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技术和体制“三位一体”专政

马拉喀什是摩洛哥第三大城市，一座著名的历史名城，它始建于11世纪初期。马拉喀什的本意是“上帝的土地”。它有着伟大而辉煌的历史和世界上著名的清真寺。它的清真寺的塔尖建筑对欧洲的宗教建筑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该清真寺位于市中心的露天广场，更是世界文化交流的奇迹，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94年4月，马拉喀什再次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这里，以签署二十几个国际条约的方式为长达七年多的马拉松谈判降下帷幕，关贸总协定（GATT）被改造为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就是乌拉圭谈判的终结。GATT框架下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是全球化进程的标志性事件。这轮谈判于1986年9月在乌拉圭开始，先后在蒙特利尔、日内瓦、布鲁塞尔、华盛顿等地进行，历时七年多，远远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表。谈判的艰难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各个代表和各国政府间进行了无数次的争吵和让步，发生了许多幕后的折中和幕前的言欢。1994年帷幕终于落下，有的与会者指出，“一个新的历史开始了”。

这场艰难的谈判从1982年提出到1986年正式开始，仅仅就谈判议题的争论就花了四年。加上谈判的七年多，一共耗时十一年多。这场艰难的谈判是世界范围内资本和贸易自由化、技术保护主义和主权干涉这“三位一体”全球化进程的开始。

乌拉圭回合的本意是讨论世界农业改革的问题。这轮谈判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美国为谈判加入了新的议题。这些新议题包括服务领域（金融和银行业）的贸易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和国际投资问题。这些议题直接反映了金融资本的诉求。这些议题涉及三大方面：（1）国内经济政策（主权），包括国内经济制度、经济条例和司法体系等；（2）扩大自由贸易的范围；（3）实施技术保护。这些议题的实质是，要把GATT这种贸易组织扩张成凌驾于会员国经济主权之上的跨国组织，成为干预其他国家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工具。许多发展中国家基于主权的考虑坚决反对就这些非传统贸易议题展开讨论。

金融资本不仅是全球化观念的背后推手，还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手。这些新议题来自于美国的商业利益，是商业利益通过政府表达的利益诉求。在谈判受阻的时候，美国商界告诉美国政府，不把这些项目列为正式议题，不对GATT进行根本改造，他们将很难继续支持GATT，将转而支持以双边和区域条约为特点的贸易机制。虽然谈判异常艰难，美国政府没有后退余地。与此同时，为了成功地使这些提议被列为正式议题，美国的跨国公司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美国提议面临许多发展中国家反对的时候，美国商业组织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游说和动员。他们在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地寻求支持。在美国商界的领导下，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在这场谈判中展开广泛的游说，利用他们代表的国际资本的压力和诱惑，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改变了立场。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中的游说活动，受到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

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第一次大规模地成功介入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美国大公司的地位从此迅速上升，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游戏者甚至规则制定者之一。

最后美国的提议被列入正式议题，并得到通过。从此当代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历史被彻底改写：一方面要实施全球范围的全面的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要实施严格的技术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要实施广义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要寻求对其他国家内部制度和法律的改造。这种严格的技术保护，（金融）资本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加上内部制度改革“三位一体”并存的现象成了WTO框架的基本特点。WTO通过这种“三位一体”的干预方式，在向其他国家大规模推行市场经济、推销早些年产生的“华盛顿共识”、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分工的同时，通过国际条例严格保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高端产业和技术的垄断，把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长期实施的技术封锁合法化。

资本、技术和体制“三位一体”的全球化诉求，从此成为美国政府的全球化立场，成为WTO的全球化立场。这种“三位一体”的战略为国际资本统治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1）国际资本得以通过金融资本、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方式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流动和国际分工。（2）国际资本通过介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市场化全球化体制改造，打破了束缚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权限制，国际资本得以蚕食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实行“体制寻租”。（3）国际资本对技术的垄断和技术保护，在全球化竞争中有效保护了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进一步垄断，保护了金融资本的垄断利润。

资本、体制和技术的结合，为资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金融帝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资本推动的体制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为资本垄断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三位一体”加强了对世界的统治。

资本不再仅仅是资本，资本控制着体制，资本垄断着技术。全球化创造了这种史无前例的统治世界的方式。这种“三位一体”严重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安全，导致财富的大量流失。

1．资本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的进程中，急需资本，把目光投向国际资本。介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体制改革，成了国际资本逐利的重要手段。在WTO的框架下，国际资本现在寻求的不再只是市场竞争下利润的最大化，还包括制度寻租下利润的最大化。国际资本通过政府、超政府机构和它们自己大规模地介入其他国家的经济决策和体制改造。“制度寻租”成了国际资本（及其各种化身）在当代的主要特点。通过主权诉求和制度诉求，通过这种诉求而谋求超额利润，成了国际资本一种不加掩饰的冲动。这种制度寻租获得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单纯的市场行为。许多国际资本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有时就表现为这种“制度寻租”的竞争。这种“制度寻租”包括三个层次：体制改造、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通过这种“制度寻租”为国际资本营造可以获得最大利润的“制度环境”。例如，在拉美和亚洲经济危机中，IMF和世界银行就成了“制度寻租”的工具；WTO的进入谈判就成了“制度寻租”的过程。“制度寻租”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多方面的，其根本特点就是通过“制度”、“政策”和“权力”获取超额利润。

2．技术

许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希望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来获得先进技术，从而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实现最终摆脱贫困陷阱的目的。通过开放而获得先进技术，也是中国80—90年代的重要诉求，甚至是开放国门的主要理由之一。当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闭关自守”导致了落后。随着世贸和美国实施“三位一体”的全球化战略，通过开放而获取先进技术从此成了发展中国家一厢情愿的梦想。发展中国家在WTO体制下被完全排斥在人类创造的最先进的技术之外。开放政策从此不再是技术进步的有效手段。全球化时期的许多新技术开始深入世界不同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计算机、手机、互联网、卫星通信、光纤、生物工程等等。这些新技术加快了世界的一体化。然而在世界对这些技术的依赖加深的同时，有些国家对这些新的核心技术实行严格保护和垄断，使之得以通过这些新技术而控制世界，控制人们的选择。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中，许多地区面临“新技术被动接受者”的陷阱，被再一次排斥在新技术革命之外。这强化了旧有的国际分工，强化了南北贫困差距。

WTO将技术垄断制度化，从一个侧面去掉了全球化关于共同繁荣的昔日承诺，去掉了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资本牟利的本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指出，由于WTO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许多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不再能够通过仿制在本地生产廉价的生物药品和有专利的其他药品，导致医药短缺，药费攀升，使大量穷人的疾病得不到治疗。技术保护的实质是通过对人类技术的垄断来谋求超额利润，是“技术寻租”。这种“技术寻租”是以“制度寻租”为前提的。全球化通过构建保护技术的“制度环境”，而实现“技术寻租”。

3．制度

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摆脱贫困的道路，开始被推向自由放任、没有保护的世界竞争之中。全球化成了美国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租的结果，将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推广到世界各地。同一个世界同一种模式。制度已经沦为强国寻租的手段和工具。

在“三位一体”战略下，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制度寻租—技术保护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特点。在世界范围内，资本的权力不再局限于资本，资本的权力来自于对体制的控制和技术垄断。资本的掠夺再不仅仅是传统的资本掠夺，还包括“制度寻租”、“技术寻租”。全球化使布雷顿森林体系限制资本自由的围墙倒塌了，它赋予资本和市场的权力，远远超过民族国家的主权。资本和市场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控制资本、控制技术、控制体系成为全球化下面国家博弈的主要手段。全球化成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成了体制推广的一体化，成了技术垄断和控制的一体化。控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主要决策中心，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某些国际机构，在某些国家的首府，在某些大型跨国公司的总部。“三位一体”构建了权力的金字塔。

“三位一体”描绘的新的“世界秩序”具有两极特点：发达国家通过对金融、体制和技术的控制，而控制发展中国家。这种“三位一体”是了解全球化的钥匙。“三位一体”是对全世界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