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革命之道德
古之所谓革命者，其义将何所至耶？岂不曰天命无常，五德代起，质文相变，礼时为大耶？夫如是，则改正朔、易服色、异官号、变旗识，足以尽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于背古，而实不可不务其惬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呜呼！天步艰难，如阪九折，墨翟、禽滑厘之俦，犹不能期其必效，又乃况于柔脆怯弱如吾属者。世无黄中通理之人，而汲汲焉以唇舌相斫，论议虽笃，徒文具耳！旷观六合之邦家，虽起废不常，盛衰相复，若其沦于异族，降为台隶者，则亦鲜有；有之，必素无法律政治与愚昧无知之民也。中国之学术，章章如彼，其民不可谓愚。秦、汉以降，政虽专制，非无宪章著于官府，良治善法，足以佐百姓者，亦往往而有。举吾炎顼嬴刘之苗裔，提封万里，民籍巨亿，一旦委而弃之于胡羯，其根本竟安在耶？晋之乱于五胡也，桓温、刘裕起而振之；宋之割于女真也，岳飞、虞允文出而匡之；蒙古不道，宰割诸夏，改玉改步，人无异心，濠州真人，奋臂大泽之间，元政瓦解，北方郡县，传檄而定。综观往古戎夏交捽之事，侵入者不过半壁，全制者不逾百年，硕果虽食，不远而复。今者，满洲之在中国，疆域已一统矣，载祀已三百矣，川楚磨顶于前，金田趼足于后，陨身赤族，卒无一成，是孰使之然耶？昔王而农发愤于晚明之丧，推而极之，至于孤秦陋宋，以为藩镇削弱，州郡无兵，故夷狄之祸日亟，此可为汉族自治之良箴，非所论于覆亡之后也。
近世学者，推寻祸始，以为宋世儒者妄论《春秋》，其教严于三纲，其防弛于异族，故逆胡得利用其术以阻遏吾民爱国之心。然自季明以后，三纲之名虽存，其实废久矣。而里巷鄙人之言鞑靼者，犹相率以为鄙夷之名，是其心亦未尝泯绝也。或者又谓祸本之成，咎在汉学，虽日本人亦颂言之。夫讲学者之嫷于武事，非独汉学为然。今以中国民籍，量其多少，则识字知文法者，无过百分之二；讲汉学者，于此二分，又千分之一耳！且反古复始，人心所同，裂冠毁冕之既久，而得此数公者，追论姬汉之旧章，寻绎东夏之成事，乃适见犬羊殊族，非我亲昵。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于此数者，欲寻其咎而咎卒不可得，微芒暗昧，使人疑眩。冥心而思之，寤寐而求之，其衅始于忽微，其积坚于盘石。呜呼！吾于是知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
今与邦人诸友，同处革命之世，偕为革命之人，而自顾道德，犹无以愈于陈胜、吴广，纵令瘏其口、焦其唇、破碎其齿颊，日以革命号于天下，其卒将何所济？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则可矣。虽然，吾闻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逾闲，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异乎？于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于大且公者，而欲其不逾闲，此乃迫于约束，非自然为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逾闲，则必不免于刑戮；其小且私者，虽出入而无所害。是故一举一废，应于外界而为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逾闲，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则恣其情性，顺其意欲，一切破败而毁弃之，此必然之势也。吾辈所处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与，一芥不取者，而后可与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诈如陈平、倾险如贾诩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后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则非直以陈平、贾诩为重宝，而方欲自效陈平、贾诩之所为，若以此为倜傥非常者。悲夫！悲夫！
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与汉时绝异。楚、汉之际，风尚淳朴，人无诈虞，革命之雄，起于吹箫编曲。汉祖所任用者，上自萧何、曹参，其下至于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之徒，大抵木强少文，不识利害。彼项王以勇悍仁强之德，与汉氏争天下，其所用皆廉节士。两道德相若也，则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此魏无知所以斥尾生、孝己为无用，而陈平乃见宝于汉庭矣。
季汉风节，上轶商、周，魏武虽任刑法，所用将士，愍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参豫机要者，钟、陈、二荀，皆刚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后可以获胜，故贾诩亦贵于霸朝矣。其所见贵者，以其时倾险狙诈之才不可多得而贵之也。庄周云：“药也，其实堇也，豕零也，鸡痈也，桔梗也，是时为帝者也。”风教陵夷，机械日构，至于今日，求一质直如萧、曹，清白如钟、陈、二荀，奋厉如王陵、周勃、樊哙、夏侯婴者，则不可得；而陈平、贾诩所在有之。尽天下而以诈相倾，甲之诈也，乙能知之；乙之诈也，甲又知之；其诈即亦归于无用。甲与乙之诈也，丙与丁疑之；丙与丁之诈也，甲与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则团体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则惟有道德者可以获胜，此无论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为臬矣。
谈者又曰：识世务者，存乎俊杰，所谓英雄，在指麾而定尔。世有材桀敢死之士，吾能任之，使为己死，则大业可成，逆胡可攘。若必亲莅行陈，以身殉事，此无异于斗鸡狗者，亦天下之大愚也。呜呼！为是言者，若云天下可以不战而定，则亦已矣；若犹待战，宁有不危而获者。最观上世之事，汉高与项氏战，涉险被创，垂死数四，太公、吕后、孝惠、鲁元之属，登俎堕车，固不暇顾。广武之矢，荥阳之围，皆以身冒白刃，然后士卒用命，乐为尽力。光武昆阳之役，亲率将士以与虎豹相搏，幸而获济。魏武智计殊绝于人，然犹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此其成事可见者。夫其政府已立，军队已成，驱使将校，易如转轴，犹必躬受矢石而后获之，又况天造草昧，壮士乌集，纪律未申，符籍未著，不以一身拊循士卒，共同安危，而欲人为尽力，虽乳儿知其不能矣。且汉、魏诸君，志在为己，与诸将固有臣主之分，主逸臣劳，主生臣死，犹可以名分责之。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为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而曰甲者当为其易，乙者当为其难，可乎？若以人材难得，不欲使之创寿于旗幢者，不悟艰难之事，固非一人所任，为权首者常败，而成者必在继起之人。且人材非天成也，固以人事感发而兴起之，前者以身殉中国矣，后者慕其典型，追其踵武，则人材方益众多，夫何匮乏之忧乎？昔华盛顿拯一溺儿，跃入湍水，盖所谓从井救人者。若华盛顿作是念曰：溺儿生死，轻于鸿毛，吾之生死，重于泰山，空弃万姓倚赖之躯，而为溺儿授命，此可谓至无算者，如是，则必不入湍矣。华盛顿以分外之事而为之死，今人以自分之事而不肯为之死，吾于是知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
且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变法，惟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林旭素佻达，先逮捕一夕，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杨锐者，颇圆滑知利害，既入军机，知其事不可久，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锐举酒不能饮，徐语人曰：“今上与太后不协，变法事大，祸且不测，吾属处枢要，死无日矣。”吾尝问其人曰：“锐之任此，固为富贵而已，既睹危机，复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党任事时，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争欲馈遗或不可得。锐新与政事，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呜呼！使林旭、杨锐辈，皆赤心变法无他志，颐和之围，或亦有人尽力。徒以萦情利禄，贪著赠馈，使人深知其隐，彼既非为国事，则谁肯为之效死者？戊戌之变，戊戌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庚子保皇之役，康有为以其事属唐才常，才常素不习外交，有为之徒龙泽厚为示道地。其后才常权日盛，凡事不使泽厚知，又日狎妓饮燕不已，泽厚愤发，争之不可得，乃导文廷式至武昌发其事。才常死，其军需在上海，共事者窃之以走。是故庚子之变，庚子党人之不道德致之也！彼二事者，此于革命，其易数倍，以道德腐败之故，犹不可久，况其难于此者。积芦灰以塞鸿水，断鳌足以立四极，非弘毅负重之士，孰能与于此乎？
或曰：彼二党之无道德者，以其没于利禄、耽于妻子也。今革命者则异是，大抵年少，不为禄仕，又流宕无室家。人亦有言，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则道德或可以少进乎！若然，吾将大计国人之职业而第论之：
孟轲云：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虽非讲如画一，然可以得其概略矣。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田园场圃之所入，足以自养，故不必为盗贼，亦不知天下有营求诈幻事也。平居之遇官长，虽甚谨畏，适有贪残之吏，头会箕敛，诛求无度，则亦起而为变，及其就死，亦甘之如饴矣。工人稍知诈伪，楛窳之器，绵薄之材，有时以欺市人，然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裨贩者，有二种：其有荷蒉戴盆，求鬻于市者，则往往与农工相类。若夫千里求珍，牵车载牛，终日辎重不离身，其人涉历既多，所至悉其民情谣俗，山谷陵阪之间，有戒心于暴客，则亦习拳勇、知击刺，其高者乃往往有游侠之风，恤贫好施，金钱飞洒，然诪张为幻之事，亦稍以益多矣。坐贾者，倚市廛，居奇货，其朴质不逮农工，其豁达不逮裨贩。以啬为宝，以得为期，然不敢恣为奸利，懋迁有无，必济以信，其有作伪罔利者，取济一时，久亦无以自立，此则贾人自然之法式也。学究者，其文义中律令，其言语成条贯，坚守其所诵习者，而不通于他书。贫无所赖，则陶诞突盗之事亦兴，乃有教人作讼，以取温饱，而亦辄与官吏相抗，其他猥鄙，不可历数，然无过取给事畜。迂疏之士，多能乐天，家无斗筲，鸣琴在室，虽学术疏陋，不周世事，而有冲夷自得之风。二者虽有短长，然未至折腰屈膝为他人作狗马也。艺士者，医方绘画书法雕刻之属，其事非一，此其以术自赡，固无异于工贾。书画雕刻之士，多为食客，而医师或较量贫富，阿谀贵人。然高者往往傲岸自好，虽有艺术，值其情性乖角之际，千金不移，固亦有以自重也。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若文学、若外学，亦时有兼二者。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所恃既坚，足以动人，亦各因其时尚以取富贵，古之鸿文大儒，邈焉不可得矣；卑谄污漫之事，躬自履之，然犹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仆隶；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若夫笃信好学，志在生民者，略有三数狂狷之材，天下之至高也。行伍者，多由家人子弟起而从军，亦多闾里无赖，奸劫剽暴，是其素习。近世征兵，则学究亦稍稍预之，清淳朴质之气既亡，而骄横恣妄之风以起。虽然，其取之也，不以诈而以力；其为患也，不以独而以群。大抵近世军人，与盗贼最相似，而盗贼犹非最无道德者也。胥徒者，其取以诈不以力矣，其患在独不在群矣。曩者胥史尚习文法知吏事，徒役虽横，犹必假借官符而后得志，收发委员作而猲诈甚于门丁，地方警察兴而拘逮由其自便。舆台皂隶，尊为清流；条狼执鞭，厚自扬诩。言必曰团体，议必曰国家，有
面目，曾不自怍？此其可愤，亦其可笑者也。幕客者，其才望驾胥徒而上之，其持书求荐，援引当道，浮伪谀佞，则胥徒所无也；其受赇骫法，高下在心，虽有法律而不可治，则有甚于胥徒者也。大略亦分三种：其最下者，厘局之司事，州县之征收，饰小说以干县令，徒欲得哺餟求饱暖，而无乡里讼师强毅不屈之风；其稍高者，则闲习法律，明识款目，或曰刑名，或曰升铨，或曰钱谷，略有执守，而舞弄文法，是所擅场，其卑鄙则不如司事征收之甚；其最高者，所谓传食幕府，治例外之奏议条教者也，世之通人，多优为之，以简傲为谄媚，以跅弛为捭阖，以察言观色，固结主知，其术弥工，其操弥下，郡邑守令，仰望风采，陟罚臧否，在其一言，商鞅之所必诛，韩非之所必戮，在此曹也。职商者，非谓援例纳捐，得一虚爵，谓其建设商会，自成团体。或有开矿筑路通航制器，直隶于商部者。自满洲政府贪求无度，尊奖市侩，得其欢心，而商人亦自以为最贵，所至阻挠吏治，掣曳政权。已有欺罔赃私之事，长吏诃问，则直达商部以解之；里巷细民，小与己忤，则嗾使法吏以治之。财力相君，权倾督抚，官吏之贪污妄杀者不问，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奸犯科者无罚，而有害路矿者必诛。上无代议监督之益，下夺编户齐民之利。或名纺纱织布而铸私钱，或托华族寓居而储铅弹，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若夫淫佚烝报，所在有之，则不足论也已。京朝官者，或出学究，或出艺士，或出通人，而皆离其素朴，胥徒幕友之所为，率尽能之。然其位置最高，得自恣肆，列卿以下，或以气节文章自托，韩愈之博奕饮酒，欧阳修之帷薄不修，又其素所效法者，以为无伤大节也。阁部长官，多自此出，其气益颓，欲以金钱娱老而已。若夫新增诸部，则其人兼与职商同行，又其下劣者也。方面官者，其行又不逮京朝官。府县诸吏，虐民罔利，其失尚小；督抚监司，则无不以苞苴符券得之，或有交通强国以自引重，投命异族，贰心旧君，而督抚则兼有军官资格。军官者，其杀人不必如方面官之援律例也，军法从事而已；其取利不必如方面官之受贿赂也，无事刻饷，有事劫掠而已。督抚为坏法乱纪之府，提镇为逋逃盗贼之魁。自此以下，则仆役尔。差除官者，其浮竞污辱，又甚于京朝方面。各省之局所，皆以候补道员莅之，其人率督抚之外嬖也，同卧共起，吮痈舐痔者，是其天职然也，俄而主人更易，新外嬖来，而旧外嬖无所容纳，则往往有劾罢者。昔者天子弄臣，盖有所谓茸技狗官，今乃遍于藩镇，士之无行，于斯极矣。然其次犹有雇译者，则复为白人之外嬖，非独依倚督抚而已。故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以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九等人表，不足别其名；九品中正，不能尽其实。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今日与艺士、通人居，必不如与学究居之乐也；与学究居，必不如与农工、裨贩、坐贾居之乐也；与丁壮有职业者居，必不如与儿童无职业者居之乐也。呜呼！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而乐欤？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
今之革命党者，于此十六职业，将何所隶属耶？农工、裨贩、坐贾、学究、艺士之伦，虽与其列，而提倡者多在通人，使通人而具道德，提倡之责，舍通人则谁与？然以成事验之，通人率多无行，而彼六者之有道德，又非简择而取之也，循化顺则不得不尔。浸假农为良农，工为良工，贾为良贾，则道德且不可保；学究、艺士，进而为通人，资藉既成，期于致用，其道德又爽然失矣！此犹专就齐民无位者论之也。今之革命，非徒弄兵潢池而已，又将借权以便从事，自雇译外，行伍而上，其职八等，置彼周行，森然布列，湛于利禄，牵于豢养，则遂能不失其故乎？往者，士人多以借权为良策，吾尝斥之，以为执守未坚，而沦没于富贵之中，则鲜不毁方瓦合矣。湘军盛时，常有一方仕宦、一方革命者，彼其党援众多，虽事发而不为害，革命不成，仕宦如故，其志既携，则必无专心于大事者。又其军中统领，率以会党渠帅起家，既得凭藉，取悦上心，则不惮残贼同类，以求翎顶，盐枭亦然。故以会党制会党，盐枭制盐枭者，逆胡之长策也。以革命党而借权于彼，彼则亦以是法处之，少者必壮，壮者必老，终为室家妻子所牵，即不得不受其羁絷。权不可借，而己反被借于人，后之噬脐，虽悔何及！故必以不婚不宦期革命党者，必无效之说也。呜呼！层累益高，阽危愈甚，纵情则为奔驹，执德则如朽索，趋利则如坠石，善道则如悬丝，杨朱之哭歧涂，墨子之悲染练，不图于吾生亲见之也。
如上所说，则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救之何术，固不可知。虽然，必待由、光、夷、齐而后正之，则如河清之不可俟矣。昔顾宁人以东胡僭乱，神州陆沈，慨然于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录》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昔者稽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时，山涛荐之入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也。自正始以来，大义不明，遍于天下，山涛既为邪说之魁，遂使稽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案：顾所谓保国者，今当言保一姓；其云保天下者，今当言保国）。余深有味其言，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吾以为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贤善俗，舍宁人之法无由！吾虽凉德，窃比于我职方员外。录其三事，以与同志相切厉，则道德其有瘳乎？
一曰知耻。《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不廉不耻，则祸败乱亡，无所不至。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曰：行己有耻。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二曰重厚。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吴语，郑綮之歇后，薛昭纬之浣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庇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余而思耆俊，庸有及乎？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诱惑后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飏之行步舒纵，坐立倾椅；谢灵运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后皆诛死。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杨〔扬〕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三曰耿介。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之谓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呜呼！如吾宁人之说，举第一事，则矜欧语者可以戒矣；举第二事，则好修饰者可以戒矣；举第三事，则喜标榜者可以戒矣。必去浮华之习，而后可与偕之大道，敝巾葛拂，缊袍麻鞋，上教修士，下说齐民，值大事之阽危，则能悍然独往，以为生民请命。若于此三者犹未伏除，则必不能忘情于名利，名利之念不忘，而欲其敌忾致果，舍命不渝，又可得乎？
抑吾于宁人所举三事之外，又得一不可缺者曰必信。信者，向之所谓重然诺也。昔人以信为民宝，虽孔氏之权谲，而犹曰无信不立。又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余以为知耻、重厚、耿介三者，皆束身自好之谓；而信复周于世用，虽萑苻聚劫之徒，所以得人死力者，亦惟有信而已。今之习俗，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是故每立一会，每建一事，未闻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议，而欲食其前言，则曰吾之所为，乃有大于此者。知祸患之将至，则藉口于远求学术，容身而去矣。见异己之必胜，则遁辞于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必欲正之，则当立一条例。今有人踵门而告曰：“尔其为我杀人掘冢。”应曰：“诺。”杀人掘冢，至恶德也，后虽悔之，而无解于前之已诺，则宁犯杀人掘冢之恶德，而必不可失信，以信之为德，足以庚偿杀人掘冢之恶而有余也。夫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商鞅与秦民约，能徙木者，与之十金，民果徙木，鞅亦竟以十金与之。昔人以为长德善政，今人为之，则必讥其无谓。然欲建立信德，必自此始。若其校量大小，比絜长短，而曰某事当信，某事不当信，则虽处当信之事，而亦必无践言之实矣。
举此四者，一曰知耻、二曰重厚、三曰耿介、四曰必信，若能则而行之，率履不越，则所谓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者，于是乎在。呜呼！端居读书之日，未更世事，每观管子所谓四维，孔氏所谓无信不立者，固以是为席上之腐谈尔！经涉人事，忧患渐多，目之所睹，耳之所闻，坏植散群，四海皆是。追怀往诰，惕然在心。为是倾写肝鬲，以贻吾党。若曰是尚可行，则请与二三君子守此迂介。幸而时济，庶几比于铅刀一割；不幸不济，根本既立，虽死不僵，后人必有能继吾志者。雪中原之涂炭，光先人之令闻，寄奴、元璋之绩，知其不远。若曰迂儒鄙生，以此相耀，不足以定胜负之数也，则分崩之祸，不出数岁，将使七十二代之遗民，终于左衽，吾亦惟被羊裘以游大泽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本篇选自《民报》第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