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全球化战略是销蚀发展中国家意志的攻心战略。纵观当代主要的经济战争，其中一个特点是攻心为上。为什么要攻心为上呢？因为经济战争是一场关于体系、体制、贸易和技术产业的战争。全球化不只是一场财富之战，还是一场价值之战，一场体制之战。这种战争的特点决定了必须攻心为上。

在国家博弈中，有时并不是国家间实力的直接对抗。强权国家往往通过软化对手的意志、左右对手发展战略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意志和战略是决定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部分。

大国争雄，国家博弈，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要素有三：（1）实力资源（经济、军事、文化）;（2）动员这些实力资源以捍卫和谋求国家利益的意志和战略；（3）动员实力资源捍卫和谋求国家利益的能力。实力资源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硬资源和软资源（文化、价值）。硬资源包括经济和军事。综合实力资源强大、实现国家利益意志坚决、动员能力强的国家，是国际竞争的强者，是强权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崛起并不只是实力资源的崛起，一个国家崛起的战略也不仅仅是实力资源的增加。一个国家的崛起的战略必须是一个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实力资源的质和量的提升，民族意志的提升，国家动员能力的提升。

经济发达是国家综合实力提高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国家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实力资源消长的竞争。实力资源的基础是经济。不管是军事资源还是价值资源，最终都要立足在经济上。经济竞争、经济战略在国家博弈中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兴盛衰亡，最后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兴衰。经济崛起战略是一个国家崛起的中心战略。历史上的那些雄踞一方的帝国，哪一个不是那个时代经济竞争中的冠军，不是经济强权？但是，经济竞争是以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为前提的。军事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先决条件，是经济崛起的先决条件。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资源有质和量两个方面。一个国家实力资源的提升不仅仅是数量的扩大，还包括质量的提升。

但是，实力资源本身并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部。一个国家的实力资源必须通过一个国家的意志、战略和动员能力才能化为国家实力，在国家博弈中发挥作用。在国家博弈中，意志较量有时候占主导地位。只有意志上崛起的国家才有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两强相遇勇者胜。有时候，弱能克强，柔能克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苏间的导弹危机为例。美苏对峙，可谓两强相遇。美国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利益，绝不能允许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并表现出不惜一战，甚至不惜打一次核战争的决心。在这种意志对抗中，苏联终于后退，拆除了架在古巴的导弹。以两霸在航天领域的竞争为例。在两霸对抗时期，苏联率先发射了载人飞船，在航天领域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给美国带来严重的战略危机感。为了在航天领域夺回霸权，美国运用高度的国家意志和动员能力，在航天领域迅速成功实现了战略目标。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为例。在整个过程中，中方以坚强的意志、灵活的手段和卓越的战略远见，既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又让大三角发挥战略作用，最后既达成了战略目标又捍卫了中国对台湾的权利。中美双方当时的实力资源差别巨大，中国能实现自己主要的战略目标，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意志和战略。中方为了捍卫领土的完整，不惜拒不发表第一份上海公报，就是这份公报奠定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这是经典的以弱搏强的成功例子。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中，一个民族崛起的意志、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动员资源的方式和能力，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富有的国家、一支规模庞大和装备先进的军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物质基础。但是仅仅有这些物质基础是不够的，物质基础无论有多先进都是死的。只有当一个国家有捍卫自己利益的坚定意志，有有效动员这些实力资源的国家能力，敢于使用这些资源捍卫国家利益，这些物质基础才可能转化为实现国家利益和意志的力量，才能在国家博弈中发挥作用，才能转化为综合实力。孤立地看，一个国家的实力资源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实力资源的先进和庞大并不一定代表着该国综合实力的提高。

在国家博弈中，落后并不等于软弱，先进也不等于强大。有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落后要挨打，贫穷也要挨打。似乎只要富裕了，先进了就必然不会挨打。这种看法有一点把一个民族的实力与该民族的意志分割开的味道，有一点把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崛起与该民族意志上的崛起分割开来的倾向，是一种“唯武器论”的主张。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动员组织能力上的崛起。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美国独立以后在经济和军事装备等物质基础上无疑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超级大国——大英帝国，但是，美国在独立的过程中和独立以后表现出了坚定的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虽然当时美国在物质基础上的崛起尚要差100多年，但是美国在意志上已经崛起；而且美国在制宪以后相当强大的联邦权力使美国拥有动员国家实力资源来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超级大国打了一仗，这就是著名的1812年战争。物质基础落后的美国与最先进超级大国打了一个平手，战后美国民族主义高涨。这场战争显示了美国相当强大的捍卫国家利益的综合实力，赢得了100多年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美国的崛起首先是意志和动员能力的崛起。

我们中国有类似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几年，中国的物质基础还是原来的物质基础。我们的经济还没恢复，我们的装备还很落后，但是，中华民族捍卫国家利益的意志在内忧外患的博弈中获得了空前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极大提高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一盘散沙的中国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当时的超级大国进行了一场热战，双方物质基础上的差别并没有决定战争的胜负方向。我们打赢了超级大国，或者我们与超级大国打了一个平手。通过这一战，中华民族重新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已经有了捍卫国家利益的坚强意志。这一战表明，虽然我们的物质基础依然很脆弱，但是我们捍卫国家利益的综合实力已经崛起。我们在国家博弈中夺回了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话语权。这一战不仅奠定了中国过去几十年相对和平的基础，也是未来中国能够享有相对和平的主要历史遗产。有了这一战，我们在越战中为美国划定的战略红线才有效力；有了这一战，我们捍卫自己利益的意志和利益才受到超级大国的认真对待；有了这一战，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才能成为大三角的一员，成为国际权力大平衡的一方，在国家博弈中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有了这一战，我们才能在和平的环境里谋求经济发展。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两面镜子，一正一反。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意志上的崛起，而一个国家的衰退首先是意志上的衰退。以苏联为例，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与美国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抗衡，是两大霸权之一。它拥有强大而先进的技术和军事实力以及规模巨大的经济。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继任以后，苏联迅速丧失了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的决心，而一系列的改革迅速降低了国家动员实力资源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尽管物质基础或国家的实力资源依然强大，但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却急剧下降。苏联迅速失去了在两霸博弈中捍卫自己利益的实力。最后，不仅华约解体，而且苏联也分崩离析。苏联那些先进而规模庞大的实力资源没有转化为捍卫国家利益的实力。

中外历史表明，对一个意志衰颓的民族，落后会挨打，先进也会挨打；贫穷会挨打，富有更会挨打。所以，在国家博弈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经济战争中也是这样，攻心为上，攻城为下。销蚀一个民族的意志，折服一个民族的雄心，夺走一个民族的自豪，是一种通常的战略。全球化就是这样一种攻心战略。

这种战略的核心之一就是要你接受它界定的经济体系、它界定的市场体系、它界定的国际分工体系、它界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接受它为你界定的你的经济体制；要你承认真理都在别人的手中，要你承认它的价值体系放之四海而皆准，要你承认历史的必然在它的一方，要你承认你站在了历史的另一面。

这种战略的核心之二就是让对手束手就擒。当对手接受了这种全球化价值以后，就可以在这个旗帜下谋取自己的利益。让对手在全球化的旗帜下，放弃对民族产业的保护，放弃对国际金融资本的警惕，自毁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的长城。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把已经虚弱不堪的大英帝国从霸权的宝座上最后请下来，为了让大英帝国为美国开放其广大而辽阔的殖民地和托管的市场，美国接过了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旗帜，用大英帝国曾经攻城略地的自由贸易这个武器来对付大英帝国，让其不得不开放殖民地，把帝国的殖民地变为美国工业资本的市场。大英帝国作为自由贸易的昔日旗手，当然不能反对自由贸易的价值和诉求。明知美国自由贸易口号后面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得不开门揖盗。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对拉美、日本的那两场经济战有类似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种战略，让对方在放弃自我和放弃自我保护的同时，还认为这是在按历史规律办事；让对方在打开大门让国际金融资本自由进出的同时，消除对国际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心理防线。

这种战略的核心之三就是让发展中国家安于落后，安于现状。对此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

一个国家崛起的意志和发展战略主导着国家崛起和竞争的进程。一个意志坚定发展道路正确的民族，才可能在国家博弈中胜出。正因为如此，影响对手的意志和发展战略，将它融合到以我为主的体系中，让它朝着符合己方利益的方向发展，常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要改变对手发展结果的最佳办法就是改变它的发展意志和战略。这就是通过保护而崛起的发达国家，深知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危害的国家，却要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