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种景观

政治思维的主题是恒久的，然而各派思想家的方法论或景观却大为不同。各派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景观观测人与社会的主题，结论自然相异。景观的殊异，可从两个维度分析：一为水平方向的分析，即同一时代各位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如洛克之异于菲尔麦，伏尔泰之异于卢梭；二为垂直方向的分析，即与历史轨辙同方向的分析，如奥古斯丁与阿奎那之异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以及后来的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之异于阿奎那和菲尔麦，边沁和密尔之异于霍布斯。此两端，均属重要。对于理解政治思维的历史演变来说，后一种维度的分析尤为重要。

纵观西方政治学说之进化，自古洎19世纪，大体出现过四种不同景观。这四种景观作为在一定历史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景观，与现实政治热烈的变迁交织在一起，作用于人们的政治思维。所谓景观，指笼罩一定历史时期人们思维或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如在神学景观下，各门学科均受其主宰。即便是针锋相对的观点，也均在同一景观下展开，如贯穿中世纪漫漫长夜的教权与俗权之争，霍布斯与洛克的势不两立，伏尔泰、狄德罗与卢梭的差别，云云。景观是一定历史时期各派思想家政治思维的宏观逻辑，而非微观逻辑。一定时代的景观会作用于处于这种氛围中的各路好汉。正如国人近来每言某事某物，必言传统文化、心理机制、心理沉淀、思维定式一样。窃以为西方政治学说史上的四种景观为：

其一，伦理学景观，基本上主导古典古代。苏格拉底及其袭承者柏拉图确信美德即知识，反之亦然，知识即美德，所以“理想国”的主题在于讨论完善的人和完善的生活。确信美德即知识，即相信知识可以透过美德，美德为客观存在。得此美德，达此美德，便有太平盛世。柏拉图极重教育，类似于“格物致知”, “修身齐家治国”。国家被规定为实现正义。亚里士多德虽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语向其先师柏拉图告别，但伦理学景观在亚氏那里依然故我。他相信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公民联合起来以求实现道德价值，道德目的是公民营共同生活的根本愿望。反对柏氏和亚氏的人则争辩说，美德应属于私人，而不应属于社会，但美德依然是美德。从美德属于私人产生退隐生活的美德，因而有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斯多葛主义。古罗马人的政治思维不属发达，继承希腊人的衣钵，如西塞罗断定国家是个道德的集体，等等。古典古代的功绩之一，是将政治学同伦理学分而论之，从而开西方文化独特的政治思维之先河。中国古人迟迟未对这两者加以区分，政治思维有大不同。然而，在古典古代，伦理学上的目标和原则依然渗透政治。各种体制、组织、权力上的设置，均为达此目标。

其二，神学景观，基本上贯穿中世纪。古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势力日增，逐渐形成溟囉的氛围，包围人的精神活动。此时罗马进入老年，气色悲凉，惆怅沮丧情绪甚浓。因而以纯净灵魂救世的信念油然而生，并且日益看涨，结果与政治思维熔融浃化，改变了西方政治思维的景观。塞涅卡相信国家是一个社会，它的纽带是道德的或宗教的，而非法律和政治的。神学景观与伦理学景观关系非凡，从伦理的善过渡到神圣的善只有一个台阶。如萨氏和索氏说：当公民的和政治的美德退居第二位时，怜悯、仁爱、慈善、仁慈、容忍和爱这样一些美德，在道德标准中给予了较之在先前的伦理学中远为崇高的地位。待达到最高处，便非凭借神灵不可，政治的目标转为实现上帝的旨意。从教父哲学到阿奎那，从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格里高利至亨利四世与美男子菲利普，从奥古斯丁至路德和加尔文，各派思想家和政治家观念无论相似抑或相异，均没有也不曾想摆脱神学的“怪圈”。上帝创世、上帝安排俗间秩序、人法上帝成为不可动摇的信条，只不过不同的思想家都给这个命题涂上了自己的油彩。质言之，对政治思维来说，神学宗旨成为各位思想家任意的婢女，它仅仅构成他们阐述己见的主观前提。中世纪后期，这一特征尤为明显。神学景观使西方政治思维偏离古代的概念框架，选择新的概念框架，言某些学说为政治学说，非得做过概念“总换”才能理解。

其三，法学景观，盛行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后洎今（19世纪中期后有所修正）。法学景观，用恩格斯的话表述，意味着“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法学景观的缘起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首要者乃是15世纪后市民阶级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达，人文精神的弘扬光大和社会潜移默化的阶层分化。市民阶级依靠经济力量跃升为经济“第一阶级”，显而易见，他们对封建统治的政治和法律掣肘有切肤之感，意欲成为政治“第一阶级”。国家和法的地位上升或曰复兴（对古代政治思维），一是源自上述之外部世界运动，二是源自在这种运动中人性的苏醒。文艺复兴将神性从至尊的地位挪开去，树立起人性。所以马克思说马基雅弗利是近代用“人的眼光”分析政治的先驱。政治理想从敬神轻人转为尊人重世，注重人的权利、自由、欢乐和幸福。不论其理论形态如何，各派思想家的总体倾向大体一致。马基雅弗利对手段的推察、博丹对国家主权的分析、格劳修斯和斯宾诺莎对自然法的颙仰、霍布斯对专制集权的寄托、洛克对分权的规定、孟德斯鸠对“法的精神”的探讨、卢梭对社会契约的依靠，等等，均想通过设计政治体制而达到某个人类目的。自然法、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幸福成为这一阶段西方政治思维的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虽然后来大有变故，但其基本精神迄今仍是西方政治思维的主体。这种精神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自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关系。

其四，社会学景观，19世纪上半期至今存在，与法学景观共同主导近现代西方政治思维。19世纪以降，资产阶级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过往，西方社会在守旧与变革的激烈论争之中，社会并未形成稳定的秩序，反而陷于更趋激烈的动荡。于是，便有思想者怀疑法学景观的效力，认为法学景观独尊政治并未带来歌舞升平，社会的稳定或振兴有赖于更为广阔的运动和条件，即全社会的各项运动和各项关系。这一思路导出两派政治学说。一派为实证性的，主张揭橥社会运动法则，进而通过协调和适应它们达成社会和谐，如孔德之“秩序与进步”之说，斯宾塞之“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之说。广言之，边沁的功利主义与密尔的自由主义均受到社会学景观的濡化。另一派为批判性的，主张剖析社会存在的弊端，进而通过改造和变革它们达成社会进步，如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傅立叶说：在近代人中间，如同在古代人中间一样，政治学从未为人民的幸福发明过任何东西。这番话虽为偏颇，却生动体现了社会学景观与法学景观的异趣。境移势迁，社会学景观取代法学景观，或曰两者合和，是历史要求。然而没有法学景观，社会学景观亦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从后一种景观发展而来，其主旨在于超越把政治理想限于形式政治的观念，从而超越形成这种观念的社会，从更加贴切和细密的关系中获得自由。

自然，四种景观只为概观，并不排斥在每一大景观旁升腾其他景观。即便时值20世纪80年代，伦理学景观、神学景观、社会学景观均可发见。自19世纪以后，其他景观层出不穷，各领风骚。拙文也不在此分析。各种景观，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宏观文化氛围，作为某种文化因素深印人心，约等同于“范式”、“集体无意识”等，不能直接等同于政治思维、政治价值、政治对象、政治事实。时易不息，各种景观虽生生息息，但也源远流长。

西方政治学说，以人与社会为主题，经此四大景观，演绎蜕化，古代政治概念和政治价值不断更新，获取新意，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西方政治学说中影响至今并传之他域的观念，主要出自法学景观和社会学景观的政治学说。法学景观和社会学景观构成西方政治学说乃至政治文明不同于其他国度的基本。在古代中国，政治思维未曾有过法学景观和社会学景观。中国古代之政治学说，演进传承，生生不已，始终为伦理学景观。仁义礼知信、忠孝悌恕勇、天地君亲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均在通天人一内外的支配之下。大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两千年前形成的中国文化精神经久不变。当然，中西伦理学景观亦大为不同，确切地说，中国为仁学景观。有先生言，孔子没有把人的情感心理引导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而是把它消融满足在亲子关系为核心的人与人的世间关系中，使构成宗教三要素的观念、情感和仪式统统环绕和沉浸在这一世俗伦理和日常心理的综合统一体中，使儒学得以取代宗教的功能，扮演宗教的角色。加之中国古代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感应”等成分，不妨说存在一种中国式的“神学景观”。然而古代中国从未有法学景观全盛时期，史有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宣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不贵义而贵法”，却非主流。中国古代文化内部没有孕育法学景观。鸦片战争之后，有志变革之士鼎力引入法学景观的西方政治学说，但终被本土文化包围、消化。直至社会主义确立，法学景观的政治学说始终未成大声。这一个跳跃，自然会产生种种效因，姑且不论。东西方文化造成的政治思维，不能妄言孰优孰劣，只能说它们更适应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

各种景观之新新相续，并非是主观愿望的结果，而是历史运动的结果。西方政治思维与东方政治思维，均不能超越此道。