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国外文献述评_城市商圈论-QQ阅读男生武侠网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一节国外文献述评

一、商圈理论基础

商圈理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920），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外部性这一概念，但外部性概念源于其发表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所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他解释了基于经济外部性的企业在同一区域集中的现象，认为产业集群是外部性导致的。韦伯（Alfred Weber,1929）在分析单个产业的区位分布时，首次使用集聚因素（agglomerative factors），最早提出集聚经济的概念。随后，佛罗伦斯（Florence,1948），廖什（Lösch,1954）对集聚经济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1999），解释地理空间中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清晰地表明了运输成本、收益递增和关联效应对空间集聚的重要作用，发展了集聚经济理论。藤田昌久、雅克-弗朗科斯·蒂斯（Jacques Francois Thisse）的《集聚经济学：城市、产业区位与区域增长》（2002），有别于其他集聚理论的文献之处在于，并非仅结合某个领域对集聚现象加以研究，而是从一般性的角度研究集聚行为，并提出了一个集聚理论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了在不同形式的递增报酬和不同类型的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问题，并首次对公司和家庭集聚成群的经济学原因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

商圈理论的两个理论基础主要是中心地理论和普通相互作用理论（重力模型），另外地租理论、行为理论、距离衰减函数也被广泛运用。中心地理论由德国经济地理学家克里斯特勒（Christaller,1933）提出，是商品和服务中心地理论的经典模型，并正式提出了商圈和开设点的概念。该理论的要点是，以中心地为圆心，以最大的商品销售和餐饮服务辐射能力为半径，形成商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中心地。其中有许多商贸网点的商业中心，可以是一个村庄、一个城镇或城市。开设点是指在某个区域设立商贸点所必需的最低顾客（购买力）数量，这为以后的商圈模型打下了理论基础。该理论有四个假设条件：第一，研究地域内的人口密度均匀分布；第二，向地域内任一方向的交通可达性相等；第三，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按一定的经济原则行事，即追求利润最大和费用最省为目标；第四，消费者就近购物。由于存在这四个假设条件，导致中心地理论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差距，不能很好地解释和分析现实，其次该理论实质为一个静态的分布理论。即中心地理论的不足是模型停留在刚性和静态的层面。由于存在这些不足，后来中心地理论经过克里斯特勒本人和廖什（1954）、加里森（Garrison,1958）、贝里（Berry,1967）等人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另一个理论基础是雷利（Reilly,1929）提出的零售引力法则（Reilly‘s law of retail gravitation），这是对重力模型的首次应用，由此衍生出康维斯（Convers,1948）断裂点或均衡点（breaking point）模型。雷利零售引力法则认为，当在城市A和B之间存在一个等级相对低的城市C时，A和B向C吸引零售额的比率与两城市的人口成正比，与城市距离比的平方成反比。康维斯进一步扩展了雷利模型，提出断裂点公式，以确定在A、B两城市之间的顾客到任何一个城市购物的分界点。康维斯均衡点模型只需有两个都市的人口和距离便可求出分界点。但这两个模型是建立在众多理想假设基础之上的，如两个竞争的城市交通条件或通达性差异不大；两个城市可被利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多少以城市人口的多少为标志；顾客被吸引到人口聚集中心是因为有较多的商品或服务可供选择，等等。显然模型假设条件与现实有较大出入，忽略了其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者购物的主观和客观因素。卢斯（Luce,1959）首先指出，消费者个体在进行选择时与其每个选择所获得的效用值关联紧密，他在空间选择上也是这样基于效用的概率分布。其后，由雷利法则还可进一步推导出科亨·阿普波姆法则和伽萨法则，他们通过引入都市销售场地面积、店铺数等新的参数，使雷利引力模型的应用从宏观都市商圈倾向于微观商贸企业商圈。但也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顾客到某个商圈或者零售企业去购物存在相当大的随机性，即消费者购物的概率问题。基于此，哈夫（Huff,1963）提出修正模型，适用于多个竞争性中心地消费者的多可能性选择。哈夫模型适用于几个商业聚集区集中于一地的情况，居民利用其中某一个商业聚集区的概率。在哈夫模型中，运用λ值、商业聚集区规模和时间数据，可以计算出顾客到某商业区购物的概率。

关于哈夫模型的修正，是因为哈夫模型可能出现与消费者行为不相一致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店铺的销售能力、竞争力、魅力度等其他重要的原因加以考虑。在使用哈夫模型时，λ值的求出是件很难的事情。为此，日本通商产业省规定，把从一地到另一地所花费的时间用两者之间的距离表示，从而得出了一个“修正了的哈夫模型”。利用修正了的哈夫模型时，必须把耐用品和日用品分别加以计算。另外，凯因（Kevin,1970）针对雷利、哈夫和康维斯模型忽视竞争店的状况、顾客来店的地形、道路状况和顾客动机等缺点，提出了一个简化模型，其核心是以人口、到中心地带所需时间、卖场面积三个因素之简单比率，决定两个都市间的分界线，并由此推算销售额。这使得商圈理论研究更为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Nakanishi和Cooper（1974,1982,1983）提出了MCI模型，将原有商圈模型吸引力因素中的单一商贸企业规模因素用一个多变量的复合因素来取代。Stanley和Sewall（1976）提出在商圈吸引力分析中应该考虑商贸企业声誉，即商誉因素。Jain和Mahajan（1979）则指出商贸企业的外观、价格、服务也是必须分析的重要因素。在Hansen和Weinberg（1979）的研究中则把商贸企业接近其他商业中心的程度也纳入了分析的范畴。

总之，雷利法则及其相关派生的康维斯法则、阿普波姆法则、伽萨法则只适用于计算有关耐用品、专门品的商圈及商圈分界点，而不太适用于计算日常消费品。“修正了的哈夫模型”是对雷利等法则的补充和完善，既适用于耐用品也适用于日用品，但需分别计算。迄今为止，哈夫模型仍然是最有效的计算商圈的方法之一。

兼具地理与商业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从地理视角对涉及商圈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表现在营销地理学和零售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中。道森（Dawson,1980）的《零售地理学》主要研究了城市消费行为、零售业区位、零售业组织、零售活动与公共政策。针对哈夫模型的不足，哈佛商学院提出了零售店的商圈饱和指数（IRS）法则。商圈饱和指数理论是通过计算商业市场饱和系数，达到测定特定商圈内某类商品销售的饱和程度，用以帮助新设商店经营者了解某个地区内同行业过多还是不足。通过三个变量，即某地区购买某类商品的潜在顾客人数（C）、某地区每一顾客用于购买某类商品的费用支出（RE）、某地区经营同类商品商店营业总面积（RF）来计算。一般说来，IRS越大，即饱和指数高，意味着零售潜力大。IRS越小，即饱和指数低，意味着零售潜力小。所以，理论上讲应选择零售饱和指数较高的商圈内开店。Gautschi（1981）通过对商圈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现有商圈模型计算公式中，距离参数常常被高估，也就是说，距离因素的影响被放大了。Eppli和Shilling（1996）研究了好位置对地区购物中心的重要性，也赞同他们的这个观点，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Black和Westbrook（1985,1987）认为吸引顾客来店购物的因素除了商店的规模外，还包括商店的形象和信誉、购物氛围、服务等，阻碍顾客来店购物的因素包括交通时间、交通成本、机会成本及其他费用。他提出多因素作用模型，将商誉、机会成本等难以量化的变量放进模型内，一方面加深了人们对于商圈的认识，即商圈会随着吸引力的增强或者阻碍因素的减少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也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琼斯（K.Jones）和西蒙斯（Simmons,1987）的经典论著《零售区位论》，从需求、消费者行为、零售结构、区位分析等角度，对零售环境进行了系统探讨。Bloch, Ridgeway和Sherrel（1989）研究了商圈扩展问题。Ghosh和McLafferty（1986,1987,1990）则提出了三种估计商圈的方法：空间比例法（the space-ratio method）、中心区域法（proximal area method）、空间销售法（space-sales method）。

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关于促进特定商业集聚的特别措施法》（1991）（简称《特定商业集聚法》），立法目的在于促进民间企业齐心协力共建商业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官民一体健全相关公共设施。《特定商业集聚法》使特定商业向规定地域集聚，商圈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一方面被用来指导政府商圈规划与布局决策，另一方面被用来指导商业企业的经营与管理，特别是规模的扩张与新开店的选址。Eppli和Benjamin（1994）对购物中心研究的演变做了回顾和分析。Thomas, Sirmans和Stake（1998）研究了购物中心的最佳竞争和空间分配问题。

21世纪以来，奥卡比（Okabe,1884,1995,1996,2000,2001）在商圈布局方法研究中使用了组件GIS技术，以全面掌握商贸区的人口、竞争行业分布、交通网络等影响商圈的变数，可以对市场变化（如新网点的出现、交通网络改变）做出迅速反应，很容易获得空间信息，简化商贸业选址的难度。因此，使商圈规划与布局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科学合理，在分析技术上更加先进，具有理论上的前沿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Lee和Pace（2005）则提出，在商圈模型分析中，对于距离因素应该考虑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他们得到的结论是：如果忽视这种相关性将会导致高估商圈的影响范围，而低估了商业优势区位的重要性。Barth（2007）论证了采用品尝室、阅览室、兑酒示范室等新式酒类零售店的销售率明显高于传统零售方式的零售店。Ruiz和Descals（2008）以西班牙为例对食杂店的零售价促销对产品簇影响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临时的价格促销，特别是在周末，能够提高品牌的销售额。Kantabutra（2008）为了验证视觉属性和内容，以及消费者和从业人员满意程度对泰国零售店的影响，考虑信息传达、组织联盟、从业人员动机和授权的视角实现因素，得到了视觉属性是提高员工和消费者满意的间接途径，视觉内涵反映了领导者和消费者满意的相互关系。员工动机是唯一直接提高员工满意的因素。Cheng和Chi（2009）以香港为例，研究了时尚连锁零售店服务质量和顾客忠诚之间的关系，认为服务质量是影响顾客忠诚的最重要因素。

二、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一定的经济活动为何会在一定的地方出现”这一基本问题，如何确定最佳位置是区位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古典区位论又称成本决定论，最早追溯到德国的经济学家杜能，后经过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发展。古典区位论研究区位因素对产业配置的吸引作用，认为区位选择总是趋向生产总成本费用最低的地点，即“成本决定论”。成本决定论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揭示了工业布局中以最小成本支出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思想。简言之，古典区位论从微观主体出发研究成本和运费的最小化，关注微观区位的布局均衡。但若忽视宏观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问题，就会导致商圈布局规划的失败，这也是商圈演进实践得出的结论。古典区位论排斥了市场因素的影响，因而不能正确说明实际的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过程，继而发展了近代区位理论。

近代区位理论又称利润决定论，是在垄断资本条件下追求最大利润的背景下产生的，影响较大的是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克里斯塔勒认为，组织物质财富的生产与流通的最有效的空间结构是以中心城市为中心，由相应的多级市场区组成的网络体系，并提出正六边形的中心地网络体系。后来，魁恩（Quinn）、纳斯（Nourse）和加纳（Gamer,1966）等将零售商业的销售状况与区位选择联系在一起，使商业区位理论逐渐演变为商圈理论。根据需要我们把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商圈区位理论基础。这四大基础理论，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决定区位分布的因素和机理。

（一）农业区位理论

农业区位理论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他于1826年完成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第一部区位理论古典名著。

1．杜能“孤立国”的假设条件

（1）在孤立国中只有一个城市，且位于中心，其他都是农村和农业土地。农村只与该城市发生联系，即城市必须供应全境一切人工产品，而城市的食品供给完全来源于四周的平原。

（2）“孤立国”内没有可通航的自然水流和人工运河，马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

（3）“孤立国”是一天然均质的大平原，土地肥力完全均等，各处都适宜于耕作。离城市最远的平原四周，是未经开垦的荒野，与外界完全隔绝。

（4）供应整个国家所需的金属和食盐的矿山和盐场，假设就在中央城市附近。

2．杜能农业区位理论的主要内容

杜能根据其理论的假设前提，认为市场上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决定农业经营的产品和经营方式；农产品的销售成本为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之和。对收入的度量，杜能给出了一般地租公式：

其中，R为地租收入，P为农产品市场价格，C为农产品生产价格，K为与城市的距离，t为农产品运费率，Q为农产品产量（销售量）。

按照杜能理论的假设前提分析，“孤立国”中的唯一城市是全国各地商品农产品的唯一销售市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都要由这个城市市场来决定，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孤立国”各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是固定的。又由于“孤立国”各地土地肥力完全均等，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完全相同，所以各地生产同一农产品的成本也是固定的。因此，在地租公式中，在以R为最大目标和只考虑市场距离一个要素时，距离K越大，地租收入R越小。

连接市场点的地租收入和地租收入为零（耕作极限）点的曲线，称为地租曲线。不同农作物的地租曲线不同，其斜率由地租公式中的运费率t决定。不容易运输的农作物一般斜率较大，相反则斜率较小。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地租曲线的高度以及斜率（图2-1上部），当农场主选择能得到最大地租收入的农作物进行生产时，就形成了农业土地利用的杜能圈结构（图2-1下部）。

图2-1 杜能农业区位图

杜能提出了六种耕作制度，每种耕作制度构成一个区域，而每个区域都以城市为中心，围绕城市呈同心圆状分布，这就是著名的“杜能圈”。

第一圈为自由农作区，是距市场最近的一圈，主要生产易腐难运的农产品，如蔬菜、牛奶。

第二圈为林业区，主要生产木材，以解决城市居民所需以及提供建筑和家具所需的木材。

第三圈是谷物轮作区，主要生产粮食。没有休闲地，在所有耕地上种植农作物，以谷物（麦类）和饲料作物（马铃薯、豌豆等）的轮作为主要特色。杜能提出每一块地的六区轮作，第一区为马铃薯，第二区为大麦，第三区为苜蓿，第四区为黑麦，第五区为豌豆，第六区为黑麦。其中耕地的50%种植谷物。

第四圈是谷草轮作区。本圈提供的商品农产品主要为谷物与畜产品，是谷物（麦类）、牧草、休耕轮作地带。杜能提出每一块地的七区轮作。同第三圈不同的是总有一区为休闲地，七区轮作为第一区黑麦，第二区大麦，第三区燕麦，第四区、五区、六区为牧草，而第七区为荒芜休闲地。全耕地的43%为谷物种植面积。

第五圈为三圃农作区，此圈是距城市最远的谷作农业圈，也是最粗放的谷作农业圈。三圃式农业将农家近处的每一块地分为三区，第一区黑麦，第二区大麦，第三区休闲，三区轮作，即为三圃式轮作制度。远离农家的地方则作为永久牧场。本农业圈内全部耕地中仅有24%为谷物种植面积。

第六圈为放牧区，或叫畜牧业区。此圈是杜能圈的最外圈，生产谷麦作物仅用于自给，而生产牧草用于养畜，以畜产品如黄油、奶酪等供应城市市场。据杜能计算本圈层位于距城市51-80km处。此圈之外，地租为零，即为无人利用的荒地。

在杜能圈的修正模型中，考虑了市场价格变化、可通航河流的存在、在孤立国范围出现其他小城市的可能。这样大小城市就会在产品供应等方面展开市场竞争。结果根据实力和需要形成各自的市场范围。大城市人口多，需求量大，不仅市场范围大，市场价格和地租亦高。相反，小城市则市场价格低，地租亦低，市场波及范围也小。

（二）工业区位理论

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人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较系统地论述了工业区位理论。其理论的核心就是通过对运输、劳动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找出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韦伯认为，运费是对工业布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工业的最优区位通常应选择运费最低点。他将龙哈特提出的“区位三角形”概念一般化为区位多边形，假定有n个原料、燃料地，则工厂最优区位满足：

其中，F为单位产品总运费，f为运费率，mi（i=1,2, …, n）为单位产品消耗的i原料、燃料重量，ri为i原料、燃料的运距，rk为产品运距。（2-2）式即表示工业企业应选择在原料和成品二者的总运费为最小的地方。

韦伯认为劳动费用也是影响工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当劳动费用在特定区位对工厂配置有利时，可能使一个工厂离开或者放弃运输成本最小的区位，而移向廉价劳动费用地区选址建厂。其前提是在工资率固定、劳动力供给充分的条件之下，工厂从旧址迁往新址，所需原料和制成品的追加运费小于节省的劳动力费用。同时，韦伯认为集聚力也会对工业最优区位产生影响。韦伯认为，生产集聚是一般集中因素，社会集聚则是特殊集中因素。前者是集聚的固定内在因素，而后者则是偶然的外在因素。

（三）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由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 1933）提出，德国经济学家廖什（1940）继承和发展了这种理论。

克里斯塔勒中心地理论的假设条件为：（1）研究的区域是一块均质的平原，其上人口均匀分布，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完全一致。（2）有一个统一的交通系统，对同一等级规模的城市的便捷性相同，交通费用和距离成正比。（3）厂商和消费者都是经济人。（4）平原上货物可以完全自由地向各方向流动，不受任何关税或非关税壁垒的限制。

克里斯塔勒根据调查研究，分析了市场区形成的经济过程，形成了三角形距离分布和六边形市场区模型。核心思想是中心地等级越高，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就越齐全，而低等级中心地仅限于供应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少数商品和服务（点）。需求门槛和服务范围也依次由高到低、由大变小。形成规律有序的中心地市场等级体系。两个相邻同级中心地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中心地的等级越低，其间的距离就越短。各等级中心地及其市场区在一个完整的网络系统中，形成大小不同的层层六边形网络。不同等级中心地的市场区之间保持严格的比例关系。

廖什在区位理论中，第一个引入了需求作为主要的空间变量。他认为最低的生产成本往往并不能带来最大利润，正确的方法应当是找出最大利润的地方，因此需要引入需求和成本这两个空间变量。其核心思想是单一市场区以正六边形形状环绕每一生产中心或消费中心；每一类商品都可以找出这些市场区的网络组织；这些网络组织的配置出现了一定的体系，即“经济景观”。换言之，A．廖什创立了服从最大限度利润、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论和作为市场体系的经济景观，构造了边界无差别线模型。

其中：aij为无差别线边界坐标，πij为j 点的产品i作为总需求的离岸价格，rij为j 点的产品i的运费率，x、y、xij、yij为地理坐标。

（四）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理论

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代表性的理论有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理论。

1．同心圆理论

同心圆理论是由伯吉斯（Burgess,1925）对芝加哥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分析时，基于社会生态学里的入侵和承继（invasion-succession）概念来解释土地利用在空间上的排列形态。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共形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从城市中心向外缘顺序依次为：第一环带是中心商业区（CBD），包括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是城市社交、文化活动的中心。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是围绕市中心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过渡地带，绝大部分是由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组成，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占据该环带内一半空间。第三环带是工人住宅区，租金低便于乘车往返于市中心，接近工作地。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散布高级公寓和花园别墅，居住密度低，生活环境好。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约距中心商业区30-60分钟乘车距离范围内。

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是从生态学“入侵和承继”的观点出发，认为当城市人口的增长导致城市区域扩展时，第一个内环地带必延伸并向外移动，入侵相邻外环地带，产生土地使用的演替。如商业中心区的进一步发展，入侵过渡地带，吞没贫民的住房，迫使住在这里的低收入居民不得不向外环地带转移，致使高收入居民把其旧的住房转给低收入居民。英国城市经济学家伊文思（A.W.Evans）称为“过滤”（Filter Down），巴顿（K.J.Button）则将此现象称为“渗透”。

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弱点是忽略了交通道路、自然障碍物（河、湖等）、土地利用的社会文化和区位偏好等方面的影响，与实际有一定的偏差。1932年巴布科克（Babcock）考虑到交通轴线的辐射作用，将同心圆模式修正为星状环形模式，使这一理论更接近单中心、小规模城市的真实情况。

2．扇形理论（Sector Theory）

扇形理论是霍伊特（Hoyt,1939）创立，核心是各类城市用地趋向于沿主要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由市中心向市郊呈扇形发展。认为由于特定运输线路线性可达性（linear accessibility）和定性惯性（directional inertia）的影响，各功能用地往往在其两侧形成。把市中心的可达性称为基本可达性，把沿辐射状运输主干线所增加的可达性称为附加可达性。轻工业和批发商业对运输线路的附加可达性最为敏感，多沿铁路、水路等主要交通干线扩展；低收入住宅区环绕工商业用地分布，而中高收入住宅区则沿着城市交通主干道或河岸、湖滨、公园、高地向外发展，独立成区，不与低收入的贫民区混杂。

当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用地需要扩大，高收入者从原居住区搬迁到新的声望更高的地方，原高收入住宅区房产变为低租金的住宅，供贫民居住，出现土地利用的演替。但大部分低收入阶层，由于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理智的内聚力，很难进入中产阶级和高级住宅区居住，只能在原有贫民区的基础上向外作条带扇形状延伸发展。因此城市各类土地利用在空间上呈现出扇形结构。

3．多核心理论

多核心理论最先是由麦肯齐（Mckenzie,1933）提出，后被哈里斯和乌尔曼（Harris and Ullman,1954）发展。该理论强调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并非只形成一个商业中心区，而会出现多个商业中心。其中一个主要商业区为城市的核心，其余为次核心。这些中心不断地发挥成长中心的作用，直到城市的中间地带完全被扩充为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新的极核中心又会产生。哈氏和乌氏还指出，城市核心的数目多少及其功能，因城市规模大小而不同。中心商业区是最主要的核心，另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外围地区的零售中心、大学聚集中心以及近郊的社区中心等等。

多核心理论模式仍然基于地租地价理论，支付租金能力高的产业位于城市中心部位，其余是批发业和工业以及高密度的住宅区。多核心理论没有假设城区内土地是均质的，所以各土地利用功能区的布局无一定顺序，功能区面积大小也不一，空间布局具有较大的弹性。

4．墨菲和万斯CBD理论

1954年墨菲（Murphy）和万斯（Vance）在对美国9个城市CBD的土地利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后，认为地价峰值区（the peak land value intersection, PLVI）是CBD最明显的特点，在峰值区内的用地称为商务用地。把CBHI＞1, CBII＞50%的区域界定为CBD。注1

注1CBHI全称为中心商务高度指标（central business height index）, CB H I =赫伯特（Herbert）和卡特（Carter）进一步提出中心商务建筑面积指数比率（central business floorspace index ratio, CBI）的概念，考虑了城市规模、形状及其他有关因素。并于1966年与罗利（Rowley）综合应用CBHI、CBII和CBI三项指标对英国CBD进行了分析。 在CBD内部土地结构研究方面，墨菲、万斯和爱泼斯坦（Epstein）认为，由于不同土地区位的便捷性不同，获得的产业利润相异，因此地价不同，是造成CBD中商务活动空间分布不同的主要原因。并把CBD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分为四个圈层：（1）以大型百货商场和高档购物商店为主的零售业集中区；（2）以底层为金融、上层为办公的零售服务业多层建筑集中区；（3）以办公为主的区域；（4）需要占用较大面积低价土地的商服活动区，如家具店和超级市场。 1970年，斯科特（Scott）运用报价地租（Bid-Rent）曲线的概念进一步说明了CBD内部结构中零售业的空间分布。1972年，戴维斯认为零售业为主的区位用地选择除了空间距离的影响外，还受三个相互独立的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即城市中心区传统性的购物活动受一般可达性影响，因而它们的区位常与顾客的分布有关；其他商务，如汽车修理厂、咖啡馆等受交通干线可达性的影响最大；一些特殊性功能受特殊可达性的影响最大，如娱乐设施、家具展销店等的分布与区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环境条件有关。 5．城市区位选择与竞争理论 对于城市区位选择与竞争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理论是由霍特林开创的。他从厂商空间地理区位以及消费者到厂商交通成本差异的角度来研究区位选择问题。他认为现实世界中买方与卖方市场活动分散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上，买卖双方市场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性是厂商获得市场支配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即使消费偏好相同，交通成本差异也会导致消费者实际消费选择的不同。因此，厂商和消费者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相对距离就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决定因素，厂商空间定位问题就成了厂商竞争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空间区位竞争理论也由此而产生。 霍特林首次建立了一个线性（直线段）市场上的双寡头厂商定位模型。在没有价格竞争（每一个厂商都以边际成本定价）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就是每一个厂商都倾向聚集在市场中心，即最小差异原理。Aspremont、Gabszewicz和Thisse（1979）认为仅当该两厂商距离足够远时，霍特林所确定的均衡价格才存在，即厂商在该市场的两个端点处才会获得均衡价格（也被称为最大差异原理）。Sarangi和Kyureghian（2003）建立了一个综合出厂定价机制和歧视定价机制特征的厂商空间定位模型。该模型假设商品从厂商到消费者的运输总成本由买卖双方共同分担，消费者支付外生既定的部分运输成本，厂商则支付剩余部分的运输成本。当消费者承担的成本为零时，即为歧视定价机制模型；而当消费者承担全部运输成本时，则为出厂定价机制模型。Tabuchi和Thisse（1995）则研究了消费者聚集在市场中心周围时位置价格博弈中的位置均衡。他们认为：相对于消费者按统一密度分布，如果消费者按照对称的三角折线密度函数分布，则中心处消费者越密集意味着厂商将越会向中心位置聚集。但该模型并不存在对称位置的均衡解，因为当厂商对称分布时，在边际消费者位置上的密度函数不可导，进而使得最优反应函数不连续。 综合分析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理论，可以发现这四大基础理论均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决定区位分布的因素。从这些经典区位理论中，可以在思维上得到研究城市商圈区位理论的如下启发。 第一，杜能农业区位论把整个区域划分为六种不同的耕作制度，分别从事不同的生产。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设想把整个城市区域土地也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城市商圈，然后根据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布局不同类型的城市商圈业态，获得最大的效应。结合城市商圈自身的具体情况，城市商圈区位与业态关系紧密，也就是在城市商圈不同的区位，布局的零售业态应该有差异。据此，可以初步提出在城市商业中心应该布局大规模型城市商圈业态，如以大型超市、购物中心、百货店等大型规模的零售业态。城市边缘地带应该布局中小规模型城市商圈业态，如以食杂店、便利店、折扣店、超市、专业店、专卖店等零售业态为主，从而为后续章节的城市商圈业态优化研究提供思想来源。 第二，从工业区位理论和中心地理论中，能够得到一个共同的可以借鉴的思路。工业区位论中，关键是要找出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也就是认为运费是对工业布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工业的最优区位通常应选择运费最低点。而运费自然就跟运距成同向关系，运距越远，运费越高。因此，在考虑城市商圈区位中，也应该把距离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再结合中心地理论来考虑，某商圈目的地是不是中心地，或者说商圈所处的位置是否是城市商业中心。 因此我们得到这样的启发，城市商圈区位中的距离，应该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消费者到城市商圈的距离远近，这个距离初步判断应该是决定消费者购物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二是要考虑到这个城市商圈本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即这个商圈距离城市商业中心的远近。也就是当消费者面临多个可供选择的城市商圈的时候，会选择哪个城市商圈进行消费，这就不仅要考虑消费者距离商圈A的远近，还要考虑商圈A距离城市商业中心B的远近。因此，消费者前往某城市商圈购物的几率应该综合考虑这两个距离，这是从工业区位论和中心地理论中得到的思路启发。 第三，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理论对本研究也很有启发。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代表理论经历了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理论等几个阶段。我们可以借鉴其中的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理论的思想。在研究城市商圈区位的时候，不能简单地把城市商圈视为一系列的同心圆，要充分考虑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现实中，在一个城市区域范围内，往往分布了多个城市商圈，而且一般都会有一个是城市的商业中心。 因此，可以借鉴城市地域空间利用结构理论中的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理论来解释和分析问题。因此，在本章城市商圈区位中，就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即认为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城市商圈分布呈现多核心特点。但正如多核心理论认为的那样，其中一个主要商业区为城市的核心，其余为次核心。最主要的那个商业区，就借鉴中心商务区理论，将其界定为城市中心商业区。中心商业区是最主要的核心，另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外围地区的零售中心、大学聚集中心以及近郊的社区中心等等，这些中心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 <h2 id="bw14" class="secondTitle">第二节国内研究述评</h2> 国内学者从主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商业经济学等角度来研究商圈现象，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融合空间经济研究新理论、新方法的成果不断出现，产生了不少有说服力的新学说。但总的来说国内对商圈研究的起步相对较晚，大部分基本上属于一种追踪性研究，缺少源头上的理论创新。根据现有文献研究内容侧重点的差异，将国内商圈研究相关文献分为商圈形成机理研究、商圈布局研究、商圈拓展研究、商圈竞争研究、商圈要素研究共五大类综述如下。 <h3 id="bw15" class="thirdTitle">一、商圈形成机理研究</h3> 商圈机理研究文献从数量上看较少，从内容上分析主要侧重于解释商圈是怎样形成的，其形成机理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等内容，国内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研究视角基本都是从商圈的集聚、企业集群、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分工协作、互补性竞争等角度展开分析的。 周建纲（2002）从现代商圈的集聚扩散功能角度分析了现代商圈的成因和特征，认为现代商圈是区域内第三产业的影响力总和。第三产业为城市提供优势环境和优势条件，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资源转换的服务，基础设施的运行，生产要素的流动等方面吸引众多的企业和机构及社会经济各部门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集聚成主要商圈层。这是现代商圈的极核，在它的内部，一些企业在价值链上有上下游的关系；企业之间有横向联系的关系；企业和高校、科研、金融等机构有优势互补的关系，政府则发挥作用，促进各种资源和竞争对手在市场的吸引下主动融合，并进一步认为集聚是为了扩散，而扩散则进一步增强了集聚。现代商圈的扩散功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把市场性占有、配置和利用资源要素的权利扩散到次要商圈层和边际商圈层，亦即利用第三产业功能把影响力扩张到尽可能大的空间。第二，构筑更大空间的经济协作体系，亦即利用商势互补的相容性、商势竞争的相斥性，在更大的区域内组成既合作又竞争的大商圈。第三，发挥主要商圈层的优势能力，如技术、资金、管理、观念、知识、信息等提高和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亦即在次要商圈层内形成新的极核，互为依托，互动发展，增强各自的集聚扩散能力，从而提高区域内的城市化水平。主要商圈层的主导性地位的确立，在实际上大大地增加了它的集聚能力，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 徐从才（2003）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互动推动了都市圈的形成，都市圈的形成可以带来分工与资源重组效应、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分享效应以及新型的竞争与合作效应等。在南京都市圈逐步形成的基础上，南京商圈也已初步出现。在南京商圈的进一步发展中，应该明确城市商业结构的总体结构应是商业专业化的形态结构、布局结构、业态结构和技术结构动态组合的过程，南京及周边城市地区要互动调整自己的商业布局、业态与技术结构，选择适合于自身的竞争战略，形成互相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区域关系。 高觉民（2004）指出都市商圈在地理空间结构中存在多重中心、产销及买卖行为的互动频繁和稳定并引发商业集聚的性质，他认为“南京都市商圈”应是支撑“南京都市圈”经济的商业体系的运行空间。由于长江三角洲梯度发展格局，南京都市商圈在当今和未来呈现偏心圆结构，具有进一步西扩的空间。但目前存在整体结构脆弱、核心区域空间结构不均衡、社区商圈体系与功能不全等问题。应对其商圈空间体系进行科学布局，形成圈内流通产业较大规模的空间集聚，成为平等竞争的市场共同体，增强圈内空间中商业服务的引力和扩张力。 童昕、王缉慈（2003）分析了全球商品链与地方产业群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产业群在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中的意义，并结合对东莞“商圈”现象的实地调查，分析了“生产者主导”和“订户主导”两种动力在我国沿海出口加工业地方产业群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原有基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起来的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业产业群，随着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成长，既存在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既成的制度瓶颈，提出要从三方面实现政策侧重点的转变，以充分发挥地方产业群的竞争优势。 孙天福（2004）主要从彻底开放、引进国际先进经营理念，错位经营、把蛋糕做大，多元业态、向生活全空间发展，政府宣传、辐射周边地区等角度，分析了上海徐家汇商圈是如何形成的。陆立军（2006）从区域分工协作网络角度分析了义乌商圈的形成机理与发展趋势，指出“义乌商圈”是国内外所有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或企业有着紧密经济联系的经济主体或区域，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与交流网络。目前，“义乌商圈”已具雏形，其今后演进的必然趋势，就是再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使义乌成为浙江中西部地区的商务中心（即中央商务区），可简称为浙中商务中心。为了促进浙中商务中心的建设和义乌商圈的健康发展，必须采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改善软硬环境等举措，实现“义乌模式”的创新。 刘中南、罗建勤（2008）认为商圈形成的外部环境条件主要是城市化的发展和政府规划引导，商圈内部集群动力机制主要表现在节约成本、组合经济、区域品牌三方面。认为商圈运行机制体现在集群企业通过合作竞争、分工互补、技术创新、文化向心、维护声誉等运行机制，实现了商圈集群企业协调有序运转，使商圈具有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 陆立军和任光辉（2008）计算了“义乌商圈”7个行政区域以及“义乌商圈”核心层8个区域各自的地方专业化指数，得出结论认为在不同区域共享一个大规模市场的条件下，由于市场不断拓展所产生的投资协同以及由此引致的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相关区域基于各自的比较利益更容易围绕市场形成有效的分工。在市场拓展和区域分工的相互作用之下，随着市场所在地产业的向外转移和扩散，区域间的经济会向收敛的方向发展。 <h3 id="bw16" class="thirdTitle">二、商圈布局研究</h3> 在所有商圈研究文献中，关于商圈布局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其中有部分文献仅仅停留在对商圈吸引力模型的简单介绍和应用方面，当然这可能与整个商圈研究进程有关，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可能在于介绍与引入国外商圈理论。如停留在对哈夫模型的简要介绍与运用的学者有王海忠（1999），侯丽敏、郭毅（2000），吴小丁（2001），刘建堤（2001），迟克莲（2001），张荣齐、白人朴、张荣耀（2001），李卫华（2002），王厚东（2002），冯旭、鲁若愚、刘德文（2004），马燕、韩洪凌、高素芳（2005），张岩岩、赫连志巍（2006），其研究特点是引入哈夫等商圈模型，运用不同地区样本测算商圈，在理论上没有体现出创新性。 其余的商圈布局研究文献，主要探讨了商圈布局的技术与方法，有学者相继采用GIS技术、AHP模型、三维动态模型等技术方法对商圈布局进行了定量研究，也有部分定性分析文献，但其研究力度和深度相对来说没有定量研究的深入和透彻。也有部分研究者进行了简单抽样统计调查，对商圈布局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从研究工具角度展开研究的成果 从研究工具角度展开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零售企业选址和商圈测定方面运用GIS技术，杨丽君、朱华岚、吴健平（2003）介绍了零售业商圈分析的基本过程及相应分析方法，并利用组件GIS技术，在商业地理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饱和度分析、商圈划分、需求估计3个商业应用分析模型，实现了对商圈的定量及可视化分析。以上海市徐汇区为研究区域，以大型综合超市这一商业业态为例进行了实验分析。廖秋敏、滕清安（2004）阐述了如何应用GIS原理进行店址选择和优化连锁零售企业网络布局。潘萍、方源敏、常河（2007）分析了GIS系统对超市选址的直观性、信息量统计的便捷性。提出了连锁超市选址模型的思路，即在GIS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对提取的指标和建立的模型用可视化的方法来清晰、直观地解决选址问题。刘贞、张小真（2004）根据客户群聚的特点，在分析现有聚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最小聚类单元（least cluster cell, LCC）的商圈聚类方法，并在数据挖掘体系结构中引入LCC子系统，以利用关系数据库成熟的接口技术方便地完成对LCC的各种操作管理。丁鹏飞、王远飞（2005）分析了商圈主要因子和相关模型，考虑距离和商店规模因子，用Relly法则和加权Voronoi图相结合的方法，在mapinfoGIS平台下，实现对上海某连锁超市网点商圈的划分，结果比单纯Voronoi图更合理，并考虑人口分布的因子，计算了各网点商圈的零售饱和度。 （二）从构建数学模型角度展开研究的成果 从构建数学模型角度展开商圈布局技术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柳思维、唐红涛（2006）在传统城市零售企业商圈吸引力分析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层次分析法对零售企业商圈吸引力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影响零售企业商圈的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内部因素，并分别计算出了影响权重，并运用AHP分析做了实证分析。柳思维、唐红涛（2007），尹元元、陈柳钦（2007）在综述国外商圈布局技术方法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城市商圈布局的现实从外部环境、内部成长和时间三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构建了城市商圈布局的三维动态模型，并为城市商圈布局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技术方法。张宇、吴璟（2007）分析了传统Huff概率模型存在的问题，并从反映零售物业竞争关系的角度对其进行改进，制定出更为符合实际情况的商圈测定方法。卢振业、蔡启明等（2006）对超市选址模型中商圈范围参数D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参数D的计算从微观上研究，可以考虑的因素很多，但都可以用数学抽象成为三个维度进行评价：便利性、空间距离和疲劳度，这三个维度相互影响。在分析引力模型中的商圈范围参数D传统求法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对便利性、空间距离和疲劳度这三个维度的剖析，得出的出行综合成本评价公式，更为接近实际地、量化地模拟消费者怎样前往超市的思考，改变了以往孤立地研究距离的研究方式。以最短路径和直线距离相结合的一个分段函数界定超市选址引力模型商圈范围参数D。新方法比较适合于商圈内街道状况复杂、消费者以步行为主的区域内进行超市选址，比较符合我国超市营运的商业环境，丰富了超市选址理论的研究内涵。 （三）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开展研究的成果 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开展研究的成果，朱李明（2000）指出市场建设不是市场的场所建设而是市场的商圈建设，“点、线、面、流”构成商圈的四个方面，也是市场建设的四个着重点。岑丽阳（2000）应用商圈理论探讨梧州零售业的合理布局。齐晓斋（2007）分析了都市型、区域型、社区型、特色商圈四种不同类型的商圈及其影响因素，提出要依据商圈层级选择合适店址。徐丽娟（2007）通过隆福寺从繁华到萧条以至今日的逐步向高端发展的变迁过程分析了商圈规划的缺陷和问题，提出了城市发展中商圈规划的基本原则与注意事项。 （四）商圈布局研究内容差异角度的成果 从商圈布局研究内容差异角度看，周安平（2003）从购物成本角度探讨了商圈布局问题，认为商圈是由顾客选择商店的行为形成的，影响顾客择店的主要因素是购物成本，它从根本上决定着商店商圈的大小，顾客能够接受的购物成本与收入水平无关，而与其购买的商品效用有关，得到总购物成本与商品效用呈正相关，平均购物成本与商品效用呈负相关的结论。仵宗卿、戴学珍、戴兴华（2003）对城市商业活动的概念和研究内容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国内外城市商业活动的空间结构研究的演化特征。李婷（2003）分析了上海徐家汇商圈的商业空间形态。侯丽敏、郭毅（2004）认为决定零售店经营成败的三个关键因素是“选址、选址还是选址”，通过对连锁便利店的商圈特性的研究，提炼出对便利店经营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店址因素，包括通行量、商圈类型、商圈竞争程度、消费能力、可视性、动线性等，并利用定性、定量等研究方法分析上述因素对便利店经营业绩的影响。陈玉慧（2007）研究了商圈建设过程中的居民参与问题，指出市级商业中心建设规划的服务对象以及功能和市场定位，业别、业态、业种结构，空间布局，交通、环境建设等规划基本内容决定了公众参与在市级商业中心规划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统规划较偏重市级商业中心在宏观区域经济中的定位，而在公众等多方利益的平衡和协调层面考虑较少。以厦门富山商圈为例，探讨了公众参与在市级商业中心建设规划中的应用以及成功经验，说明了市级商业中心建设规划应充分考虑公众利益，要贯彻“以人为本”规划思想和理念。王兴中、刘永刚等（2008）指出国外对大城市环状空间功能地带的研究已落实到“生态项链”、“新城市圈”与“产业走廊”的规划，借鉴国外“兴趣引力区”与“存在主义”场所等概念，揭示了中国大城市（西安）的“项链状”现代商娱场所引力圈的结构，并探讨其商娱场所（微）区位因素与布局区位模式。也有部分研究者进行了简单抽样统计调查，对商圈布局方法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如王震（2006），黄正祥（2007）。 <h3 id="bw17" class="thirdTitle">三、商圈要素研究</h3> 商圈布局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考虑商圈内物流、客流、购买力、消费环境、信息技术、生态环境等要素，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均有体现。 （一）城市商圈物流与客流要素 关于城市商圈物流、客流要素研究成果有，程庆山（2000）从商业物业的供求角度分析了商圈发展问题。褚有福（2001）提出商圈形成的四大要素是商铺、商品或服务、客流量和购买力。商圈的选点、规模、功能是商圈建设中必须解决好的三个问题。企业进入商圈，必须正确认识自身优势和商圈的地域优势，要找准最佳结合点才会取得成功。王建革（2005）以拨子商的活动为中心分析近代东蒙的商业圈和物流。拨子商出现于清中叶，拨子商的基地城市位于农牧交错带上。由于清中叶以后农业的北扩，这批基地城市也步步北移。从南到北，货流从边缘城市到牧区，甚至到外蒙，主要的运输动力是骆驼和牛。从北到南的主要物流是畜群，特别是羊群。陆立军（2006）以义乌商圈为例论述了商圈的市场体系、支撑产业、商人群体、物流网络等要素。袁东（2006）分析了仅用宏观指标衡量消费能力的局限性，提出要将“客单价”纳入消费能力衡量指标体系。齐晓斋（2006）通过对上海市南京路等都市商业中心平时、节假日、晴雨天、春夏秋冬的客流连续进行的一年多的跟踪比较，并对“无效客流”、“有效客流”，商务型、旅游型、交通型、商业型等各种类型的商圈客流作了分析，为政府部门和零售企业的规划布局和功能定位提供了依据。齐晓斋（2007）从商业街区生态平衡角度，分析了商业街区的建筑空间、风貌、规模和结构、客流特征。吴忠才、柳思维（2009）引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城镇新增固定资产因素，作为影响城市商圈发展的自变量系统。在提出假设的基础上，证实了城市基础设施、城镇新增固定资产与城市商圈发展之间呈同向关系，弹性系数分别为0.84和1.08，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每提高1%，城市商圈发展分别增长0.84%和1.08%。城镇新增固定资产对城市商圈发展的影响，大于城市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并提出可以通过加大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优化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措施和对策，促进城市商圈的可持续发展。吴忠才、柳思维（2009）还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文献，发现较少涉及细分产业或行业，尚未发现基础设施对商业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文献。从而设计了城市能源系统、城市通讯系统、城市文教系统、城市交通系统四个影响城市商圈的系统进行了深入的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对城市商圈发展影响显著，但各变量对城市商圈的影响程度不一，影响最大的为城市文教系统和城市交通系统。高等学校在校生、高等学校教职工、公共汽（电）车运营数对城市商圈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31775、0.491010、0.418578。 （二）商圈消费环境要素 研究商圈消费环境的文献有，李雄（2006）指出MALL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高级的商业型态，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城市化、资源区域化、产业聚集化的必然结果，必将对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将以华南MALL为例，用商圈分析方法，分析了这种超大型购物中心的生存环境。陈建斌（2008）以广东省为例论述了中心城市广州市建设超大型购物中心受制于广东省零售业的特点，广东社会消费水平高、零售业规模大、竞争激烈而平均利润低、区域集聚现象突出。广州市建设超大型购物中心在北京路商业区、天河城商业区、上下九路商业区及环市路商业区发展潜力较大，而天河区为最优区位。王兆峰、胡郑波（2008）利用Huff模型分析了具体商圈内消费环境对零售企业扩张的四个影响方面，进一步用AHP分析法对消费环境的五个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消费环境，促进零售企业扩张的对策。陈玉慧、苏文金、王永兴（2008）应用SWOT系统分析了厦门市新兴商业中心区富山商圈，找出了对其自身发展有利的优势和机遇，以及潜在的障碍、威胁和风险等。 <h3 id="bw18" class="thirdTitle">四、商圈拓展研究</h3> 城市商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商圈在不断地拓展，城市商圈拓展存在怎样的规律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柳思维、陆立军、芮明杰几个研究团队取得了较大研究进展。现有成果从研究方法看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 （一）定性研究方法分析商圈拓展 以定性研究方法分析商圈拓展的成果有，柳思维、唐红涛、王娟（2007）指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区域经济的新发展，商圈的概念不应只是服务于单个零售企业，而应该看成一定空间商业企业的集聚，随着集聚产生了商圈内和商圈间的相互竞争，并对商圈时间动态性和空间动态性产生了深刻影响。商圈不仅随着经济周期、季节和生命周期等时间因素发生变化，而且随着各种外部和内部空间因素发生动态变化。唐红涛（2008）从空间、时间以及商圈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城市商圈的演进过程，并总结了中国古代城市商圈与近现代商圈不同的特点，并以北宋时期的东京城为例对中国古代城市商圈进行了深入和完整的剖析。徐丽娟、孟岳松（1999）认为商圈是商店发展的基础，商圈的发展与变化具有蠕变的特征，在商圈发生巨变之前较长时期内，具有明确市场定位的商店的商圈是固定的，单体店试图做大商圈是十分困难的，跳出商圈去发展商圈正是连锁经营的优势所在。洪涛（2002）提出商圈是动态发展的，并分析了北京城南商圈的动态发展及其定位。张圣泉、张雁白、王树花（2004）从商圈人口、竞争者、便利性角度分析了商圈的扩张。罗建勤、刘中南、蒋明（2007）指出商圈的规模和绩效之间存在有机联系，扩大商圈规模可以不断增强商业企业集群的绩效，商圈的规模绩效取决于集群所拥有的资源及商圈内在的结构方式。商圈的规模绩效存在有限性，当商圈规模超越某个极值点时，集群绩效将大幅度地递减。 （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商圈拓展 以定量研究方法分析商圈拓展的成果有，周诗岩、张式煜（2005）以上海商业大环境为背景，从商业市场的角度探讨徐家汇广场和五角场环岛地区这两大商圈面临新一轮建设热潮时，业态演进的可能趋势，以及相应的空间转型途径。芮明杰、李想（2007）在已有的零售业态演进理论的基础上，运用产品差异化的理论和模型考察零售企业的竞争行为，指出业态的差异化有利于零售企业市场力量的获取，而且当成本不同时，具有成本劣势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差异化动机，并以上海市零售业态的差异化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任光辉（2008）认为“义乌商圈”是中国非主流发展模式的典型案例之一，传统理论难以对其形成与发展作出完整的解释。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义乌商圈”的形成过程也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不断拓展及其主导下的区际分工协作格局形成的过程。其间伴随着市场规模扩张和区际分工协调模式的转换，在此基础上逐步跨越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陷阱”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协调发展。陆立军、杨海军（2007）基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历史与现实观察的“专业市场消亡论”，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的现实并不相符。采用一个拓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模型，结合空间经济学的基础——乘数模型，分析了在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其提供了一条形成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的有效路径，并论述了在这一过程中多方均能获益的内在机理。与原有研究义乌市场和“义乌模式”的文献相比，创新之处在于将义乌市场置于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的核心地位来加以研究。周国红、陆立军（2007）指出随着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的区域分工协作网络即“义乌商圈”的基本形成，以及“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的全球发布，义乌已经初步具有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某些特征。在对6363份问卷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逐步回归方法建立起“义乌商圈”国际化拓展的回归评价模型，从实证上得到“义乌商圈”国际化拓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表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有机结合，以及良好的创新氛围营建等对于义乌建设国际化商贸城市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提出了“义乌商圈”国际化拓展的若干战略选择。 王天勇（2008）的博士论文首先对城市商圈生态演进规律及生态承载力评价进行了研究，并对我国城市商圈生态系统构成展开了探讨。认为城市商圈生态系统包括商圈载体、商圈主体、商圈客体和商圈环境四个要素，主要从外部的环境影响因素以及内部的零售企业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一个城市商圈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型。其次，对我国城市商圈生态演进规律进行了研究。指出城市商圈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在商圈构成中的“流”就反映了商圈的动态性和生命周期演化过程。城市商圈生态系统随商圈内部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城市商圈生态系统的生成演变有其内在规律。并对我国城市商圈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评价。利用生态承载力的相关理论，依据城市商圈生态系统，确立了城市商圈生态承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弹性度子系统、资源承受度子系统、环境改善度子系统、压力度子系统。城市商圈生态系统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调控能力，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该系统可保持自我平衡状态，其变化的波动范围是在可自我调节范围内，即生态学上的稳态。城市内的商业活动都不应该超越城市商圈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值，城市商圈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商圈生态系统完整、资源持续供给和环境容量的基础之上。最后，利用城市商圈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分析了长春市红旗街商圈的生态演变过程，并运用商圈生态承载力评价方法，分别对长春市红旗街商圈的弹性度子系统、资源承受度子系统、环境改善度子系统、压力度子系统进行分析和评价，接着对此商圈生态承载力评价，最后针对评价结果给长春市商圈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三）商圈存在形式研究 商圈存在形式主要体现在现代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对传统商圈形式的影响，出现了新的虚拟商圈与现实商圈并存的局面。徐丽娟（2005）研究了电子商务条件下零售业商圈空间及其模型。唐红涛、张俊英（2007）认为现实商圈是吸引顾客所在的空间范围或一定的商业地域，而虚拟商圈则是基于互联网空间吸引消费者的区域。虚拟商圈与现实商圈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商圈主体、形状、商圈商流、物流、信息流、商圈吸引力、排斥力和商圈外部性方面，两者都有本质差别。崔彬、孔荣（2008）认为日趋成熟的电子商务交易方式，催生了虚拟商圈这一新型零售业商圈形式。虚拟商圈的大小除受地理位置、居民收入水平和交通状况影响外，在一定时期还与所拥有的商品种类和企业经营规模有关。 <h3 id="bw19" class="thirdTitle">五、商圈竞争研究</h3> 国内文献中关于商圈竞争的研究相对是比较多的，大多从商圈市场定位、商圈品牌战略、商圈存在形式等角度论述商圈竞争战略。研究方法绝大多数采用定性分析方法，以样本地区作为案例加以说明。 （一）商圈市场定位研究 商圈市场定位方面，饶志立（2000）认为地理位置的选择极具战略远见、市场定位引领时尚潮流、经营策略灵活务实、优质完善的物业管理是天河城广场成功的重要因素。史健勇（2001）提出错位经营可增强商圈的集聚效应和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以徐家汇商圈为研究对象，从市场定位入手，对各商店的商品、服务、形象、生态等错位进行比较分析，并对进一步发展徐家汇商圈错位经营模式提出构想。胡新、赵颖（2003）论述了城市副中心商圈定位，对政府的远景规划、商业方向的定位、零售业态的选择、房地产项目以及区域发展等的意义，探讨如何从商圈辐射力、商圈引客效应、商圈向心力、商圈竞争力、商圈发展潜力等方面对将要改扩建的商圈进行分析，研究不同条件下的城市副中心商圈定位模式。沈青（2005）通过对杭州市武林商圈三大百货商场的市场定位——目标顾客定位、经营理念定位、经营商品定位、特色服务定位等进行研究比较。认为合理的市场定位就是要做到商场的差异化、经营的品牌差异化，商场的差异化最终是顾客差异化。商业零售企业在同业竞争中的竞争优势就在于合理的市场定位，运用错位经营战略创造与对手在不同领域引导消费和创造消费需求的能力。 （二）商圈品牌与结构升级研究 商圈品牌与结构升级方面，李勇（2007）以重庆解放碑商圈为例，阐述了CBD品牌结构升级与高端集群模式构建。指出解放碑商圈初步形成了重庆品牌集聚区和消费地，但由于地区对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够、缺乏品牌入驻的有效载体、招商引资针对性不强等，各大商场品牌经营的同质化现象突出，品牌业态发展需进一步引导，品牌在西部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也弱于成都地区。政府应强化对商贸业的引导，把商业的总部经济、高端零售业作为解放碑商圈未来招商引资和发展的重点，加强管理，适当调整，逐步淘汰与CBD核心商业不相匹配的商业业态形象。钱炜煜（2008）以商圈定位与出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上海商圈调整中的品牌战略。邢伟（2008）以宁波万达广场商圈定位为例说明了城市商圈定位的现实意义与内容。尹元元（2009）在界定城市商圈品牌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商圈品牌由商圈内企业共同努力营造的城市商圈现象、城市商圈口碑、城市商圈布局、城市商圈信誉、城市商圈售后服务等要素组成，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得到在组成城市商圈品牌的诸多因素中，城市商圈布局因素是最重要和关键的，其次为城市商圈信誉，并提出了塑造城市商圈品牌的首要因素是布局；建立城市商圈品牌信誉保障机制，维持城市商圈品牌信誉的可持续发展；运用各种信息手段塑造城市商圈品牌形象；做好城市商圈售后服务，管理城市商圈品牌口碑，要特别重视利用“意见领袖”的作用等对策建议。 （三）商圈竞争环境研究 匡东海、周坤惠（2002）认为商圈如何在竞争中胜出，关键是要改变商圈的竞争环境，培育商圈的竞争力优势，实施错位经营和差别化营销，培育忠诚的顾客链。田原、李慧颖、彭永康（2007）在分析影响建陶行业网络商圈中企业关系的因素后，提出企业要在协同进化的基础上，通过创新与控制的统一，更好地提升行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吴忠才（2009）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对城市商圈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城市商圈在区位要素、规模要素、品牌要素、业态要素四大要素中区位要素是最重要的要素，超过了其他三类要素份额的总和。城市商圈业态要素和城市商圈规模要素在城市商圈要素竞争力中占据了同等的份额，略相当于城市商圈品牌要素的两倍。从宏观环境、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三大维度，提出了提升城市商圈竞争力的对策。吴忠才、柳思维（2009）的文章引入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运营数三个变量，作为影响城市商圈发展的自变量系统。在提出假设的基础上，论证了他们与城市商圈发展之间呈同向关系，弹性系数分别为0.30、0.96、0.84，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运营数三个变量各自分别每提高1%，城市商圈发展分别增长0.30%、0.96%、0.84%。提出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水平；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建设和谐社会；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优化城市商圈消费环境、提高和完善城市商圈服务功能，促进城市商圈的可持续发展。 （四）商圈竞争力提升和竞争模式研究 商圈竞争力提升和竞争模式研究方面，王风华（2002）运用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分析了上海商圈分化中只有在成本上占有优势或者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这样才有可能有明确的目标客户，才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肯特·罗伯森（2002）分析了小城市商圈的特点，提出了小城市商圈强有力的公/私协力参与的重要性、对商圈远景进行规划、城市商圈应当是多功能的、充分利用商圈遗产、将商圈与滨水区联系起来、商业区应当适宜步行、制定设计的准则、不要过分强调停车场的重要性的发展原则。[130]席俊峰、匡东海、罗贻芬（2004）依据区域要素禀赋、需求结构导向、区域间的经济联系、生产的区域集中度，提出南京夫子庙地区商圈竞争力提升的对策。王艳（2006）指出日本拥有全球一流的零售商业模式，以日本“7-11”为代表的连锁经营“小商圈、高商圈占有率”模式将连锁店的“小商圈”攻略发挥到了极致。连锁店的增多引发商圈变小，小商圈直接影响来店顾客数量。李文翎、曾素芬、周登杰（2007）指出目前天河商圈的发展还存在商家间竞争激烈、类型单一且潜力未挖掘、交通问题严重和环境管理有待改善等问题，据此提出了发展一站式消费、建设城市广场、整合土地和整治交通，以及多圈层发展战略，目的是使天河商圈朝着具有国际化影响力的商圈迈进。中共江北区委党校课题组（2008），以观音桥商圈为例对重庆市主城区商圈发展问题提出了以改善交通为先导，打造一流快捷商圈等对策。 （五）商圈比较研究 商圈比较研究方面，蔡国田、陈忠暖（2004）以北京路为中心北京路商圈与以天河城广场为中心天河商圈都是广州的市级商业中心区，两大商圈在发展历史、影响范围、发展条件各方面均有不同，两商圈应该充分发挥优势，以竞合理念为指导，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北京路商圈应恢复历史名城的风貌，保持老城区商业服务业的活动力，天河商圈则应利用其后发优势，建设高标准的现代化商圈，使两大商圈共同成为主导广州零售商业的主方向，提升广州市的商业集聚与扩散能力。陈瑶（2005）指出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增长极，长久以来解放碑商圈处于重庆主城经济的主导商圈地位，而今沙坪坝、江北、杨家坪、南岸四大副商圈异军突起，与解放碑核心商圈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商圈经济格局，对重庆核心商圈和四大副商圈的现状进行对比分析。提出增强商圈的竞合关系，形成优势商业生态系统；体现商圈的特色，增加体验附加值，聚集商业人气；促进商圈业态多元化发展，多角化经营发展对策。梁抒（2007）对重庆市南坪商圈沃尔玛和好又多店铺在商场位置、价格品种、服务、硬件设施、促销、人流量、对店铺的满意度等各构成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沃尔玛在价格和硬件设施方面比好又多占有绝对优势。好又多在地理位置，品种的本土适应，促销的有效性方面比沃尔玛占先。尽管在沃尔玛购物的顾客满意度更高，但是沃尔玛的人流量还是远不如好又多，地理位置是主要因素。从顾客构成而言，好又多的主要顾客是时间紧张并且对价格不那么敏感的年轻人，而沃尔玛对有充足时间同时更在乎价格的老年人比较有吸引力。 综上，国内外文献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商圈辐射范围计量与选址问题，我们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过程中，城市群建设、商务中心区（CBD）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小城镇建设、城市居民小区开发、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广泛运用到商圈概念，并出台了一系列商圈规划。然而这种商圈概念已经不同于单个零售店一定的辐射范围的企业商圈概念，我们将之界定为城市商圈。城市商圈要素与商圈模型构建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body>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