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主动地利用低级生产要素积极参与全球产品内分2工，以国际代工或贴牌代工方式参与到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挥的是一般性的、低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介入的主要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生产/制造/加工/装配/组装环节，由此带来利用外资和制成品贸易的“爆炸式”成长。

这种GVC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驱使中国在2009年就跃居世界第二大制造业大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制造”的标签贴满全球。以制造业国际代工为特征的发展方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GDP总量在2005年进入世界第四，2008年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全面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均GDP也达到了4000美元以上，沿海地区以制造业国际代工为主要发展方式的发达省份，如江苏省2010年人均GDP已经跨越了7700美元，进入了可以推动“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转变的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

在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面前，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中国制造业实现的其实是一种粗放的、贫困化增长：虽然制造业总量较大、增长很快，但增加值率较低，而且还在持续走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实际上使中国形成了“世界加工厂”形态的低级的制造业发展方式。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对中国过去发展方式的冲击和考验，说明长期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实现高增长的传统制造业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继续维持在价值链低端和“微笑曲线”底部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发展方式，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也会造成各种严重的结构“失衡”，尤其是难以纠正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所发生的严重不均衡，由此导致在可能严重阻碍中国人民的福祉进一步提升的同时，遭遇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更加严重的抵制。

扬弃我国过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而选择扩大内需的战略，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有重大争议的两难选择问题：一方面，继续维持在“GVC底部”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因此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和扩大国内需求是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现在就摆脱主要由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GVC分工体系，试图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升级，或者丢掉外需去开发内需，这可能并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制造企业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有可能因为判断失误而丧失世界给中国提供的千载难逢的黄金发展期。这个两难选择问题表现为中国在与世界“再平衡”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矛盾，实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时机把握、路径选择和具体政策的协调问题。

在基于内需还是外需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现象：那些融入GVC底部的后进经济体，很难在发达国家主导的GVC下实现价值链攀升和产业升级；相反，那些起初以定位于GVC低端后来却转型为构建根植于国家价值链体系的后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却比较顺利地出现了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形成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亚洲四小龙的国际品牌的创建过程。据此我们认为，在GVC的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NVC，可能是后进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两难选择问题的微观层面上的突破口，也可能是实现以价值链攀升为特征的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

鉴于此，本章在分析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转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要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充分重视中国企业从被“俘获”与“压榨”的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内需为基础的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本章为此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