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面临永恒的忧虑

全球化是霸权实现自己利益的基础，而霸权又是全球化赖以存在的条件，二者相互依存。全球化的崩溃必然导致霸权的衰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英帝国军事霸权的相对衰落开启了帝国经济体系的衰落；而帝国经济的最后解体则导致了大英帝国霸权的最后倒塌。

从霸权的利益角度出发，要维护霸权就必须维护现有的秩序。维持现有秩序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将所有可能挑战现有体制的潜在对手融入现存体系，让它们接受既存的利益和权力格局，让它们在符合现存体系的方向上发展。那些在这个体系中有既得利益的国家，同样会推动这种战略。全球化是一种通过融合“消化”对手的战略，所谓利益一致的融合是不存在的。

霸权的存在是几千年来国际秩序的现实。与霸权相处，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崛起民族都面临的历史命题，一个考验智慧和实力的历史考题。一方面，崛起中的民族别无选择，必须学会承认和接受霸权存在的事实，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承认霸权的利益，学会与霸权和平共处；另一方面，必须认清霸权后面的利益实质，坚定捍卫国家利益，走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发展道路。美国在1812年战争以后实施了长达百年的所谓“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承认欧洲列强在欧洲的利益和霸权，自我“孤立”的美国公开宣称，不介入；“孤立主义”警告欧洲列强承认美国在美洲的利益，自我“孤立”的美国霸气十足地通知欧洲列强，不得干涉美国和美洲事务。

与霸权共处有许多方式。许多国家把全球化，把与现有体系的融合当成自身崛起的战略道路，把自己与现有体系的融合当成一种进步的标志。这张漂亮的成绩单后面写的可能是别人的国家利益。这种融合往往导致国家利益的大量丧失，国家财富的大量流失，经济主权的大量丢失。

想通过融合通过全球化而实现崛起的国家，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里，这个体系会容忍你的崛起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新国家的崛起对现有强权的历史意义。

任何新的强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家间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权力分配格局的变化。这种权力的再分配必然导致对现有权力垄断的打破，对现有国际格局的改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一个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相对变化而产生的自然过程。无论你怎么解释，现有强权绝对不会幼稚到无视这种自然过程的程度。任何现有强权都不希望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的崛起，都不愿意改变体现自己利益的现存秩序。在拳击场上，一个选手实力的增加，就是另一个选手实力的相对消减。一个国家的崛起就是另一个国家的相对衰落，没有一个强权愿意通过帮助另一个强权的崛起而加速自己的衰落过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强权扶持过挑战者，哪怕这个挑战者是自己的战略盟友。

美国是一个具有强大理性和前瞻性的帝国。美国在吸取了历史上过往帝国的得失以后，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更是不遗余力防止潜在对手的产生。它不会不懂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长期以来，它的两只眼睛，一只盯着对手，一只盯着盟友。既要打击对手，又要防范盟友。即使在与法西斯进行生死对抗的时候，即使在冷战时期最需要盟友的时候也不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有两个没有宣布的战略目的：其一是让大英帝国禅让出霸权的宝座；其二是把苏联融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和世界秩序。第二个目标由于苏联领导人的察觉而未能实现，但是大英帝国却因此而沦为了二流国家。美国在20世纪70—90年代为了反制日本的经济挑战，不战而屈日本。对盟友尚且如此，何况被视为对手的国家？

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全面研究了历史上帝国衰亡的历史。为了防止潜在挑战者的出现，展现出战略远见。在国际事务中的布局莫不体现这种战略用心。美国推动的国际贸易体系只是其总体战略构思在世界贸易领域的布局，希望美国能在国际贸易的框架下容许另一强权崛起的想法，不是太天真就是太一厢情愿。

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担心潜在对手和挑战者的出现是任何霸权挥之不去的永恒忧虑。美国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霸权，颇有一些居安思危的风范。在总结了历史上帝国兴衰的教训以后，深知霸权地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为了防患于未然，霸权总是要睁大眼睛，去寻找可能的挑战者，去寻找假想的对手，防止其发展壮大。它要防范的不只是现实的挑战者，而且还有未来的挑战者；不只是现实的对手，还有未来的对手；不只是真正的敌人，还有假想的敌人。当它审视一个崛起中的民族时，它考虑的不仅仅是你现在有没有实力、有没有挑战它的愿望，更看重的是当你强大以后会不会、有没有实力挑战它。它关心的主要是你潜在的战略实力，而不是你近期的战略愿望。有远见的战略家，关心的是实力的消长。谁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战略愿望是随实力变化而变化的，是随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对手善良的愿望上不是国家博弈的善策。关注潜在的实力对手，不是因为霸权喜欢树立对手，而是出于维持霸权不衰的战略需要。基于这个原因，霸权关注的是相对实力差距的拉大；基于这个原因，它一方面不断推动世界军事霸权的创新，另一方面却大肆挑剔其他国家的军费开支；基于同样的原因，它一方面大力推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大力保护自己有战略意义的核心产业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