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的目的是考察庄子、郭象、成玄英哲学之间的逻辑发展，并对三者进行比较研究。本书选取的文本对象主要是《庄子》、郭象《庄子注》与成玄英《庄子疏》。

学术界对《庄子》及郭《注》、成《疏》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从专著来看，研究《庄子》的尤多；《庄子注》的研究以汤一介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王晓毅先生的《郭象评传》、苏新鋈先生的《郭象庄学平议》、林聪舜先生的《向郭庄学之研究》、庄耀郎先生的《郭象玄学》等为代表；《庄子疏》的研究以韩国崔珍皙先生的《成玄英〈庄子疏〉研究》、强昱先生的《从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及《成玄英评传》等为代表。相关的论文也相当可观。但以往的研究都是偏重于对庄子、郭象、成玄英分别做个案研究，尽管其中也有相关内容是对庄子、郭象、成玄英三者尤其是庄子与郭象二者的比较研究，但由于体例及内容侧重点的限制，比较研究受到了一定的制约。笔者正是基于此种考虑而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也是目前深化庄学研究的需要。

首先，《庄子》哲学是道家哲学与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庄子》思想产生后，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历代有不少学者为其作注、疏，因此对《庄子》文本的众多诠释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部内蕴丰富的庄学史。如果仅局限于对《庄子》文本做个案研究，就会限制我们的视野与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庄学史的眼光对庄学史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或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思路更为开阔，并且在比较中更能加深与拓宽对《庄子》文本内涵的理解。

其次，从庄学史的视野对庄学及其他道家研究的工作已经逐渐展开，可以作为笔者揭示庄学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并做比较研究的参考与借鉴。较早从庄学史的视野对庄子进行研究者，以郎擎霄先生《庄子学案》中的“历代庄学述评”、崔大华先生《庄学研究》中的“庄子思想与中国历代思潮”为代表。近年来，以熊铁基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继《中国老学史》、《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之后出版了《中国庄学史》、《二十世纪中国庄学》，方勇先生又出版了《庄子学史》，对庄学的研究逐渐摆脱了以往就《庄子》论《庄子》的研究思路。我们认为，继这些“庄学史”类著作出版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像对老学进行断代研究一样，对庄学史中的重要人物或著作进行断代研究。因此，笔者认为选取庄子、郭象、成玄英等人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当前庄学研究所面临的困惑之一就是传统考据学研究方法受到了挑战。这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庄子》内外杂篇的创制时代与作者归属问题。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以刘笑敢先生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刘笑敢先生首先把关于此问题的观点概括为四种：（1）内篇为庄子所作；（2）外杂篇为庄子所作；（3）内篇与外杂篇各有一部分为庄子所作；（4）内篇与外杂篇都是庄子所作。诚如刘先生所说：“在承认《庄子》一书与庄子有关的前提下，上述四种观点，已是关于庄子作品问题所可能有的全部观点。”他认为在《庄子》内外杂篇的问题上之所以产生分歧，原因在于传统的主要以某些资料为依据的“支点法”考证的技术方法存在问题。因此，刘先生采取了概念分析的方法，亦即通过对“道德”、“性命”、“精神”等几个复合词的考察，认为这几个复合词产生于战国末期，进而断定为内篇早于外杂篇，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杂篇则为其后学作品。刘先生的结论一度风行学术界，成为《庄子》分篇的主要依据。但随着对《庄子》研究的深入开展，学术界对此也有反对观点，如张松辉先生就对此种结论与其考证方法提出了批评。有学者对张松辉先生的批评做了总结，如张京华说：

张书针对刘书用反证的方法点出了一个“漏洞”：外杂篇26篇中只有13篇用过以上复合词，那么其他13篇是否庄子后学的作品又如何证明呢？张书进一步说：在同一个学派内出现思想上的差异本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即使是同一个人的思想，在他一生的不同阶段，也会产生种种矛盾；对于年代久远的典籍，我们不必像有些学者讲的那样，不仅要一篇一篇地去辨其真伪，还要一段一段地去辨其真伪，越是这样“斤斤计较”，越容易出差错，倒不如整体观之，反而不会出现大的失误。说到比较真伪的标准，张书不无激愤地说：前人往往先认定庄子是有某种思想的人，然后排除，甚至从文字上删掉《庄子》中不符合这种思想的论述。如因为《天下》篇的思想与后来的某人有相同之处，就认定《天下》就是这个人所著，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立论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天下》与后来某人思想相似，说明某人借鉴了《天下》的思想呢？父子二人面目相似，不说儿子是父亲生的，反说父亲是儿子生的，这种立论的逻辑方法实在是混乱、颠倒的。

尤其是随着1993年以来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与深入研究，此种结论更是受到学者的严峻挑战。丁四新先生指出，郭店简书《唐虞之道》第11简“养眚命之正”中所谓“眚命”即是“性命”的假借，这就证明“‘性命’一词在战国中期偏晚，即在孟庄的时代已经流行开来了”，并且“由此而及，把‘精神’、‘道德’两词出现的时间断在战国末期的结论，亦应从根本上予以怀疑”。面对如此有针对性的论据材料，以刘笑敢先生为代表的以“性命”等概念划定《庄子》内外杂篇的观点的合法性实际上就被动摇了根基。

第二，今本《庄子注》著作权的向、郭归属问题。据康中乾先生考证，目前学术界关于此问题大约有五种观点：（1）《庄子注》是向秀的著作，郭象乃窃者；（2）《庄子注》是两人的共同著作；（3）《庄子注》是郭象的著作；（4）将《庄子注》的公案存而不论，就《庄子注》谈《庄子注》；（5）《庄子注》是郭象著作，但其中混有向秀文字，这与其本人无关，只是唐代编辑者所为。可见，在《庄子注》的著作归属问题上至今仍然没有所谓的“定论”。诚如康先生所言：“倘若没有有关补充《晋书》的权威性史料的发现，以之来甄定出究竟‘向秀传’之说还是‘郭象传’之说为伪，那么，这个历史公案是永远断不清的。”

第三，与《庄子注》的著作归属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庄子序》的著作归属问题。对于此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1）《庄子序》非郭象所作；（2）《庄子序》属于郭象的作品；（3）《庄子序》是否郭象作品对于郭象的哲学研究无妨。由于辩论的各方都有论据支持，故冯友兰先生说：“如果没有新发现的资料，这个辩论似乎要成为悬案了。”事实的确如此，目前学界对于该文的作者就是处在无法定论的尴尬中。

通过以上三个例证可知，每个问题的考证实际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甚至是所有可能出现的观点的并立，这说明考据学在庄学研究中受到严峻挑战。诚如冯先生所言，如果没有新资料的发现，庄学考据学研究很难进展。进一步言之，即使出现新的资料，由于人们对之会形成不同的解读，考据学仍会面临困境。

考据学的困境，决定了本书必须暂时悬搁考据学中没有“定论”的问题，而采取哲学思想比较的研究立场。正如崔宜明先生所说：“新考据学的学术立场的严肃性和对学术积累的贡献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学术研究方法。严格地说，新考据学是‘史学的’研究，它不能替代‘哲学的’研究。其次，新考据学强调无征不信，在现有材料的条件下，先秦时代的大量问题只得存疑。而‘哲学的’研究不可能因此也持‘存疑’的态度。”“无论《庄子》一书的版本流传的过程到底如何，其具体年代、作者和篇章等问题的历史本来面目如何，均不妨碍把《庄子》作为哲学文本来解读。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无论历史上那个叫做庄子的人写了《庄子》中的哪些篇章，又有哪些篇章是他的后学写的，以及哪些在后世的流传中变了样，都不妨碍庄子哲学之为庄子哲学。尽管这些学术史问题事实上都存在着，但同样是基本历史事实的是，在没有弄清这些问题的前提下，庄子哲学已经通过《庄子》一书（并且主要是郭象注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就是说，可以暂时悬搁起学术史的诸问题，从哲学的理论内涵、逻辑架构等方面去解读《庄子》文本。”对《庄子》文本如此，对《庄子注》、《庄子序》亦应当持如此立场，亦即无论《庄子注》、《庄子序》的作者是谁，我们都可把它们作为郭象的作品，因为这并不影响对其哲学内涵的理解。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认为把《庄子》及郭《注》、成《疏》作为比较庄子、郭象、成玄英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据是可行的，而且认为是有意义的。（1）三部作品之间具有文本诠释的一脉相承性之亲缘关系。郭象的《庄子注》自然是对《庄子》的诠释，而《庄子疏》亦是在郭象《庄子注》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阐发的。如成玄英在《庄子疏》的序末说：“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对这三部在诠释上具有亲缘关系的作品进行比较，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庄学演变的轨迹。（2）三部作品分属于不同的哲学思潮。《庄子》、郭《注》、成《疏》分别处于原始道家、魏晋玄学、初唐道教重玄学的不同时代与哲学思潮之中，故我们认为选取三者进行比较研究非常具有典型性，更具有比较的意义。（3）三部作品皆是庄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作。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从广义上来讲，庄学主要由《庄子》以及对《庄子》的诸多注释组成的，“但若从主流来讲则主要有《庄子》、郭象的《庄子注》以及成玄英的《庄子疏》”。（4）对三部作品进行比较，有利于深化对庄学尤其是《庄子疏》的研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尽管成玄英的《庄子疏》在唐代道教与庄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在诸多方面也影响了后起的宋代理学，但是目前学界对《庄子疏》的研究并未充分展开。更有甚者，有人因为看到《庄子疏》中使用了不少《庄子》、郭《注》的原有概念，就轻率地认为其大部分内容不过是老调重弹，没有多少新意，而不能窥见其中义理的发展。故在比较的视野中挖掘《庄子疏》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成玄英的道教思想，而且可以使我们避免不少误解。

为完成研究目的，本书正文主要进行了四个维度的论述。首先，用具体的史料厘清唐代之前庄学的发展历程，清晰展现《庄子》、郭《注》和成《疏》在庄学史中的坐标。其次，论述从原始老庄道家的“道”本体到魏晋玄学的“无”本体、再到道教重玄学的“非有非无”本体之间的逻辑发展过程。在论述过程中贯彻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追求主体境界的破执与主体行为价值的圆通是道家、道教哲学（甚至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再次，从庄学的视域把《庄子》、郭《注》、成《疏》之间的逻辑发展过程以“道体的失落与重建”概括之，并分别论述郭象解构庄子哲学的形上道体与成玄英重建被郭象解构了的道体的理论背景及逻辑环节。最后，分别从“自然”义、“齐物”义、“逍遥”义、“命运”观等四个方面对《庄子》、郭《注》、成《疏》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在对三者进行比较的过程中，本书始终贯彻原始道家、魏晋玄学、道教重玄学的理路差异，以及道体的存在与失落的差异。不仅如此，本书在比较中还坚持三个重要论点：一是庄子哲学不强调理想层面道、物关系的统一而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对立；二是郭象哲学强调万物自生、独化，其“性分”观具有双重意涵，即“性分”既有肯定万物价值圆足的一面，又有严格限定万物的活动范围的一面；三是成玄英重玄学理论最终是属于道教的，其在终极价值归宿上不脱离道教的根本信仰，并且其哲学接受了道教的“道性”观念，而“道性”也具有既肯定万物的理想价值又否定万物的现实价值的双重意蕴。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庄子》、郭《注》与成《疏》之间各自不同的哲学理路，归根结底受制于庄子、郭象、成玄英三者相异的时代感受和文化心态。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三者不同的感受和心态，遂使《庄子》、郭《注》与成《疏》对诸多相同的问题表现出不同的认识，从而使三部作品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由正而反、由反而合的义理推进过程。对于这些内容，本书在“结语”中将有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