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构建NVC的中国“链主”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式

（一）构建NVC中国“链主”的两种可能的载体

1．产业集群中的专业化市场

考虑到中国企业的生产制造组织以及参与全球贸易的客体对象是以产业集群作为载体的客观事实，我们重点探讨通过产业集群这个重要载体平台发展出NVC的中国“链主”的可能性。

产业集群的兴起与发展，是与集群中专业化市场的存在和推动作用密不可分的。专业化市场已成为联结中国生产者供给体系与消费者需求体系的最重要的市场交易平台之一，是中国制造业构建NVC的中国“链主”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形式之一。专业化市场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双边市场效应”，即其既是生产厂商“卖”的市场交易平台，同时又是采购与销售商“买”的市场交易平台。这种双边交易平台利用声誉机制和集体惩罚机制，有效降低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抑制了可能造成类似“柠檬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实现了一般市场中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经济三种优势因素的充分融合。

从交易主体来看，双边交易平台载体所联结的是可能拥有自主品牌的本国生产厂商与专业化的国内外批发零售商，而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与GVC条件下中国企业只作为跨国公司的代工者的角色不同，这种交易载体一方面具有卖方市场的“可选择性”与“可切换性”特征，生产商可以在国内外不同采购商之间进行切换，而不会仅仅将市场局限于特定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这种载体中的生产供应商不仅是具有生产制造能力的低端供应商，而且更有可能是创造出品牌和具有设计研发能力的高端供应商。这是因为，双边交易平台载体可以为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升级提供可能的多样化市场发展空间。

2．产品链分工网络中的领导型企业

在产品链的分工网络中，某些企业掌握着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具有研发设计能力的领导型企业，位于产品链“金字塔”型分工网络的顶端地位，且拥有对网络内的其他企业的领导与控制权，这种性质的企业就是我们所说的NVC中的“链主”。领导型企业将产品链中非核心、可标准化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与领导企业有着协作与控制关系的独立企业，组合成一个具有“弹性”与“协作效率”的生产分工网络体系。之所以把其称为“单边市场平台载体”，是因为在该类型产品链分工协作网络中，领导型企业必须直接面对消费者，必须通过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的构建，来向消费者直接传递产品特征信息，而且，必须具有随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化做出快速调整的能力。相反，在产品链零配件供应商的外包企业与领导型企业之间，就不是一种单纯市场交易关系，而是融入了权威服从关系的商品交易契约。外包生产环节零配件的差异性越大，关系型交易的特征就越强；外包生产环节零配件的标准化程度越大，商品交易契约的性质就越强，由此形成由处于紧密协作层或松散协作层的不同企业所组成的多层次、差别化的产品链分工协作体系。越是靠近领导型企业且处于紧密协作层的外包协作企业，与领导型企业进行隐性知识交流、技术交流以及创新研发能力就越强。

NVC条件下的领导型企业必须成为本国市场和产业的领导者，而不是由跨国公司作为价值链中的领导者。只有中国制造企业承担了价值链中的领导者的功能作用，这样的NVC才具备向高端升级的“自动机制”和能力。这个结论等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命题：构建NVC条件下的领导型企业，等同于中国必须通过竞争和大规模的资产重组，塑造出本国跨国企业或者中国的具有领导力量的巨型公司。很显然，这不仅需要有内需支持，而且也需要一个有作为的强势政府的不懈努力。

（二）基于专业化市场的NVC构建与升级

专业化市场具有“天然”适应中国国内市场消费者需求特征的内在匹配性。中国现阶段的收入不平等造成了国内需求市场存在一个巨大的低端市场需求空间，这就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专业化市场的兴起提供了发展空间。大量中国本土企业依靠专业化市场形成了区域集聚层面上的产业集群，形成了专业化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网络体系。随着专业化市场的区域品牌效应向全球市场的扩散，大量国外采购商“蜂拥”加入到这些市场的采购商队伍中来，同时，外资企业作为领导型企业，也逐步渗入到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的产业集群生产体系中来，形成了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与GVC的对接，由此产生了参与GVC的“低端锁定”问题。但是，由于在专业化市场双边交易平台条件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并不是唯一依赖于国外采购商，很多企业在国内市场中也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专业化市场中的中国制造企业，具有在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之间进行功能“切换”而不仅是被“锁定”的发展空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内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而且，这个市场拥有层次丰富的、具有“接力棒”特征的需求空间结构，这就为中国制造业构建NVC以及GVC向NVC的转化与协调，提供了一个基于高速成长的内需市场的支撑。

我国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及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模仿—套利”行为盛行，呈现出价格恶性竞争和创新动力“集体缺失”的发展困境。而且，对于集群中那些直接面对国际大买家的核心代工企业，本应该在集群中构筑多层次的下包、分包体系，以便于核心代工企业后向转移国际大买家的“纵向压榨效应”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压力，同时，后向分工又可以增加生产能力的规模弹性，强化核心代工企业的即时供货反应能力和成本降低型竞争能力。但是现实中在同一分包与下包层次、众多“扎堆”企业之间同样也存在“杀价型”的完全市场竞争。这样就使得专业化市场以及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了严重挑战。

专业化市场作为构建NVC平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可以嵌入“政府功能”作用的市场交易平台，即政府可以通过规范专业化市场中的交易秩序、竞争秩序、产品质量标准、市场进入壁垒标准，以及通过主动引入和提供专业化的产品设计、产品检测等公共平台模块等发展策略，为中国情景下的NVC构建和升级提供具有政策操作意义的实现方式。具体来看，政府可以提供的“功能模块”有：一是通过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强化来限制套利—模仿—“杀价”恶性竞争行为的发生，规范专业化市场及产业集群中的交易和竞争秩序，激励企业创新研发与NVC中领导型企业的脱颖而出。在类似于封闭社会圈的专业化市场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成本相对要小，这就为政府干预和引导功能的导入，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实施操作平台。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与强制执行进入专业化市场产品的品牌、质量、环保、安全、劳保等进入壁垒标准，引导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并且促进专业化市场由竞争向寡头转变；政府可通过引入专业化分工的产品设计、产品检测、咨询、融资、物流等具有公共创新平台性质的高端生产服务型企业，强化专业化市场和产业集群的升级能力。

（三）基于领导型企业的NVC构建与升级

领导型企业自身的能力以及它与外包企业的协调能力，共同构成了NVC的竞争力。在领导型企业的NVC的构建与升级中，市场是其中的最重要的决定力量。对于其网络治理关系而言，领导型企业和与其密切协作的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的分工网络群落，领导型企业处于金字塔顶端，起着支配性或主导性作用，而众多中小企业则为其提供配套服务。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产品链上下游的分工合作关系。不同层次之间的企业具有一定依赖性，在升级过程中，具有控制力和主导力量的领导型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关键技术链上投入最多、具有核心研发能力的领导型企业，能够利用其在价值链中的控制地位来实现创新投入和沉没成本的充分补偿。一方面，领导型企业能够利用其控制地位，获取创新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最大份额的那一块；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包供应商的评估、淘汰等竞争制度的设计，以及技术指导等，可要求供应商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侵占其多层外包商的部分生产利润。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创新体系中，源自外溢效应所引起的创新动力缺失的两难冲突。

在领导型企业网络内，处于价值链和技术链控制地位的领导企业，实质上也处于制度设计和“竞合”规则制定和维护的中心地位。表面上来看，领导型企业网络内并不存在层级式产权内涵上的权威治理机制，但从深层次来看，价值链或技术链上的协作网络效应和合作预期利益的存在，形成了基于超市场契约网络的柔性关系型网络治理机制，使得外在缺失的知识产权制度，转化为价值链内部具有“自我强化机制”（self-enforcing）的知识共享和知识共创制度。领导型企业的创新信息，成为其多层的外包企业的公共创新行为，所产生的整体创新收益也是由领导型企业所控制，通过领导型企业的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来最终实现，这也就赋予了领导型企业对整体产品链网络创新收益进行分配的掌控权。

对于领导型企业网络中那些具有控制力的领导型企业来说，具备获得全球价值链上较高层次外包业务的竞争能力，而且众多中小企业在承接外包订单的生产时接受其调配和间接管理，这就有可能在价值链内形成一个竞争有序或者合作大于竞争的分工组织结构。这种情形下，领导型企业网络中处于分工协作地位的中小企业，可跟随领导型企业或多或少地能够实现技术升级与产品升级，而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型企业，可以借助其在NVC的控制地位，在推进国内市场品牌战略和国外市场技术学习及规模经济两种具有互补性质的发展战略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互补作用实现NVC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