的旅馆业,福州路西段的特殊服务业经营区也体现了这种特点;金陵东路东段的里弄是百货业批发中心区。四个经营区各具特色、布局规范、相互竞争,南京路、宁波路、福州路、金陵东路这四条马路大体反映了近代上海商圈的主要特点。罗苏文:《路、里、楼——近代上海商业空间的拓展》,参见:http://www.historyshan ghai.com/admin/WebEdit/UploadFile/9702lsw.pdf.

2.开放而创新。近代上海商圈的发展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完成了商业中心由南向北的转移。开埠时的上海,地处中国沿海南北海运线中点,是沟通沿海贸易的枢纽与苏杭地区的一大商埠。从县城街巷布局看,北南疏密有别。北部是行政区,南部为民居区,商业区相对集中在东南,并与城外相呼应。到19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老城厢”的衰落,新的商业中心开始向北转移。作为近代上海的商业中心,这一地区大体东起外滩,北至苏州河,南抵金陵东路,西以西藏中路为界。

3.重商而包容。近代上海租界本质上是为商业服务的,而谋取经济利益又是中外商人来沪的唯一追求。近代上海商业空间布局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传统商圈和近代商圈的共生并存。传统商圈包括豫园—城隍庙商圈,十六铺商圈以及静安寺商圈,它们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拓展;与此同时,新兴的近代商圈随租界的扩张而纷纷崛起。

(二)商业行业海派特色的形成

近代上海商业各行业的发展动力,源自中国传统行业和外来新兴行业的崛起以及商业地域特色的形成。

牙行。传统商业活动中,大宗商品的交易往往需要有牙商居间撮合,牙行也就因此得以发展。当时上海地区牙行经营的商品范围很广泛,大到外地行商贩运来的粮食、特产,小到农户和手工业者向市场销售自产商品达到一定数量时,一般都要通过牙行中介才能成交。即使房屋租赁、货物装卸、运输等商业性事务也常常由牙行居间中介。19世纪中叶以前,上海的专业牙行主要有花行、杂粮行、木行、土糖行、北货行、药材行、猪行、鸡鸭行等。各业的经营户数从十几户到数十户不等。

旧式商号。传统的城市商业主要有批发商和零售商两大类,前者主要服务于埠际商品的转口贸易,同时兼营周边地区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批发;后者则以零售的方式将自产或批发来的商品转售当地居民。上海传统商号集中于县城东门外沿江一带,按照店多成市的商业习惯,经营同一商品的商号集中开设在同一街市上。

洋行。1843年上海已有39家洋行,最早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大多是原来广州外商洋行在沪开设的分行。随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这些洋行的总行也就迁往上海。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增加到120家以上,1876年更增加到了200多家,到1914年已经增加到了1145家之多。

华商洋庄。由华商投资的进出口商行,习惯上称为洋庄,以区别于外商经营的洋行。上海的洋庄以南洋庄开设最早,开埠前广东、福建商人在上海县城东门外开设商号,专营南洋土特产,一般都称“吕宋货”,并贩运国内的南北货、生丝、土布、绸缎等物到南洋。上海一些民营工厂的品牌产品也通过南洋庄向海外市场推销。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南洋庄有120家上下,到抗战前夕尚有113家。

百货商业。近代上海的百货商业是在京广杂货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形成了日用小百货和环球百货两大类。19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京广杂货店逐渐形成百货商业的雏形,到20世纪初京广杂货店纷纷改称为百货商店。1930年成立百货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多达500多家,连同非会员商店,全市共有700多家。环球百货商业的兴起标志着近代新式商业发展到了高峰时期。19世纪下半叶,上海先是出现了英商开设的福利公司和泰兴公司,稍后又有汇司、惠罗等外商百货公司开设。20世纪初华商经营的大型百货公司从香港发展到上海,主要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丽华、中国国货、大陆商场等几家。前四家是近代上海环球百货业中著名的“四大公司”,外商经营的福利、惠罗和华商开设的丽华、中国国货被称为“四小公司”。

开埠前后已经有一定规模的传统商业在继续发展了一段时期后,部分行业和企业逐渐衰弱,部分行业和企业则向资本主义新式商业转化,新式商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形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商业企业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发展速度列全国之首。据1935年上海社会局调查,上海商业已有150多个行业,全市大小商店共有72858家,商业从业人员超过44万人,大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陆兴龙:《近代上海商业企业的发展和制度演进》,参见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