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

农业基础薄弱。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困境依然是农业，农业基础薄弱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阻碍中国经济科学发展的首要问题。农业基础薄弱首先表现为需求增长进一步增加了可耕地面积不足的巨大压力。中国可耕地本来就少，根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2月26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国耕地面积为18.2574亿亩，比2007年减少29万亩，离18亿亩红线又近了一步，人均耕地更不足1.4亩，排在世界120多位。与此同时，中国人的需求却在不断增长，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虽然中国连续7年粮食丰收，但仍然必须进口大量大宗农产品，如2009年大豆进口4255万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3倍，此外还进口816万吨植物油。进口大幅增长在满足国内需求、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也对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挑战。近几年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且急剧扩大，2004年逆差为46亿美元，2010年增至231.4亿美元。大豆、羊毛、油菜子、棉花等产品进口依存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按照匡算，目前大豆的自给率不足30%，食用油自给率不足50%，棉花的自给率在60%左右。大豆、羊毛新增市场几乎全部被进口产品占领，棉花新增市场60%～82%被进口产品占领。进口产品对新增市场的过度挤占，使得农产品产量没有因为需求的强劲增长而得到相应增长，农业生产发展空间受到一定抑制。由此带来的风险首先是输入性通货膨胀，其次是在经济基础上产生较严重的对外依赖，大大增加了经济安全隐患。

输入性通货膨胀是近年中国物价不断攀升的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农业投入不足引起的价格上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处于整个经济链条的最前端，因此农业投入不足导致农产品供给不足，必然带来农产品价格居高不下，进而推高下游产品的价格。农业投入不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投入不足和流通投入不足。在农业生产领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水利投入不足，比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亚华的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水利投入不足2000亿元，还不及交通投入的10%。从水利投入占GDP的比重来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水利投入占比基本维持在0.6%～0.8%之间，比较特殊的“大跃进”时期最高。改革开放之初，仅为GDP的0.2%～0.3%。1998年抗洪抢险之后，国家再次开始重视水利设施的投入。新世纪以来从0.6%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不足0.4%。此后虽有反弹，2010年也只有0.58%，甚至不及“文革”期间的水平。

农业流通领域的投入不足主要是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一方面，农民难以及时得到有用的市场信息，导致农产品无法有效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企业投资市场会提高经销成本，最后又分摊到农产品价格上。这两大不足带来的共同问题是，在推高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却无法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内容在于扩大内需，而内需的启动必须依赖广阔农村市场的开辟。但在经济学家姚景源看来，现在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看起来非常热闹，但仔细分析这些招法，会发现有一个特征，都是往农村卖东西，都是把手伸到农民本来就没有几个钱的腰包里掏钱，而不是帮农民卖东西，往农民口袋里塞钱”。因此，要同时达到农民增收和稳定物价的目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增加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和流通领域的投入，降低交易成本，让农民和消费者都能得到实惠。

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地缘特征都有较大差异，因此难以制定统一发展战略，必须根据各地需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现代化建设，这带来的结果便是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东部地区利用国家开放政策率先发展，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少数地区已接近中等国家收入行列，但是，广大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依然艰巨，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依然巨大。据统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前十名的省市和后十名的省市相差是非常巨大的。位于第一名的广东是最后一名西藏的89.6倍，人均GDP位于第一的上海是最后一名贵州的6.84倍。即使在前十名的省市中，位于前四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省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相比其他省份都具有绝对优势，这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即总量很大，人均不高，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产出水平上，而且表现在经济生产水平和经济体制完善程度上。东部地区经济已经走上了三次产业发展较为平衡的道路，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较为迅速，银行、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柱行业，相关从业人员也成为扩大地区消费的主力。一个有趣的例子的是，深圳市拒绝参加2011年广东省第二届农民运动会，理由是已经没有农民。这充分说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相反，中西部地区经济仍然依赖资源能源高消耗的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三次产业发展不平衡，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仍然是中西部省市的繁重任务。在体制机制方面，东部地区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生产、流通，到分配和消费都以最大程度减少交易成本为最终目标，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中西部地区则仍然存在许多落后的体制机制，中部中心城市武汉近期掀起的“治慵风暴”就很能说明问题，其目的就是要打破过去纵容公务员慵、懒、散的体制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政府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效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终极目标，地区发展不平衡则是制约这一目标实现的主要障碍，如何实现辽阔国土的平衡发展，中国任重而道远。

“三驾马车”不协调。投资、需求和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在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而需求不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始终维持在60%左右的水平，这一方面使中国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通俗地讲国家有钱了，扩大了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同时，中国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西方国债，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救世主”。但另一方面，经济过于依赖出口必然较多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会使各国倾向于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竞相实施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使作为西方债主的中国遭受首当其冲的危害。老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在霸权国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政策中瞬间蒸发。在生产领域，西方国家因为危机导致的需求不振很容易就传导到中国国内产业中，致使大量中小企业举步维艰。

严格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然有庞大对外贸易作为支撑，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而且对外贸易中出口和进口比重失调，这不仅会带来外汇储备结余过多引起的金融风险问题，还会在外交上激化所谓的“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只知道赚钱，不知道为其他国家提供最后的消费市场以承担缓解危机的国际责任。因此，中国应当更好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同时适当增加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相对于贸易而言，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更具基础性的作用。因为中国的广大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甚至前期阶段，需要政府的高投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路、修桥、修楼房依然是推动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最直接途径。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中央政府投入了4万亿财政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位于中部的湖北省却作出了12.06万亿元投资计划。这一投资计划，几乎是湖北省GDP的10倍。湖北省发改委官员表示：湖北省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将仍然主要靠投资带动，投资将占到经济增长的七成以上。一方面，转变发展方式，要通过项目来落实、通过投资来改变；另一方面，过去积累的问题，也要通过投资引导来消化。这12万亿元的投资项目按照投资的不同领域，分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农业水利、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等六大投资部类。

在著名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看来，这种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不可持续，他在2009年时就认为“现在是时候给中国经济敲警钟了”。罗奇说，在中国GDP比重中，出口和投资占很大比例，而国内消费需求占比则不高，这种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无法维系。在罗奇看来，“我们看到，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在表面上达到了增长效果，同时也把不平衡重新压到表面之下，这又好像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前三季度GDP的显著增长几乎就是一个净投资额的增长，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比例，而这种非常不平衡加速了经济增长”。

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如果能够提高购买力就会成为世界最广阔的消费市场，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先天优势。因此，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环就是要提高中国居民的购买力，将扩大内需落到实处，实现投资、需求和出口“三驾马车”的良性互动，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遭遇环境和能源瓶颈。经济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必须嵌套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经济活动从环境中汲取自然资源，反过来又会破坏环境，当达到一定限度时便会突破环境的承载能力，环境崩溃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也无法继续。将经济活动与环境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能源，而中国又是能源消耗大国，因此破解能源与环境瓶颈的压力格外巨大。

2010年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煤炭、石油、钢铁、建材消耗却位居世界第一，原材料进口世界第一。中国是工业用的木材纸浆纸产品全世界第二大市场，石油进口量全世界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是世界第一。自1978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近70%始终是煤炭，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迅速增长，这一变化不仅使中国国内环境，尤其是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使中国突然间被推向了全球气候政治的中央，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承担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巨大压力。一方面，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达到自己获取气候政治领导权的目的，极力要求中国承担约束性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威胁的太平洋小岛国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比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小岛国代表就积极呼吁将2℃的温控目标降低为1.5℃，并提出发展中大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理应接受约束性减排指标，特别是中国又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更不应该和发展中小国争夺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资金。不仅如此，中国还应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

与此同时，中国能源瓶颈还表现在对外能源依赖与国际能源通道风险增加的矛盾上。2011年初的西亚北非变局从原因上看是复杂的，既有美国小布什政府大中东民主计划余波的影响，也有金融危机的推波助澜，但其核心还是该地区蕴藏的丰富石油资源，而这也导致了危机过后对众多石油消费国的复杂影响。中国作为石油进口大国在西亚北非有着越来越敏感的切身利益，因此此次变局对中国能源利益的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是从整体上推高了原油价格，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其次是冲击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大量能源投资项目，尤其是在利比亚，因为利比亚变局最大，也是此次事件中唯一以战争收尾的国家，而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则不在少数。目前来看此次变局并未完全结束，叙利亚的形势依然严峻，而伊朗因为这次变局与西方关系会走向何方也仍可未知。总之，西亚北非这一中国严重依赖的能源供应地在近年持续动荡，必然加剧中国国内的能源压力。此外，印度洋亚丁湾的海盗在多国打击下依然猖獗，中俄之间关于能源价格的谈判也悬而未决，湄公河中国船员被杀的血案则又凸显出中国能源进口的东南亚线路并非高枕无忧，这都给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敲响了警钟。由此可见，中国的能源瓶颈已经不是简单的国内发展问题，而是涉及国内国际结合的复杂战略问题，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精细的战略谋划才能统筹应对。

“中国制造”面临困境。AC米兰和国际米兰是同属意大利米兰的两家著名足球俱乐部，在世界足坛享有盛誉，正因为如此，两支球队一向是宿敌。五年前，一场席卷意大利足坛的行贿丑闻使AC米兰等老牌劲旅遭受重创，但国际米兰却幸免于难，于是独霸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多年，豪取五年冠，直到2010—2011赛季，AC米兰重回联赛榜首。值得注意的是，AC米兰球迷在庆祝自己的球队重夺联赛冠军时，打出的标语竟是“国际米兰的冠军：中国制造；AC米兰的冠军：意大利制造！”意思就是，国际米兰尽管拿了五连冠，但是是在主要竞争对手遭受处罚的情况下获得的，所以就像“中国制造”的产品一样是廉价的、低劣的，而AC米兰的冠军是在打败所有竞争对手下获得的，因此就像意大利顶级奢侈品一样，是高品质的、货真价实的。由此可见，曾经令中国人无比自豪的“中国制造”，如今却成了廉价和低等商品的代名词。

“中国制造”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关键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建设初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进行加工和代工贸易赚取外汇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这发挥了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但是，当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之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汇率必然上升，因此，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的利润必然被摊薄。更重要的是，当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三名，人均收入迈入4000美元大关的时候，正好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一方面国内生存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国际需求因危机而锐减，这使得中国的低成本制造企业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寒冬。

1992年，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为了“再造宏碁”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理论，如图2—1。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当前制造产生的利润低，全球制造也已供过于求，但是研发与营销的附加价值高，因此产业未来应朝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也就是在左边加强研发，在右边加强客户导向的营销与服务。现在来看，中国企业的大多数还停留在中间的组装和制造阶段，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专利和高附加值的品牌影响力，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以利润换生存，当无利可赚时，只能被市场淘汰。比如，瑞士银行在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初的一份报告中称，当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的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始。预言没错，在珠三角不少企业作出了同样的选择——部分厂商将永久停业，一些将搬迁到中国内陆，还有一些会迁出中国。跨国公司同样感到了变化，一项由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及上海美国商会（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2008年3月对中国境内66家外资制造企业的调查显示，54%的受访公司认为中国对比其他低成本国家正失去其竞争力。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是与中国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紧密联系的，但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这必然会引起贸易伙伴的反倾销诉讼，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在金融危机中尤其如此。目前，中国已是被提出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而且出现了新的趋势，美欧对华实施贸易保护的产品从纺织、轻工等传统产业逐步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重化工产业以及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扩散，并从具体产品日益扩大到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层面，这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政策与体制都将产生较大影响，因为结构升级后的中国与发达国家会有更多产业重叠。另外，碳关税的征收对于中国这样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而言也会带来重大冲击。总之，“中国制造”的低成本和高能耗战略已无法支撑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总量，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出口这辆马车如果再减速的话，中国经济要想保持持续高速发展的预期不容乐观。

从深层次上来看，“中国制造”的廉价和低品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外国公众不可能像精英一样深入研究中国，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多是通过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当这些产品因为质量问题给他们造成损失时，外国公众自然无法对中国产生好感。中国崛起带来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而中国的国家形象大多时候是通过中国企业及其制造的产品为载体的，所以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就是中国国家的品牌形象，中国产品品质的提升就是最好的公共外交实践。中国虽然是后发国家，但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永远只靠卖廉价的鞋子、袜子、饮料、玩具等商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历史，任何产生了世界影响的国家都必须依赖于产品的创新，且不说德国的西门子和奔驰，美国的IBM、微软和现在的苹果，就是荷兰这样的“小国”都诞生了飞利浦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也正是因为这种创新精神，荷兰才可能创造出股份制和证劵交易这种引领人类现代化革命的制度形式。直到今天，由当年荷兰移民建立的纽约证劵交易所依然是世界金融的核心。同样，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由“中国制造”走上“中国创造”的道路，竭力寻求产品品质和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最终为中国塑造负责任的品牌国家形象。

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就走上了开放经济的道路，这一方面使中国能够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参与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必须面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巨大风险。当前世界经济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国际经济体系是与国际政治体系相互嵌套的，因此国际政治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影响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一国的本能便是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因此倾向于采取本币贬值货币政策。在危机中，美国不断实施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增加货币供给，致使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持续贬值，国际贸易体系遭受严重冲击。这不仅给中国出口带来巨大影响，而且严重威胁中国所购美国资产的安全。

第二，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需求锐减，中国出口面临严峻形势。由于购买力充足，发达国家市场依然是中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但在危机中，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陷入无就业增长怪圈，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欧洲国家债务危机更是引发世界经济二次触底风险。发达国家经济的困境直接导致购买力减弱，中国出口的商品尽管廉价，但也无法抵御经济寒冬的影响，危机发生后中国东南沿海许多中小企业倒闭就是明证。

第三，国际金融体系与能源体系相互影响，世界原油价格大幅动荡。国际能源体系近年来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波动。这一阶段石油价格大起大落的深层原因还是美国次贷危机。危机刚出现时的市场影响是黄金价格上涨和美元迅速贬值，由此带来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上涨，但当2008年9月份次贷危机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衰退的预期明显超过了美元贬值的负效应，由此带来对能源需求大幅减少的恐慌，油价也相应大幅下跌，直到2009年初世界经济开始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世界油价的影响表面看起来似乎主要是需求下降导致的油价下跌，但更深层的意义却在于全面危机之前的油价迅速上涨，因为这种不正常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储备货币国家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力，放任国际游资对大宗原料商品的投机性操作，而这反映出的根本问题就是以美国霸权为支撑、以美元为单一储备和计价货币、以美国和欧洲主导国际货币金融监管机构组成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极大不合理性。换言之，“导致石油价格暴涨的真正原因主要来自金融层面的美元冲击以及发生在金融市场上的各种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创新”。正如金融危机之后有学者提出，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当与国际能源体系改革一并考虑，否则单一的改革无法根本解决当前两大体系密切联系背景下的世界性金融和能源危机。因此，“以货币、能源与金融框架为依托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换言之，“美元本位制下的浮动汇率制是国际石油价格动荡的根源”，这在根本上反映的实际是美国单极霸权结构的不合理性，其结果就是作为本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石油价格的走势实际上起到了直接作用，这一作用甚至已经超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控制范围。当前金融危机并未结束，相反欧美债务危机、西亚北非困局等重大经济政治事件却在持续发酵，它们使世界石油价格大幅波动的潜在可能性始终存在。

总而言之，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根源还是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性。只要这一秩序没有根本性改变，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就可以采取相关经济政策转嫁国内危机，波及世界经济的稳定性。面对这种客观环境，中国经济必须未雨绸缪，预防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